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史上，有一个人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被外媒称为“中国外交大使”的钱其琛。 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钱其琛在中国外长的职位上一干就是十余年，在我国的外交史上留下了十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期间，钱其琛经历了改革开放后最复杂的外交时期，曾经代表我国访问了一百多个国家，也面对了世界上各国关系最风云诡谲的十五年。 并且继周恩来总理为我国外交打开局面后，凭借个人特有的宠辱不惊、辩证看待的风格，将我国外交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而在这位外交能人，在代表我国“征战四方”的同时，也为我国的外交力量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王嵎生、李肇星等人均身在其列。 在钱其琛的身上，周围的同事都学到了许多东西，其中一条便是对官衔的“淡然处之”： 例如在钱其琛离休后，李肇星第一次探望这位亦师亦友的前辈，按照过去的习惯，李肇星脱口而出“钱副总理”，却受到了钱其琛十分幽默的“批评”： “小李，几个月不见，你中文水平不行了啊，短短四个字里，你错了仨，就一个钱字叫对了！” 这样幽默的说话风格，在钱其琛的身上，其实是极为少见的。那么，这位中国的“外交大使”，又有着怎样的“一副面孔”呢？  一，两至苏联，两赴非洲 1954年8月，26岁的钱其琛被派往苏联的中央团校进行为期一年的进修学习，也因此练就了一口熟练的俄语。 在毕业后，成绩优异的钱其琛被分配到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在留学生管理处担任二等秘书、副主任一职。 为了了解苏联留学生们的学习生活情况，钱其琛亲自探访了所有有中国留学生居留学习的苏联大小院校，切身处地地为学生们解决办法。1960年，务实可靠的钱其琛再次升调，担任起了使馆研究室主任一职。 1962年，由于中苏关系的持续恶化，已经在苏联学习工作了八年的钱其琛返回国内，开始担任国内留学生司处长、对外司副司长等职务。 并且参与制订了外国留学生来华求学的《60条规定》，为后来前来留学工作的外国人们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工作依凭文件。  当时的中国在对外的政策上，处于一个“亟待破圈”的状态，不仅要打破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封锁与打压，同时还要和同阵营下的国家搞好关系，对第三世界的中立国也要保持联络，外交上的压力因此可想而知。 在此背景下，1964年，钱其琛跟随对外司部长杨秀峰、文化使者季羡林等人前往了非洲埃及、阿尔及利亚、几内亚、马里四国，开始了为其一个半月的文化国家访问。 并且受到了当地十分热情的接待——而这一场访问，钱其琛在看到非洲贫穷落后以及热情好客的一面的同时，一颗名叫“非洲情结”的种子也扎根在了他的内心深处。 1972年4月，钱其琛再次接到调令，从国内返回驻苏联使馆，担任当地的政务参赞职务。 当时中苏关系正在恶化当中，驻苏的使馆工作人员日常除了一些礼节性的拜会，就是对苏联的行为进行抗议，钱其琛因此获得了他工作生涯中难得的一段最清闲的时光。 然而，他们清闲，苏联方面可不清闲，并不放心中国人的苏联方甚至派人潜伏在大使馆的周围，对工作人员的进出进行“盯梢”，而我方工作人员早已知道苏联这种监控行为，只是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也就由他们去了。  这里面还有一段有趣的逸闻：有一次，钱其琛和几个同事一起外出购物，没想到由于人生地不熟，在回来的路上迷路了。 “艺高人胆大”的钱其琛思考了一会儿，直接转身走到了盯梢人员的面前，用俄语对对方说道：“你们走在我后面，也比较辛苦，正好我们找不到路了，不如你们先走，帮我们带一下路？” 苏联方的盯梢人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一时间哭笑不得，犹豫半天，还是当了引路人，将这群中方的工作人员送回了大使馆内。 1974年7月，钱其琛调任几内亚大使，再次踏上了非洲的土地，并且在那里持续驻扎了两年有余；1976年，钱其琛调回国内，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开始在中国的外交史上书写属于他的华彩篇章。  二，在新闻部工作的那些时光 在新闻司工作的日子里，钱其琛十分注重兼听各方声音，辩证地看待多数问题。 对于中央而言，外交部的新闻司就如同一只放在国际上的“耳朵”，借此来了解每天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动向和舆论导向。 而作为这只“耳朵”的主导者，钱其琛对于新闻司每天提交给中央的简报都再三把关，力求内容高质量、文章简短详实，为中央每天的工作提供有效有力的参考。 那时的中美刚刚建交，而美国又在入侵阿富汗，因此，美国每日的动向成为了中国领导人最为关心的国际问题之一，对于相关舆论的把控也因此成为了新闻司的“头等大事”。 对于这件大事，钱其琛带领相关人员在短时间内迅速收集了上千份资料，而后将所有内容凝练成一篇不到千余字的精悍短文《美国怎么办》，就这样递送到了中央的案头。  这篇文章虽然短小，却足足包含了六条主要观点，几乎囊括了当时世界上所有主流媒体上对于美国的好坏舆论，钱其琛就用这样优质的工作成果，为新闻司的简报创建了一个新的开始。 除此之外，钱其琛在新闻司工作的几年中，也为中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他本人也在1982年里，成为了新中国的“首位新闻发言人”，而这个故事，还要从中苏关系说起。 由于赫鲁晓夫上台后对中国的政策，中苏关系一再恶化，在后期跌至冰点，双方在政治上尖锐对立，甚至在边境上产生了一定的龃龉和对峙。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1982年3月，这位新苏联领导人在中亚塔什干发表了一系列讲话。 虽然在话语中仍旧“傲气满满”，然而对待中国的部分上，勃列日涅夫却一改赫鲁晓夫过去不停批判我国的话锋，转而明确承认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以及“中国拥有台湾的主权问题”。  这点不同寻常很快被邓小平和钱其琛先后注意到，在中共中央的示意之下，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中国新闻发言人”的身份站在了外交部旧址主楼的门厅里。 面对着下面数十名记者，召开了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在会议上，钱其琛态度平静、语调沉稳地对着这几个记者、更是对着世界表达了中国的态度： “我们注意到了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这封言简意赅的声明发完，钱其琛没有留给记者采访的时间，便离开了现场。 然而，在这极为平常又不平常的三句话中，“注意”两个字尤其蕴含着别样的意义，钱其琛短短的三句话，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许多西方媒体认为，中苏关系这是要“破冰”的意思。  而中苏关系也确实在1982年后逐渐软化，不过，还没等中苏关系真正恢复友好，这个曾经雄踞于亚欧大陆上的“老大哥”就在1991年轰然坍塌。 而钱其琛也在这之后代表中国给新成立的俄罗斯外长通了电话，承认了俄罗斯政府的存在，也阐述了中国一贯的立场——不得不说，这其中或许也有勃列日涅夫当年“破冰”所产生的良好影响。 而在外交部内部，这场发言也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在钱其琛晚年撰写的《外交十记》当中，这一场发言前，钱其琛等外交部的高层原本就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 而这场发言更是成为了“建立发言人制度的一个良好契机”。1983年，中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外交工作也因此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李肇星的“领路人” 其实，在那一次演讲中，还有一位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的人，那就是当时在钱其琛身边担任翻译的、后来的外交部“星爷”：李肇星。 早在1977年，李肇星第一次见到大自己十余岁的钱其琛时，还闹出过一场笑话。 当时的李肇星刚刚从非洲驻地回国，来到新闻司担任科员，被人领到钱其琛身前时，由于十分紧张，李肇星脱口而出：“钱司长好！” 没想到，他话音刚落，就听见办公室里传出了一大片善意的哄笑声。原来，在外交部里，上下级的关系非常“淳朴”。 大家提到钱其琛，都是十分不见外地喊他“老钱”，而钱其琛提到他们时，也统统用“小李”、“小王”等等代称。这还是钱其琛第一次被人喊做“钱司长”呢！ 1983年5月，李肇星被派往非洲的一个小国——莱索托王国担任临时代办一职。  这个国家是一个和中国刚刚建交不久的国家，而李肇星这个所谓的临时代办，工作却十分重要：在正式的外交大使到任之前，代办不仅是中国驻该地大使馆的馆长，更是首席外交官。 由于第一次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在临走前，李肇星特地准备了本和笔，跑去咨询钱其琛自己应该怎么办。 结果，他准备得倒是万全，钱其琛却只是淡淡地说了两句话：“和全馆同志一起吃饱饭，好好干。祝大使馆全馆同志都好。” 整个谈话都没超过一分钟，却蕴含着钱其琛对于自己这位下属足够的信任与祝福；而李肇星也没有辜负钱其琛的这份信任，抵达非洲后，李肇星积极解决各类难题，为后来的工作团队可谓是铺平了许多“道路”。 半年后，这个从头到脚仅仅六个人的驻外临时小使团，却在党委评选中荣誉当选为了“先进集体”。 1985年，李肇星走马上任中方外交部发言人一职。刚刚到任的时候，李肇星被派去为马毓真做副手，然而“心里没底”的他再次偷偷地跑去问钱其琛：要不要分一分正、副发言人？ 没想到，钱其琛很严肃地拒绝了他。原来，在钱其琛的眼里，发言人的职责就是实事求是地发布新闻和政策，正、副发言人的分类无用且没必要，严谨地介绍相关内容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钱其琛的一番话让李肇星豁然开朗，也让他重新审视了这份代表着祖国荣誉的工作。在后来钱其琛去世后，李肇星回忆起这位前辈“恩师”，不无感慨地说道：“老钱不仅是我的榜样，更是我在外交工作中的领路人。” 1995年2月，李肇星担任外交部副部长，2003年再次升任外交部部长。在一次次升任中，李肇星惯性地一次次地再跑去向钱其琛“取经”，而这位老钱也毫不吝啬地再次将经验传授给了他： “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加强组织纪律性，党委班子和一、二把手之间要团结。对自己的同志有什么意见，一定要当面提，不要背后议论……至于官衔，只是一个代称，不必太当回事。你只要记住自己前进的方向，记住外交部是为人类谋取和平，帮助国家与国家之间'交朋友’，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这样的处事方式，其实也是钱其琛这些年在外交部工作的风格，而李肇星也从中受益匪浅，他一直秉持着这份观念，并且一以贯彻到了如今。 四，风云变幻中，为祖国开辟外交新天地 “有情叙往事，无官开新卷。”这是钱其琛在离休后自己做的一首自得其乐的小诗中的一句话，而他撰写的《外交十记》，也为后人展露了当年风云变幻的外交历史的一角故事。 在书里的记载中，在1991年11月前后，钱其琛作为中国外长，出访了位于汉城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 在会议后，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单独会见了钱其琛，两人就中韩关系进行了友好的探讨。 次日，韩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全都都是卢泰愚和钱其琛的握手照片，这也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中韩关系发生改变的一大转折点。 其实，在钱其琛的外交生涯中，一直以来坚持的目标，就是为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外交环境，他也一直在为中国谋取正当的、应得的利益而努力。 1993年10月，钱其琛在联合国大会上会见了英国的外交大臣赫德，商讨香港、澳门的相关回归事宜。 由于当时赫德的态度强硬，而钱其琛又寸步不让，眼看着双方即将不欢而散，钱其琛咄咄逼人的口气突然一转，“和风细雨”地对赫德说道：“今天的会谈十分重要，其实也应该说还是算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 一旁旁听的李肇星刚刚目睹完一场近乎于激烈的争吵，闻言不由得一头雾水，就听钱其琛冷静地继续总结道： “第一，如此激烈的争论，说明双方对香港问题都极为重视，这是我们今后解决相关具体问题的前提；第二，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达成一致，但这一次争执表明我们都还愿意沟通，这也为今后的良好会谈打下了基础。” 由于都为外交人员，赫德立刻心领神会地笑着点了点头，一场即将破裂的谈判就这样被消弭于无形，而李肇星也立刻明白了，今天自己这是观摩了一场外交场上“斗而不破”的典型例子！ 其实，从1988年钱其琛担任外交部长起，到2003年他从副总理的位置上离休，他所经历的世界环境可谓是严峻而充满了挑战。 苏东剧变、冷战终结，中美苏这个三角关系骤然坍塌，世界格局重新洗牌，而钱其琛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步步地重构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发展中国与东欧、亚非拉等国家的新外交模式，可谓是外交“战绩斐然”。 现如今，中国经济能够如此腾飞，与当年外交新模式中所打下的良好局面是分不开的。 可惜的是，这位为中国拓展了一个“新天地”的老人，早在2017年作古，无法继续看着中国走上世界的顶尖地位，而他为中国外交打开的这一片天地，也在由如今的新一代外交官们不断地向着更远大的地方书写、更新。 如今，大国已经崛起，今后，我们更应当以这样一位泰斗作为榜样，也为实现中国伟大的复兴梦而继续努力，奋发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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