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朱元璋而言，元至正二十二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内忧外患频发，在东边，金华、处州、衢州先后发生叛乱，在西边，洪都发生判乱，他的对手陈友谅和张士诚也趁机发动进攻，而邵荣案便是发生在这一年。
邵荣当时是江南行省平章政事，地位仅次于朱元璋，朱元璋是吴国公。
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元至正二十二年七月十三，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谋反伏诛。
邵荣和赵继祖都是郭子兴旧部。
《明太祖实录》对邵荣案的叙述大致是这样的：
邵荣勇猛善战，差不多和朱元璋同时参加濠州红巾军，从平定处州叛乱回到应天后，逐渐变得骄纵，曾口出怨言，在他的部将当中，有人想去告发他，邵荣知道后，开始疑惧不安，与赵继祖密谋趁机动手。
当朱元璋去三山门外阅兵时，邵荣与赵继祖埋伏在门内，想举兵行动。
正在这时，突然刮起大风，吹起邵荣的旗帜，碰到朱元璋的衣服，朱元璋觉察到异样，换了衣服从别的道路返回。
邵荣扑了空，被宋国兴告发，朱元璋派人把邵荣找来，当面责问，然后把邵荣关到别的屋子，和诸将商议处置办法。
这时常遇春站出来，说：“荣等凶悖，一旦忘恩义，谋为乱逆，不利于主公，将害及我等。纵主公不忍杀之，我等义不与之俱
于是，朱元璋采纳这个建议，让人准备酒菜饭食，与邵荣边饮酒边流泪，后来，邵荣被诛。
俞本《纪事录》的记录与《明太祖实录》有所不同，大致如下：
八月初七，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让部众乘海船停泊在二村港，密谋举事，其部将刘某暗中逃回去应天，向朱元璋告密。
朱元璋于是让廖永忠、康茂才去请邵荣喝酒，将其擒住，押送至朱元璋面前，朱元璋哭着列举他的罪状，两人连续饮酒数日，在中秋节的夜晚，邵荣被诛于聚宝门。
《国初事迹》对邵荣案的记述大致如下：
平定处州叛乱后，邵荣七月回到京师。八月，邵荣与参政邵某图谋不轨，元帅宋某首先向朱元璋告发。朱元璋派壮士将邵荣、赵某捉住，用锁链锁上，朱元璋备下酒菜招待二人，问他们：我和你们一同参加起义，希望事业成功后能同享富贵，成为一代君臣，你们为何要图谋背叛我？”
邵荣回答说：“我们长年征战在外，攻取城池，不能在应天与家人团聚，所以才这样做。“邵荣不喝酒，只是追悔流泪，朱元璋也忍不住落泪。朱元璋打算把邵荣关起来，禁锢终身。常遇春提出不同意见，所说的内容与《明太祖实录》大同小异。
《明史·列传·常遇春》对邵荣案的记载是这样的：“先是，太祖所任将帅最著者，平章邵荣、右丞徐达与遇春为三。而荣尤宿将善战，至是骄蹇有异志，与参政赵继祖谋伏兵为变。事觉，太祖欲宥荣死，遇春直前曰：“人臣以反名，尚何可宥，臣义不与共生。”太祖乃饮荣酒，流涕而戮之，以是益爱重遇春。“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说，在朱元璋麾下将帅中，邵荣、徐达、常遇春最为骁勇善战，而邵荣身经百战，尤为突出。可是邵荣后来骄纵傲慢，生出异心，与参政赵继祖设下伏兵图谋不轨。事情败露后，朱元璋本想宽恕邵荣，常遇春上前进言加以劝阻。朱元璋于是流着泪和邵荣饮酒，不久邵荣伏诛，朱元璋从此更加信任、看重常遇春。
邵荣案后，郭子兴旧部再也不能成为困扰朱元璋的因素，朱元璋最终建立起绝对权威，使濠州红巾军成为他如臂使指、令行禁止的队伍，为一年后在鄱阳湖之战中最终打赢陈友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朱元璋一向以执法严格著称，为何邵荣案发生后，上述记载中都提到朱元璋伤心流泪、不忍心处置邵荣的情景？
或许，当时对于邵荣的罪名，存在不少不同意见，朱元璋需要以这种方式平息议论；也或许，邵荣案事发突然，他需要以这种方式给大家一个比较能接受的解释。
邵荣当时是二号人物，不仅地位高，而且战斗力强悍，屡立战功，在很多关键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队伍中的威望很高，可能不仅郭子兴旧部听从他的指挥，就是在朱元璋的亲信部众中也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朱元璋攻下金陵后，亲自领兵征战的次数比以前大大减少，邵荣常年领兵出征，必然会在底层将士中形成一定的影响力。
朱元璋处理邵荣案时需要顾及到将士的情绪和看法，或许这也是朱元璋流露出不忍心处置邵荣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