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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蒙香港《文汇报》见邀，我在上海有关领导的鼓励下，匆匆踏上了征途。天下也真有那么巧的事，刚走上开往广州的火车，我就发现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恰好和我在同一节卧车上。他一路向我谈了当时香港的许多实际情况，又问我换了个新环境，有没有顾虑。我实在想不出什么，便像开玩笑地说：“只有一点，在香港没京戏可看，恐怕只能像白居易当年在得阳时那样，发出'终岁不闻丝竹声’之叹了。”他马上告诉我情况已变，1949年香港去了大批外地人，其中不仅有少数暂时留下的京剧演员，而且业余的京剧活动也已开始发展。在《文汇》《大公》等报社里面，就有人经常在引吭高歌，甚至还请了内行去教戏。我听了真有些喜出望外。 程砚秋、俞振飞之《琴挑》 到香港把工作接下来之后，我逐渐了解到当时留在香港的著名京剧演员有花旦于素秋、毕正琳，老生汪正华、程正泰，武旦粉菊花，武生李瑞亭，净角施正泉等，苦于行当不全，人手不足，每年不过演出三四次，还必须约些票友合作，才能凑成一台戏。即使这样，卖座仍然很差，台下的观众多半是台上演出者的家属或朋友。 结合当年香港的实际情况来看，也并不奇怪。其时全港人口约三百万，虽说刚去了不少外省人，但广东籍居民仍占百分之八九十。绝大多数人不熟悉、不爱看的京剧，又怎能在香港兴旺起来？ 这里就要提到当代的京昆剧艺术大师俞振飞了。在我到香港前他已和马连良、张君秋在港演唱过一段时期，后来马张北归，他因故暂留。以他的演技之高，声名之盛，在港却也成了“平阳虎”。一次他演出《太白醉写》，那是他独有的看家好戏，并由他当时的夫人、名票黄蔓云演杨贵妃，堪称珠联璧合，我和几位新闻界的朋友看了，无不击节叹赏，但场子里的座位却至少有一半空着。
其实俞老本人也不愿在港久留，只因他家有位尊长染病在床，难以舍之而去！同时他父亲的遗作《粟庐曲谱》正由香港中华书局重印，非他亲自校勘不可。到了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和梅兰芳先生的敦促下，他终于断然丢开各种私务，偕夫人同返北京，先后和梅兰芳、程砚秋合作，演出了许多好戏。 1956年来到上海，又主持上海戏曲学校，专心教育，培养出了李炳淑、杨春霞、蔡正仁、计镇华、刘异龙等大批京、昆剧新秀，解除了这两个剧种在人才上的断代危机。他本人也心情舒畅，既寿且康，至今已是九十高龄，仍能不断参加各种活动，为内外行所一致景仰。 俞老以外，当时还有一位京剧界的奇才也正伏处香港，那就是有“冬皇”之称的近代最优秀的女老生孟小冬。孟出生梨园世家，十几岁就在上海共舞台演出，外形清秀，嗓音宽亮。那时候我还在中学里念书，为了听她的戏，休假日都泡在共舞台。不久孟小冬去了北京，拜余叔岩为师，学了不少戏，同时认识了梅兰芳，由同台演出而相互热恋，却因多种原因，以悲剧告终。这件事影响了她的一生，从此她尽管在艺术上越来越精炼，声名已超出了许多男性的老生，但心灵上的创伤却再也不能愈合了。她一直很少出台，拒绝与人来往，还抽上了鸦片烟，甚至糊里糊涂地听从她早年舞合上的小姐妹姚玉兰的安排，住到了杜月笙家去。那真是明珠暗投，美玉蒙尘。
1951年左右杜月笙死后，她仍孤独地留在香港，整天躲在公寓里抽烟，幸而还有位著名老琴师王瑞芝仍很忠诚地追随着她，并鼓励她偶尔吊吊嗓子，或者给赵培鑫等几个票友说说戏，以遣岁月。1953年后，大陆上的文艺界人士出于关怀团结的愿望，也像对待俞振飞一样，多次邀请她回来，共襄振兴京剧的大业，连王瑞芝也受到感召，匆匆束装北归，可惜的是孟小冬却始终以体弱多病为辞，没有接受。 一个生活在旧社会的女艺人，感情那根弦特别脆弱，受到一些打击或挫折，就会一蹶不振，自暴自弃，这也不足深责，但其结果却是怀才未展、凄凄清清地结束了生，除几盒录音带之外，孟小冬连一个传人也没有，光随灯灭，也未免太辜负激赏她艺术的观众的厚望了。 （《戏迷自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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