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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洱的小说《应物兄》具备复杂的环状美学结构。小说以反讽话语为其首要特征，借助语言过载、人兽并置和伪百科全书式写作三个装置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性审视。从第84节开始，以民歌《苏丽珂》的音景设置为标志，小说中的抒情话语明显占据上风，对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代表进行了正面展示。反讽与抒情的背反与衔接，形成了令人瞩目的莫比乌斯环状美学构造。这一美学构造成为小说知识分子主体建构的重要隐喻：跨越知行分裂，寻找未来的第三自我，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经历背反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李洱 《应物兄》 反讽 抒情 美学构造 莫比乌斯环 作者陈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责任编辑：马涛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2期P29—P38 《应物兄》围绕主人公应物兄主持筹备“太和研究院”展开浩荡喧哗的叙事。整部小说以筹备工作为线索，跨度不过短短一年，然而信息量极大。应物兄应葛道宏校长之命，参与筹备“太和研究院”，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有省级领导、海外新儒家、华裔巨商、海外汉学家、海外留学生、大学校长、教授、科学家、“风水大师”、本土巨富、寺庙住持、媒体主播、明星以及各级官员等。在这部写作了13年、共85万字的小说中，涉及典籍著作四百余种，真实的历史人物近二百个，植物五十余种，动物近百种，疾病四十余种，小说人物近百个，各种学说和理论五十余种，各种空间场景和自然地理环境二百余处。 应物兄最初踌躇满志，以为筹办儒学研究院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会让人感到“知行合一，事业有成，身心快乐”。儒学研究院将成为“儒学家的乐园，一个真正的学术中心”。然而事与愿违。各路人马纷纷登场，他们口若悬河、咄咄逼人，儒学院被捆绑上人事变动、利益输送、政绩工程、旧城改造等诸多任务。话语狂欢，符号增殖。最终“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栾庭玉、梁招尘等官员落马，袁道宏调离岗位，老一辈知识分子落幕，海归儒学大师程济世后继无人，主角应物兄遭遇车祸，只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小说因其体量巨大，具有某种复杂暧昧的美学特征。它隶属于现实主义还是先锋派，是百科全书式写作，还是致敬中国古典小说传统，“无论对《应物兄》具有怎样的阅读感受，都无法否认它以具有冒犯性的现实准星、叙事语调、知识与历史的想象、游戏精神、幽默感，逾越了各种我们耳熟能详的各种写作成规。”这种美学构造源于内部蕴含的两种矛盾力量。丛治辰观察到，《应物兄》除了显而易见的反讽之外，内在涌动着一股抒情的力量。毛尖也有类似的感觉：“《应物兄》内在地有一个二重奏，有无数组对立概念和对应关系，他们彼此响应或不应，彼此否定或肯定，共同构筑了这个碎片化时代的一个总体性或总体性幻觉。”正是这两种力量交替消长、此起彼伏，构成小说“二重奏”式的美学动力机制，使小说呈现出复杂矛盾、磅礴又暧昧的面影。 本文意在详细描述小说这种独特的美学构造。小说文本以语言过载、人兽并置和伪百科全书式写作的装置形成反讽话语。随着时间展开，读者还会发现小说呈现出从反讽到抒情的翻转。两种看似矛盾的力量联结在一起，潜藏的抒情终将浮出地表，形成一个“莫比乌斯环”状的美学结构。 一、反讽装置一：语言过载 反讽（irony）从古到今都在发展之中。它可被视为一种微观修辞技术，也可指代某种态度或意图，甚至超越微观修辞，被某些人视为一切叙事作品的最高美学范畴。总体而言，反讽的美学原理在于表意与深意之间的背反。弗莱提出：“反讽这个词就意味着揭示人表里不一的技巧，这是文学中最普通的技巧，以尽量少的话包含尽可能多的意思，或者从更为一般的意义来讲，是一种回避直接陈述或防止意义直露的用词造句的程式。”但反讽概念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意义边界在创作实践中被不断拓展。米克在《论反讽》中，罗列了从埃斯库罗斯到布莱希特等四十余位反讽作家的名单，从古希腊到现代，这一手法不断变异繁衍，蔚为大观。本部小说有许多难解的美学特征，都可以放在反讽的视域下进行恰当的解释。 一般读者的第一感受，是语言描写的过载。作者关心的问题在于当代主体的精神困境——知行分离。大部分人物处于亢奋的言说状态。人物话语一句接着一句，密不透风。不同于传统小说节制的、信息量大的、凝练的对话设计，《应物兄》的语言描写简直泥沙俱下。超负荷的语言描写，挤占了其他描写的空间。这些人物以言语堆积物的形态出场，面目、性格、身份不再以直接叙述的方式去交待，在漫长的85万字篇章之中，人物一旦出场，就只剩下喋喋不休的语音在空中交织。 对话的超负荷，应如何解释？有论者指出这是一部“说话体”小说，李洱自己也表达过对《红楼梦》“对话主义”的肯定，然而这样的说话体，与《红楼梦》有明显区别。《红楼梦》以对话体现智慧、欲望、身份和关系，对话是另一种对“关系”的描写。《应物兄》中的对话承载了更多别的功能，其最大特点不在于通过对话去现实主义地再现人物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或心理性格，而是借助大量对话反身性地形成对人物的暴露与挖苦，产生强烈的反讽效果。语言过载现象应当这么理解：它为读者反讽地理解人物提供必要的线索。“如果没有这种明确无误的线索，反讽总会带来弊病，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重要的理由做出假定认为领会不了反讽是读者的错误”。线索虽然“明确无误”，但毕竟不属于直接言明，而是建立在对读者判断力的信任之上的。有些时候，有意的沉默能够制造反讽——而另一些时候，过分的陈述同样制造反讽。 小说主人公应物兄被迫在许多场合承接过量的对话。小说开场第一个矛盾事件为乔木先生的宠物狗木瓜在宠物医院咬伤了大老板铁梳子的宠物狗金毛。应物兄与兽医、费鸣、金彧、壮汉展开了丰富的对话。为了解释小狗木瓜与大狗金毛的冲突，小说刻意让兽医事无巨细地重复事件经过。在兽医自我夸饰、掺杂不清的介绍之后，应物兄与金彧从狗的血统、赔偿协议谈到金彧的专业、后台老板的公益项目、应物兄的讲座、孔子养生之道，应物兄拐弯抹角提出孔子的“恕道”将谈判导向有利的方向。应物兄说“孔子所说的'恕’，并非'宽恕’，而是'将心比心’，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然目的是拒绝赔偿，“如果我在上面签了字，那就是陷你于不义。这事要是张扬出去，老板会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她会说她不知道，都是你干的。”话题滑向养生餐厅和玉米须的养生功能，应物兄还在恋恋不舍地扮演导师的角色。在语言过载的状态下，形而上的精神与形而下的身体无缝衔接，暴露了知识话语的空洞虚无和知识分子行动上的无能。 小说中俯拾皆是的，是这类反讽情境或无意识反讽——受嘲弄者的自负又无知和观察者的态度之间形成鲜明对比。知识分子之外，其他人物也通过夸夸其谈展现其“自负又无知”的形象。坦桑尼亚留学生卡尔文的汉语颠三倒四，每次他口出粗言辱骂对方时，总因为语法错误骂了自己。罗艺艺的父亲养鸡大王罗总、生命科学基地合伙人及林蛙大王雷山巴，这些粗鄙无文的老板也属于“自负又无知”这一类，夸夸其谈、喋喋不休，说得越多，暴露得越多。表面上，叙述者采取了纵容的态度，然而让人物尽情展示其无知的“纵容”，本身就表达了隐晦的批判态度——毕竟是叙述者推动人物去进行“不知不觉的自我暴露”（unconscious self-betrayal）。 二、反讽装置二：人兽并置 小说反讽话语的来源，还在于构造了“人兽并置”——通过一系列动物形象，与人物形成巧妙的呼应对照关系。言在此而意在彼，小说兴味盎然宕开一笔去写动物的时候，从来都在遥遥瞄准动物旁边的人物。 主人公应物兄与狗的形象纠缠在一起。尽管美国女孩珍妮在论文当中大谈“儒与驴”，但显然儒与狗的映射关系出现更频繁。应物兄的著作出版时被扣上《孔子是条“丧家狗”》的名字。开篇狗咬狗事件中，他与杂交犬木瓜的形象叠化到了一起。“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一到国外，就会变成一只狗，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中国什么都是好的，容不得外人批评半句”，“但这一天，面对着无数陌生的看不见的听众，他发现自己又从刺猬变成了狗”（第6节《走着瞧》）。季宗慈饲养了黑背、藏獒、爱斯基摩犬，还有一只土狗草偃——那是应物兄从屠刀下救下的，后来这只忠心耿耿的土狗还救了季宗慈的性命。应物兄的好友郑树森针对费鸣的攻击，引用鲁迅与梁实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典故来安慰应物兄。狗在应物兄周围无处不在，第34节应物兄、费鸣和葛道宏去见栾庭玉时，也能看到几只狗：“这次他们身边还是一群狗：高大却精瘦的狗、扔毽子的狗、像人那样蹭痒痒的狗”。 小说反讽的构造很大程度还来源于诸多知识性典故的介入。小说包罗万象，演绎众生，并容纳了儒学、哲学、植物学、生物学甚至建筑学等方面的知识。作家引经据典，枝蔓不断，每隔几页必插脚注，令文本成为引文交叉的纺织物（texture）。对于知识扮演的角色，方岩认为是“补偿式教育作用”，张定浩则认为意在“给读者信任感”，也有论者提出异议，认为“从技术层面考虑，由于人工智能的发达，在机器人小冰都能将诗歌写得像模像样的当下，将所谓知识和段子当做小说美学突围的方向，就不能说是一个多么明智的选择。”或者“有些跟钱锺书犯同样的毛病，为了把知识点引入，一定要编一个故事”。如何评价大量利用知识引文的写作策略？我们需要放在整体反讽的视野下，才能对其作出更加全面的判断。 不精确统计，在整部小说的脚注中至少出现了《诗经》《易经》《道德经》《论语》《左传》《谷梁传》《孟子》《史记》《尚书》《礼记》《庄子》《荀子》《国语》等古代经典，还有郭璞、班昭、张衡、班固、王充、董仲舒、许慎、刘义庆、范晔、萧统、王阳明等人的著作。西方经典则有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诗学》、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恩格斯《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弗洛伊德《释梦》、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克尔凯郭尔《论反讽的概念》等。它还广泛涉及诸如佛学、戏曲、古典诗词、文论、笔记小说，包括许多旁门左道的解梦、占卜、书法、医学、养生之书。人物夸夸其谈，在言谈中对各式各样的“物”做大量解说——羊肠琴弦、二胡蚺皮、玳瑁高蒙心葫芦、青铜美人觚、荇菜、菖蒲、仁德丸子、套五宝……《应物兄》熔铸万物，让知识高度膨胀，形成一种貌似“无一字无来历”的仿百科全书风格，构成对知识界学术文体的戏仿。 之所以称“伪”百科全书，是因为许多知识显然是不可靠的——比如这样的“文献”：《中原日报》《济州地方志》《济州卷烟厂厂史》《麦荞文集》《与中学生谈谈当代科学史》和芸娘的未刊稿《存在何以隶属于显现》。倘若抛弃对“小说”的阅读期待，将《应物兄》视为一部思想文本并无不可。但必须正确对待小说中的知识话语，否则就将缘木求鱼、误入歧途。知识煞有介事地出场，逐渐在煞有介事中暴露出虚假性。通过虚假知识的植入，让读者感受到所谓“知识”有其作为装置/装饰的一面。 我们还应注意到人物运用这些知识的方式。应物兄赴美邀请程济世，小说从19节铺陈到24节。赴美前，费鸣提供了一系列程济世父亲的资料，絮絮叨叨提到了程家桃都山别墅的变迁——它曾被炮弹轰去一角，农业学大寨时修梯田的人住在里面，后来变成羊圈，里面还发生过强奸案，铁梳子将把这套别墅赠予程济世。这些“资料”的背后，是费鸣、铁梳子攀附程济世的欲望。应物兄与程济世正式会面时，程济世和弟子一唱一和以抬高身价。程济世很自然地称黄兴为“我的子贡”，轻描淡写地提到自己见到了黄兴介绍来的台湾朋友，而黄兴当即表示，那些朋友能见到程先生是他们的荣幸，他们该重金感谢自己。两人言谈中，还故意放出风声，有几个“台湾老朋友”建立儒学院，与济州大学竞争程济世。这样刻意设计，显然是给应物兄的下马威。两相对照，程济世将寓所称为“乘桴浮于海”的“桴楼”、自称与孔夫子一样只想当“素王”，表演姿态就相当明显。黄兴以另一个弟子敬修己（郏象愚）反对为由，借故推延程济世的回国时间。应物兄随机应变，称象愚“勿必勿固勿我勿意”一条也做不到，还送了一句戏词“忙赶上头里的丧车不远，眼见得客死他乡有谁祭奠”，同时表示自己也可以安排象愚调动回国，堪称恩威并施。程济世一方面说自己想念慈恩寺的桃花，另一方面则又放出风声，清华大学想调动自己，此外还有北京、上海的几所大学，再次抬高身价。会谈在看似风雅、其实诡谲的气氛中进行。程济世是张弛之道的高手，随后提到仁德丸子、自己的祖宅、灯儿姑娘，兴之所至还拉起了二胡，谈及了“和谐”的概念，引得济州诸人团团转。说完“雪桃”典故，程济世担心人事变动，校长葛道宏位子不稳，于是再用“鲁哀公姓蒋，是个草头王，葛校长姓葛，也是个草头”隐语进行试探。又引“松柏之下，其草难殖”，探听校长是否强权人物，对待知识分子手段如何。在知识典故之下，是欲望在涌动，是权谋在布局。 知识话语并不指向真理，而总是指向人的欲望。在第23节程济世评价了应物兄的名字——“物，万物也。……心存敬畏，感知万物”。而原本“应物”的意思，来自应物兄的中学老师，取“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之义，还包含了自由的向度。程济世对“应物”的理解显然有所偏狭。程济世最后又隔空举荐费鸣，原来他已与校长葛道宏通过电话，揣摩了校长心思，就做个顺水人情，调动费鸣，为其新秘书乔引娣腾位子。假如将这些知识分子视为外物的话，应物兄在他们冠冕堂皇的知识话语面前步步受制，只能做到“心存敬畏，感知万物”，而没有任何“无累于物”的自由之感。 “烦”（boredom），是读到这么繁冗的知识话语后读者的直观感受。有人恐怕会腹诽，这部小说有必要写得这么长吗？大量的知识话语将读者从手上的书中推挤出去。这么看来，体量的必要性在于，通过对感官的反复冲击，让读者形成对知识话语的疏离感。“烦”，需要一个时间上的量的积累。在海德格尔那里，有一整套与“烦”相关的表述：此在的生存论包括一般展开、沉沦、筹划。此在于日常中处于被抛和沉沦状态——此在总是消散在先行于己的烦忙的世界，或寓于上手事物的“烦忙”或寓于照面的他人而“烦神”。在这个意义上，“烦”是领会此在的一个关键枢纽。“烦的结构并不反对可能的整体存在”，“烦在良知呼声中向最本己的能在唤起此在”。体悟到“烦”，是此在领会自身的契机。不妨假定“烦”作为感官体验，也是小说刻意营造的效果。有些小说给人刺痛，有些让人撕心裂肺，有些意在让人沉溺，有些让人间离。“烦”有可能带给读者的是类似间离状态的清明意识——对知识话语的“烦”，让我们对人物甚至叙述者都形成一定的警惕。 由是，我们看到了小说反讽美学的第三个装置——经由知识话语的高浓度配置而产生伪百科全书式的效果。借助这种戏仿，小说成功地在读者心中唤起某种“烦”的心理反应。如果说小说是一个思想文本，那么其思想并不以主张或命题（argument）的方式出现，而是感觉（sensation）形态来出场——“烦”即思想。 四、从反讽到抒情：作为标志的《苏丽珂》 在“烦”中我们遭遇反讽的极限：“对于反讽的主体来说，既存的现实完全失去了其有效性，它成了处处碍手碍脚的不完善的形式。但是另一方面，他并不占有新事物。他仅仅知道面前的事物与理念有极大的差距。反讽者是先知的，因为他不停地指向将来的事物，但他并不知道这将来的事物究竟是什么。”当反讽抵达极限，小说的美学构造即将产生奇妙的翻转——抒情话语浮出地表。 “抒情”与18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中崛起的“抒情诗”（lyric）密切相关，既包括集体抒情，也有私人抒情。王德威更将“抒情”高举为堪与革命、启蒙并称的中国文学传统，并多次强调中国文学自身的、有别于18世纪西方浪漫主义的“抒情”的丰富特质。但本文主要在较为贴近文本的意义上使用“抒情”这一概念。“抒情”在本文中指称小说中较为感伤、忧郁、优美甚至带有一定音乐性的文学话语，在这些话语中叙事者的腔调从戏谑转为严肃。 从“认同”的角度区分，“反讽”通常造成读者与反讽对象（小说人物）关系的疏远和间离。在反讽话语的回旋中，我们得以对小说叙述的人物拉开一定距离进行观照，甚至俯视。抒情则是一种让读者拉近与人物距离的美学形式。在抒情话语中，我们趋近于人物，倾向于认可甚至仰视人物。一般来说，反讽与抒情往往容易被视为对立的两极，但在《应物兄》中这看似矛盾的两种话语恰当地联结到一起。 明显的变化从第84节开始。一首苏联民歌《苏丽珂》传入应物兄的耳朵。歌词哀伤，旋律乐观而雄壮——“声与意不相谐也”，“既雄壮，又忧郁。既坚硬，又柔软”。在这样的音景（soundscape）之中，原本前台喧嚣的各类人物声音暂时偃旗息鼓。“为了寻找爱人的坟墓，天涯海角我都走遍。但我只有伤心地哭泣，我亲爱的你在哪里？但我只有伤心地哭泣，我亲爱的你在哪里？……夜莺一面动人地歌唱，一面低头思量。好像是在温柔地回答，你猜对了正是我。声音可以形成文学人物行为的背景。小说文本的反讽突然被一首苏联民歌所替代，情绪走向渐趋抒情。 这首民歌的出现，首先是文本情绪倾向和氛围变化的“定调音”。听觉并不只是生物学的体验，还与社会历史紧密相关——盛行于20世纪50—70年代的苏联民歌与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密不可分。伴随《苏丽珂》一同占据前台的，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情感结构与价值体系。苏联民歌唤起了一种略带忧伤但又明朗雄健的情感体验，抒情色彩油然而生。 凭借这首《苏丽珂》，小说引出了与之紧密相伴的双林院士。小说中描绘了三代知识分子。第一代包括双林、乔木、张子房、何为、姚鼐（包括相对复杂的程济世）；第二代包括芸娘、文德能、应物兄、双林院士的儿子双渐、郏象愚、费鸣、费边、董松龄、汪居常、吴镇等，第三代则包括张明亮、易艺艺等。双林院士属于第一代知识分子中的楷模。第85节陆续展开双林院士的往事。他从桃花峪改造回京后投身甘肃核基地。为了理想信念，坚守保密制度，从此与妻儿无缘相见——一直到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才给妻子来信，其时妻子已去世，八岁的儿子双渐成为孤儿。从此，父子形同陌路。在晚年疾病缠身的状态下，双林到济州寻找儿子下落。应物兄听着这首音乐，走在寻找双林院士的路上。 相比于许多知识分子的钻营算计，双林院士可谓罕见的“清流”。他淡泊名利，受济州大学邀请做讲座却不愿抛头露面，从甘肃回京后投入下一轮的奉献，到北京的小学义务讲课，还将一套房子变卖后捐款给失怙儿童。此时，得到双林院士失踪消息的应物兄，找到了双渐母亲的坟墓，并与双渐深入交谈。“他了解得越多，越觉得双林院士和他的同伴们，都是这个民族的功臣。他们在荒漠中，在无边的旷野中，在凛冽的天宇下，为了那蘑菇云升腾于天地之间而奋不顾身。”配合这样的画面，是《苏丽珂》始终在谈话背景中浅斟低吟，音色忧伤、明亮与雄健兼备，不再带有反讽色彩。 小说的风景描写为之一变。应物兄寻访双林院士时走到了黄河边，“九曲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但只有在万米高空，你才能看见这个弯”——颇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苍凉。在第85节第三自然段，是密集的抒情话语，段首是“缓慢，浑浊，寥廓，你看不见它的波涛，却能看见它的波涛。”段尾则是“这是黄河，它比所有时间都悠久，比所有空间都寥廓。但那涌动着的浑厚和磅礴中，仿佛又有着无以言说的孤独和寂寞。”“音景”影响了风景。 此后，小说中让人尊敬的人物密集返场。同属第一代知识分子的张子房被何为先生戏为“亚当”，因为张子房曾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小说结尾，应物兄在一处大杂院里见到了张子房先生，而这处大杂院正是当年的程家大院。“只有住在这里，我才能够写出中国版的《国富论》。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够体会到原汁原味的经济、哲学、政治和社会实践。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够看见那些'看不见的手’。”儒学研究院苦寻程济世的程家大院旧址，一直没有找到传说中的“仁德路”。而张子房拒绝浮华和喧嚣，住在贫民窟般的大杂院潜心学术研究。小说仿佛在暗示，张子房所走的道路，才是真正的“仁德之路”。 此前不断提及却未正面出场的重要人物芸娘，在第86节以后频繁出现。芸娘与文德能堪称二代知识分子中的楷模，对程济世保持距离，对于应物兄等人如同圣母。她教诲应物兄“无常以应物为功，有常以执道为本”，无论有常无常，都要懂得权变，更要懂得坚守正道。芸娘携带着20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的流风余韵，在思想史研究中孜孜不倦探索新的个人、新主体的可能性。从芸娘口中，还引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人物谭淳，她同属第二代知识分子，也是谭嗣同的后人，受程济世诱奸而生下程刚笃。相比于芸娘，她更为激烈，曾经两次捍卫谭嗣同的思想，与程济世产生思想交锋。“她有一言献于先生。潜身缩首，苟图衣食，本是人之常情，倒也无可指责；舍生求义，剑胆琴心，却唯有英雄所为，岂是腐儒所能理解。”在抒情的力量之下，小说对这批第一、第二代知识分子的态度转为认同。 《苏丽珂》还可以视为某种“信号音”，类似于情节设计上的“草蛇灰线”。此后小说叙述人的话语不再轻松、亢奋，语速逐渐放慢，许多时候显得感伤、沉重而诚恳。歌词反复吟唱的是“寻找爱人的坟墓”，死亡的阴影笼罩在上空。这首曲子一旦奏响，小说即将迎来结局，人物也纷纷谢幕，仿佛一曲提前奏响的挽歌，芸娘身患重病，双林院士终于逝世。小说借乔木先生之口，不无感伤地说：“我们这代人，终于要走完了。”其后是对文德能思索的课题“第三自我”（“the thirdxelf”）及其临终场景的追忆。辗转病榻的何为老先生也随后撒手人寰。小说终结处，一场漫天大雪降下，应物兄在山路上遭遇车祸，也完成了谢幕。 显而易见，随着音乐《苏丽珂》的奏响，小说情调从反讽转向了抒情。当然，这种转换相当巧妙——抒情在前文中并不完全匮乏，而亦有踪迹可循。我们把这种反讽与抒情的无缝联结、并在文本中不知不觉进行翻转的美学结构，称为“莫比乌斯环”。在莫比乌斯环上，沿着一个平面前行，只要走得足够远，就会走到背面。对知识分子现状的不满积攒了足够的能量，诱发了回望——对双林、张子房等往昔理想人格的某种追忆，以及前瞻——文德能对第三自我的设想。这些，都属于抒情的范畴。 五、为什么是莫比乌斯环：主体建构的隐喻 小说以反讽美学联结抒情美学，形成了环状的美学构造。 如果说，反讽美学更多创造对于人物的间离和审视，那么一旦小说抵达抒情，是否对于人物转向趋近和认同？也就是说，我们把小说的目标视为对知识分子主体的探索工程，这是否说明小说已找到相对稳定的知识分子样本？ 并非如此。姑且来看小说家寄予主要同情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乔木作为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有其明显的暗面。乔木先生一方面看不起程济世的学问，从情感上抵触程济世回济大建立儒学研究院，另一方面却想利用儒学研究院来解决家庭难题，把自己女儿塞进儒学研究院，难免落下“假公济私”的口实。在对待个人情感问题上，乔木有“见异思迁”之嫌，编选诗集《闲情偶得》时不曾为风雨同舟几十年的前妻写过一首悼亡诗。再看柏拉图研究者何为先生。尽管何为先生辗转病榻之时形象颇为正面，但在小说前半部分出场时，却有其滑稽可笑之处。别忘了，她之所以跌倒瘫痪，并最终撒手人寰的原因是在巴别讲坛上向听众灌输养生知识。在前文中表现出来的糊涂昏聩，也在反讽话语的视野之内。 我们有理由相信，假如作者有足够的耐心和兴趣将小说继续，反讽的力量终究还会回返。小说的美学构造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独特的圆环，只要朝着任意一面（即使是抒情）行进足够远，都会抵达它的背面。 在拉康那里，莫比乌斯环这一图形用以打破所谓外在/内在和表面/深层之分，并借以描述主体的欲望图示。莫比乌斯环的表面代表了符号界。环内的空洞，既外在于莫比乌斯环，又内在于莫比乌斯环，它相当于实在界。支撑欲望的“小他者”（Objet petit a）处于环内的空洞中，它的缺席，形成主体的欲望驱力。主体在这一缺席的“小他者”吸引下，只能沿着符号界的莫比乌斯平面循环运动，进行对“欲望客体”（the object of desire）的追逐。由于“欲望客体”并不是“小他者”，只是其在符号界的“影子”，所以主体在抵达欲望客体后兴味索然，转向对新的欲望客体的追逐。 小他者是主体在符号界诞生之时残留在实在界的剩余物。由于其不可接近性，导致了欲望的无限漂流。拉康对小他者的认识具有一种两歧性：一方面，小他者指示出我们完全没有知觉和观念的失去的客体；另一方面，它指示出支撑幻想的部分客体。 如上文分析中主体对于欲望客体的追逐一般， 《应物兄》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探索是永未停止的。无论第一代、第二代或第三代知识分子，小说对他们既批判又同情，既非完全反讽，也非完全抒情。叙述者走马灯式地让知识分子一个个从眼前经过，又将他们抛弃在身后，有些人物在被抛弃之后又掉头回去重新检视。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并非没有一些让我们赞赏或认可的地方，然而似乎又并不是完美的代表。在拉康的理论观照下，这些知识分子从构成之初就遗落了某些品质（小他者），使之尽管类似又终究不是小说理想的对象。 那么，真正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怎样的？小说只提供了有限的设想。文德能逝世前，对主体的设想是“the thirdxelf”——第三自我。应物兄作为文本的叙述者和线索人物，具备两重自我。第一自我是行而不思的主体，是他与世沉浮、委曲求全的第一人格。第二自我则是思而不行的主体，是他心存腹诽、无能为力的第二人格。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的分裂状况，恰恰昭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知行分裂或曰“犬儒主义”。如何找到第三自我？第三自我具备哪些特征？第三自我如何克服第一自我（无思考力）和第二自我（无行动力）的缺陷，弥合知行之间的裂缝？我们如何做到包容会通，达到虚己应物、应物而无累于物的主体状态？小说并未给出肯定答复。 文德能对第三主体的拼写很有意思，故意把字母S（寓意“主体”Subject）替换为未知数X，同时在后面加了一个逗号，表示敞开和未完成。小说的结论是：知识分子主体的追寻过程是永未完成的，必将在东西方思想资源中经历周而复始的间离（反讽）与认同（抒情）。这一莫比乌斯环的构造，也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美学隐喻。 为什么叙述者/文德能未能对知识分子规划出一个令人心安的确定形象？答案呼之欲出。作家无限追寻知识分子形象的姿态应当予以肯定，然而如要一劳永逸地终止这一无限的循环，读者和批评家还要付出远比小说文本更多的思考力。从拉康的角度，我们必须重新反思“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在浮出符号秩序地表之时的构成性条件，重新反思“知识分子”乃至家国、社会、学院、传统等与之相关的东西方思想图谱中不证自明的基础命题——必定仍有一些关键因素，是在这一小说文本/作者的视野之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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