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从发展方式转变、到产业转型升级、再到新旧动能转换，见证了我国在推进经济建设与发展领域，从理论到实践到政策的纵向深化。下文结合对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判断，探讨了“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外延、一般机理、主要路径、典型案例以及促进取向，为进一步理解和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新的视角。   文：徐苏涛、谢盼盼、岳渤  一、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判断 “新旧动能转换”的原本是在“新的”经济体系与“旧的”经济体系之间，通过创业（增量）、企业（存量）、产业（条的）、区域（块的）等层面“动力”及其新思想、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等方面“能量”的结构性“转位”与系统性“换场”，提高创业成活率与企业迭代性、找到产业爆发点与区域增长极，打造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升级版。新旧动能转换代表了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更加注重和走向微观，我们既有着新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契机，也面临着新旧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内忧外患，更多地需要发挥好特殊发展阶段的优势条件，走出传统经济与新经济相隔离与不匹配的局面，以新动能为抓手产生结构性的系统转换。  （一）关于发展要求 新旧动能转换代表了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更加注重和走向微观。我们过去强调“发展方式转变”，当然更早的叫做“增长方式转变”，后来强调“产业转型升级”，如今强调“新旧动能转换”。这种经济发展重心的转变，本质上代表了政府推进经济建设的方式实现了从宏观引导到中观共建、再到微观再造的转化，标志着其发展理念、政策导向、推进机制向纵深延展和深化。“发展方式转变”，更多的强调一个国家和地区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外生增长、外延发展”向“创新驱动、内生发展、内涵发展”方向转变，还是一个宏观的、相对抽象的概念。这个“发展方式转变”到底怎么抓，在操作层面还有一定的难度。“产业转型升级”中的“转型”就是要通过转变产业发展方式，加快实现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升级”就是要通过全面优化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和行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整体优化提升。尽管“产业转型升级”将“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进一步具体化了，但只要原来的发展基因、产业边界、技术锁定及路径依赖不改变，在既定的技术生命周期上是很难转、很难升的。“新旧动能转换”，强调的是在新的经济体系与旧的经济体系之间，通过不同发展动力的“转换”，产生新的能量，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很多时候，只有通过开放性的链接、嫁接、对接，才有可能在下一代或全新的技术生命周期上实现基因突变、弯道超车、奇点爆发，才能以增量培育盘活带动存量提升。因此，从“发展方式转变”到“产业转型升级”，再到“新旧动能转换”，代表的是经济发展理念、产业组织方式与经济治理水平的纵向深化与创新迭代。 （二）关于发展结构 当前及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在于传统经济与新经济的融合。在中国经济发展结构上，我们过去按照所有制属性，主要有“三分法”，也就是国有经济、外资经济和民营经济。但就新旧动能转换的角度而言，主要是新经济体系与旧经济体系的“两分法”，简单而言，就是传统工业经济与新经济。旧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核心是抓住制造业全球化发展先机，在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发挥较大产业组织作用的前提下，以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为突破口，以全面加快工业化为主线，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载体，以贸易部门带动产业部门、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制造部门为基本经验，不仅把中国人吃苦耐劳、勤奋坚韧的朴素特质发挥到极致，还使得中国制造走向了全球。新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核心是抓住新一轮技术与产业革命发展契机，在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的条件下，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核心载体，坚持走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道路，形成一种消费反向决定生产的、生产消费两边通吃的、打破产业界限的经济发展范式，形成“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开放合作”的自主创新发展道路，逐步从跟跑、并跑到领跑。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工业经济大而不强，体量已超过美国，但整体实力处于全球制造业第三阵营；中国的新经济发展迅猛，呈现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发展态势，尤其在若干领域出现了原创产业、优势领域。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本质，在于使旧的经济体系与新的经济体系，即传统工业经济与新经济从过去的隔离、不匹配到相互融合，将量的优势与质的优势相结合，释放更大的发展活力与发展空间。 （三）关于发展规律 新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新趋势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战略机遇。当前，新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已然来袭，并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创业升级紧密交织。与以往的技术与产业革命相比，这一轮技术与产业革命有四大不同：一是以前是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现在却是生活方式反向决定生产方式，使得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组织方式强调从需求侧到供给侧的逆向创新；二是产业发展规律从价值链的分解、融合，转变为产业的跨界、融合，使得产业界限越来越模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供应链越来越短，大量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三是产业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与企业成长的爆发性并存，以及大破与大立并存，使得创业试错与爆发成长、增量与存量的协同发展越来越重要；四是经济发展环境从营商环境拓展到新经济生态，核心是实现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的产业生态与“政、产、学、研、金、介、用”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创新生态的协同演进与闭环发展。伴随新技术革命，互联网使得各类创新活动从物理空间走向虚拟空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使得智能化科技走向前台，其他前沿技术在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人类的生存发展空间与疆域，进而使得产业跨界、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成为了可能，并衍生出更多的产业爆发点、战略增长点。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只有把握新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新规律，才能找到同步实现经济发展高质量与高速度的突破口与着力点。 （四）关于发展环境 当前及未来我国传统经济面临的外患与新经济面临的内忧并存。所谓“外患”，主要是在以往发展条件下，一个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往往是外部需求决定的。这个国家或地区，往往是通过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借助贸易部门的带动加快工业部门的发展，最终形成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成为一个对外部需求、国际市场依赖度较高的国家。当国际市场需求强劲之时，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就非常迅速；而一旦国际市场受到影响，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就会遭遇挫折。所谓“内忧”，主要是用传统工业化路径依赖条件下的“旧办法做新事”，对新经济产生的影响。当前，企业在挖空心思地做强做大，而各级政府在不遗余力地扶持产业发展。但有一个不可忽视和回避的“两难困境”，也就是企业越来越感到与政府有隔阂、有距离，而政府也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扶持产业感到有困惑、有局促。从新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新特点来看，这个“两难困境”主要是因为面对新经济规律、新产业规律、新企业成长规律，我们仍深受传统的工业化思维方式影响，在经济发展理念、产业组织方式、产业管理模式、公共政策取向等方面具有强大的路径依赖。需要明确的是，工业有工业的发展规律，产业有产业发展的规律，传统产业有传统产业的发展规律，新兴产业有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长期以来，由于工业经济条件下产能、营收、能耗、物耗等都是可以计算出来，我们的地方政府成为了抓工业的高手，但在新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再用抓工业的方式抓新产业、抓服务业、抓新兴产业就非常难。 （五）关于发展态势 中国在当前发展阶段通过新旧动能转换抢占新经济发展先机的五个条件。一是人口多、市场大的新兴市场优势。只有人口多，才能为很多新兴企业产生更多的受众与流量；只有市场大，才有更大的盈利空间，哪怕是把全国的一个小事都做了也能形成巨大的增量市场。二是基础弱、包袱轻的后发优势。恰恰是由于很多产业的基础设施、基础构架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代际，使得在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组织创新等很多方面没有路径依赖和包袱。比如，我们直接超越信用卡时代进入移动支付时代。三是灵活、灵敏的商业模式创新优势。正是由于中国人的灵活性以及对商业模式创新的灵敏，使得中国人在商业模式创新面前具有巨大的优势，尤其是这几年的独角兽企业很多是依靠模式创新而产生的。四是科技创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创新迭代优势。很难想象中关村创业第一人陈春先开启科技创业先河那个时候与硅谷的巨大差距，很难想象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学生赶超老师的阶段，正是技术创新上的不断迭代，催生出从创业到高成长周期越来越短的新兴企业。五是不完善的法律结构与政府的产业促进相结合。虽然很多领域似乎被管的很死，但并非像美国那种成熟的法律体系，只要是技术创新能够弥补监管的不足不力，往往会得到相应的鼓励支持，这其中地方政府发挥了市场培育与产业组织的积极作用。 （六）关于发展趋势 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是以新动能为抓手产生结构性的系统转换。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在战略目标上实现产业体系的转变，将过去以战略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为先导和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向以未来新兴产业、原创新兴产业为先导和以战略新兴产业、现代基础产业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方向发展。其中，未来新兴产业是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原创新兴产业是做别人没有、或领先别人的产业。二是在发展动力上实现动能结构的转变，就是从工业经济条件下“小微企业-规上/骨干企业-龙头企业-跨国公司”的企业梯队，向新经济条件下“高技术创业-创新型企业/高成长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龙企业”方向转变，从适应滚动发展的工业管理范式向适应爆发成长的新经济发展范式转变。三是在发展方式上实现创新范式的转变，打破传统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商业研究-转移转化-产业化”的一般创新过程，而是从市场交易、商业应用、终端产品、服务场景等应用端入手，要么开展集“产业化+转移转化+商业研究+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于一体的垂直化逆向创新，大力发展场景经济等。四是在组织保障上实现组织方式的转变，就是从追求高增长的“大产业、大企业、大平台、大项目”的产业战略与组织动员机制，向追求高质量的“产业新体系、创新新空间、企业新梯队、服务新平台、要素新供给、发展新生态”的产业战略与组织动员机制过渡。只有注重“大”，才能实现“快”；但只有注重“新”，才能实现“优”。 二、新旧动能转换的一般机理 刚才我们说“新旧动能转换”，核心是在新的经济体系、旧的经济体系之中，通过不同发展动力的“转换”，产生新的能量，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那么，这个“动力”一般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作为“增量”的创业；二是作为“存量”的企业；三是作为“条线”的产业；四是作为“块状”的区域。与此同时，这个“能量”，主要体现为新思想、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所代表的新增长、新发展。 （一）创业带动创新 从增量培育来看，“创业带动创新”本质上是高水平的无中生有，不仅代表了“创业式创新”即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经验、未来仍要坚持的发展路线；还代表了双创升级的新内涵——强调有创业的创新、有创新的创业。一方面，我们在自主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中到底应该相信什么和坚持什么？从实践来看，与其相信科学家（的科研）更应该相信企业家（创新创业），所谓“创新驱动”就是对企业家的利润驱动，而不是对科学家的兴趣驱动；与其相信创新带动创业更应该相信创业带动创新，以创新服务带动高端创业、以高端创业带动自主创新、以自主创新带动新兴产业。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对新时代双创纵深发展或者“升级版”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战略判断？应该说，创业是自下而上的，便要求创业服务是自上而下的。过去几年，我们自上而下的双创服务仅仅停留在“给游击队升级”，很多双创服务机构往往是半路出家的、抓眼球经济的，但具有产业资源、创新资源的大企业、高校院所并没有太多的参与。所谓“双创”升级，核心在于从“游击队升级”到“正规军下蛋”。  当前，以高技术创业、硬科技创业、前沿技术创业等为代表的科技创业成为主流，但很多时候这些科技创业仍旧是赚不到钱的高技术研发、硬科技研发、前沿技术研发。创新不是研发意义上的，而是一个具有经济学意义、技术经济学上的概念。在过去，技术往往是产品本身，但伴随产业跨界融合，技术仅仅是产品构建的技术门槛与组成部分。没有商业模型的产品是制成品或者研制品，没有技术门槛的商业模式是商业操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一定技术门槛的产品，往前追溯就是商业模式及其背后的商业逻辑、商业思想，往后发展就是新业态、新经济形态。 更进一步而言，创业带动创新的发展逻辑要强调四种价值主张、四种发展环节、四种组织角色的有机配置。从“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四种价值主张来看，新的发展逻辑是新思想驾驭新模式、新模式架构新技术、新技术催生新产品、新产品衍生新业态，这其中“技术水平再高也容易被超越，真正独到的商业模式不可拷贝，因为背后的思想难以被模仿”；从“服务、创业、研发、产业”四个发展环节来看，新的发展逻辑是科技服务带动科技创业、科技创业带动自主创新、自主创新带动新兴产业，这其中“服务是源头、创业是灵魂、创新是动力、产业是结果”、“创业是最大的创新”；从“科学家、创业者、企业家、投资人”四种组织角色来看，新的发展逻辑更加强调科学家向创业者转变、创业者向企业家转变、企业家向天使投资人转变，这其中“纯粹的知识分子所搞得企业没有一个做大的”、“企业家是最稀缺的资源”、“社会企业家、系列创业者、战略科学家、天使投资人等最具有洞见力”。 （二）企业互联融通 从存量提升来看，“企业互联融通”本质上是高水平的开放创新，其最大的价值恰恰在于“互、联、融、通”每个词本身的含义。  所谓“互”，就是“交互”，就是服务的集成。这些服务包括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公共服务、以及中介机构的市场化服务，尤其是产业促进机构的产业促进服务和平台型机构的平台服务。“交互”的核心是将基于线下物理空间的、线上虚拟空间的各种服务进行发酵和化学反应，起到产业组织者的作用。这里到底怎么“交互”？很多时候，产业互联网是躯干，大数据平台是神经，平台型企业是枢纽，公共服务平台是支撑。 所谓“联”，就是“联动”，就是重构产业链上大中小企业的关系。我们一直在说，企业梯队从过去的“小微企业-规上/骨干企业-大型/龙头企业”转向“创业-瞪羚-独角兽-龙”，核心是在大企业平台化条件下，带动创业高端化、企业高新化、瞪羚公众化。应该说，大企业掌握终端产品，有条件从反向进行技术集成（中小企业原始）创新，通过股权纽带打通企业产权关系，最终实现敏捷供应链的流转。在这个过程中，大企业通过四个方面“联动”中小企业：一是终端嵌入，大企业掌握终端产品，小企业积极跟进；二是技术集成，通过科技计划、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大企业做基础创新，小企业做原始创新；三是资本纽带，大企业通过战略投资、兼并重组、股权投资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四是敏捷供应，建立敏捷供应关系。 所谓“通”，就是“通道”，核心是通过抓取流量、倒逼机制，打通任督六脉，优化资源配置。这里面的核心是“加、减、乘、除”。“加”是从产业链招商到新经济招商，过去强调“强链、补链、建链”，现在新经济招商要抓新业态招商、平台招商、科技服务招商；“减”是通过“提关并转”、建立评价考核机制等建立反向的倒逼机制；“乘”是从集聚到聚合，就是从过去资源、人才跟着资本走，到资本、技术、资源跟着人才走；“除”是更多的企业走向多层次资本市场，加速资本化、资产证券化等等。 （三）产业跨界融合 从产业的“条”来看，“产业跨界融合”将在从工业单边到产业双边、从生产决定消费到消费决定生产、从正向链式创新到反向资源配置的逆向创新的条件下，通过穿透传统产业价值链形成打破企业边界、产业边界、商业疆域的“产业价值网”，进而衍生出全新的产业业态、商业模式与产业爆发点。当前，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及互联网经济条件下，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产品即服务、制造即服务，没有传统的产业只有传统的业态。于是便出现了“产业跨界融合”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产业界限越来越模糊，产业价值链不仅从分解、分解、再分解发展到垂直整合，还进一步出现前后、上下、左右的融合、融合、再融合。  在以往工业经济条件下，我们都在讲这个产业价值链，甚至产业价值运动规律，也是在产业价值链上做分解和融合。但是在新经济条件下，产业价值运动从串联的分解、并联的融合到了各次产业之间的跨界，并不是以往的产业价值链没法继续分解、融合，而是更多的爆发成长、裂变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通过“穿透”价值链，进入了“产业价值网”。在这个“产业价值网”中，“长度”是单一产业原有的产业价值链；“宽度”是由于商业模式革新打破了若干行业、产业领域的界限；“高度”是由于技术突破对商业模式构建实现的程度。从产业价值链到产业价值网，核心就是一个企业、行业、产业的发展从价值分解、价值融合到了价值跨界，正是由于产业跨界融合的出现，才出现了“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短时间内估值较高的“独角兽”企业及原创新兴业态等。 更进一步而言，产业跨界融合的底层，是通过双轮驱动打破商业的疆域。这里所说的“双轮驱动”，更准确地说是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其本质是既有技术门槛又有独特商业逻辑的商业模式创新，核心是通过激发变革式创业、高成长企业、爆发式成长，找到新经济发展的战略增长点。产业跨界融合的中层，是通过开放创新打破企业的边界。大中小企业的关系，既不是传统产业链分工条件下的“大脑-躯干-四肢”，也不是传统供应链条件下的“客户关系、买卖关系、供应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荣、共同成长的生态伙伴关系。产业跨界融合的顶层，是通过业态创新打破产业的边界。通过全新的产业组织方式与业态创新，使得产业以内、产业之外以及各次产业之间更加细分、更加融合、更加跨界，衍生一批全新业态的企业，形成基于跨界的新兴产业。 （四）区域生态赋能 从区域的“块”来看，“区域生态赋能”代表了发展环境让位于创新生态、战略增长极让位于战略平台，其本质是从国家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都在寻求从“推拉并举”型的发展结构及其发展机制，向“生态赋能”型的发展结构及其发展机制系统转换。过去的经济发展都讲选手、推手和拉手，这其中企业是经济发展的选手，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拉手，政府是经济发展的推手。尽管我们的发展较快，但积累了大量长期结构性矛盾，迫切需要“搭建平台、开放赛道、产生赛手”。在这种发展结构及其发展机制下，政府这个以往的推手更多的要去搭建平台、去做局，市场的这个拉手要更加放开、充满无数可能的成功渠道，而企业这个以往的被动性选手要成为主动性的赛手，这便是“生态赋能”型的发展结构。 所谓“生态”的本意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在新经济的语境下，所谓“生态”就是有源头、有平台、有流量、有能量，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自组织自成长。这个“源头”，就是人才、资本、技术、思想的源头；这个“平台”，基本上都是科技服务业；这个“流量”，就是创业-企业-产业；这个“能量”，就是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这个“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从管道到赛道；这个“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就是从选手到赛手；而这个“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就是从暗箱到赛场。 在“生态赋能”的语境中，所谓“赋能”，就是储能、孕能、使能、释能的四步法，恰恰与有源头、有平台、有流量、有能量相呼应。所谓“储能”，就是依托源头聚合高端要素，形成人才、资本、技术、思想的“池子”；所谓“孕能”，就是依托平台布局造势，夯实科技服务的“台子”；所谓“使能”，就是抓取创业、企业、产业的流量，从“茎”到“叶”再到“干”，产生新的动能；所谓“释能”，就是释放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以新模式驾驭新模式、以新模式架构新技术、以新技术衍生新业态。简而言之，“生态赋能”就是以资源要素的“池子”和创新服务的“台子”，让更多创新创业的“种子”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创业、企业、产业意义上的新动能，产生带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新能量。 三、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路径 基于“创业带动创新、企业互联融通、产业跨界融合、区域生态赋能”一般机理，从重点论和方法论的角度，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路径，主要包括：创业创新升级、大企业平台化、抓产业爆发点、高端资源链接。 （一）创业创新升级 尽管创业分类较多，但从创业主体及其价值作用来看，系列创业者创业、产业组织者创业、跨区域创业者创业、职业经理人创业、前沿科技创业、高端实用人才创业、创客极客创业等应成为主流。 ——系列创业者创业。在把企业创办到一定程度之后，或者将企业卖出，或者聘请职业经理人继续经营企业而自己去创办新的企业，不断创业、创业再创业。这类创业者一般不随着企业做大而跟着企业成为上市公司CEO，要想让企业发展得更快，创业者必须在完成创业后主动退出。尽管这类复合型或专业型人才在各自的领域中积累知识、发现技能，从而不断地提高工作效率，但其核心在于系列创业者本人需要在跨界发展方面有十足的天赋和经验，具有较强的跨界整合能力。 ——产业组织者创业。一批企业家、投资家在取得商业成功后向产业组织者转型，以金融资本为杠杆、以行业经验及管理经验为支撑，聚焦新兴产业技术领域整合创业资源，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产权关系，推动整个产业技术链条的发展。这类创业往往需要一个能够站在新兴行业技术前沿，对产业发展前景有准确的判断，对商业模式设计、企业管理运作、市场开拓有丰富经验，并在人才、资本、技术等方面有较强产业组织能力的核心人物或团队，能够通过聚焦某一产业技术领域，整合社会有关创新创业资源，开创产业组织、创业培育的全新模式。 ——跨区域创业者创业。指频繁来往于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从事创业的创业行为模式。这类创业者能够及时把握最新技术热点和趋势，了解最新商业模式和理念，与两地各类创新资源建立密切联系。在“飞来飞去”过程中，跨区域创业者将两地的创新资源整合在一起，甚至承担了产业组织者的角色。跨区域创业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充分把握两国或两地区的发展差异、国际分工、市场缝隙、资源禀赋等，通过产业梯度转移、技术移植、商业模式复制等，将先进技术项目、商业模式、管理运作经验在异地落地或移植，直接代表母国（地区）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 ——职业经理人创业。企业集团的职业经理人，在发现一定创业机会后，将自己成功的管理经验、人脉资源、业界关系及行业背景向其他产业技术领域转移或复制，创办新兴企业的创业行为。这类创业者能否创业成功，关键在于能否打破职业经理人本身的局限或不良基因，比如能“做大做强”却难以“从无到有”、能“飞的高一点”却经不起“失败”等，需要有“认准了就做”、“敢想、敢作、敢当”的个性与气质。 ——前沿科技创业。主要是国内外科技人员在掌握一定核心技术、市场经验、业界关系的基础上，尤其是借助创业投资、团队创业、“技术跟着人走”等机制，通过“下海”创业加快将先进技术转化为成熟商业模式的创业行为模式。如何转变技术人员“知识分子”浪漫有余而商人不足的基因，打破技术自恋与封闭创新，从商业模式的角度反向看待产品技术架构，实现科技人员向创业者、创业者向企业家转变，是科技人员创业成功的关键。其中，对于海外归国科技创业者而言，关键是能否将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与本土世界相结合；对于团队创业而言，关键是如何将团队成员情感基础与市场规则有机结合，在权责及利益的分配上存在理性及动态的协调机制。 ——高端实用人才创业。基于一定职业、学业积累，既没有明显的科技人员创业色彩，也没有职业经理人创业、系列创业者、跨区域创业者等光环，从贸易销售、生产制造、研发创新等不同行业、不同环节介入，致力于独立成就事业的创业行为模式。这种类型的创业往往呈现出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存活率低但生命力强等特点，是推动全面创业、保持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力量。其核心在于创业者本人能否准确把握、顺应产业价值链分解、融合、重构的规律及趋势，能否基于对自身、对行业、对市场、对企业、对管理的深刻理解认识，用企业家精神驾驭职业经理人才能、商人特质，链接业界关系、穿透价值链、势利结合，成为既定结构和游戏规则的颠覆者、搅局者。 ——创客极客创业。主要指一类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或者是一类以创新、技术和时尚为生命意义的人，通过创业实践将概念想法转变为具有变革式、颠覆性的时代创意、产品技术、商业模式的创业行为模式。该类创业侧重于无奇不有的创意、变革式创业、颠覆式创新，往往是一个不经意的点子或想法，再加上一个创业团队、天使投资，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估值、市值较高的新兴企业、高技术大公司。其成功的关键，依赖于大量创业创意创新人才的汇聚、发达的天使投资网络、与创意想法相配套的产业生态、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创客（极客）空间、“鼓励异端、宽容失败”的文化环境。 （二）大企业平台化 大企业平台化转型，即大企业从封闭的系统转化为开放的平台与产业生态。大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阶段与发展需求的不同，以多元方式参与创新创业，呈现出研发众包、专业化众创空间、“互联网+平台”、双创战略投资及企业生态圈等五大模式。 ——研发众包模式。大企业在研发任务分发交付平台上以“发包方”身份发布技术难题，采取任务悬赏、创意征集等方式，吸引全球范围内的消费者、技术人员、供应商等“接包方”提供想法、创意或技术解决方案。当大企业内部的研发团队或外部单一合作机构没有能力满足企业突破式的创新需求，或没有精力应对企业非核心的研发需求时，可采用此种模式，同时需要设计科学的激励机制及合理的知识产权风险管理机制。这种模式是礼来、宝洁、徐工集团、潍柴等大企业探索开放式创新的重要方式。例如，潍柴打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平台，链接110余家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并集成多个国家级技术中心及产品实验室的研发资源；潍柴在平台上向供应商发布其发动机或零配件的研发任务，筛选确定任务承接单位，实现“五地十国”协同创新。 ——专业化众创空间模式。大企业聚焦细分产业领域，整合内外部创新创业资源，为内外部创客提供科研条件平台、供应链资源、创业投资、创业导师等专业化的孵化服务，将大企业的雄厚资源与小微主体的创新创业灵活性相结合，培育科技型创新创业。采用此种模式的大企业需要拥有较强的技术研发实力及垂直产业资源整合能力，有能力提供覆盖创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并且，其核心技术在下游应用领域较广，能够集聚创客在其核心技术基础上开展多元创业。这样的大企业多分布在IT及家电、机械等制造业领域，TCL、中国航空工业是典型代表。例如，TCL搭建了专注于智能硬件、软硬件结合、智能多媒体等领域的创客空间，开放OTT业务端对接等集团资源，为内外部创客提供集天使投资、创业项目孵化、创客创新实践、传统产业对接为一体的孵化服务。 ——“互联网+平台”模式。大企业围绕自身核心优势，整合数据信息、技术开发组件、后端服务等生产要素及服务资源并向线上线下创业者输出，推动其新兴产业技术在更广范围内进行应用，通过帮助创业者降低技术创业门槛、打破创业物理空间局限、实现分布式创业。在此种模式下，大企业需要设计技术或数据的资源链接与合作机制，与创业者构建要素交易循环机制，加强数据信息安全监管机制。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产业领域的大企业多采用此种模式参与创新创业，阿里百川、大唐网络、浪潮天元大数据平台等是典型代表。例如，浪潮集团整合自有数据、政府公开数据及联盟伙伴数据，搭建天元大数据平台，为数据应用型及数据生产型创客提供大数据处理、实时数据API、数据采集工具、创业项目包装推广等服务，同时向数据生产型创客购买采集后的数据，逐渐形成完善的大数据双创生态。 ——双创战略投资模式。大企业通过成立创业投资公司、设立天使或创业投资基金，以及与第三方投资机构合作等方式，投资与其主营业务或未来发展方向相关的创新型初创项目或企业，将初创企业的技术或产品纳入到自身产业发展体系中，弥补自身创新能力的不足，寻找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在双创战略投资中，大企业需要设立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投后管理和退出流转机制，与被投资企业高效协同。这样的大企业多分布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传统家电、汽车、生物医药等行业，中国电信天翼创投、联想之星是典型代表。例如，联想控股设立的联想之星投资于TMT、医疗健康、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的项目及企业；同时成立了专业的投后管理团队，开设CEO培训班为广大创业者提供专业的实战创业培训等，提供定制化的投后服务。 ——企业生态圈模式。大企业采用平台化的组织体系，在全面开放自身资源的同时整合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创业要素，为内外部的小微创新创业主体赋能，形成以大企业为核心，客户、合作伙伴、员工、创客等共同参与、高效协作的生态圈。在此种模式下，大企业需要设立资源开放共享机制，助力各类创新创业主体借助大企业平台优势快速发展。选用企业生态圈模式的大企业大多具备互联网属性，企业自身资源丰富且与外部资源互动良好，具备资源整合及开放的能力，同时，企业管理层具备平台化转型、生态圈构建的洞见力及执行力，海尔与韩都衣舍是典型代表。例如，海尔通过搭建“HOPE开放式创新平台”、创客工厂等，整合企业自身及全球产业资源、创新资源，向内外部创客全面开放，支持各类小微主体不断开办新企业、发展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建立新模式、开拓新市场，以家电为基础打造智慧生活生态圈。 （三）抓产业爆发点 在促进产业跨界融合上，不仅重点培育发展促进跨界融合的四种经济形态，还大力发展改变生活方式的新场景新业态，并利用数据驱动进一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培育发展促进跨界融合的四种经济形态。重点发展智能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分享经济四大促进产业跨界融合的新经济形态，智能经济强调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应用，平台经济强调从第二方商品供给到第三方运营服务、第四方产业组织，数字经济强调数据、内容、服务、场景的结合，分享经济强调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四种经济形态的有机结合下，逐步形成“数据驱动+平台赋能+智能终端+场景服务+敏捷供应+社交生活”的全新生产生活方式。重点是在智能终端产品条件下，往前与场景、与服务相结合，往后与数据、与平台相结合，把智能终端作为数据采集、移动传输、使能应用的入口，加上后台的数据分析、网络存储、平台运营以及云制造等，充分与若干场景应用相结合，实现服务化、嵌入更多的产品。 ——大力发展改变生活方式的新场景新业态。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智能生活、智慧城市、城市管理等相结合，在“互联网×”的模式下，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场景应用、服务体验等相结合，在移动出行、智能服务、智能物流、智能安防、智能医疗、无人零售等领域孕育若干基于新场景的全新商业模式。 ——利用数据驱动进一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重点围绕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数据流等行业，如教育、医疗、交通、银行等行业，强化数据驱动管理与技术改造，从产品技术的跨界融合、经营形态的跨界融合、产权纽带的跨界融合等方面打破产业界限、促进各类产业的跨界融合。 （四）高端资源链接 在营造区域创新生态过程中，高端资源链接取代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成为重要的突破口。这其中，链接就是开放、就是整合、就是鲶鱼，就是以外生变量激活内生动力。而伴随产业集聚-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的演变，从机会型的大项目招商，到建链、补链、强链为主的产业链招商，再到以创新生态建设为着眼点的新经济招商，根本上是由于产业价值运动规律、产业组织规律以及产业发展逻辑共同作用决定的。产业价值运动规律从分解、融合到跨界，分别与产业组织规律下的产业模块、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相呼应，于是便出现了对点的大项目招商、对线的产业链招商、对圈的新经济三招商（平台招商、新业态招商、科技招商）。如果说，前两个阶段背后的产业发展逻辑是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往往是“中间在内、两头在外”的外生增长；那么，新经济三招商背后的产业发展逻辑是高端链接与高端辐射。具体而言，是将创新高地的创新资源要素引到本地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将商品、产能、技术、资本辐射到产业洼地，体现的是内生增长。 ——新业态招商。核心是抓短期内依靠商业模式创新能够迅速爆发的新业态、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新业态、消费结构升级衍生的新业态、依赖技术变革引领未来发展趋势的新业态等等。具体而言，重点引进培育高技术创业、高成长瞪羚企业、潜在独角兽企业、独角兽企业等，通过创业式创新带动经济增长与业态创新。 ——平台招商。重点引进培育平台型企业、源头型企业、科技服务平台等，这并非是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体制内的高校院所，而是一批源头化、专业化、市场化、集成化、国际化的平台机构，形成“招到一个平台，带动一个产业或者细分领域发展”的态势。 ——科技招商。将科技服务业发展作为提升创新能力的战略支撑与创新生态发育的重要载体，围绕产业发展需求与产业发展导向，重点引进培育研发设计、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科技金融、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科技咨询、集成服务等重点业态、重点机构，强化创业孵化衍生力、加快技术转移生成力、提高科技金融撬动力、巩固知识产权保障力、放大检验检测支撑力、提升科技咨询保障力、提升集成服务穿透力。 四、新旧动能转换的典型案例 “小米生态链”作为借助社交化、生态化爆发成长并病毒式蔓延的典型案例，代表了新型创业爆发成长的新旧动能转换模式；快发作为传统美发业的搅局者与颠覆者，是借助“互联网+”与“互联网×”走向创业成功的典型，代表了“新胜旧汰”的新旧动能转换模式；“海尔平台化”作为大企业在帮助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成功的同时实现自己转型跨越发展的典型案例，代表了企业“老树新枝”的新旧动能转换模式；大量“独角兽企业”在很多平台公司里衍生和涌现，代表了新兴企业带动新生企业的新旧动能转换模式；“贵州大数据”作为科教智力资源薄弱的地区成功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的典型案例，代表了区域“无中生有”的新旧动能转换模式。 （一）爆发成长：小米生态链 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小米”）成立于2010年4月，是一家专注于智能硬件、软件开发和智能家居生态圈建设的创新型科技企业。小米以硬件设备为切入口，引入多家智能移动终端、智能家居、智能交通等领域的初创企业，构建起多层次的完整生态圈，为用户提供无缝的生态智能服务。小米生态圈的结构主要分为五层：核心层是手机，即以手机终端作为基石进行不同消费场景的拓展并通过手机进行终端控制和数据集成；第二层是以手机周边为场景展开的智能移动硬件产品布局；第三层是以智能生活为场景展开的智能家居产品布局；第四层是以智能交通为场景展开的新型高科技产品布局；第五层是以小米粉丝广泛的生活必需品和耗材为主的产品。 图：小米生态圈层次结构图 小米生态圈战略主要是采取“投资+孵化”的模式，即吸引具备创意、新型技术但是缺乏营销渠道、资金支持的初创企业和团队进入小米生态圈，通过全盘输出小米的供应链、资金、品牌和渠道资源，帮助生态圈公司借助小米品牌、复制小米模式，实现从1到N快速发展，同时增强消费者对小米品牌调性的统一认知和黏性。具体来看，在股权关系上，小米和生态圈企业的关系紧密结合，同时也尊重生态圈企业的自主权，主要体现在“参股不控股”，保证生态圈企业进入到小米体系后仍然能发挥出自主创新的活力，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之后也可以选择独立前进；在资源赋能上，小米通过开放平台优势资源、提炼小米方法论、成立谷仓学院等方式对初创企业进行赋能，完成对初创企业的精准孵化，使初创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借助大平台强化原有长板、克服阶段性困境、收获核心能力。 自2013年小米从生态圈布局开始，截止到2017年7月，小米在生态圈内投资共计89家生态链企业，其中有16家年销售过亿，至少4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并成为行业独角兽，同时有智能可穿戴设备华米和全屋互联网家电云米两家公司成功IPO。 （二）新胜旧汰：快发搅局者 浙江快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发科技”）于2014年成立，是一家致力于为消费带来快捷、便利、不推销的理发服务连锁企业，专注于解决消费者对于传统美发业理发等待时间长、推销对、价格贵的痛点，提供简约极致的理发服务。成立4年内，快发科技不仅成为传统美发行业的搅局者，还成为引领国际快剪行业的引领者。 从单体店来看，注重标准化是效率提升的微观基础。快发科技将剪发回归原本，不仅刨除了各种传统美发店的“产业链”，还通过“动作研究”等对剪发“工艺”进行了解构，提高了剪发的效率。通过将核心业务剪发从传统业态中剥离出来单独经营，打造全新的消费场景、重建极致的消费流程，由专业理发师执剪，“只需10元、不超10分钟”的服务成本，为顾客提供“又好又快又便宜”的剪发服务。快发科技对于直营店发型师的培训精确到每一个细节：剪刀怎么放，椅子怎么摆，甚至包括面对年纪不同的消费者应该鞠躬多少度，在培训手册里都有非常明确的指示。此外，快发科技首创服务质量监控指标——抬臀指数，只需要1次入座离座过程就可完成整套服务，相比于传统门店的3-5次，效率和体验大大提升。 从单体店与快发科技的关系来看，依靠“互联网+”加快平台化，是快发科技商业模式创新的核心。在经历了直营店模式、主特许经营模式（城市合伙人计划）、单单位特许经营和多单位特许经营模式的探索，快发科技通过规则创新，引入电商平台、智能硬件、美业产品等多方资源，打造平台型企业，吸引海量从业人员进入平台创业，为解决美业市场离散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从最早以直营店，到后来的加盟店，再到平台与单体店不存在产权关系，再到以后的直营店逐步转化为一个个站在快发科技平台上创业的终端，快发科技完成了平台化转型。这其中，快发科技将进行鼓励发型师内部创业，利用公司平台的品牌和渠道资源，指导发型师进行技术和管理的输出，完成新店扩张的同时聚拢发型师这一稀缺资源、形成完整行业新生态。 从商业模式实现的角度，快发科技借助互联网×，不仅实现了智能系统和硬件推动管理和服务升级，还实现了对生态圈内单体店的有效管理。快发科技的SmartShop5D门店智能管理系统，能够实现无人化、精细化管理而大大降低成本；通过智能座椅、门店app等软硬件设备和人脸、形态识别等技术植入，顾客可以体验更便捷高效的剪发过程，该软硬件设备也会全程收集用户数据，有利于后期服务的优化与迭代升级，尤其是克服了平台化条件下的异地、大面积管理风险问题。2017年11月，快发科技发布了首款商业用洗发机器人，具备头部按摩洗发、阵列式风阵烘干、头发护理定型等功能，不仅实现再一次产品升级，也实现了智能产品的硬件化，为消费者带来更多价值。 （三）老树新枝：海尔平台化 海创汇是依托海尔集团建设的创客孵化平台，专注于智慧家庭、TMT、智能硬件等领域的技术型创业，通过开放海尔内部研发、供应链和渠道等强大的产业资源整合来自全球的创意、技术和资金资源，形成全流程创业加速服务，吸引海尔内部员工和离职员工、合作伙伴、社会资源、全球资源、用户等在平台上进行创业，并促进海尔自身改革和转型升级。 海创汇办公和服务面积10000平米，配备宽带、办公桌椅、3D打印模具等必要创客办公设备，建有创客学院、创客工厂、创客增值服务平台、创业基金投资平台、海立方线上平台五个线上线下服务平台，能够为全球创新创业者提供全流程的创业加速服务，形成了“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的服务模式。众创——海尔搭建海立方线上平台，通过互联网平台来吸引来自全国的优秀创意、聚集社会各类资源；众包——为资源方和创业者搭建资源交互平台，帮助创客解决创意变成具体产品的问题；众扶——为创业者搭建培训、咨询的平台，帮助创客解决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众筹——为创业者提供融资和拓展市场的平台，帮助创客解决资金和初期市场用户测试的难题。此外，依托海尔全球24个制造工厂，为创业者提供供应链匹配和生产支持服务，可以为创意提供产品样品设计、产品试制、小批量试生产等服务支持。 自2013年以来，海尔海创汇服务已经聚集了4700多家外部一流资源，30亿创投基金，1330家风险投资机构，103家园区孵化器资源，创客2.1万人，成立了183个小微生态圈，有超过100个小微企业年营收过亿元；2017年海尔实现全球营业额2419亿元，同比增长了20%。 （四）平台衍生：独角兽涌现 新经济蓬勃发展使得传统企业面临多方面的外部变革压力，能否及时进行平台化转型，成为企业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平台型企业通过内部孵化和战略投资两种方式加速平台衍生。 “内部孵化”指大企业拆分已有业务开展独立运作或者鼓励内部创业等，同时大企业平台整合内外部资源提供投资、供应链、市场渠道、技术创新、物理空间等孵化服务。当前，更多的传统企业开始倾向于利用已沉淀的技术、研发、渠道优势，在集团平台上进行内部孵化、培育独角兽，如北汽集团培育的北汽新能源、中粮集团培育的中粮我买网、链家培育的自如等。尤其是五星控股孵化出两家独角兽——孩子王和汇通达。成立2009年的五星控股在剥离集团家电零售业务后，通过重新定位和商业模式探索，将经营重点由商品转向顾客，深度运用在核心零售领域的多年积累，最终孵化出孩子王和汇通达两家独角兽企业。其中，孩子王是一家数据驱动的、基于用户关系经营的创新型新家庭全渠道服务商，主营母婴一站式购物平台和育儿增值服务；汇通达是服务于农民的农村流通服务电商新平台，通过连接乡镇级的夫妻店提供供应链、金融、营销等服务，进而成功突围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带动农民创业。 “战略投资”侧重通过设立投资基金或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向与企业主营业务或未来培育业务密切相关的初创型企业进行投资，以获取外部前沿技术和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以BATJ为代表的互联网科技企业通过战略投资培育出一批独角兽。如腾讯在交通出行、生活消费、新媒体、长租公寓等多个领域均有布局，投资涉及的独角兽有26家，包括滴滴、今日头条、自如、威马汽车、微医集团等腾讯系独角兽估值总计达到1568.2亿美元，占2017年全部独角兽的25%。宁德时代、饿了么、旷视科技、商汤科技等多家独角兽则在得到阿里巴巴集团的投资和平台资源后迅速成长，目前阿里系独角兽有29家，企业估值总和达到3028.4亿美元。小米投资布局的独角兽12家、百度布局的独角兽8家、京东布局的独角兽4家。 （五）无中生有：贵州大数据 近几年来来，贵阳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创造了一种西部欠发达地区弯道超车的发展模式，对全国很多地方新旧动能转换起到了示范作用。贵阳属于典型的西部欠发达区域，科教智力资源薄弱，既不沿海也不沿边，过去相当长时间内在全国各类排名中都比较靠后。而这次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内，抢抓机遇，另辟蹊径，通过发展大数据产业，走出来一条后发区域赶超发展的新路。 贵阳在建设“中国数谷”过程中，正确处理好“数”与“谷”的关系。“数”如果是产业或者产业生态的话，那么“谷”就是创新创业生态。贵阳在大数据产业发展上，不仅引进大数据各类资源、各类企业、各类机构；同样的是，搭建创新平台、实施创新政策、营造创新氛围、完善创新服务。只有具有良好的土壤、阳光、空气和水分，很多创新资源及产业要素才能落地、生根、开花、发芽、结果。 这其中，贵州的成功经验，不仅在于产业选择——大数据产业的选择是建立在对前沿趋势的准确把握、对贵阳优劣势的综合研判基础上作出的；还在于很多新兴产业的发展不在于比较优势而在于人择优势——大数据产业发展路径和策略与传统工业不同，还在于政府在高位推进大数据发展的意志下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产业组织作用——全力支持产业发展对于初期持续集聚创新资源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贵阳探索走出的这条道路，不仅仅是促进了贵阳自身发展，还为全国其它地区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而现实的样板。当然，“贵阳模式”为其它区域的弯道超车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更多地需要借鉴其成功经验，但并不能完全复制，毕竟产业不一、时空不一、区位不一、阶段不一。 五、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取向 围绕创业层级提升、企业爆发成长、产业跨界融合、区域生态赋能，重点做精益化的“加法”、供给侧的“减法”、互联网的“乘法”以及生态化的“除法”。 （一）精益化的加法 一是升级创业服务。引导支持创新创业服务从“游击队升级”转向“正规军下蛋”，重点发挥有科教智力资源的高校院所、有产业要素及产业组织能力的大企业的作用，优化提升大学科技园，加快布局一批创新中心、专业化众创空间，支持重点功能载体优化功能定位、发展理念、政策支持、制度安排、运作模式。如大学科技园强化“创新创业赋能、新兴产业育成、科技集成服务、科教跨界融通、开放创新生态”，处理好大学科技园与大学、大学科技园所有权与运营团队经营权、教育创新与产业发展、市场与政府、科技园与企业的关系。二是提高创业层级。坚持“创业式创新”，在普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同时，强化对科技创业、高技术创业、前沿技术创业和新研发的重点突破，引导各级政府在创业类人才引进培育上，优先“选、引、留、用”在国内外大企业取得一定技术水平、商业成就、管理业绩的高级人才，提高创业层级，如对于高端人才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按照偶得税税率（20%）征收个人所得税。三是做好政府天使。恢复国家“创新基金”政策工具，建立多级创新基金政策体系，借助无偿资助等扶持方式，加快培育科技初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 （二）供给侧的减法 一是探索产业规制创新。针对变革式创业、高成长瞪羚，尤其是独角兽企业等爆发成长企业，在国家层面、地方层面按照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的方式组织产业规制创新试点，为处于产业变革与产业规制领域的重点企业开辟政策创新、管理创新“绿色通道”，破除质优企业爆发式成长发展瓶颈，带动行业体制机制创新。二是强化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财力支持与税费减免力度，逐步将依靠国家与地方财力的扶持性政策，向结构性减税为代表的制度性政策方向发展。 （三）互联网的乘法 借助互联网插上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的翅膀，大力发展具有产业跨界融合特征的智能经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等新经济形态，逐步将“数据驱动+平台赋能+智能终端+场景服务+敏捷供应”融为一体的全新生产方式；并将“互联网+”往虚拟空间上走与“互联网×”往物理设备下落相结合，将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结合在一起，在若干领域培育出基于新场景的全新商业模式、生活方式、产业形态。强化对新兴产业的产业扶持政策创新，如结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及相关行业人员工资较高、税收较重等发展特点，允许企业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费用列入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等。 （四）生态化的除法 立足产业生态培育与创新生态建设，借助大企业平台化战略、平台经济战略、强化区域政策创新、第三方公共服务，不断提升大企业的溢出能力、平台企业的衍生能力、源头企业的生成能力及创业试错的逆袭能力，营造全新的产业创新生态，形成创业高端化、企业高新化、瞪羚（高成长企业）公众化、大企业平台化的发展态势。强化相关领域政策创新，如针对大企业平台化，对大企业及其研发创新平台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投贷联动试点，进一步支持实力雄厚且有长期投资意向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发起成立科技银行等。 作者简介：徐苏涛，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副总；谢盼盼，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合伙人、总监；岳渤，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ND 本文版权归长城智库所有，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原文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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