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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不对,努力白费。

 唐剑平 2021-06-24

【材料】《资治通鉴》汉纪 孝元皇帝 初元二年 前四七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望之名儒,与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
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
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与望之有隙。
【译文】春季,正月,皇帝前往甘泉宫,祭祀天神。乐陵侯史高因为是外戚,受命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做他的副手。萧望之是当时名儒,与周堪都担任过皇帝的老师,情谊很深,皇帝很是信任,屡次宴请接见二人,谈历代的安危兴衰,陈述国家的大政方针。
萧望之推荐皇族出身,精通儒家经典,又品行纯正的散骑、谏大夫刘向(又名刘更生,《战国策》作者)兼任给事中,又推荐侍中金敞(匈奴世家:金日磾有弟金伦,金伦子金安上,金安上子金敞,金敞是金日磾的侄孙。事见:为什么有些事对别人来说是举手之劳,可他们却不愿帮忙?,同在皇帝左右,纠正皇帝的过失。
四人同心协力,筹谋商议规劝引导皇帝实行古代制度,打算多方纠正政治上的失误;皇上对此心意向往,且纳用其言。史高不过在高位充数罢了,因此和萧望之有了嫌隙。
【解析】一、材料背景
前48年冬,汉宣帝刘询崩于未央宫。临死之前为汉元帝刘奭指定了三个辅政大臣:以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以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以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受宣帝遗诏辅政,共领尚书事。
史高是谁?汉武帝生戾太子刘据,刘据娶鲁国史良娣,生子刘进,刘进生宣帝刘询。史良娣有兄弟史恭,这个史高,就是史恭的儿子。也就是说,这个史高,是汉宣帝刘询的表叔。
而宣帝生于掖庭,从小就被丙吉送到外祖母贞君家抚养,而外祖母年事已高,家里的经济来源全靠史恭父子,也就是说,史高其实是把宣帝养大,看着宣帝长大成人的表叔。
武帝朝,卫太子之乱,卫太子一系尽诛,已经没有非常亲的亲属,这个表叔,其实跟亲叔没什么两样。
与此同时,但凡跟卫太子家有点关系的,大多急于和宣帝撇清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家不避生死,坚持抚养宣帝。
所以说,这个史高,是从小把宣帝抚养长大,看着宣帝长大,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表叔,比亲叔还亲。
这就是宣帝安排史高辅政,而不是许家外戚辅政,其原因就在这里,养育之恩深似海,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史高,是宣帝绝对信任的人,即使君臣,也是长辈。
萧望之是谁?
萧望之是萧何七世孙。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到了萧望之的祖父手上,就已经泯然众人了,此时距离西汉开国已经过去150年,到了萧望之这辈,已经是祖、父三代务农了。
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萧丞相家的子孙耕读传家,史称萧望之对《论语》有很深的造诣,是当时有名的大儒。被丙吉举荐给霍光,但又看不惯霍光的法家做派,所以一直没有受到重用。
直到霍光死后,宣帝亲政,彻底铲除霍氏势力,萧望之参与了倒霍,向宣帝上奏,弹劾霍家,打响了倒霍的第一枪,才慢慢得到宣帝的重用。从大行令的司礼官,一路做到御史大夫,同时兼任元帝为太子时的太傅。最终却因为陷入政治斗争而自杀。
周堪是谁?
周堪是元帝为太子时的少傅,和萧望之一样,都是饱学之士。师从夏侯胜,而夏侯胜则师从倪宽,倪宽的老师是孔子十世孙孔安国。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此时的儒生。
汉宣帝时期,身为太子的刘奭曾经抱怨过:
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太子喜爱儒术,硬逼他学法家也学不进去,宣帝因材施教的给他找两个儒学大家当老师也在情理之中。
二、萧望之失败在哪里?
1.力量不足
汉朝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有大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鉴于霍氏之乱,没有设大将军。此时车骑将军就是朝廷的最高军事长官。
军事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萧望之仅仅占了一个前将军的席位,不足以支撑自身的政治诉求。
2.时机不对
外戚执政的土壤,在于皇帝的信任。特别是像史高这种久经考验的外戚,汉宣帝任命他以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必然会临终前对汉元帝三令五申史高的重要性。
此时此刻,史高就好比皇权的一根拐杖,汉元帝刚刚继位,正是需要这根拐杖的时候。萧望之在皇权立足未稳之时想搞掉这根拐杖,实在不是一个好时机,因为此时皇帝和史高的矛盾还未展现出来,这个时候皇帝还是以求稳为主。
所以,当萧望之想要对外戚势力动手的时候,皇帝不仅不同意,还反手把萧望之的党羽刘向调离了关键岗位:
望之等患苦许、史放纵,又疾恭、显擅权,建白以为:“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  
三、萧望之应该怎么办?
萧望之的失败,败在力量不足,时机不对。纵观历史,辅政大臣和皇权的矛盾,往往产生在皇帝能够独立执政以后,比如说唐高宗李治时期,649年登基,655年对辅政大臣动手,这6年的时间,是李治的适应期。
此时汉元帝刚刚登基,萧望之就针对外戚重臣,而皇帝与权臣的矛盾未显,皇帝对外戚的倚重又正是最需要的时候,此时发难,非常缺乏理智。
时间对萧望之是有利的。萧望之这时最好的办法还是应该潜龙勿用,韬光养晦,与人为善,暗中积蓄力量,而不是自己跳出来搞政治斗争。
应该多让史高做事拍板,而不是把他边缘化,只有把史高推上风口浪尖,做得多错的多。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独掌乾坤的需求越来越强,皇权对外戚的矛盾越来越深。
等到时机成熟,皇帝有了丢掉这根拐杖的决心,萧望之再通过自己积攒的力量,去帮皇帝打个助攻,以汉元帝对儒家的推崇,何愁不能实现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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