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日本人写的“日本史”，理解今日之日本、东亚以及世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

日本历史学家著作“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引进中国七年之后，日本史里程碑之作“讲谈社·日本的历史”近日由新经典文化出版，引起各界热烈反响。6月26日，新经典文化联合山东书城，邀请一桥大学博士、山东大学学者胡炜权，与读者朋友分享读书心得，畅谈日本文化与中日关系史。

中日比邻而居，交流绵延一千多年，但要说我们有多了解日本，其实不尽然。今年恰逢东京奥运会举办，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即将迎来50周年，中日关系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这个时间点上，这样一套全面、权威的日本史在国内出版，具有特别的、积极的意义。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共10卷，200万字，介绍了日本上下2000年的历史，并独树一帜地以关键问题划分卷册。该系列在日本出版以来，收获好评无数，重印十数次，至今仍是日本史学者及爱好者心中的必读之选。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

寺泽薫 等 著

新经典｜文汇出版社

日本人编写的日本史

有独特的“当事人”视角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是一套日本学者编写的日本史，由知名出版家鹫尾贤也策划，网野善彦、山本幸司、大津透等史学名家担任编辑委员。10卷本的作者均来自日本知名高校，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九州大学等，可说是日本当下最优秀的学者，每一位都在自己的领域耕耘多年，积淀颇深。

在本书总序中，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勇说，“日本历史”在东西方都一直是重要的热点之一，但是，无论是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还是欧美的日本史研究，都属于“旁观者”书写的日本历史，虽各有建树，亦存在不足。而日本学者是“当事人”，他们书写的日本史，有助于读者看清日本史这座“庐山”的真面目。比如“治天下大王”这个词，不同的读法能表现出不同的含义，其间差别十分微妙，以日语为母语的学者能够感同身受，而外国学者则不然。

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汤重南谈到，讲谈社的这套10卷本通史多从中国同类著述绝不会有的新颖切入点入手，比如从阿伊努、千岛群岛、海洋引出幕末棉纺织业的发展，描写了中国读者鲜少关注的事实和细节，给人以新的启发。研读这套书，将十分有益于学人、读者探寻中日差异并理解日本的思想文化。

新时代学者展现

开放、国际化的新风

日本学者治学的特点是严谨、重视史料与传统，大多数学者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集中研究某个时段、某群人物，很少有人能触类旁通，展现跨学科的视野。这不免令人感到有些保守、刻板。王勇指出，这就是日本东方史学界的现状，“要打破前人的定论需要很大勇气”。

但是，“讲谈社·日本的历史”系列以日本史学大家网野善彦为主编，挑选出一批年富力强、熟悉最新考古成果的学者，展现出了不同的风貌。他们不仅关注日本国内，也放眼东亚与世界，不但把既有观点进行了充分的吸收与完整的梳理，还大胆提出诸多创见，为传统保守的学界带来一股新风，尽显当代学者本色。

讲谈社的筱木和久部长谈到，“讲谈社·日本的历史”系列反映了“网野史观”：以“何谓日本”为出发点，推翻了“日本是孤立的岛国”“日本是一个农业国家”等以往常识，各卷作者也体现了这个特点，不拘泥于公认的定论，实际上展现了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重视“日本”是与亚洲大陆相连的“列岛”、重视“日本的历史”是在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交流中产生的这一事实，是本系列丛书最大的特征。

增进文化交流

从打破偏见开始

活动以“战国织丰时代：日本历史的拐点”为主题，落脚日本历史上最群星荟萃、改编作品最多的时代——战国末期。在这个时代，日本实现了从诸侯割据到建立大一统政权的转变，社会从动荡趋向和平，在这个过程中，也诞生了许多传奇人物，发生了数次大规模的战役，至今仍为战国迷、军事迷所津津乐道。

一桥大学博士胡炜权曾出版《日本战国织丰时代史（上中下）》《丰臣西军与关原之战》《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等专著，对日本战国史十分熟悉。活动中，他谈到，中日之间虽然只隔着一条海峡，从一千多年前就开始交往，但两国在文化、价值观上有许多差异，对我们来说，日本仍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虽然同处东亚和汉字文化圈，但一味地“以己度人”容易造成误会。

今天我们谈到日本人，或许会想起《菊与刀》《武士道》等作品中的描写，认为他们礼貌、拘谨、重视荣誉，还崇尚武士道和自杀。但战国时期的日本人并非如此，那时他们冲动、野性且重视实际，大名、武士在战场上“打不过就跑”，胡炜权戏称之为“逃避可耻但有用”。现代文学与影视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毋宁说是明治维新以来一百五十年间，日本政府对人民进行规训的结果。

战国时期恰恰是日本从崇尚武力走向循规蹈矩、从割据自治走向天下太平的转折点，战国大名织田信长及其后的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的崛起，决定了后来四百年间日本历史的走向，因此胡炜权认为，如果想了解当代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可以从战国时代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