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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首席诗人”周弃子

 余一梦2005 2021-06-22


    

岁月沧桑

    

台湾“首席诗人”周弃子

——大冶诗人周弃子的生平、交游和诗文

文|刘远芳

周弃子是公认的当代台湾“首席诗人”,而他自己则说“岂止全台第一!”他对鲁迅、郁达夫甚至陈寅恪的诗都瞧不上眼,其他人更不在话下。然而,如今大陆知道其人者寥寥无几,就是诗词圈子里,对他有所了解的也极少。笔者因编历代诗选而知其人,不忍见一代才人埋没不彰,乃钩沉索隐,蒐集其事,并访其故里,证之戚属,得有此作奉献于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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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落子弟,早慧少年

周弃子,名学藩,字弃子,别署药庐,亦署未埋庵。1912年生,湖北大冶县南五乡(今属殷祖镇)赤山村人。

周弃子为周承潓长子。说周承潓,不得不说到大冶殷祖及殷氏。元末明初,殷中府由江西豫章迁到大冶南部山区开基立业,后人尊其为落业祖,其地因而得名殷祖。殷氏持家有方,至明末,人口增至千人,开枝散业,分居殷祖及鄂东南各地。至清季,其后裔殷益成家资巨富,甲于一方,因乐善好施,乡人德之。

周承潓又名周子翼,兄弟五人,排行第四。家贫,母亲纺绩补贴家用。周承潓到殷益成位于殷祖街上的店铺做学徒,因谨慎诚信,受到殷益成的爱重,命其与殷家子弟一起读书,并妻以长女。周成年后任广西兴安知县。灵渠在兴安境内,兴安与邻县百姓常因用水讼斗。周用其五弟计,于渠中犁头尖处续筑堤坝以分水,两县各得其便,争讼遂息,县民送万民伞一把。此伞存于殷祖老家,昔时每逢年节,族人辄取出展示,以为荣耀。

周承潓二哥名叫周承榕,四弟在外为官,他在家操持家政。据说他为人悭吝,节约成癖,“一块豆腐吃一个月”;常年不穿衣服,只披一条大布巾,像个衣不蔽体的叫花子。因常言“多吃何益”“穿好何益”,人送外号周何益、二花子。曾自殷祖赴县城,路经张海湾,遇该村修桥,资金不足,筹措无门,正在计议,周承榕插话,遭无视,便报捐二百串,并即命人去家里挑钱。村人才知他便是周家老二。据此可知,当时的周家,算是富户。

周承潓与妻子殷氏育有一子,在兴安为官时,又娶桂林府赵氏。武昌起义爆发,各地起而响应,是时赵氏有孕将产,承夫命携财物先归大冶,杏桃、白梅二侍女同行,二人皆大冶人氏,随侍周父赴桂。时大冶城关至殷祖中隔浩瀚的湖面,以渡船往来,第一船载家眷,周弃子于舟中诞生,因此得乳名船郎。第二趟将载财物,孰料舟子见财起意,竟携财远遁,周家顿时濒于破产。稍后周承潓亦挂冠还乡,终老故里。

周氏辈派之一部为:“智慧永兴,福禄万年。再期远继,世大显承。观光邦国,代胜家声。”周弃子兄弟三人,周排行老大;有妹一人,名学芬,早夭。周弃子谱名观棠,学名学藩;二弟谱名观棣,学名学德;三弟谱名观楷,学名学元。其中观棣为殷氏所生,观棠、观楷和学芬为赵氏所生。周承潓因仰慕曾文正公之勋名学问,乃以“学藩”为长子命名,可谓寄望至深。周弃子的外公殷益成有七个儿子,周弃子从小舅殷南甫读书受学,“秉性颖悟,髫龄能属文,下笔惊其长老”。周弃子的外祖母是近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版本学家、书法家杨守敬(1839—1915)之女。据周家人回忆,杨守敬曾来殷家走亲戚,与人打牌,大家合伙对付他,他笑曰:“你们那点小把戏瞒不了我。我一摇笔杆子,就是钱。”杨守敬是藏书极富,去世后无人继承,被分批售与日人,所余亦有不少。周弃子曾寄居其家,得睹群书,眼界大开。他偶于其间见梁鼎芬短简一件,记当时文人间交际雅事,不由得感而叹之:“神往前贤,心伤世变,不止妙墨劫灰之可为太息也!”其诗文之良好根柢,与此经历不无关系。

周弃子在大冶县中求学时,即开始诗文创作。家学渊源之外,他作诗可能还受了几个当地著名文人的影响。刘慧澄(?—1927),又名慧臣、文骏,阳新县白沙镇刘宣湾人,晚清拔贡,宣统元年(1909)举孝廉方正,民国初年任湖北省咨议局议员,后任阳新县议会议长、民团团长。是当地著名的教育家,育才有方,门生众多,曾作《登楼望小箕山示诸同学》,诗云:“凌空木笔一枝花,不许层峦叠嶂遮。绝大文章依傍少,自成机杼自成家。”有“民国第一清官”之誉的石瑛即于其门下受学,石游学欧美,刘作诗相赠。大革命时期,刘与族人在祠堂议修宗谱,被游击队突击灭门。

刘慧澄著有《琴溪诗草》八卷,《黄石历代诗选》录其五首。刘致和(1832?—1910)是大冶人,著有诗文集《秃毫馀墨》二卷,其七律《薄暮闲眺》诗云:“天寒畴为馈衣氈,况值浮生半百年。檐外晚枫颜尽醉,门前衰柳态如眠。愧无从仆勤供馔,喜有僧雏戏簸钱。到眼尽多堪画处,满林红树满村烟。”七绝《题残妆美人》诗云:“睡起东窗日已红,卷帘斜睇首如蓬。似嫌世态多妆点,一洗胭脂粉黛空。”皆生动跳脱,不落窠臼。

1926年上半年,周弃子尚在县立中学读书,写了一篇题为《舒啸轩诗话》的短文,介绍这两位家乡前辈的诗作,该文刊登于《学生文艺丛刊》第三卷第六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周弃子最早发表的作品,或许也是处女作。他在《我言红豆》一文中自称“十五龄初学为诗”,当指虚岁,因为《舒啸轩诗话》发表时,他才14岁。在这篇短文中,他提到了自己的业师刘春泽,并且说正是在老师那里见到刘致和的诗文集。他对诗的早慧,或有刘春泽的一份影响。

周弃子不仅早慧于诗,而且早熟于情。同是在《我言红豆》一文中,他说自己“闻人谈说恋爱辄喜”,曾与邻女相好,格于门第之别,不得议婚,乃有“错拈红豆误娥眉”之句。夏胡周附近村子,有个名叫慧云的年轻女孩,姿容娇好,并有诗才,因家道中落,从父母之命,嫁里中老农为妾,乡人皆为之叹惋,周弃子时年14岁,却已情窦初开,虽然未见过慧芸,亦早知其才貌双全,闻其枉嫁,顿兴“天坏王郎”之叹,于是一气作《惜花词》八首,“一以怜之,一以慰之”。其一云:

竟把红颜负此生,有才无命我怜卿。

灵芸绝世夸针巧,恼杀鸳鸯绣不成。

其三云:

晓起开窗对镜圆,朱颜白发两堪怜。

郎君亦有青春日,恨我迟生四十年。

这一组诗于1926年发表于《学生文艺丛刊》第三卷第九期,周弃子当年夏天刚从大冶县立中学毕业。他在诗中对慧芸又是怜,又是劝,“何用郎君富五车,秦皇今日又烧书。”“莫羡珊瑚高七尺,绿珠楼上月光寒。”也有戏谑,如“郎君亦有青春日,恨我迟生四十年”。如此笔力,如此思维,绝不似出自一个14岁的少年之手。

周弃子诗才早露,且早识人间情事,这组“绮情诗”可为明证,而这样的开始,似乎寓示了他一生与诗和爱情纠缠不清的命运。

2

风尘作吏,沉沦下僚

周弃子从大冶县立中学毕业后,考入湖北省立国学专修学校。毕业后,先在某媒体谋食,后得父亲故人之助,入江苏靖江县政府任文秘。又经人介绍,转入睢宁县府,成为县长李晋芳的幕僚。李是黄安人,与周为湖北同乡,亦善诗文,雅爱吟哦。李精韵文,而周擅为诗。李晋芳赠以清人黄景仁之《两当轩集》,周爱玩不忍释手,于其集有所取法,诗艺益进。李、周长期共事,公谊私交甚笃,以年岁和职务论,自是李上周下,而诗文酬唱,则不论尊卑。李晋芳调任他处,周亦随之而往,相当于古时的随幕之宾。

周弃子订交最早的朋友,也许是陈渐云。陈的曾祖父是清代名臣陈銮。陈銮(1786—1839),字仲和,亦字玉生、芝楣,江夏(今武昌)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历任要职,多有善政,官至两江总督,兼署江南河道总督。著有《耕心书屋诗文集》《楚名臣言行录》等。他的奋斗历程和爱情故事极富传奇色彩,已成为儒林佳话。

陈渐云所居名曰茧园,是当年清帝钦赐义庄。三国时期丹阳太守李衡尝于江洲上种甘橘千株,以为养家计。陈家富贵之际,曾在武昌植桂八百株,花开之日,香飘远近,里人称美。至陈渐云时,周弃子访其宅,见仅存九株。世变之烈,可见一斑。陈渐云注意时政,关心军事,“弱冠谈兵负奇气”,“驰驱陇蜀十许年,解甲归来事文艺”,与周意趣相投。三十已过才娶周之殷家表姐为妻,因抑郁致脾气暴躁,夫妻感情不和,未几妻暴疾而逝,陈悔之无及,竟投水自沉。

渐云喜作诗,学黄庭坚,颇得同人称赏,有《焄涪阁诗稿》,身后遗诗三卷近千首。周弃子曾发心为亡友付梓,因颠沛流离而未如愿。十五年后,周与好友程季柔、成惕轩回忆茧园旧事,作作七古长诗怀念渐云,中有句云:“沧桑回首武昌城,往事镌心共能记”“相看惨默勿复言,檐角秋霪泻残泪”,语极沉痛深情。

王文农与周弃子同为大冶人,也是好友。1935年,24岁的他负笈京华,成为齐白石的入门弟子。偶然之机,与状元洪钧的姨太太、“晚清第一名妓”赛金花结识。赛金花原名傅彩云,才貌双全,会六国语言,际遇离奇曲折,晚年贫病无依,寄居京城居仁里民宅。八国联军入侵北平,兵士大举掳掠,赛金花出面与联军统帅瓦德西交涉,使联军后撤六十里,并停止扰民。此事成为坊间奇谈。后赛金花贫病交加,凄凉辞世,王文农出面募捐,并设法葬其于陶然亭香冢。王曼云有挽联云:“养生刘半农,送死王文农,无愧吴侬两知己;随节而出国,乘机能救国,惊夸巾帼一英雄。”周弃子对王文农之义举赞佩不置,作诗纪其事:

彩云易散琉璃碎,从古红颜无百岁。

怜渠身是两朝人,满眼沧桑招一涕。

此意而今几辈知,弥天风义世人疑。

堂堂瘗玉埋香事,付与吾乡一画师!

自来才子多情,周弃子也不例外。1930年代初,周闲居武汉,常有诗作见诸报端,引人瞩目。武汉私立美专有一才貌双全的女生华璧,爱看电影,仰慕中国第一代影帝、韩裔演员金焰。她大胆地致信金焰,表示想当演员。当时田汉正寄居金家,便为华璧量身打造了一个剧本《三个摩登女性》,金焰果然安排华璧出演一个角色,二人情投意合,相处三年,后因故分手。此事被小报记者当成花边新闻,广为宣扬。

周弃子当时正失恋,便以此为题,作长诗一首,题曰《紫阳桥曲》,全诗为七言古风,共36句,其中有句云:“丹山雏凤擅新声,冰雪聪明众所倾。一种玲珑如碧玉,十分娇小见云英。”后二句指华碧,前二句或指金焰,或指他自己。诗中还有二句:“花栏红泪未曾销,我亦情场不自聊。”看来,从青年时代起,他便对“红药”情有独钟了。1936年,他在《国闻周报》发表七律《过废黄河》和《下邳杂诗》一组五首七绝,总题为《红药庐近诗》,这是其“红药庐”之号见于报端之始。同年,他首次使用“周弃子”笔名,在《诗经》第一卷第六期发表九首诗,包括《拟游仙诗》一组共七首七绝,《集义山句别莓子》七律一首,《为有》七律一首。成年后,渡海前,周在报刊发表诗文作品,一般不再使用学名,除署名周弃子外,还曾先后使用贬斋、孙草、司徒豹、立逊居士、柴荆、邹待清、周待清等笔名。

周弃子热爱旅行,但青年时代多在湖广、吴越间辗转奔波,未尝远徙。1936年夏初,应朋友邬晓丹之约游西安,乃有关中之行。这次北游,实有谋食之意,孰知结果不如人意,不得已而黯然离开。返程途中赴洛阳晤旧时同官王某,亦无所获,既至,便于是年七月中旬,与故交华、倪二人作龙门之游。途中经过天津桥、邵村、关林等处,一一观览。邵村是北宋大儒、著名哲学家邵庸后聚族而居之地,关林是关羽葬地,皆人文名胜。

周弃子回忆说:“关祠碑联林立,文字都无佳者;尤多近日武人所建,取秉烛达旦等小说家言入之,殊鄙,且亵帝,宜皆仆毁之。”其后在游莲花洞旁石窟时又发现“碑字甚多,类后来魏时物,十九漫漶,即可辨者谛审之,佳书盖少”。能在关林、龙门留字树碑者,想必皆一时人物,而周之评价若此,可知其悬鹄之高。周弃子在游览中,在斋祓堂见“佛像甚巨,在臂有粉笔书一行,冒广生卢毓骏同来,虽未纪年月,审笔画犹新,当不久”。冒广生是冒辟疆后人,文化名家,竟有佛身题字之举。这是延续了中国文人白墙题诗、板壁作画的传统(而今文人袖手,文盲却到处刻画,此亦世变之一例也)。周弃子见之不由手痒,于是也烧枯枝成炭笔,题名金刚股间。此种“雅事”,从侧面反映了周弃子活泼好动而逞才使气的个性。

在洛阳短暂居留那几天,周弃子于旅舍偶遇辽宁歌妓蒋黑儿。蒋曾为东北王张作霖侍妾,霖殁,东北复沦亡,流落异乡。周弃子获其事,作《蒋黑儿曲》长诗,凡48韵96句,极尽铺排,先叙蒋女身世:“家居大道青楼上,生小能歌推绝唱。才可容颜十二三,已有车马填门巷。名噪城中富贵家,排宵侍宴大官衙。”被大帅相中,“新来最得主公怜,宠擅专房谁不畏”。谁知“九月十八巨变生”,蒋女的命运随之逆转,然后联想到自己的遭际,“穷途我亦困风尘,走马长安涕泪新。此地更无亲友在,与君同是丧家人”。周弃子于1937年作文时自称“破家之后,乞食四方”,他到底经历了怎么的家庭变故或人生挫折,不得而知,但从这首长诗及其同时的其他诗作,可以推知他在青年时期极不得意,可谓遇事蹭蹬,少有欢颜。

抗日战争爆发,时势日蹙,周弃子于1940年至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在军事委员会下属部门任职。1944年,日本侵华部队为打通南北交通线发动“一号作战”, 中国正面战场遭到巨大挫败,引起各界强烈责难。同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演讲,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并征集十万青年从军。广大青年踊跃响应,对扭转抗战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据说,这一广为传颂的抗日救亡口号,正是周弃子的得意之作(此据余世存考证,也有人说源自罗卓英)。这一时期, 周弃子先后担任四川、贵州等省政府参议、秘书,军事委员会少将编译,蒙藏委员会简任秘书、社会部主任秘书。其文才已为世所知,并得高层青睐,但政治上却无所进步,所任多为文职虚衔。

1949年,周弃子赴台。去台后,长期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供职。后转职任“总统府”,名为参议,实则不在编制之内,只是聘用人员,主要参预撰写褒扬令一类的应酬文字,“身居机要,实等闲曹”,但每月有一笔收入聊以养家。退休前数年曾兼任第一商业银行秘书,另领一份薪酬,也许是对他的一种关照吧。 

3

广交名士,诗文唱酬

周弃子为人潇洒,自少年时代即喜欢读书看报,以文会友。他在大冶县中读书时,就订阅并经常浏览《《学生文艺丛刊》。《丛刊》是由凌善清主编,上海大东书局印行的一种杂志,读者以中学生为主体。周弃子在该刊发表处女作,并以其为平台交结文友。经朱少璋先生检索,发现该刊曾于1926年8月登周之通函二则,其一云:“王永镇、潘荣业、金则鸣三先生:久仰大名,复屡次拜读大作,不揣谫陋,欲结一文字缘,不知不以弟愚鲁而摈弃之否?弟之通信处系:湖北大冶城内福泰行后宅。专祝前程进步。”署名周学藩。其二云:“戚维翰先生:祈将现在确定通信处示知为祷。”

成年后,周弃子仍然热衷交结文朋诗友。成惕轩是阳新县龙港人,与周前后赴台,精于赋体,众推为骈体文大师,与周并为湖北在台二才子。二人相互赏识,常一起把酒联欢,登高北望。周在《赠渔叔即题其花延年室诗卷》诗中信手写道:“甘苦宜自知,不用费言说。……平生成惕轩,一笑真莫逆。”以此可知二人交情之深。周死后,友人收集其诗词编为《周弃子先生集》付梓,作序者二人,一为李晋芳,一即成惕轩。成序中说“余交弃子四十余载,赏奇析疑,相悦以解;曩欢簪盍,今叹琴亡”,高山流水、倾心相得之情,于中可感。渔叔即湖南湘潭李明志,诗人,书法家,曾被誉为“湖南第一才子”。曾任“总统府”秘书,后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除《花延年室诗》,他还著有《鱼千里斋随笔》等。周弃子与李并为名诗人,多有唱和,集中至少6首涉及。

周弃子自诩才人,喜交朋友,尤其愿与文学之士往来,此一习惯少时发端,终生未改。1950年代之台湾岛内,国民党士气消沉,自顾不暇,社会空气尚属宽松。知识分子敢于发声,比较活跃。《新闻天地》《文坛》《自由谈》《自由中国》杂志纷纷创刊,小小台岛,各类期刊多达180余种。一批为其供稿的作者便藉此相识,常有小聚。郭嗣汾在《自由谈》发表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失落的画像》,引起周弃子的关注,经彭歌牵线,二人结识。此后,周弃子、彭歌和郭嗣汾三人,经常一起喝咖啡,聊天,谈写作。

某天,郭邀约周、彭和司马桑敦、聂华苓等一起小聚,此后诸人便轮流作东。再后来,琦君、李唐基、夏济安等先后加入,大家每月在低档茶楼或餐馆聚会,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圈子,此即“春台小集”。参加春台小集的,既有著名作家,又有着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高阳、林海音、柏杨、夏道平、吴鲁芹等都是座上宾。当时的聂华苓尚未成名,她1949年入台,生活困顿,经人介绍到刚创办的《自由中国》打工,后得雷震赏识,成为编辑,再后来成为编委。1960年代旅居美国,因创立国际作家写作计划而闻名于世。

“春台小集”这个高大上的“朋友圈”,为周弃子在文化界建立了相当广泛的人脉,他的朋友很多,三教九流都有,有大圈子也有小圈子。台湾作家叶国威转述周弃子的好友周梦蝶的话说:“从前有些日子,我、周弃子、陈庭诗、苏永安、顾俊常常聚会,我们话题闲散,没有一定主题,多是说说笑笑,吃吃喝喝,身心灵饱足后就散了,当时并不觉得特别珍惜,大伙儿都想着来日方长,然现在周弃子走了,陈庭诗也走了,苏与顾也多年不见,风流云散,回想起来,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

周弃子与溥心畲、徐复观、高阳、罗理涛、许君武、张佛千、华仲麟、王开节、郑学稼诸人都有较多往来。遗集中录其致罗理涛书信十通,公事私事,无所不谈,亦无顾忌,可知二人交情非比寻常。郭嗣汾、“台湾联圣”张佛千都是周之密友,但关系却有区别:周的许多不愿为外人知道的事,只有郭了解,而对郭则之为小友,偶尔也指点一二;对张则视为平辈友人,相互赏识,每多戏谑。周弃子病殁次日凌晨,张佛千获其凶讯,辗转不能成眠,“忽闻客室有声,如茶杯搁置几上者三,即见客厅有灯光,入见其光来自几下地上之灯,此灯三四月未用,今忽自明,我手方伸出,灯即自灭”,张大为讶异,“继念人因急病而逝,精气未散,前来吿别,似思之可通”。

还有几人对周弃子影响较大,但他们算不得友人,而是上级和尊长,赵熙、于右任、张群、万武樵诸人便是。赵熙号称“晚清第一词人”,周自重庆时期即已结识,赞其“德行文章一代师”,执弟子礼甚恭。赴台之初,数百万军政人员蚁聚孤岛,谋食为艰,生存不易,周弃子长期在万耀煌主持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担任秘书之职。万是湖北黄冈人,辛亥革命老人,积功至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曾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他念同乡之谊,对周多有照拂。张群任“总 统 府秘书长”期间,周兼任参议,职司撰拟。海外艺人沈常福的大马戏团在台表演广受欢迎,得蒋介石嘉奖,新闻界朋友私下转托周序子代沈执笔写信致谢,张群阅信后对周感叹:“想不到一个马戏团能写出如此情文并茂的信来,真是藏龙卧虎,令人刮目相看!”周自然没有承认自己是捉刀人,但能得如此高评,心中自是高兴。

周弃子一生,勤于创作,然生际乱离,风尘作吏,自谓“少壮心力,耗于簿书,未尝专注于文章”,但他其实于公文之外也写了不少杂文随笔。其文以《未埋庵短书》为名,交文星付梓。这本书印量不多,他一般不送人,若送,则算是青眼有加了。 

4

栖迟海角,一生负气

  

周弃子自视甚高,而长年辗转官场,总是屈居下僚,不得擢拔,胸中积郁难消,不无怨心。叶国威《未埋庵旧话》介绍周氏姓字来历,说周认为大人物喜用奴才,不喜人才,叹无用武之地,以后稷私生而被弃,却得众神嘉佑,因以“弃子”为字,后以字行,学藩之名,反少人知。周弃子曾在1983年7月给张佛千的信中,自述其笔名来历:初自署“红药楼”,以谢脁“红药当阶翻”和刘禹锡“多栽红药待春还”诗寄意。继以“春还”无望,乃去“红”存“药”,改号“药庐”,应杜诗“多病所须惟药物”句意。事实上,他1936年发表诗文用的是“红药庐”而非“红药楼”,据笔者揣测,当时取此笔名,系用姜夔的“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句意,乃绮情之语,至于“春还”之寄,当在渡海之后。不过,药楼变药庐,一字之异,意思大变(“芍药”转为“医药”),竟由喜转悲,奠定了命运的基调。

1960年代由周氏自选自辑,由台北文星出版的《未埋庵短书》,收四十篇散文,全是赴台后所作。周自称“文白夹杂”,实颇自负。该书中有《从机要秘书想起》一文,作于1954年,文中谈到一件事:自己受托拟褒扬令一道,见报时发现被改动两个字,他认为涉及平仄、对仗、典故诸问题,不应改动,“事后传说,改动这两个字的,就是以比较宪法驰名的那位伟人。试问,以'胸无点墨’之人,参知枢务,焉得不'害于其政’?”要知道,“那位伟人”可是时任总统府秘书长、著名教育家、外交家王世杰!以此可见周之狂傲。

周弃子的诗中,有不少提到“未埋”。“自号未埋吾已死,若为不忍子犹疑。”(答君武兼示味菘)“偶成酩酊非关酒,早是馀生号未埋。”(午过庭诗即同人入市小饮有作)“人皆欲杀将何免,我已无生但未埋。”(壬子东坡生日...率吟四首)这便要谈到他的斋号“未埋庵”了。自称未埋,且不说本人是何滋味,听者也未免觉得晦气。怎么会有如此怪异的名号呢?

周在《未埋庵短书》序言中特作解说:某日夜深独坐,猛然觉悟自己这个人,大概已经死了很久,忆起家乡一句骂人的土话:“你简直死了没有埋。”想想自己实在只算得是一具行尸去肉,此即为“未埋庵”的由来。他请好友王壮为刻此三字,王氏并刻边款云:“弃子以此三字命刻,有愤世之意,不知其何所用之。”周弃子则以为“愤世”之说“似乎没有搔着痒处,但壮为之说亦自可通。”其实,愤世是定的,但不止于此,而且愤世的原因也颇复杂,非止一端。

居留武汉时期,周弃子迷上了比华璧要耀眼得多的当红影星阮玲玉,先后给阮写过三封情书,阮的粉丝遍天下,自然无暇眷顾这个青年书生,但毕竟由师爷代笔回信一封,略表谢意。没多久,阮竟于1935年春服药自杀,周弃子大恸,乃扶病为作《玉碎行》长诗致哀。他倾其心力搜求阮玲玉照片一百余张,并集句题诗:“斗大明星烂无数,众中我独不胜寒。长身玉立分明在,半为昏盹未忍看。”深情倾注,哀感顽艳。后来,他在报上读到别人谈阮玲玉的文章,感慨万端,作七律一首,前四句云:“少年自喜作多情,游戏文章浪得名。回首只应供笑柄,无言所咽是哀声。”满怀落寞与哀愁,尽在其中。

周弃子寄住成都期间,曾与一名叫若瑜的女子相恋。不知何故,二人最终未成佳偶,周有诗记其事,其中有句云“素质只应悲浊世,青春已分殉劳生”。此段情缘毕竟难忘,后来又有诗追忆:“门牌字墨黯凝尘,曾住云英未嫁身。去日缄书常有喜,来时窥户断无人。东风定识桃花面,楚客空伤锦水春。剩遣低回成踯躅,更谁能会意嶙峋?”

去台湾后,周弃子缘门托钵,艰于衣食,却多情如昔。1952年的七夕,他在台湾忆念对岸的旧侣,有诗曰:“眼波横处即星河,奈此洪荒一水何。有月愈增宵寂寞,无言惟对泪嵯峨。画屏银烛怜痴了,碧海青天录梦过。枉向针楼伫雪鹊,流年声影等销磨。”20多年后,65岁的他与一名26岁的美才女相识,二人陷入热恋,并一同出席文朋诗友的聚会。但是那位“慧彻天人”的美女最终嫁给了别人。周弃子伤痛不已,却并不后悔,他说:“爱情和出麻疹一样,年纪越大越严重。”他一辈子痴情,却往往伤心失望。回忆往事,恍然如梦,但毕竟经历即是财富,至少,可以变成回忆和诗:

雨后楼头欲暮天,招邀裙屐到宾筵。

蟠桃一熟三千岁,锦瑟平分廿五弦。

笔札代言申恳款,镜箱留影驻芳妍。

金樽不是无情物,意在微颦薄醉边。

看来,他至死也不会忘记阮玲玉的香魂倩影了。

周弃子的家庭状况如何,似乎少有人提及。不过,从其友的笔下,可见一鳞半爪。郭嗣汾于1953年在《自由谈》发表万字小说《失落和画像》,颇为周所赏识,而郭早知周的大名,二人经彭歌介绍而成为好友。自此,每年的大年三十,周弃子都去郭家过,与郭家老小一起吃年夜饭,一起玩牌守岁,玩到零点,再去招待所住宿,过了正月初一,才悄然离去。周的这种度岁方式持续了好几年,为什么会这样?郭没问,他也从不说。

周弃子在武汉时,已另有新欢,名叫王明春,原是其使女。是时,朱氏听说周弃子在武汉,便命次子光海去武汉寻亲,周拒回大冶,不认子,并称“你们可知我现在的名字?”——其时他已经改名弃子(此说出自其孙周邦旭之口,弃子笔名来由与前文叶国威所记似不相侔。)。改革开放之初,县里曾让周光海写信劝其父回来,周不敢写。大冶曹家湾曹威凤回大冶探亲,将家乡情形告知王明春。1980年代,王明春老人曾写信回来,可惜周家没有回复,双方就此失联。

周弃子好友王符武所撰《周弃子先生事略》,称周“貌为文弱书生,生性实血性男子。益以不羁之气,拔刀以平不平”。周在致罗理涛的信中亦作了自我审视:“鄙性愚直,向好妄言……惟凡事之涉及公序群益者,苟其所关非细,仍多出位哓哓,尤以交通方面如路电邮航,每有问题,辄多商讨,以此取憎贾怨多矣。”这大约就是他遭人诟病之处。王符武又说周“小德细行,曾不婴心”,好友成惕轩亦称其“小德出入,大隐佯狂”。二人所谓的“小德”,究竟是指什么,无人知道。但是,身为有妇之夫,却与有夫之妇相爱,这也许算是“小德出入”之一吧。他曾经赠郭嗣汾一阕《浣溪沙》,其中说“愁际本无天可问,死前惟有爱难空”,这表面上看是申述郭的小说旨意,然而也未必不是他本人的肺腑之言。

《周弃子先生集》中的书信,偶尔涉及豪门旧事,读书可获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俞大维与陈寅恪是两代姻亲(陈寅恪的母亲是俞大维的姑母,陈、俞二人为表兄弟,而俞又是陈的妹夫),三代世交,七年同学。周弃子从曾昭六、王开节处听说,陈寅恪与俞大维仕隐殊途,各行其志,来往不多。他举了一个亲身亲历的例子:他不知陈的生日,托王开节转询俞大维,王说“彼对此无兴趣,不必问”。于是周径直向俞大维的妹妹俞大彩(傅斯年的妻子)打听,答复是“我年纪太小,不清楚”。再问“可询之部长否”,答曰“他恐怕亦不记得,人已死了,不必麻烦”。陈、俞两家之间,竟如此冷淡,也许大出世人的想象吧?

周弃子与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因为陈寅恪这个纽带,也有过一段交谊,却极少人知道。二人都喜爱陈寅恪的诗词为人,对其生平和作品多有钻研。陈有诗曰“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周也数次用到“负气”一词,如“负气自然成怫郁,缘情容易得哀伤”,去世前一年,他托人刻闲章两方,其中之一即为“一生负气”。他与陈个性近似,“一生负气”,诚不虚言,而他的处世态度,受陈的影响也极深。

陈寅恪的《论再生缘》流传到海外后,余英时读到,便写了一篇书评。陈读后激动地说:“作者知我!”陈寅恪去世后,余英时又写了《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等文章,周弃子读后大为赞赏。他即赋诗一首,托人转寄给余,余也知周之诗名,乃回赠七律二首。周请人转告,建议余作陈寅恪传,余以太忙而谢绝。余英时自美赴台,周获知消息,却以照顾病人为由未往相晤,余亦矜持不肯主动。一念之差,竟成永决,直至周去世,二人终未见面。得悉讣闻,余英时请人代焚一册书于周坟前,“以赎前愆”。1984年11月,即周去世三个月后,余英时的新作《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发表,文后特加了一行黑体字:“此文献给我一位未见过面的诗人朋友周弃子先生。”又据张之淦自述,陈寅恪五十年代的《论再生缘》不得出版,便油印少量,张从俞大维处借阅,“弃子来过强取而去,久假不归,余乃无以还俞,坐是亦不能继见”。此事不知真伪,附此以供考辨,但周对该书之推崇,却是不争的事实。

“春台小集”发起成员之一、曾任《香港时报》董事长的彭歌(姚朋)说,周弃子的诗“沉哀峭奇之中,总有一分惘惘不甘之气,可能与他那仕途栖迟、梗飘蓬转的遭遇有关,与他内心'重有忧者’的感情挫折更有关。”的确如此。“盛时雨露无多日,急景风霜又一年,”“坠地总茹孤露苦,归根仍抱陆沉忧”。下文的《落叶四首》,差可见其风格。他在诗中感怀人事,绝少忌讳。1936年鲁迅逝世,他作悼诗二首,其一:

尽从恶抱识危词,一士峥嵘世所知。

造述等身推大匠,颠连攘臂斗群儿。

命因才厄真成负,病与忧兼遂不支。

那可清秋闻此耗,满城风雨欲来时。

其二:

独守坚贞事已难,若论际遇亦辛酸。

迳寻寥廓逃矰缴,犹耐高寒惜羽翰。

臧否岂皆无得失,罪功不免有褒弹。

持平二字狂兼狷,为定千秋与盖棺。

是时鲁迅极负人望,海内知名,周弃子才25岁,薄有诗名,寄迹公门,却不作依违,独持己见,这不仅需要才情笔力,还需要道德勇气,实在难能可贵。

周弃子有七律《忆雷儆寰》,其诗曰:

无凭北海知刘备,不死中书惜褚渊。

铜像当年姑谩语,铁窗今日是凋年。

途穷未必官能弃,棋败何曾卒向前。

我论人材无美刺,直将本事入诗篇。

此诗的本事关轰动一时的雷震(字儆寰)案。雷震原是国民党要员,颇得蒋介石信任,曾作为其特使赴香港从事斡旋,交结文士。1956年蒋介石过70生日,岛内拥蒋人士准备举办“祝寿”活动。蒋介石则婉言推辞,并希望民众“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分别缓急,采择实施”。《自由中国》特别出版一期《祝寿专号》,但除社论是以“祝寿”为题外,另有15位专家学者撰文,对时局和蒋介石本人提出尖锐批评。二人自此公然反目。

1960年9月雷震等人宣布将组党参政,当局闻讯震怒,即将其逮捕下狱,旋以军法判处10年徒刑。周弃子此诗对胡冷嘲热讽。当初胡适积极为《自由中国》站台,并担任首任发行人,还表示“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又说,“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人应给雷先生造铜像”,然而雷系狱后,胡却未倾力救助,周讥其难舍高位,自食其言。其实,周弃子与雷震有交谊,也曾求于右任出面相救,但他身为公门中人,自有立场,尊雷刺胡,对雷乃是出于私谊,对胡,不过出于党见而已。

笼统地看,周弃子诗好,学问好,且为人宽厚,是谦谦君子。他在社交场合常常乐意给人面子,但往往言不由衷。有一次,某诗人将诗给他看,他照例客套:“好极了,好极了。”对方遂“自谦”云:“哪里哪里,我这不过是打油而已。”周弃子闻言颇为反感,事后作文提及此事:“当时我口虽不言,心里却在想,打油?你也配?”私下里的弃子是什么个性呢?

1951年,周弃子给其内侄王念曾写信,其中说:“我对诗人二字,是可受之无愧的。你有了诗人的姑丈,即是荣幸,但不必自己也成诗人。所以,你以后只须充实国学常识,作为为人之学的资本,这是我绝对能负责的。...这方面我虽条件不够,但是指导你也是绰绰有余的。以你的智力,如果每天有一小时在我指导下补习,我保险你在国学方面,一年三百六十小时可抵学校两整年,五年一千八百小时保险你超过现在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生。”以此可见其对国学造诣的自负,他在1983年致高阳的信中则说“此地此时所谓国学,几已成为笑话之等义词”。对钱钟书亦有尖锐批评,称其“虚声夺人,即吾所常叹之文衰国乱,……亦不为过刻矣”。

他与高阳是极好的朋友,高阳的长篇巨著《红顶商人胡雪岩》三部曲出版,请其题诗,周题四绝,其中有句云:“还似屯田柳三变,家家井水说高阳。”“一千八百馀万字,小道居然极大观。”“江湖杂学谈何易,惨绿消磨到白头。”这些话最可见其个性:既称赞高阳著述丰富,读者众多,又表示了对历史演义小说的不屑。  

5

诗推首席,人去名留

如果说,“未尝专注于文章”尚是自谦之辞,那么周弃子对自己的诗却有绝对的自信。其诗诸体兼备,尤以七律为多。《落叶四首》诗云:

水冷吴江雁叫天,穷秋物候镇相煎。

盛时雨露无多日,急景风霜又一年。

密荫渐疏劳庇覆,高枝欲下强流连。

茏葱岂合摧残尽,猛忆青春极放颠。

叠翠曾为满地阴,疾风一卷换萧森。

翻怜劲草多奇节,犹幸黄花抱夙心。

何处添薪传宿火?朅来把臂是枯林。

直须拥彗千山去,扫尽闲愁十丈深。

枝老根寒亦自惭,甘心憔悴殉江潭。

看朱成碧寻常变,转绿回黄反覆参。

断梗岂应同上下,好风不道误西南。

天涯处处嗷鸿苦,说与哀蝉倘未谙。

片语萧萧下九州,飘零敢望死前休。

偶然飞动真何益,如此凋伤不自由。

坠地总茹孤露苦,归根仍抱陆沉忧。

江山无限供摇落,一种秋声万古愁。

这组诗颇能代表其风格。时人认为弃子诗极似李商隐,从而推断周弃子乃以李为师。从生平遭际看,周与李略略相似,从诗集看,周弃子的确偏爱李商隐,集中不仅有《无题四首集玉溪句》《无题六首集玉溪句》等集句诗,而且往往取法义山,作意模仿。他曾受邀赴台大中文系讲义山诗,据说反响很好。也有人认为其穷愁尖新之态,颇似黄仲则。沈云龙认为,周诗“乃诗人之诗,于李义山、王半山相近”,许逖则认为,周诗是三山——义山、半山、遗山的结晶,他以此面询,周弃子颔首认同,并补了一个后山。也就是说,周承认他的诗艺来源于李商隐、王安石、元好问、陈师道四人。当然,他学杜甫也颇用心,集中五律、排律颇多神似之处。因此可以说,他并于拘于一家,于唐宋大家均有取法。其《述诗》专论此意,诗云:

持论何曾划宋唐?别才非学亦难详。

要凭文史三冬力,一扫楼台七宝光。

负气自然成怫郁,缘情容易得哀伤。

后来寂寞千秋事,肯听群儿说短长!

他另有一首《偶成》,与此诗大同小异,其诗曰:

持论何曾薄四唐,自于深秀爱陈黄。

要资文史三冬力,微厌楼台七宝光。

神圣最难参澹远,声情元不戒悲凉。

由来寂寞千秋事,敢较时贤一日长。

然而,他似乎有意漏掉了一个重要人物—郑孝胥。郑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人物,曾追随废帝溥仪,出任满州国总理大臣,又是著名书法家和诗人,标榜同光体,为闽派诗人领袖。诗人汪茂荣曾将周诗与郑诗作一比对,发现无论是词汇、作意,还是句法,都有极大相似。周对此避而不提,想必是因为郑晚节不保,名声已坏吧。

周弃子对自己的诗极看重,也极慎重。《感旧》一组七首七绝,原载1939年《民族诗坛》第二卷第三期,两种版本的《周弃子先生集》均收录了《感旧》六首,但其中仅“北固金焦秀莫俦”一首相同,其余各首,均有修改。他对自己的诗,怀有绝对的自信,然而却不出诗集。朋友表示愿意替他收集整理,他却说,如果自己的诗文确有留存的价值,就让后人去操持吧。不仅如此,他作诗连底稿都不留,却复写寄给好友,叫别人“存档”。

1983年4月,他给金恒炜写信:“拙诗复印件奉上。此诗腹稿时,自料当似陈寅恪。今录出再看,寅恪绝无包罗精整之工力,庶几王荆公乎?颇自信也。”有关文字论争,也常将自己的原稿寄给沈云龙“归档存案”。张佛千说得明白:“其所作皆不自留稿,然近十年来,每有诗或书札,必复印一份寄我,并注曰'归档’。”有时并录其旧作交张,称“我死可埋,公必长寿,亦必有此麻烦也”,及早就托付后事,认定自己将垂名后世。

周弃子作诗,喜欢重复使用几个词,如“飞动”:

“飞动丁年激壮怀,曾于缧绁损肢骸。”(挽刘启瑞)

“平生飞动都能说,恨不逢君渡海前。”(苇窗六十)

“惊鸿顾影馀飞动,梦雨飘春足怨嗟。”(鹧鸪天。蒋芸将往香港写此赠别)

“乱离不道成漂泊,飞动从知换寂寥。”(若瑜自成都来相见有作)

也喜欢用“似”字入诗,诗题中则用“似”字较多,如前面提高到的他的自况“自料当似陈寅恪”,此处当是说自己的诗超越了陈;他更喜欢以“似”入诗题,如《答文凯兼似定山》《简茧庐兼似定山》《十八夜四子妹花园饮冰似文凯》《茧庐将之美洲集玉溪句送别兼似孙奇贤侄》。这里的“似”字,作“与”解,这种用法非常罕见(一首诗兼寄两人,大约也是为了“存档”双保险吧。)。

周弃子诗中佳句不少,以下择其部分以供赏析:

自是安民仍策上,漫嫌于世但诗鸣。(天心阁三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天悬木铎金为口,世仰乌台铁作肝。(于右任先生寿诗二首代)

龙蛇运已更三纪,才虎灾方遍九州。四十傭书成苟活,一身亡命负同仇。(摇落)

天崩难觅藏身藕,地暖争开溅泪花。(和渔叔韵)

此世不祥无可祓,他生虽渺亦难休。(士林重九)

回首只堪供笑柄,无言所咽是哀声。(卷施剪寄报端谈阮玲玉文辄题其后)

信手涂鸦矜新派,指鹿违心哂大师。(久不晤子晋却寄)

直笔尚多亲者讳,危言不免俗流惊。(读秋原近着感赠)

死是寻常才可惜,世方丧乱变何穷。(挽田子英)

失友遂无闻过日,报恩除是转轮时。(忍事)

周弃子对诗坛是什么意见呢?他给谢文凯的信里,先说了为谢改诗之事,指出了谢诗之弱点,然后说:“弟近年绝少与人谈诗,实亦无可谈者,毕竟只兄是能谈之人,故破例一谈耳。”在《致罗理涛》信中,他对同时台湾诗人作评价:“海国诗人,自以彭醇士、李次贡为一时瑜亮,弟稍积功夫,略知甘苦,使再力学十年,当不止凌迈二子,而今已矣,不必复道”。又对张佛千说:“弟百无一长,而拙诗功力,则似较胜樊(樊增祥)、易(易顺鼎),此亦海内知交所公认者。”又说:“今日时报二版简稿最后鲁迅诗一首,过去似未见过。鲁迅诗功甚浅,仅略高于郁达夫。”而其所评,竟是鲁迅向为人称引的《无题》诗:“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那么时人如何看待周弃子之诗艺呢?至少在台湾岛上,周弃子享有大名,似乎无人不知。台静农誉为全台第一,周并不领情,自言“岂止全台第一!”散文家董桥眼界甚高,也推尊“弃公旧诗独步台湾吟坛”。

当然,时代不同,时人的评价似乎也大有不同。周弃子的诗,在今人眼里是什么水准呢?天涯社区有诗友说:“其人其诗,我一无所知。不过这里贴的几首,实在称不上好。格局很小,思力可说无,情韵也谈不上。”并以《立秋夜坐惘惘成诗》为靶子作批评,而这恰是周弃子的得意之作。诗云:

已死春蚕未尽丝,拼将坐久答眠迟。

摇魂灯影穿窗暗,夺夜虫声绕砌滋。

一念太痴容有悔,万缘前定料难移。

观空割爱真虚语,记取人间落叶时。

网友说:“他像有炼字的习惯,可是往往炼得不得其法,可能还不择其地,在一个根本承不起那样重的字之处,他下狠劲儿。'拼将坐久答眠迟’这句里的'答’字讲得过去,句子也不错。'夺夜虫声绕砌滋’,这句里的'夺’字便狮子搏兔,太尽全力。'要从博涉惩空疏’,这里的'惩’字也太大太重了。他除掉极浅俗的陈言滥调,可说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如此类诗,真是一日百首也得。假使要找古人所谓'样子诗、诗样子’,这几首可称典范。”有网友甚至说:“他那脑袋可以说跟诗绝缘。”

作为诗人和诗词研究专家,汪茂荣的评价也许更加中肯吧,他说:“弃子先生算得上是承同光体闽派余绪而卓然有成的一位名家。闽派的巨子郑孝胥在同光之际就有很大的影响,虽则学者云集,但成者寥寥,原因即在于郑诗平而不易,极难得其神理。当然,仍有少数天资卓越者学得形神俱肖的,第一代的有李拔可、周梅泉(引者注:李宣龚、周达),第二代就应首推这位周弃子先生。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么,《周弃子先生集》就将并《硕果亭诗》《今觉庵诗》,而在现代诗史上鼎足为三了。”

周弃子于1984年8月12日病逝于台北,享年73岁。他生前偏爱义山诗,不仅多有集句,而且集句联也有十余副。如其赠张佛千联二副:“勉欲报琼瑶,下苑经过劳想象;谁能辞酩酊?高楼风雨感斯文。”“不知腐成滋味,要舞天花作道场。”赠鲁芹联:“浮世本来多聚散;人生何处不离群。”其中他自己觉得最切题的一副,是赠给高阳的,联曰:“永忆江湖归白发;欲书花叶写朝云。”高阳感其厚意,乃投桃报李,亦集义山句作联挽之,联曰:“煎熬亦自求,春蚕到死丝方尽;摇落伤年日,埋骨成灰恨未成。”其生平简历在世时即被收入《中华民国人事录》,其中称其“对机关管理及文书处理富有经验,长于诗文,与当代诗坛名宿多所交契,声华甚盛,诗稿约二千首等待刊”。殁后,经由许逖、郭嗣汾等生前友好的征集和整理,1988年由台北市合志文化公司出版。2009年,汪茂荣点校本由黄山书社出版。

6

其他与后话

周弃子五岁入私塾时即开始摹习书法,成年后也下过功夫。他的《致猫庵》对联“字体刚健有力,透露出不与世俗妥协的傲骨”。民间藏有周弃子书写的“联圣”张佛千所撰对联“庆誉来章云芝介寿,吉祥集萃龙丸长生”,“边识文字只有半杏子大小,侧勒策磔之间,似秋潭映月,静院落花,总是清气袭人”。周梦蝶评周弃子书法自然,“若经意,若不经意”。董桥则觉其挺秀之外,似“从瘦金体练出自家面目”,可卓然成家。其于词,似乎并不在行。渡海前数量颇少,观其集中所录,除了集句词,其他原创词并不出色,且多有出韵。

周弃子的发妻朱氏,为大冶朱家山头人。生子三:光浦、光海、光琪。

周光浦从二叔观棣学做生意,观棣无子,光浦兼祧两家。周光海母亲朱氏1959病饿而死,是年妻子亦病饿而死。同一年,周光浦带大女儿赴新疆谋生,未几女儿饿死。周家一年之内,三代亡故。

周光浦和周光琪兄弟二人于1950年代初入伍,参加“志愿军”,未过江而返。周光浦后在大冶粮食局工作。周光琪转业后到江西南昌师专上学,毕业后分配到九江县一中,一直工作到退休。周光海入宪兵学校,在长沙当了逃兵,自岳阳一路讨饭,步行回到大冶,两脚后跟有一寸厚茧,后自行脱落,其家至今留存为念。他自1950年代起即从教,1957年打成右派,1978年平反,继续从教。退休后先后受聘到大冶、黄石档案馆工作过一段时间。周光海之妻系殷益成第四子之孙女,湖北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在刘仁八小学任教,1957年被划右派,指为高级特务分子。二人生一子二女。其子周邦旭生于1952年,今已退休,两个儿子皆为读书人。

周弃子作为“海角流人”,思乡之念常在心头,几乎无时无之。他的诗中多有记述。如“依然块独成佳节,只有凄惶忆旧游。登高能赋真何用,又是伤春到感秋。”(《士林重九》)然而年华如水流逝,故乡却渺不可及。到后来甚至不再登高,“罢却登高不举觞,七年已废五重阳”,为的是不敢惹动乡思,然而如水的乡愁哪里能够压抑得住呢?“人生不死原多忆,回转青春早白头。”一直到死,他都未能归骨故土。

周弃子死后,其生前友好多有悼亡之作,郑因百《闻周弃子亡》诗可为代表,诗云:

斯人独憔悴,吾道渐消沉。

浪说名山业,难期空谷音。

野烟增暮色,落日恋疏林。

风雨高楼感,苍茫直到今。

余识周弃子于其身后,读其诗,复阅其事,感慨良多,乃不揣谫陋,作折腰体七律一首,以纪其人:

少小多情赋惜花,惯拈彩笔作雄夸。

缘门托钵徒糊口,泛海依人早失家。

一生负气无轻许,举世怜才有厚加。

爱恋本来凭意气,恩仇从此付流沙。 

说明:原载东楚晚报2019年12月21日第8—9版,见报稿有删节,以此为准。

参考资料:

周弃子先生集,周学藩著,汪茂荣点校,黄山书社2009

舣舟集——周弃子渡海前诗文百篇,朱少璋编,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

哀一代才人周弃子,沈云龙作,《湖北文献》1985年第1期,总第74期

斯人独憔悴——敬悼周弃子先生,郭嗣汾作,《湖北文献》1985年第7期

一生负气而惘惘不甘的诗人,许逖作,《湖北文献》1985年第7期

周弃子长歌一曲动江城,陈宛因作,《武汉文史资料》2000年第8期

周弃子先生二三事,郭嗣汾作,《湖北文献》2001年第7期

度尽劫波文心在,朱航满作,《创作评潭》2010年第3期

谁识高阳旧酒徒——著名作家高阳的诗酒人生,赵作,《文史天地》2013年第11期

未埋庵旧话,叶国威作,《联合早报》2016年5月20日

窃书,不是偷:现代学人涉嫌攘夺图书举例,胡文辉作,澎湃新闻2017年5月27日 5

致歉声明

本人曾于2019年在故乡读书会公众号发表《大冶籍台湾首席诗人周弃子》一文,其中提到,大冶殷祖夏胡周湾的夏姓原系周姓仆人,随周姓落业,后独立门户,直到鼎革以后,每年春节前,还安排族人到周氏祠堂做清洁、敬香,以示不忘恩德

据大冶殷祖夏氏宗谱记载,夏氏大冶殷祖第三世祖夏志明生于明洪武十七年(1384),则夏氏在元末明初之际已迁居殷祖。又据《大冶姓氏志》记载,殷祖镇赤山村“夏荷周庄的周姓系明正德年间(1506—1521)由大冶灵乡镇下周庄”迁至。据此,则夏胡周庄(今名夏何周)的夏姓比周姓落业要早100余年,并非随周姓落业;夏氏曾为周氏仆人的说法来源于周氏族人口头传说,并无文献依据,属于误传。

该文中的相关表述与文献记载不符,对殷祖夏氏族人的声誉造成了损害。有鉴于此,本人决定删除文中相关文字,重新发布,并借此机会,向殷祖夏氏和读者朋友郑重致歉。

为防以讹传讹,特此郑重声明。

    作者

    202011

附:

《夏氏宗谱》页面截图

《大冶姓氏志》页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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