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奇组长 陈松年是陈独秀的三子。1913年的时候，陈松年只有三岁。当年他的祖父病逝，灵柩还停放在家中，正在进行葬礼的时候，安徽督军倪嗣冲派了一批人来打砸，指名道姓要抓陈独秀。 没抓到陈独秀，他们把陈独秀家里值钱的字画古董给带走了。当时在家的陈延年和陈乔年，听闻官兵抓人，翻墙逃遁前往上海寻找父亲。陈松年只有三岁，被扶着翻墙而过时，掉在隔壁邻居家的澡盆里。邻居和陈家人关系很好，看到陈家有难，便施以援手。见到陈松年掉入澡盆，就赶紧倒满水，给陈松年擦洗身子，装作是自己的孩子。 就这样陈家三兄弟相继躲过了敌人搜捕，可是伯伯的儿子陈永年，却被当做陈独秀的儿子抓了起来，后来在牢里关了四年才得以获释。 17岁时，陈松年在安庆家中，得知了大哥陈延年被处决的噩耗耗，母亲和祖母都哭得晕厥过去。陈松年和大姐陈玉莹一起动身，去上海为大哥料理后事。到了上海后，蒋介石下令不准家人收尸，他们连陈延年的尸首都没有见到，只能在他牺牲的地方，烧点纸钱，倒一壶酒，大哭一场而回。 陈延年遇害带来的悲痛笼罩着陈家还未散去，一年不到，又传来了二哥陈乔年被捕即将处决的消息。待到他和姐姐陈玉莹再次赶到上海，见到的只是一具倒在血泊里的尸体。回来之后，姐姐陈玉莹深受刺激精神失常，最后卧病不起，没几个月也病死了，年仅28岁。 1938年，日本人即将攻克安庆，陈松年僱佣了几只小船，把家产从县城大宅转移到乡下掩埋在祠堂中。后来日本人扫荡，连乡下也无法避免，祠堂里的财物被日军扫荡一空。 陈松年找到已经获释的父亲陈独秀，从此，一家人就寓居江津。陈松年夫妇和父亲陈独秀、继母潘兰珍以及祖母谢氏住在一块，一家人大难之后破镜重圆，只求能平平安安过日子，让父亲陈独秀安度晚年。然而祖母谢氏病逝后，1942年，陈独秀也因病离世。 时值抗战，陈松年没法让两位亲人叶落归根，只好就地安葬在江津。1947年时，在一位好心的木材商帮助下，利用木排将父亲和奶奶的灵柩沿江而下运回安庆安葬。因为害怕国民党的破坏，陈松年一直没敢给父亲的墓碑用“陈独秀”的名字，而是用父亲年轻时参加科考的名字“陈乾生”代替。从此陈松年也留在家乡继续生活。 1953年，毛泽东视察长江途径安庆，忽然想起陈独秀曾是安庆人氏，便要求停船靠泊。 毛泽东问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陈独秀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傅大章回答道：“据说有个老母亲（其实早已病逝，即前文提到的谢氏），还有一个后来结婚的女工（即前文提到的继母潘兰珍，1949年已病逝），现在不知道下落。我们比较具体知道的，他还有个儿子陈松年，现在在安庆窑厂工作，家里人口挺多，工资不高，生活比较困难。前些年听说把北京的一座房子给卖了。” 从傅大章的回答也可以看出，当地领导对陈独秀后人的情况掌握并不多。 “那座房子，是不是陈独秀北京的住所，《新青年》的编辑部啊？”毛泽东问。 “应该是！”傅大章答道。 “唉，何必卖了房子嘛！”毛泽东听后颇有些感伤，“陈家人生活困难，地方上可以给他一点补助嘛！”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继续说道：“他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都是我们党早期的革命家，后来被蒋介石杀了。他们是革命烈士，陈独秀这个家庭也应该以革命烈士家庭对待嘛！” 傅大章一直记着毛主席的这次谈话，这次谈话等于给陈独秀后人定了个调子。自毛泽东1953年到访安庆之后，安庆地方上就加快了对陈延年和陈乔年烈士身份的认定工作。后来安庆市委统战部按照规定每月都按时给陈松年家补助30块钱。 当统战部的同志第一次通知陈松年去领补助金的时候，他激动地热泪盈眶。在他签字领完补助金后，他还向着办公室中挂着的毛主席像深深鞠了一躬。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松年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并被分配到安徽文史馆工作。他有四个儿子，其中三个读了大学。 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再加上陈松年的几个儿女相继有了工作，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松年向组织申请希望能暂停这笔补助金的发放，他的申请没有被接受。1989年的时候又将这笔补助增加到了60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