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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疫情撕开了很多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的遮羞布。很多地方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形成的结构性矛盾，伴随疫情的出现，从冰山一角到浮出水面，迫切需要痛定思痛与追问新一轮发展的逻辑，对于北京的产业发展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并非是北京率先进入了新的产业发展阶段，反而是全国的各类资源要素集聚成就了北京——这些资源要素倘若放在江浙沪或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时值今日，以往支撑北京经济与财政的房地产、金融等贡献作用由于疫情的出现而锐减，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或现代产业体系具有重大的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产业发展经历了如下五个阶段： 一是计划松绑阶段（1978-1991年）：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到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是北京自改革开放到市场化改革前的产业发展酝酿期，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的萌芽期。这期间，在各种工业在京具有创新源头、产业源头的基础上，北京借助国家加快信息化、工业化发展的机遇，不仅强化工业体系，还率先发展信息产业等，为两化融合发展并带动生产性服务业、都市产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成立，不仅使得北京在产业发展上逐步赶上了新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还使得经济、科技、产业有机结合成为重要发展动力，海淀也逐步成为北京的产业创新中心、中国未来的高新技术策源地、新经济创新中心。 二是市场转型阶段（1992-2000年）：从1992年中国着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01年中国“入世”前，是北京在市场化改革、全球知识经济发展和“互联网”高潮等时代背景下，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发育期。在市场化改革的动力机制下，各类市场主体释放了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了创业创新活力，培育了大量市场主体、加速了国有企业改制；在知识经济大潮下，北京的科教智力资源逐步通过“创业式创新”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多源头的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在互联网大潮下，大量海外留学生归国创业促进北京嵌入全球新经济价值链高端，互联网经济成为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这期间，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获批成为中关村科技园区，并加快“一区多园”发展，为北部高新技术产业带发育形成一定基础；与此同时，亦庄经济开发区加快布局，为南部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高技术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相结合的发展格局，在这一发展阶段正式确立。 三是跟跑跟随阶段（2001-2008年）：从2001年中国“入世”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北京产业跟随、跟随式创新的重要阶段，也是北京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形成期。在此期间，北京基本形成以战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重要支撑、以都市产业为补充的现代产业体系，并形成中关村、亦庄、空港、奥体、金融街、CBD等高端产业功能区。在此期间，中关村通过进一步“一区多园”促进北京创新中心加快形成“一超多极”产业空间基本格局，为北京现代化经济体系打下高新技术与新经济烙印，形成若干新兴产业集群。“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产业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四是并行并跑阶段（2009-2016年）：从2009年后危机时代到来到2017年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是北京整体上从跟跑跟随到并行并跑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北京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确立期。在此期间，北京形成两带（北部高技术服务带、南部高技术制造带）、六高（中关村、亦庄、空港、奥体、金融街、CBD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多新的产业发展格局。高技术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科技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及都市产业有机结合，不仅构成了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新体系，还成为产业创新生态发育的重要力量。这期间，北京自2014年确定实施发展高精尖战略，相关政策体系框架与工作机制逐步建立。 五是领跑领先阶段（2017年至今）：从2017年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以来，是北京整体上从并行并跑到引领领跑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北京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成熟期与迭代期。在此期间，逐步将形成以未来新兴产业为引领、战略新兴产业为主体、原创新兴产业为特色、现代服务业为优势、都市产业为补充的新型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中，2017年北京围绕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重点布局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医药健康、智能装备、节能环保、新能源智能汽车、新材料、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十个产业。伴随“三城一区”、中关村“一区十六园”等产业空间战略实施，北京将围绕中轴线、长安街“两轴”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形成新的产业空间发展结构。不仅要在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的要求下，处理好高技术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科技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及都市产业有机结合的关系；还要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下，促进城市群范畴内的产业分工协作问题，加快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整体而言，从产业发展思路来看，北京“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注重产业结构战略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相协调，“优化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合。从重点产业选择来看，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基础服务业、现代农业构成了“十一五”期间北京现代产业体系的基本面，“十二五”开始将现代服务业细化为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文化创意产业被单独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取代高新技术产业的表述，突出发展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的新兴产业；。从产业空间布局来看，“十一五”期间注重均衡发展，强调梯度分布、专业集聚、南北均衡、东进西优；“十二五”期间提出“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四大高端产业新区—专业集聚区”的产业空间格局，全市产业高地、创新尖峰的空间格局进一步形成；“十三五”期间，在功能区培育具有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严格准入标准、强化内涵式发展。 一般而言，一个地方的产业发展首先是推进工业化进程——强调工业在整个地区国民经济的比重，其次就是强调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逐步形成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中加速产业高级化，再次就是全面走向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新经济——不再是工业经济的生产决定消费而是消费反向决定生产。在这种区域经济演进条件下，一个地方一般是先有制造业的实体根基与产业基础，一方面通过二三产业分离的生产性服务业掌握产业主导权——实现对价格主导权、技术主导权、资本主导权的掌控，另一方面通过科教智力衍生的科技服务业抢占新兴产业制高点，最终促进高技术制造走向高技术服务。这其中，没有发达的高技术服务业就没有高端、高效、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与新兴业态；没有雄厚的高技术制造业就没有安全可控的供应链与强大的产业化实施能力；没有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业就难以掌控产业主导权并形成产业竞争力；没有高水平的科技服务业就没有强大的创业创新源头及创业创新生态母体。 北京的现代产业体系，并非是改革开放以来本地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发育，而是站在汇聚全国资源的制高点上主动参与全国、全球的经济分工、产业协作与价值分配的结果。说的更直白一点，也就是北京的产业不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形成的，也不是单纯从高技术制造业起步，反而是直接从高技术服务业进行反向地发育发展。这种逆周期发展的好处是打破产业路径依赖，直接嵌入国际产业价值链，催生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但坏处是与本地实体经济发展的融合不充分、与传统工业结合不紧密、与周边地区协作不充足。 某种意义上，北京在产业战略与产业管理范式上并没有深入地认识自身的产业发展规律及特点，加上先后受计划经济顽疾、全产业链思维、腾笼换鸟战略等的影响，而难以走出真正能够引领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创新之路。所谓“计划经济顽疾”，就是北京改革开放初期的很多产业基础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很多产业的集聚是行政权力配置资源，不仅对周边地区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还抑制了民间投资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后来很多看似市场化的新兴企业也是“政府周边的企业”，没有市场化就无法在市场竞争中做强做大，就容易抑制企业家精神，难以产生类似华为、阿里的国家企业。而当周边地区没有历经充足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工业化发育，就一下子通过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疏解，要在京津冀范围实现充分的经济分工、产业协同及开放创新之时，落差就是非常鲜明的。后来的腾笼换鸟与聚焦“高精尖”布局，更多的偏高技术制造业的逻辑思维，尤其是当首都新经济已发展到了产业跨界融合的新阶段之际，单纯侧重于某类产业的布局已并非是引领现代产业体系的强心剂。 当前，伴随新一代数智技术与先进制造结合，进一步加速了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以及产品即服务、制造即服务的产业跨界融合发展趋势。所谓产业跨界融合发展，即指产业界限越来越模糊，未来没有传统的产业只有传统的业态，也没有什么工业、服务业之分。当前产业培育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产业发展规律变了，但我国自上而下产业管理范式没有变。不同的产业有不同的发展规律、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有不同的需求，如果全部以政府所擅长的管工业的方式去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就会勉为其难抑或事倍功半。 整体而言，北京现代产业的发展，存在如下方面的区域个性： 一是从资源禀赋上看，高技术、生产性、硬科技为元素的服务业态已成为重要的战略抉择。在高技术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之间，用高技术服务业驾驭高技术制造业，成为北京抢占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重要力量。在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之间，北京依靠首都资源在生产性服务业的若干领域保持全国领先。在硬科技与薄创新之间，北京依靠高度密集的科教智力资源，大力发展研发服务业为代表的科技服务业，在硬科技创业、硬科技产业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某种意义上，京津冀一体化就是将北京的高技术、生产性、硬科技，与天津的高端制造、高技术制造、外贸出口，与河北的先进制造、都市产业、资源条件有机结合，在更大范围的区域产业价值链上优化产业协作、经济分工。 二是从行业定位上看，智能化、平台感、分享型为元素的经济形态已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北京加快从二维的信息产业到三维的智能科技，智能经济如今已成为代表北京抢占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战略制高点、产业主导权、发展主动权的重要力量。伴随“互联网+”，北京在平台经济发展方面加快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变，涌现出一批平台型企业，吸引了大量创业投资。伴随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布式分离，北京依托高水平创业者，在出行、医疗、教育、金融等大量新生活方式的领域产生了一批分享经济新业态。某种意义上，北京的产业更多的是借助智能、平台、分享打破时空局限服务全国市场、全球市场，而非局限在封闭的市场体系与产业体系。 三是从产业生态上看，数智科技、高端装备、数字内容已成为产业生态最完备的产业领域。伴随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高端软件等信息技术的发育，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新一代通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及应用，北京的数智科技产业形成了完整的技术发育及产业发展；高端装备主要是在军民融合条件下逐步生成，但面向产业发展、面向产业融合还有较大发展空间；数字内容则是基于文化创意的产业跨界融合形成的完整产业生态。某种意义上，北京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更多的需要改变经济社会的2F的生活方式、2C的消费方式、2G的治理方式，而不局限于2B的生产方式。 四是从发展位势上看，总部经济、研发设计、科技金融已成为在京企业最重要的价值环节。北京集聚了全国大量跨国公司区域总部、央企国企总部、民营科技企业总部等，以及其他研发总部、运营总部等；集聚了大量科教智力资源，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科技服务业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集聚了大量科技金融资源，累计掌握的创业投资资金、创业投资数量、吸引创业投资总量居全球范围前列。某种意义上，北京产业创新发展的基本模式是，掌控科教智力、科技服务、科技金融资源，在质优创业创新生态以及产业生态基础上，实现高附加值在内、高端链接与圈层辐射在外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站在继往开来、何去何从的历史节点、发展起点以及时代拐点上，无论是“十四五”、还是中长期、抑或疫后重建，需要在深度把握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产业高精尖发展、新经济地理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同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与新旧动能转换历史性交汇的大势大局出发，打破统计科目依赖、传统分类依赖、工业分类依赖等，从产业业态创新与产业跨界融合发展视角，不仅提出全新的产业分类及其细分，还从产业生态的角度，探讨各次产业各类业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新时期北京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逻辑框架。围绕北京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科创中心、全球引领的世界级产业集群等战略目标，走出用产业发展1.0的理念、2.0的手段实现3.0目标的惯性，优化提升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思路。 在此，将北京产业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代表国家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战略制高点、产业主导权、发展主动权，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未来产业、原创产业、战略产业等顶层产业领域，重点发展数字科技、智能科技、生命科技、空天科技、文创科技等赋能型产业。其中，数字科技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为发展路径，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数据三大关键要素，目标为发展数字经济形态；智能科技包括虚拟现实、AI等智能技术，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5G等新一代信息设施，芯片、传感器、软件等基础性产品，智能产品、智能服务等应用系统，目标为发展智能经济形态；生命科技实现人体健康、生态环境可持续，包括生物医药、精准医疗、健康服务、医疗器械、农业生物技术等；空天科技则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太空，深空、深海是各国重点战略布局，如航天航空等；文创科技面向泛文化产业，包括创意、设计、影视、游戏、动漫、艺术等不同业态，以及数字+、内容+趋势。 第二个层次是面向首都特有资源、特有条件、特有使命的中层产业领域，大力发展源头经济、平台经济、头部经济等新经济形态。这其中，源头经济指借助科教智力资本优势以及科技服务资源优势，成为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新兴产业、新经济企业的最大孵化器，壮大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人才源头、技术源头、服务源头、创新源头、创业源头、产业源头；头部经济是指人工智能、机器人、第三代半导体、5G技术与应用、生命科学、石墨烯新材料等一批具有龙头牵引作用的产业类别，体现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未来方向；平台经济体现为产业跨界融合、平台属性明显、带动系数高、模式创新活跃，有利于打造产业生态，如互联网+、智能汽车、机器人、5G应用、第三代半导体等。 第三个层次是面向都市消费、首都服务，体现场景创新、业态创新的基层产业领域，做强做大服务类新产业新业态。不断优化完善现代服务业发展，进一步集聚科技服务、平台经济、互联网+等领域的大量总部企业、头部企业和行业垂直机构，不断壮大高端、高技术、高辐射的服务业态；满足北京全球世界城市建设功能和城市发展性质，有利于发挥北京高端资源禀赋，如文化创意、创新服务、金融服务等高端服务业。 对于北京来说，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需要坚持产业生态的升维。从产业业态创新与产业跨界融合发展视角，不仅提出全新的产业分类及其细分，还要从产业生态培育的角度，理顺各次产业各类业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构筑从正向链式创新到逆向式创新、从产业价值链到产业价值网的产业发展新体系，实现对“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丰富。同时，打破基于人才、土地、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函数、生产要素及组织方式，在场景拉动、智能引领、数字驱动、开放创新、平台带动、生态赋能带动下，研究提出新时期北京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路径，探索全新产业组织方式。 对于北京产业发展，核心是把握和解决产业创新生态建设的问题隐忧。比如房价高企与人才外溢、产业转移与实体空心、服务庸俗与寄生发展、资本寒冬与资产泡沫、治理深化与制度障碍等冲击；再比如原创创业服务不足、机构自生能力不强、专业服务人才匮乏、产业配套资源外溢、国际化水平待提升等问题。这其中，最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大量产业业态、产业环节的出走与挤不进来并存？为什么很多发展起来的企业并非源自创业服务机构？为什么大量创新资源外流与高端资源引进并存？为什么很多知名企业并非本地高校院所培养起来的？为什么很多创业企业越来越惯于矫情及苦日子富过？ 一是建设产业创新新生态。在建设质优产业创新生态过程中，需以打造国际领先的创新生态为主线，以培育发展一批前沿科技创业、变革式创业、高成长企业为战略目标，践行“以科技孵化/服务带动科技创业，以科技创业带动自主创新，以自主创新带动新兴产业”发展路径，全面打造“未来产业策源地、创新创业栖息地、源头企业铺路石、高度要素聚合池、制度创新试验田”，重点通过创新生态优化承载高端创业、通过前沿领域布局抢占高端环节、通过加速资源聚合提高孵化水平、通过创业制度革新激活存量资源、通过崇尚创业精神营造创新文化，形成“多形态多模式多业态、多源头多主体多中心、多层级多渠道多网络、全链条全要素全社会”发展态势，最终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功能平台与核心载体。 二是强化产业发展生力军。核心是强化高端创业，精英创业，或者叫做高水平创业。通过优化遴选机制、组织方式以及培育方式创新，重点支持如下几种精英创业：一类是从事硬科技、黑科技以及前沿技术集成应用等方面的领军科技人才创业；一类是将国外、市外前沿技术、商业模式、管理经验与本国、本地市场相结合并嵌入国家产业价值链的高端跨区域创业者创业；一类是不断创业、创业、再创业而且取得商业成功的系列创业者创业；一类是能够从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乃至供应链中颠覆和重构特定行业形态、服务业态的产业组织者创业；一类是职业经理人创业；一类是创客极客式创业，等等。 三是优化科技服务新供给。核心是强化精准创业服务供给，形成高标准准入、高精准培育、高水平成长的发展态势。一是引导服务机构加强对创业者洞见力、创业企业链接力的培养，帮助企业思考自身如何发展，提高创业者的洞见力和方向感，在产业企业资源、机构服务资源、政府公共资源以及要素市场资源之中，实现人才、资本、技术、经验、知识以及业界关系等方面的高效对接及优化配置；二是在服务上全面加快平台化转型，核心是用第四方段位整合第三方资源并兼以第二方的服务，这便是“第四方的科技服务集成商+第三方的资源链接组织者+第二方的精准孵化运营商=区域创新生态建设者”；三是引导有条件有能力有共识的高校院所、大企业整合共享创新创业资源，搭建专业化创业服务平台，为业内初创提供科研条件、产业链资源对接、创业投资等专业服务，打破企业的边界、产业的边界以及商业的疆域；四是培育高水平创业导师群体，探索建立包含企业家、咨询师、科学家/工程师、投资人、产业管理专家为主体的专家库，为单一创业企业提供导师团服务，加大对企业的专项服务。 四是完善产业创新新治理。核心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提升产业创新发展的治理能力。一是依托专业机构研究前沿创业的领域预测方法技术、发布园区前沿创业领域预测报告，强化国内外前沿创业的领域跟踪与概念验证，引领高技术创业、高精尖项目、前沿技术企业发展等；二是探索建立完善第三方高端创业长效评价及跟踪机制，建立事前第三方评估、事中跟踪辅导支持、事后第三方评价工作机制；三是开展高水平创业企业税收优惠试点；四是在天使投资、市场准入、新业态监管、双创财税体制创新等方面，加强制度创新研究与政策储备。 作者：  徐苏涛：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合伙人、副总 推 荐 阅 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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