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海战役前夕的国民党军队 大家都知道，黄埔军校在近代中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涌现出大量杰出将领。在众多将领中，杜聿明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作为黄埔一期的学员，杜聿明是名副其实的后来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显山露水，直到抗战之后才脱颖而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直接成为蒋介石最为倚重的黄埔系将领之一。 杜聿明一生最为辉煌的战绩，都是在抗战中取得的。尽管杜聿明率部歼灭日军数量不如薛岳，但他所面对的敌人都是最精锐的部队，可见他的军事才能。作为国民党军屈指可数的帅才之一，杜聿明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充当着战场上的救火队长。 抗战时期，杜聿明成名于“滇缅路战役”，指挥过“昆仑关战役”，并取得了战役的胜利。1938年，随着武汉、广汉接连沦陷，中国沿海口岸遭到日军封锁。这时西南地区的国际交通线就显得格外重要，成为了援华物资的最重要通道之一。 1939年11月，日军为截断广西的桂越国际交通线，同时占领南宁，派出日军第五师团以及台湾混成旅团等部队从钦州湾企沙、龙门等地登陆，随后突破国军阵地，一路北上，先是攻占南宁城，后又占领昆仑关。 昆仑关位置极其重要，它既是南宁东北方向的天然屏障，又位于桂越国际交通线上。为了夺回昆仑关，进而收复南宁，当年12月18日，蒋介石以杜聿明的第五军为主攻部队。当时第五军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素有“铁军”之称，战斗力很强。  昆仑关大捷 反观日军是有“钢军”之称的第五师团，双方在昆仑关及附近高地上，进行了激烈的交手。经过14天的浴血战斗，国军歼灭日军5000多人，成功收复昆仑关，取得了昆仑关大捷。虽然杜聿明获得了胜利，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军1.1万人负伤，战死5500多人。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后，杜聿明逐渐来到了人生的巅峰，他有过三段辉煌的经历：担任国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辽沈战役后期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权力）、淮海战役时期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权力）。 杜聿明可能没想到，一场淮海战役的大决战，让他直入谷底，最后沦为俘虏。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在消灭黄百韬和黄维两个兵团后，把目标投向了杜聿明集团，以10个纵队兵分东、北、南三路向其发起了总攻。 在解放军强大的火力前面，杜聿明集团难以招架，短短两昼夜的激战，数十万残余兵力人被压缩在以永城陈官庄村为中心约5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无法突围。1月的淮海战场天寒地冻，被围困的国军只能靠着空投物资苟延残喘。 陈官庄设有两个空投场，刚开始空投的是大米和面粉。随着柴禾等可燃物全部烧完后，又改成熟食（大饼、饼干、罐头等），结果这些很多熟食直接投到解放军的阵地上。1月10日下午，杜聿明残部被消灭，淮海战役至此结束，这一天是杜聿明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杜聿明和蒋介石 大家都知道，杜聿明最后是被解放军俘虏的，那么他究竟是怎么被俘虏的呢？1月10日拂晓，淮海战场上的枪炮声逐渐远去。在陈官庄东南约20里的小村庄有一间相对完好的农家房子，这里是华野第四纵队的俘虏收容所所长办公室，收容所所长由纵队政治部主任陈茂辉临时兼任。 陈茂辉正在跟俘虏谈话，这时纵队卫生处赵云宏处长打来电话，说是又抓到一名国民党军官，他还有记者、司机和卫士，猜测可能是一个大官。大约两个小时后，门外报告电话中俘虏的国军军官押来了。 “押进来！”陈茂辉喊道。很快，三名俘虏被押了进来，当问到杜聿明时，对方谎称自己是国军第十三兵团的一名军需官，名叫高文明。陈茂辉是一个老红军，多年从事政治工作，审讯战俘有自己的一套。 “高文明”看起来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他穿着士兵的脏棉衣，还披着一件破大衣。一旁自称《徐州日报》随军记者的尹东生（其实是杜聿明副官）抢话说：“这位确实是第十三兵团高军需，这是他的证书。” 陈茂辉看了一眼证书，顺势将一个小本子递给“高文明”，“听说你们十三兵团军需处有6大处，你把6大处处长的名字都写出来。”对于陈茂辉这一要求，“高文明”先是一愣，随即伸手到大衣口袋里掏笔，掏了半天，掏出了香烟、牛肉干、高级水果糖，最后才从棉衣口袋里掏出一支派克钢笔。  杜聿明被解放军俘虏 这些高级物品一般国民党军官根本没有资格享受，加上“高文明”拿着笔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这一下子引起了陈茂辉的警觉，一旁的尹东生再次插话：“长官，高处长的头脑被炮弹震坏了，我来替他写吧。” 陈茂辉直接拒绝了。吃午饭时间到了，解放军对战俘一向是宽大对待，陈茂辉决定先让三人吃饭。未曾想，三人被押出屋子时，恰巧碰到一群第十三兵团大批俘虏经过。有俘虏看到“高文明”便窃窃私语：“总司令……” 这被押送人员听到，当即报告陈茂辉。“高文明”的真正身份就此暴露，他就是杜聿明。眼看自己身份暴露，杜聿明直接拿起石头朝脑袋上猛砸，顿时鲜血直流，他被送到野战医院抢救……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杜聿明是宁愿自杀也不愿一直当俘虏，当然他对自己战败被俘也很不服气，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医院治疗期间，医生发现杜聿明身体不好，于是就一并给他进行治疗。 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和黄维、宋希濂等人被一起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关押改造，其中杜聿明被誉为“头号战犯”。功德林监狱的前身是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它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刚开始，杜聿明不愿接受改造，经常闹脾气。  北京功德林监狱 进入监狱时，杜聿明想得更多的是会接受各种惩罚，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他思想发生了很大改变。前面提到，杜聿明自杀未遂后医生发现他的身体不太好，当他被送进监狱时身体情况依旧不乐观。 监狱领导接到上级通知，要求给杜聿明以优待。鉴于杜聿明身体不好，就给他安排了单间，定期还用小汽车送他去医院检查身体。为了尽快让杜聿明身体康复，相关部门还派人专程到香港、澳门为他购买贵重的药品。 医生发现杜聿明脊柱炎严重，经常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尤其是晚上睡觉根本不能转身，结果彻夜难眠。医生多次专门开会研究，除了给予药物治疗外，为了矫正变形的脊柱骨，就给杜聿明特别定制了石膏板，这样他躺下时就舒服多了，也能安稳入睡。 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资极度匮乏，副食品几乎没有，但监狱方面给杜聿明开小灶，他经常可以吃的红烧鱼、烧鸡和猪肉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甚至每天可以喝到一磅牛奶。在监狱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的精心照顾下，杜聿明的身体有了很大的改观，多年的旧疾也逐渐康复。 好事情还没有结束，杜聿明被关押时很希望能了解亲人、朋友情况。在监狱方面安排下，杜聿明跟已经为人民政府工作的领程潜、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等人见面。当女婿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后，政府还主动为他跟杨振宁取得了联系。  杨振宁和妻子杜致礼 更让杜聿明感动的是，通过女婿、女儿间接知道了在台湾妻子曹秀清的情况。这一些看起不起眼的小事情，让杜聿明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杜聿明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后来对廖耀湘说：“当时，他们没有将检查结果告诉我，怕我思想上有负担，对身体不利。只是在我的病床上装了一个石膏架，让我躺着，不要乱动，并用最昂贵的进口药给我治病。后来我才知道，药是周恩来总是亲自批准特地从国外专为我进口的。就这样，我身上的疼痛慢慢减轻，心理上的疼痛也在减轻。我终于慢慢意识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在为我治病，治我身体上的病。” 然而，真正让杜聿明等战犯彻底折服的还是要从抗美援朝战争说起。众所周知，解放战争中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国民党军队，他们虽然失败，可一些将领被俘后根本不服气，黄维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杜聿明因在狱中得到优待，思想也有所松动，他在读了《论持久战》后，一度写下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 但是，杜聿明内心对解放军将领还是有些瞧不起，希望解放军能得到一些“教训”，进而为自己“出口恶气”。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类似杜聿明这种心态的战犯为数不少，他们认为我军武器装备、士兵素质等都不如他们。  杜聿明 之所以解放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胜利，而是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至于我军将领的军事才能“不值一提”。1950年10月19日，26万志愿军兵分三路秘密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得知这个消息，功德林监狱的战犯们“内心窃喜”，他们是抱着看好戏的心态。 由于战犯中不乏跟美军打过交道，因此普遍不看好志愿军能够获胜。大家利用放风时间七嘴八舌地讨论，一些战犯认为这是苏美战争的预演，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原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中将参谋长文强非常活跃，面对其他战犯询问抗美援朝的结果，他说： “这场战争结果非常清楚。苏联在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中元气大伤，没有10年、8年肯定恢复不了。美国则得天独厚，根本没有上战争伤及本土。所以，这场战争的结局是美国必胜，苏联和中共必败，我们校长回大陆的日子指日可待。” 文强越说越兴奋，回到宿舍后还专门写了一篇《美朝战争的预测》。这篇文章长达5000字，文强根据自己的理解，列出志愿军无法取胜的种种理由，最终得出结论：美国必胜，志愿军必败。 这一次，这些战犯被再次打脸了。从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发起了第一次战役，到最终把战线向南推过了三八线，狠狠地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嚣张气势。当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取得捷报传到功德林监狱，战犯们被彻底折服了。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杜聿明等战犯也终于明白，为何当年他们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结果还是战败了。此后，杜聿明积极行动起来，为志愿军积极建言献策。当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杜聿明充满深情地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大家都知道，抗美援朝战争期后勤补给线遭到严重破坏，前线志愿军物资极度匮乏。志愿军没有制空权，战士们夜行昼伏，有粮食也难以生火做饭。同时，朝鲜战场冬季时间长，后勤保障部门就研发了炒面。 所谓的炒面就是用70％小麦、30％大豆、玉米或高粱经炒熟、磨碎、混合，再添加0.5%的食盐。这种炒面易于保存、运输，加上口感还不错，深受志愿军的喜爱。当时志愿军每月需要炒面1482万斤炒面，东北地区无法完全供应，缺口需要关内解决。 周总理非常重视，当即布置任务，东北人民政府据此还下发《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的通知，对炒面的质量提出要求。一时间，全国各地出现了“男妇老幼齐动员，家家户户忙炒面”的场景。 周总理本人在百忙之中也亲自到制作车间，与大家一起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全国群众上下为志愿军制作炒面的场景，也让功德林监狱里的战犯们大为震撼。杜聿明抱病为志愿军炒面，这一次他没有丝毫怨言，完全是心甘情愿这样做。  制作炒面 原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也积极参与炒面的制作，当制作炒面的任务完成后，他据此写了一首诗，题目是《为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炒干粮》：
与杜聿明受到大陆方面的优待相比，远在台湾的亲人生活就艰难了，台湾当局几乎不给他发救济金。1957年的一天，身在台北的曹秀清突然收到在美国的女儿杜致礼的来信，信中含蓄地写道：“你的'老朋友’与我通信了，他非常关心你，惦念着你们母子的安全。” 那一刻，曹秀清泪流满面，她知道女儿信中的“老朋友”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丈夫杜聿明。于是，曹秀清向当局提出要去美国看望女儿的要求，但蒋介石知道杜聿明在大陆情况，直接拒绝，这让曹秀清心灰意冷。 祸不单行，蒋介石停止了杜聿明长子杜致仁在美国留学的贷款，致使杜致仁服用安眠药自尽。曹秀清彻底绝望了，她渴望跟丈夫团聚。继续说杜聿明，由于在改造期间表现突出，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特赦战犯之一。  战犯特赦大会 接过特赦书那一刻，历经无数次生死时刻的杜聿明，一度泣不成声。1961年3月，杜聿明等人被安排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为一名文史专员。对于杜聿明来说，余生再次跟妻子曹秀清团聚几乎不可能。 周总理将这种不可能变成了现实，在他的精心安排下，1963年曹秀清从美国辗转瑞士、莫斯科回国。分别14年后，杜聿明和曹秀清终于再次重逢，两人的激动心情可想而知。回大陆之前，曹秀清比较担心丈夫生活情况。 在曹秀清看来，丈夫是败将的身份，获特赦的丈夫是不是真正愿意留在大陆生活。见面后，曹秀清把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杜聿明就把自己多年来的经历和盘托出。当杜聿明说到人民政府如何给自己治病时，曹秀清这才知道丈夫是心甘情愿留下来的。 曹秀清回国不久，就得到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接见。周恩来考虑得很周到，接见杜聿明夫妇那天，他还邀请了张治中夫妇、傅作义夫妇作陪。周总理对曹秀清回国表示欢迎，对他说：“欢迎你回国定居，你的一切活动没有任何限制。” 周恩来的亲切关心，让使杜聿明夫妇非常感动，更坚定了两人为国家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1964年11月，杜聿明受邀参加第四届全国政协会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从一名战犯，到走进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这是多么大的戏剧性变化。  杜聿明夫妇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病逝，终年77岁。悼词中这样评价杜聿明：“他虽然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他有光荣的后半生，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人民怀念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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