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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每逢碧叶间洁白的栀子花沁出幽幽的芳香，我就想起我的大哥和我的兄弟们。往事浮上心头，一幕幕甜美的回忆，一生隐隐的痛！我出生在皖西北，上世纪被称为安徽西伯利亚的地方。其实称为西伯利亚不准确，我们那里并不荒凉，相反，热闹得很，人口众多，几乎村挨村。我们村，几片低矮的土坯茅草房，一圈家沟，稀稀拉拉一些杂木围住房子，让茅草房显得影影绰绰。一条窄窄的砂礓路蜿蜒出村，隐隐约约钻进青纱帐。偶有一缕青烟婷婷袅袅飘向蓝天，融化在白云里。我们当地的主粮是小麦、黄豆，偶尔也种玉米和高粱，产量都很低。红芋也是主粮，后来经过反复改良产量不错，成为一年四季的主食，蒸馍馍、做面条，煮着吃、馏着吃，天天吃、年年吃，缺乏油水，只吃得人口吐酸水，看见就头大。那时候红芋不怎么甜，是人的主食，也是家里猪和狗的主食。不是当时产量太多，而是没有其他选择。红芋也不够吃。当然做梦都想不到如今城里人会把红芋当宝贝。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人口快速增长以后，我们那个全国大贫困县更是雪上加霜，温饱问题是当时老百姓的主旋律。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矿产资源没有、水资源匮乏，林业仅能满足建房和生活使用，渔业稀有，土地都挤出来种粮裹腹，根本就没有副业。没有资源就难以发展工业，后来国家硬上马的县化肥厂可能就是我们那里乏善可陈的工业了。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出生并度过我的幼年和青少年时代。我祖上为山东枣庄移民，只能说可能是，因为几百年下来，只有传说，没有官方资料，没有历史遗存，没有族谱，自然几百年也没有出过像样的人才。我爷爷辈是单传，在乡里大气不敢出一声。好在我的奶奶娘家解放前有人阜阳城做官，加上爷爷、父亲做人都很低调，一家人也算是平平安安。我小的时候见过爷爷，慈眉善目，总是脸上带着微笑。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邻里一个大男人欺负我，都追打到我家门口了，爷爷依然微笑着赔不是，居然没有发脾气。当然那时奶奶已经去世。而奶奶给我的印象是一脸严肃，我没有见过奶奶的微笑，哪怕是在她最疼爱的长孙面前。也可能是我和奶奶的缘分浅，我出生没几年奶奶就去世了（1976年）。关于奶奶有一点我印象极深。农村过去过年之前要炸年货，油炸的年货都是好吃的，馓子、麻叶子、油粑子、果子、炸猪肉，在饥了上顿饥下顿的年月，农村那炸年货时飘出的香味是多么有吸引力就不用说了。中国人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民族，不管日子过得有多难，大家都会很隆重地开开心心过大年。
父亲很孝顺，每逢过年，分开生活的爷爷奶奶年货总比我们家丰盛一些。过年正值寒假，奶奶炸年货时那茅草厨屋里飘出来的香味极具诱惑力。奶奶是一个很讲究的老太太，尤其是在炸年货的时候。奶奶油炸东西时要关着门，在年货没有全部炸好之前，是不准人进去吃的，还很忌讳“干了”、“吸”、“嘭”这些类似的词，奶奶说不吉利。年货炸完，奶奶要先在家里贡桌上摆一些，敬神、祭祖，然后才轮到大家打打牙祭。但有两个人例外，那就是我父亲和我大哥，他们两个要是想吃，可以笑眯眯地在奶奶炸年货时溜进厨房，抓住就跑。当然奶奶也发脾气，她时常手边备一个木棍，大拇指般粗细，二三尺长。奶奶打没打父亲和大哥，还是重重拿起，轻轻落下不知道，但每次都见他们手里拿着好吃的，在奶奶的骂声中，笑嘻嘻地从厨房里跑出来，还会分给我们一点，但我和姐姐还有二哥、五弟从来不敢，因此也就没有机会领略奶奶的木棍。当然后来又多一个例外，那就是我的三哥，三哥可以享受奶奶的特殊待遇。据家里人说，因为三哥自小多病，受了很多苦，最主要的还是三哥相貌很类似奶奶娘家一个有地位的人。大哥和三哥都是五官清朗、气度优雅的帅男人。父亲有一个弟弟，父亲很疼爱他这个弟弟，解放前因为爷爷奶奶小有几十亩薄地，家里条件还不错，父亲读了好几年私塾，一解放就成为新中国的人民教师。他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小叔吴月光受什么教育我不知道，因为小叔在他结婚三个月后死于一场生产事故。据说过去拆老房子都是先挖墙根，然后让房子倒塌。一次邻里拆房子，到了准备吃中午饭时刻，别人都休息了，我小叔还在一个人干，结果房子倒了，他没有来得及跑，砸坏了，当时医疗条件太差，不久小叔就走了，也没有留下一儿半女，小婶子自然也改嫁。小叔和父亲的交集我知之甚少，只听说父亲经常逼着小叔背诵汤头歌诀，要他学中医。我小时候还见过小叔手抄本的汤头歌诀。因为我和三哥、姐姐都还没有出生，怕父亲伤心，家里也很少有人提及小叔。父亲去世多年后，我整理父亲遗物，看到父亲一本工作笔记，在最后几页有父亲的类似自传的文章，还有就是父亲写了一首怀念我小叔的无题诗，多少次读起来心里隐隐地痛，这也是父亲留存的唯一一篇文学作品，能感觉到父亲对他弟弟深深的爱和怀念。
父母亲总共生养了我们兄弟五个，还有一个我姐姐，我总排行老五，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在我们老家，女孩不参与子女排行，因此家里人都喊我老四，那是我长大以后。小时候是直呼其名（乳名），后来我进城成了“国家干部”、工作了、结婚了，是个有点体面的人，喊小名显得有点“冒犯”，就都不喊了。我和我小弟差3岁，等我小弟出生，家里缺粮史无前例，五个男孩，要是在当今，说不定能把父母吓疯。而我家大姨共生了五个千金，没有男孩，据说我差一点就变成我大姨的儿子了，不知道后来是什么原因，据说是父亲舍不得，亲戚两家换孩子没有成功，我依然还是我父母亲的儿子。
我小时候所在地农村没有幼儿园，当时我都不知道学龄中还有幼儿园这么个东西，那我们村庄就是我们的幼儿园，只是没有老师、没有玩具、更没有点心。大人上地干活，父亲永远在外地教书，我和其他同龄小孩撒脚丫子满村子跑，小一点时到离大人干活不远的地头田间、麦秸垛、红芋秧子垛、屋里屋外捉迷藏。大一点，偷偷下沟里玩水，被大人逮着还得挨一顿屁股。那时我们小孩学会凫水（游泳）都不需要大人教，玩多了就无师自通都会了，当然也有还没毕业人就没了。再大一点，谁家种了瓜果，结了多少，熟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一本清账。当然瓜果就那几种：桃子、杏子、石榴、黄瓜，世世代代传统的四时瓜果，在我们眼里，番茄也是瓜果，茄子也能生吃。西瓜都很少，没办法，地是用来种粮食的，要吃饭，我们那里还是商品粮基地，要缴公粮，不能随便种其他东西。至于后来知道的橘子、香蕉、芒果，没听说过，更没有见过，进口水果更不用说。葡萄，我们村有一棵，野葡萄，长在沟半坎儿，葡萄粒儿比如今市场上的小将近一半，紫不溜秋，酸酸甜甜的，以酸为主，偶尔也偷偷地尝尝鲜。苹果我们当地也没有，但我认识得早。隐隐约约记得奶奶病重期间，她一个娘家侄子在外地当兵回来看她，带了两个苹果，当时奶奶已经病危无福消受。为了让大家都尝尝，母亲把这两个苹果切成十多牙，每人一牙。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苹果，第一次吃到苹果，甜甜的，带有一些酸味。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我依然还记得那分食苹果的场景和苹果的味道。严格讲，农村没有花卉，我们所看到的是野草上的花，如：牵牛花、蒲公英花、七七牙的花，夏季也能看到野睡莲黄色的花。树上也开花，如桃花、杏花、梨花、槐花、泡桐花、梓树花、楝树花。最美的是石榴花，五月榴火，红绿相间，伸手可及，很美。再就是庄稼开的花，芝麻花、南瓜花、黄瓜花、豌豆花、偶尔也能见到向日葵的花。还有就是棉花也开花，这个花很有意思，早期淡黄略带点乳白，快谢的时候是水红色，好多人都以为棉花花朵有几种颜色，实际上是刚开时和快谢时不一样。真正的花卉能见到的有鸡冠花、月季，况且月季花色没有今天多，也很稀有。农村孩子可以把本能发挥到极致，到了能自己吃饭的时候，不要指望有人会喂你，盛到碗里你就吃，不吃你就饿着。大人们可能等不及收拾碗筷就要赶去上地。所以要生存就得自己会吃饭、渴了自己找水喝，饿了，在家里扒拉块剩馍就啃，夜里冷了自己拉被子盖。
孩子们长知识要靠会模仿，看大人干什么就学什么。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家庭电话，少有书籍，见不到报纸、杂志，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早期甚至没有广播，还是后来才每个生产队安装一台高音大喇叭，主要是播放通知，有时候播放点新闻，偶尔也播曲艺和流行歌曲。新闻是农村人学习普通话的唯一途径，只是听得懂，并不知道还有普通话这个东西。学校的老师也用家乡话教学。世世代代乡村俚语伴我们成长。我小时候就比较木讷，就是有点“愣”，因为不会变通，长相也不富贵，因此就不讨人喜欢。相比其他兄弟，甚至连母亲都不怎么喜欢我。当然母亲不喜欢是相对的，按照母亲的说法，要是不喜欢，你们哪一个也长不大。比如小兄弟打架，不管怨不怨我，不管比我大的，还是比我小的，在母亲面前总是我没理。父亲又常年不在家，不知道后来我一“愣”到底的性格是不是与这有关。哲人说：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说明性格很重要。又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里的本性也是指性格。小时候稍微懂点事，我对自己一“愣”到底的性格也自卑、彷徨、无奈。当然事情总有两面性。从上小学开始我对儿时的记忆慢慢开始清晰。那时大哥、二哥均下学参加务农，那个时代生产队物质分配是按“工分”数量，工分要靠参加生产队劳动获取。母亲、大哥、二哥和大嫂、二嫂是家里能挣工分的劳力，我和三哥、五弟都还小，要么学前，要么上学，底下还有几个侄子。那时我们家是大家庭，印象中最多一家12口人在一个锅里吃饭。姐姐好像还不到劳动力年龄，下学早，整天做饭、拾柴火、带弟弟、喂猪，很辛苦。据说不是姐姐不想上学，是家族里有些重男轻女的思想。这也是后来我们兄弟觉得亏欠我姐姐的原因。特别是父亲晚年多病，不管什么原因，照顾父母最多的是姐姐，最孝敬父母的也是姐姐。父亲晚年时常常流露出对我姐姐的愧疚。当然那时要养活一家人，我的哥哥、姐姐、嫂嫂们都各自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愣”，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傻屌”。我的印象中好像只有二哥这么叫过，二哥下学最早，干活实诚，整天忙于生计，什么重活、脏活都义无反顾地硬扛，连父母都很心疼。二哥急脾气，累急了，看我做什么笨手笨脚，就会“恶狠狠”地喊我“傻屌”，有时候动作慢了还会在屁股上给我一巴掌。印象中，直到我上初中，这个家族里我专有的“雅号”才慢慢被大家遗忘。当然二哥也疼我，他吵我打我可以，人家打我不可以！记得我上小学时，邻村一个年龄大得多的学生欺负我，二哥当时正在地里正干活，听说后，不由分说，拎起扁担就找人家拼命，大哥也紧随其后。两个哥哥跑到别的村子里要为我讨回公道，一点不畏惧。后来对方家长把那个大孩子打了一顿，赔不是，并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才了事。这件事到如今我都历历在目，很感激二哥大哥。讲起这个雅号，也不是二哥有意，这个雅号怎么来的，谁第一次喊的，我不知道，也记不住。但这个雅号有很深的家族背景。我们吴家几百年来有一个多少代人总结出的规律，叫“四门不出”，意思就是不管族里哪一分支，男丁排行老四的一家均人丁不旺，大多绝户，几百年难以打破。我们家族的亲戚我大舅一个儿子智障，大姨家一个女儿被称为“幐子”（古语幐téng音，盛物的袋子。这里借用这个字、音，意思是酒囊饭袋、智商不足的意思。）我们家有排行老四，出个“幐子”，不足为奇。父亲又很博学，旧社会的风水、卜卦甚至中医之类的书读得不少，很受影响。但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就没有叫过我“幐子”，我自小就很勤劳，家里、地里活抢着干，从来不珍惜自己的体力，就是累个半死，从来也不会刁奸耍滑，父亲就很疼爱我，多次对我说：“小四儿勤劳，又细皮嫩肉的，以后自有贵人相助。”我小时候皮肤略白，细皮嫩肉应该有一点。我一辈子也没悟懂父亲这话是发自内心的，还是在安慰我？父亲的这几句话我一直耿耿于怀。要说是真心话，也经不起推敲。我们兄弟姐妹6人，父亲是解放前参加工作，1982年离休，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建国前老干部”。按当时的政策，父亲离休后，他的子女可以有一个接班名额，年龄不限，婚否不限，儿、孙、男、女不限、文化程度不限。接了班就可以吃商品粮。在那个年代，吃商品粮，那可不是一般的意义，不说一步登天，也差不多，特别是农村娃。当时这种情况不少，有些人昨天还在地里带着孩子干活，第二天变成了吃国家饭的人。还有一些人正在小学读书，突然间变成了公家的人，学照上，工资照拿，等毕业以后就可上班。因此好多家庭因为接班的问题，酿出了形形色色的悲剧，生气、打架、喝药、上吊，屡见不鲜，许多人和事就发生在父亲的身边，可以想象当时父亲的压力有多大。当时我上有两个务农的哥哥一个姐姐，一个中学刚毕业的三哥，下面还有一个小三岁的弟弟。但父亲把这个名额留给了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当时我上初中，傻乎乎的也不懂。从这件事上分析，父亲估计真的相信吴家“四门不出”这个魔咒，怕我自己不能照顾自己，就优先给我一个饭碗。但父亲的那番话似乎又是真的，因为后来我并没有接班，不是接不上班，而是三哥和我一次长谈后我主动让出了这个金饭碗。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考中专考不考英语，什么时间开始考英语，耽误了很多人。因为以前模棱两可，英语老师也缺乏，所以好多学生英语蹩脚，我三哥就是其中一个，他其他学科都炉火纯青，唯有英语怎么补都补不上来，上了那么多年学，混了一副近视眼镜，三哥爱美，本就生得俊朗，又有点爱时髦，穿过当时最流行的喇叭裤，腰里装过镜子和梳子，以后要教老牛下操，情何以堪？三哥当时那个郁闷！三哥就找我商议，说他想接班，我还小，还有机会，以后如果我想考学，他一定不遗余力帮助我。我还就真的在父亲的见证下，把接班让给了三哥。不过说真心话，说考学，当时真是天方夜谭！我们那里方圆左右十里八乡几十年也没有听说有谁考上了大学，有一个上大学的还是推荐的，人家父母都在城里做官，俺们这小老百姓，想都不敢想！但后来我还就真地突发奇想：考大学！并且成功，成为我们当地十里八乡几十年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家的孩子”，而且三哥也真真切切地兑现了诺言，这是后话。《待续》
作者简介：吴龙飞，1969年出生，1993年安徽医科大学毕业，医生，阜阳市作家协会会员，阜阳市第五届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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