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图片 滦河，是迁西境内最大的河流。其发源于承德地区丰宁县西北的巴彦吐尔山麓，经内蒙古高原、坝上草原及燕山山区，至乐亭东部进入渤海。有诗赞其“头摆口外汲清泉，尾荡渤海洗盐滩。”滦河于潘家口进入迁西县境内，经潵河桥、龙王庙、高台子至罗家屯东南出境，进入迁安县境内，在迁西境内67.5公里，河床宽一般500米左右。滦河把迁西分为东北、西南两部分。它给迁西人民带来了清澈的河水，也给两岸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交通困难。为了解决过河困难，人们就在滦河上用船渡河，设置渡船的地方叫渡口。20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迁西境内有十几处渡口，最主要的又两处，一是潵河桥渡口，一是龙王庙渡口。 潵河桥渡口在清代以前因滦阳知名度高而成为滦阳渡口。其始于何时已无法考证。清同治十二年《迁安县志》和光绪二年《永平府志》记载，迁安西部有滦阳渡口。民国二十年《迁安县志》记载：“烟墩山下，滦河之滨，有巨石大如屋，平如砥，上插一铁桩，高五尺，围八寸，相传后梁王彦章系船于此。”“烟墩山”就是现在潵河桥镇东滦河南岸的烟囱山。烟囱山下的滦河南岸，确有巨石铁桩。铁桩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炸掉卖铁，巨石在1975年修建潵河桥滦河大桥时掩埋。此渡口是否始于后梁（907—923年），是否有王彦章其人并在此摆渡，铁桩是否后梁时设，亦无法考证。但是，923年后梁灭亡后，今迁西一带为契丹族所治。契丹于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根据《宋史·刘敞传》，宋《武经总要》地理志，《辽史·本纪》等史籍记载，从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大明）经辽南京幽州府（今北京市）至北宋都成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有一条南北交通干线，是两国使臣往来的官方驿道。这条路经过松亭关路。松亭关就是喜峰口。根据喜峰口的地理位置及口内外地形地貌，此路必须在今潵河桥处穿越滦河。此外，辽朝曾在今迁西、宽城交界一带设立滦河县，治所设在松亭关路上的滦阳。可以想见，作为两国驿道而又是县城门户的滦河上必然设置渡船，这一点当时无疑的。后梁时已设立滦河渡口也是极有可能的。辽金元三朝，松亭关路一直沿用。明朝松亭关改称喜峰口，成为要塞，筑长城、驻军队，喜峰口路成为御边要路。清朝，喜峰口路成为关内外交通干线，渡口一直沿用。 据渡口老船工介绍，从康熙年间以后，滦阳渡口一直由渡口附近的杨家河沿村杨家世代经营，一直到1958年。其间，1946年至1948年，为保证华北解放区和东北解放区的联系，确保党政干部和军队顺利通过长城一线和滦河，冀东解放区政府曾多次休整三屯营至喜峰口公路，同时，开始对渡口摆渡情况进行检查指导。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邦均经喜峰口至宽城公路列为国道，渡口虽仍为杨家私营，但国家对渡口加强了监督管理，并拨船充实渡口，提高摆渡能力。1958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渡口所有权收归国有，由交通部门管理，结束了私营历史，但船工仍为杨家老船工，具体事宜仍由他们负责。1969年，国家把渡口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全部下放给渡口附近的杨家河沿、小寨、李家窝子3个大队。3个大队成立了渡口管理委员会，船工由这3个大队选派。 民国以后，潵河桥知名度渐高，人们将滦阳渡口改称为潵河桥渡口。此渡口从清朝有稽可查以来，一直设在潵河桥村东的滦河、潵河汇流处至下游烟囱山约一公里长的滦河主道上。两河汇流处上游两岸是山，烟囱山以下两岸也是高山。只有这一段两岸地势平缓，河道顺直，河水平稳，适宜设渡，且此段又是经喜峰口出入关内外的必经之地。一般每年农历四月底、五月初开始摆渡，九月中旬停船搭架草木桥。夏季洪水期视水势，多则连续或断断续续停渡一两个月，少则十几天。渡口一般设大小两只船，为船工们购置或捻造。大船一次可渡七八十人，小船可渡一二十人。建国后，国家调拨大中小三种船。大号船一次可载三部空载汽车，或十二辆马车。中号船一次可渡一辆汽车或两辆马车。小号船则渡三四十人。大船满载时需要十几人撑船，两人掌舵，小船则需两三人撑船。渡口船工多则十多人，少则两三人。他们不分昼夜，常年驻守渡口，行人随到随摆。但一般要等四五人以上才渡一次。每次渡人或车的多少则根据行人多少、水量大小、渡船状况等情况而定。摆渡都是从上游顺流而下至对岸。水大时从起船到收船上下相差一华里，水小轻载一般也在20米远以上。行人下船后，将空船沿岸拉至上游，循环往复。正常水量情况下，不算等待时间，渡人从此岸到彼岸需十七八分钟，渡车则需30分钟以上。等人或等船的时间则没有定数。渡河是很麻烦的事，尤其是马车。为了加大容量，尤其是为了安全，上船前将长套牲畜卸下，上船后驾辕牲畜也要卸下。有的牲畜怕水根本不上船，需要前拉后打，逼迫上船，其难度可想而知。 清康熙年以后，滦阳渡口一直为杨家河沿村杨家经营，他们以渡口为生，附以稼樯。坐船费为现钱和粮食。渡口附近三四十里以内的人乘船当时不给钱，待到秋后给粮。此外较远的行人当时给钱。钱数各年不尽相同，可根据坐船人有无其他东西等情况灵活掌握。冬季，杨家买木搭桥，过桥与过渡收费相同。秋后，船工在三四十里以内沿村串户收粮食，作为一年的过渡过桥费，俗称“船粮”，收取“船粮”称为“打船粮”。船粮的多少亦无定数。坐船人根据自家过渡次数及有无车畜自定。有的给的多一些，有的给的少一些，实在没粮，也有不给的。建国后，邦宽公路定为国道，交通不断增大，尤其是汽车等重型交通工具增多，加大了渡口的压力。国家在百废待兴、百事待举的情况下，一方面从东北调来大批木材，搭架了比杨家桥又高又宽又牢的大木桥，全长47孔160多米。从此，过桥不再收费。1958年渡口所有权归国有后，不论远近，坐船一律收费，交通部门发给船票。空人（即空着手，不携带任何货物的行人）每次5分钱，有牲畜或便车1角。马车视轻重载加倍。渡口收入的20%上缴国家，作为购船修船之用，其余80%为船工报酬。1969年后，渡口收入的27%归国家，其余73%归三个大队。船工挣工分，参加所在生产队分配，每月另给8元生活费。 潵河桥渡口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们的过河困难，为附近人民提供了很大方便。但是，一到汛期，就不能摆渡，交通断绝，即使不断交，坐船也费时费工，有时等船要等半天甚至一两天，而且还非常危险。千百年来，船翻人亡的事故数不胜数。1933年农历六月十一是潵河桥大集，此时，滦河正在发洪水，但为了在十二供奉河神日供奉河神，杨家河沿等附近几个村庄70人冒雨赶集，买来肉、米、香等供奉之物，坐船回家。船至中心，突被潵河下来的一个大浪冲翻，连船工70多人全部翻入河中，最后只有20余人逃出，近50人丧生。仅二三十户的杨家河沿村，就有21人遇难。渡口的历史，充满了悲哀和惨痛。千百年来，人们渴望架设一座大桥，不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畅通。同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邦宽公路的交通量越来越大，而且多为汽车等重型运输工具，渡口已极不适应交通需要。1973年，国家筹建潘家口水库，大批水库建设物资从这里经过，尽管增加了三四十条大船，仍不能满足需要。因此，1975年，国家给潘家口水库投资260多万元，在渡口修建永久性超洪大桥，桥长526.6米，车行道宽7米，人行道每侧0.75米，桥高14.5米，载重标准为汽车单车20吨，挂车100吨。7月1日大桥建成通车。从此，不论滦河怎样泛滥，交通都畅通无阻。滦河两岸人民世世代代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大桥代替了渡船，潵河桥渡口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与世长辞，结束了它的千年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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