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清代两个地方官革除弊政的启示

无聊之时，聊聊古代的地方吏治。

满清时期，有两个地方官吏在任时期对当地存在的弊政立志改革，都值得赞许和称道，但是，一个的结局是不仅失败而且殃及自身，以悲剧告终，一个的结局是获得成功，并得到时人和后人的称赞！

下面首先我们看看这两位地方官吏改革弊政的事迹：

蒋薰（1610—1693），字闻大，号丹崖，原籍浙江海宁后徙居嘉兴梅里。明崇祯九年（1636）中举人。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蒋薰按籍初任职缙云县（今属浙江省丽水市）儒学教谕。康熙二年（1663）十月，时年53岁的蒋薫迁伏羌（今甘谷）县知县。到任后他看到老百姓赋税沉重，究其原因在于把持赋税征收实际权力的地方势力上下其手，运用各种手段，从中中饱私囊，加重了百姓负担。

鉴于明代三饷加派激化社会矛盾而导致王朝速亡的教训，清朝皇帝向全国官民宣布，在赋税征收上“永不加赋”，但实际情形是明末加到老百姓头上的税负并未减少。康熙所说的“永不加赋”，根本不是所有赋税项目，仅仅是指新增人口的人丁税一项而已。

清朝初年征收的赋税，包括地银和丁银为两个大项，也就是按田地数量征收的田地税，和按人口数量征收的人丁税，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其他税种。赋税征收过程中，制度允许的所谓“浮收”“火耗”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杂派乱征。

　　“浮收”是指在正项皇粮的征收、储存、运输、保管过程中会产生必不可少的费用，清朝规定把此项支出折合入皇粮中，百姓交纳皇粮一石，只能折合为八斗，一下子增加百分之二十的负担。还有一项叫“火耗”，情况大体与“浮收”类似，国家的税银在征收、熔铸、运送时会产生损耗，也要分摊到百姓头上，火耗的征收比例更为惊人，达到正项税银的百分之三四十是常态，数倍于正项税银也稀松平常。

杂派乱征则是指政府官吏违反国家政策制度，以多种名目和手段，超额征派赋税和劳役的行为。清初各地普遍存在着私征私派的现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吏治问题外，还存在着深刻的制度性因素。即清政府为解决中央财政的极度困难，实施了对地方财政的持续性削减与紧缩的政策，使得原本就入不敷出的地方政府，更加举步维艰。私征私派所暴露出的地方财政问题。地方财政支出不得不依靠各种非法收入，杂派乱征就是重要的途径。

      在一个县，县官是流动的，而县里的衙役和基层里长则是长居当地的地方势力。县衙差役承担着田赋催征、差徭征派等各项繁杂事务，是县衙门赋税征收职能得以正常运转的重要一环。差役是县衙赋税征收的直接执行者，他们通过基层的里甲具体摊派到户，层层征收上来，在征收过程中恣意扰害、勒索乡民，贪赃舞弊手段层出不穷。

蒋薫康熙二年十月到伏羌就任知县，第二年即康熙三年三月间，也就是说，他当县官不到半年，屁股都没坐热，对当地的民情吏治还没有完全熟悉的情况下，就新官上任三把火烧起来，先将“杂派乱征银一万四百七十余两通详革除”。这一个革除弊政的举措，也一时得到上级的批准和赞扬。是不是因此得到百姓的拥护，没有看到任何记载，估计老百姓知道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的这一举措一时得到上级的允许和表扬，因为据说“蒙大老爷批示，立碑永禁” 。不仅得到批示，而且为此立碑，以示永远禁止。

蒋薫书生意气，有为民之心，出发点值得赞许，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可能他不知道，他的这一举措得罪的不仅仅是个别人，而是依附在杂派乱征上讨生活的这一个群体。一万四百七十万两白银，不是个小数，估计许多衙役的收入一下子会减少许多。当时他没有其他途径和办法弥补这么一个大窟窿。因此，他的麻烦就因此注定了。

果然，到了康熙四年正月间，麻烦就不期而至，蒋薫因私自减免民赋，遭人诬陷，先是被郡府拘留十四天，后来释放回县，他没有意识到更大的麻烦在等着他。康熙四年（1665），蒋熏作有《正月七日入郡拘留至二十一日还县》四首，其自注云：“奉藩郡两檄，督各州县捏荒作熟报完考成，始释放。”说明蒋薰因三年免除钱粮之事，曾被郡府拘留，后释放。同年（1665）四月八日，蒋薰以伏羌县令身份参加大像山祈雨活动。《留素堂文集》卷六“大像山记”载：“今岁在乙巳，久旱祈祷不应 ”。

估计蒋薰在回县衙后，对自己减免的杂派乱征并没有恢复，因此，这些受损的群体也就不会善罢甘休。康熙四年冬季，情况迅速恶化，“忽坐以侵欺”，不仅免职，而且罚其清赔私免钱粮，不得返乡回家。从此成为一个失业人员，生活无着，流落于陕甘之间，还要归还“私免”的一万四百七十万两白银。但一介书生，能做的只有教书，而要依靠教书攒够“私免”的银子，是一辈子都完不成的事。

蒋薫离开县衙，身处异乡，天寒地冻，举目无亲，无立锥之地，惨淡到投奔寺庙居住的地步，其情其景，令人唏嘘。《留素堂集·塞翁编》卷二诗“十二月二十八出署”，即乙巳年（康熙四年，公元1665）十二月份，蒋薰即已被解职，离开署衙开始了他的流落寓居生活。在其后不久所作的《万寿寺独饮》诗中明确说“罢官已是客，投寺竟如僧。”

蒋薫的伏羌门人张辅辰《塞翁编引》中“先生治羌二年，寓羌六年”。郭传芳《留素堂诗删总序》亦云：“流宕成纪、南安且五年。”

在流浪陇上四处乞食的几年时间里，他也没有放弃为自己上诉申辩，但是没有人为他出面主持公道，直到康熙九年（1670），华善任甘肃巡抚的时候，事情才出现了转机。经过蒋薰的申诉和其他官员的建议，华善为蒋薰平反昭雪，并允其回乡。康熙十年（1670）七月二日，蒋薰即将离别伏羌县，激动地作了《去羌二首》。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就任知县时革除弊政的例子。

王权(1822-1905)字心如，号笠云，甘肃伏羌(今甘谷)县人。22岁中举后历任文县教谕及文昌、天水、正兴、兴文四书院山长。50岁以后，出任陕西延长、兴平、富平知县。他每到一地，都关心民众疾苦，提倡节俭，革除弊政，受到百姓拥戴。这里举到兴平县后的一个举措。

同治十三年(1874)，王权就任兴平知县。兴平地处通衢要冲，当时“官差”浩繁，过往军旅经常临时拉差。老百姓苦不堪言，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他用公款买50匹马，交城郊农民喂养。发给草料费，闲时耕田，忙时支官差。这样即节省了县衙开支，减轻了百姓负担，同时又为一些无力购买役畜的贫苦农民解决了役畜。光绪三年(1877)，陕西发生饥荒，他一面减轻赋税，厘定差役，一面力请赈救，举办义仓，筹集钱物，开办粥厂，亲自施舍。光绪七年(1881)，陕西又遭大旱，收成大减。兴平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数字最少，省当局欲隐瞒灾情，让知府出面给王权写信，要他改动上报数字，他执意不肯。省上又要各地续捐义粮，他又据理力争，使兴平人民得以免捐缓征。为此引起上司不满，竟被罢官，兴平数百士民到省上恳留，最后陕西巡抚怕因此引起群体事件而让他又回兴平任职。光绪十年(1884)，他离兴，任富平知县。光绪十二年(1886)，王权辞官路过兴平，迎接的人群长达十多里，入城时，数千人簇拥在车子周围。王权在诗中描述：“耆老掀帷视，群惊鬓雪堆。此生余一面，几载盼重来”。光绪三十年(1904)秋，兴平百姓在槐巷为王权建立生祠，人称“王公祠”。

王权对地方官员的施政和廉政有自己的理论，在他的学生张世英就任甘泉县知县的时候，向他请教如何做好地方官员的时候，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送张育生之官甘泉》，总结了自己做地方官员的实践和体认，谆谆教导张世英如何在好官难做的情况下做一个好官。首先他指出不能像许多官员那样只顾“尽心于上”，而要“尽心于下”，一心为老百姓着想：“苟利于民，上官曰勿为，弗敢已也；苟不利于民，上官曰为，弗敢徇也。民安则心怡，民病则心凄，而上官之喜怒，己身之利钝，勿恤也。”第二，他进一步指出，尽心于下，要做到“廉”“勤”“明”，但不能因此而“恃”，因为一旦有“恃”就会产生三种流弊：“操非廉不立，而廉不可恃，恃廉则啬，啬之流也刻；职非勤不举，而勤不可恃，恃勤则躁，躁之流也蹇；事非明不判，而明不可恃，恃明则察，察之流也苛。”第三，他指出在廉、勤、明而不恃的基础上，还要避免三种歧途：“一曰诡异以动物，一曰纷更以凯功，一曰姑息以媚众。”他结合当时官场的现状，概括和针砭了这三种歧途对地方治理和民众正常生产生活的危害。第四，他给张世英指出了杜绝歧途，走正道的几个要领：“简”“严”“诚”“谦”，最后回到甘泉的具体情况，指出“甘泉治处北山之冲，兵饥洊仍，土瘠民散，抚辑尤难为力，然苟以吾说处之，民病倘有疗乎？呜呼，讲吏道以救疲氓，吾知育生之急于行也。”在勉励中寄托着无限希望，可谓语重心长，可喜的是张世英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在甘泉和渭南任上，当地士民多次挽留，以至于放弃了升迁的机会，被誉为“张青天”。

从蒋薫和王权革除弊政的不同结局，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其中最主要的是有尽心于下，想为老百姓办事的良好愿望，还必须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万不可盲目激进，把自己置于险地。此外，何处弊政，还要让受益的群体知道真相，获得他们的支持，这样才能避免势单力薄，gu'li'wu'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