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也并不复杂，关键在于元朝那些老大一直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即自己究竟是中原的皇帝呢，还是草原的大汗。这种身份认同的割裂感其实是困扰所有游牧渔猎民族的最大难题。凡是解决了这一难题的，则其在中原的统治或能长久，或能统一中原；如果解决不好，那身死国灭是最基本的，而民族也就此消失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中。
我们来盘点一下，先后入主中原的游牧渔猎民族有鲜卑（慕容鲜卑的诸燕、拓跋氏的北魏等）、辽、金、蒙古和后金（满清）等，其发展的轨迹基本符合我们的判断。
首先看北魏，拓跋氏在解决了慕容氏以后，就把重心转向了中原，这种选择本来很正常，无所谓对错。但在漠北没有安定的情况下，柔然的纠缠使得北魏最终功亏一篑，虽然孕育了隋唐，却没有成为第一个一统华夏的夷狄政权。比如，北魏道武帝拓跋圭算得上是一代枭雄，但始终无法灭亡姚兴的后秦的关键原因就是柔然的纠缠。其后，辽金同样如此。东西突厥被唐击灭以后，后突厥虽一度复国，但最终还是被击得四分五裂。其后回鹘、室韦、黠吉斯、吐蕃等都虽兴盛一时，但都无法再现匈奴、突厥的辉煌。也就是说，大概从后突厥再次覆灭之后，传统意义上的漠北、漠西就一直没有真正统一过，一直到成吉思汗的出现。草原分裂的历史长达400年之久（745后突厥灭亡～1162成吉思汗出生）。这大概是草原最大的空仓期了。铁木真的横空出世解决了草原四分五裂的难题。而数百年的分裂使得成吉思汗极度重视草原诸部的一统和团结，通过吸收汉地军制和组织制度，使得一盘散沙的草原诸部重新统一。但这种统一的基础非常脆弱，因为草原的生活形态决定了它只能采取聚居 部落的组织形式，虽然黄金家族试图使用万户、怯薛等建立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蒙古，但这种小聚居 大分散的天然的生活形态，决定了失去政治强人之后，蒙古的分裂就是必然的。
而忽必烈自身的上位本来就不容易，和亲弟弟阿里不哥进行了一番你死我活的汗位之争以后，好不容易才取得了草原共主的地位。这场汗位之争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兄弟之争权力之争，实际上是两种生活形态之争:汉化还是保持草原生活状态。忽必烈虽然依靠汉地的资源优势击败了代表草原生活的阿里不哥，但为了维持草原诸部的支持，他不得不从汉化的进程中大幅度后退。最早的忽必烈对汉地文化是非常羡慕的：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但作为蒙古族出身的帝王，严酷的现实使得忽必烈不得不在汉化和维持本族文化中做出选择，蒙古本部大臣基本上都是支持阿里不哥的。这其实就是所谓的保守势力。为了维护漠北的基本盘，元的汉化进程一直非常缓慢，汉地的治理制度一直不完善，后世诟病的“包税制”贯穿始终，而汉地儒生期盼的科举制度一直到1313年元仁宗时期才恢复举办，后又因为蒙古贵族的反对而多次停办。道理很简单，给予汉地儒生科举入仕的机会其实就是剥夺蒙古贵族依靠军功和出身垄断权力的机会。倾向汉化，就很可能丢掉草原的基本盘，如果汉化不成功，结果就是另一个北魏。这也是蒙古皇帝一直在汉地皇帝和草原大汗间摇摆的真正原因。
而且元朝与北魏不同的是，他入主中原以后，一系列偏向游牧生活的政策使得它的基本盘没有丢失；而元朝皇帝的妥协，使得他保持了很多的草原作风，甚至在皇宫内还保持着草原的大帐；这些都让他有回退草原的本钱。相反，北魏在中原争霸的时候，草原的基本盘却被柔然窃取，这使得北魏不得不全盘汉化。这才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全盘汉化的根本原因。而过于急切的汉化，对六镇鲜卑军户的抛弃，也使得北魏付出了亡国的代价。
因此，也正因为有路可退，所以元代贵族的汉化并不积极。但这种选择，虽然使得他们获得了草原百姓的支持，却也使得他们一直无法获得中原士子和老百姓的真正支持，这才是不到百年元就退出中原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