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上）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一、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条件下衍化出来的情况复杂、派系众多的军事政治集团。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中期，大体形成山西阎锡山、广西李宗仁、西北冯玉祥、东北张学良、陕西杨虎城、云南龙云、广东陈济棠、四川刘湘、新疆盛世才、宁夏马鸿逵、平津宋哲元、山东韩复榘等。他们名义上服从南京政府，但实际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挑战中央权威。但是，自30年代中期后，随着日本侵华范围的扩大，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受到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强烈要求抗日，并不顾蒋介石的禁令，开始寻求在国内同红军和共产党联合、在国外同苏联联合的自救道路，表现出一定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形成中共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关系的基础。

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深刻分析了地方实力派的地位和影响，理性判断他们与蒋介石政权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努力争取地方势力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取得一定的进展。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指出：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在分析地方实力派政治倾向的同时，指出争取他们的意义：“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不管他们怎样不同意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制度，在他们对于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之时，对于反日战线的开展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就削弱了总的反G命力量，而扩大了总的革命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1936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对广西方面我们赞成他们的抗日发动”，“宁粤两方这种冲突时，我们应力求避免在全中国人民前面，袒护一方面的态度”。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标志着中共开始把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外的各地方实力派纳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之中。同时，中共也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与地方实力派建立联系。

争取阎锡山  阎锡山是山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从辛亥革命时起已统治山西20多年，一向拥兵自守，不许其他政治势力侵入，也奉行过亲日反G政策。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抗日，遭到阎锡山军队的阻挠。蒋介石却乘机以“剿G”为名，大举进入阎锡山经营了20多年的独立王国。红军班师回陕北后，开入山西的中央军仍不撤走，对阎锡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曾经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也对山西构成严重的威胁，使日、阎之间的矛盾激化了。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使阎锡山感到：降日、迎蒋都不是出路，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足，于是不能不另行寻找暂时的同盟者，不止一次派代表找中共在上海的联络员，建议与中国红军和苏联缔结抗日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多次向阎锡山阐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1936年5月5日，红军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向阎锡山、蒋介石进言：“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5月25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申明红军西渡并不是胆怯退却，而是为了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决心，希望借此机会与晋军、与阎锡山停战议和，筹商大业。他说：“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氐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此后，中国共产党对阎锡山从军事打击转入政治攻势，“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并向阎表示：“只要晋绥当局真正抗日，而不与日本妥协，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冒然向晋绥开进；”“在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为了更加有效地做好争取阎锡山的工作，1936年10月，中共中央派彭雪枫为全权代表到太原，通过阎锡山中学老师朱蕴山的介绍，和阎接上了关系，并在太原新满街30号建立了中共中央秘密联络处，双方秘密联系的渠道得以建立。随后，经阎锡山同意，设立同延安联络的秘密电台。七七事变发生后，又成立公开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由彭雪枫任主任。

争取广西实力派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重视。6月12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对事变及整个形势发展进行分析研究，周恩来作关于西南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时局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西北是抗日的大本营，西南事变的发动对西北也起了作用。蒋介石在群众中还有欺骗作用。我们要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大会，以对抗蒋介石的国民大会。要使西南从不是武装民众抗日变为武装民众抗日。当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提出要立刻召集全国抗日代表大会，以及“宣布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回华北与东北失地”、“取消一切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与卖国借款”、“惩办丧权失地祸国殃民的汉奸卖国贼”、“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等八项纲领。6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进一步讨论了两广事变问题。4天后，中共中央在《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中称：两广事变的发动是“中国人民武装抗日讨逆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开始”，“带有进步的与革命的性质，可以得到最广大的最复杂的各种抗日反蒋的力量的拥护”。

为了具体了解事变情况和对两广将领表示支持，中共中央特派云广英为全权代表前往广西向李宗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李宗仁表示赞成并希望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互相配合，并派钱康寿到陕北商谈联合事宜。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参与事变的主要将领写信，指出：“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的阶段。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的重要一着。”并肯定“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次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李济深，希望他和李宗仁、白崇禧派遣政治上负责人员来陕，能有专人常驻，沟通情意。并称：“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之仁人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能容易达到目的的。”

争取宋哲元、傅作义、韩复榘等  中共通过派人联络、函电往来等方式争取宋哲元、傅作义、韩复榘等地方实力派，推动他们采取抗日反蒋的立场。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宋哲元、傅作义、韩夏榘等，毛泽东称赞宋哲元情殷抗日，希望他及二十九军，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的准备；一面恢复1925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的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毛泽东指示刘少奇，“必须向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继续做工作”。对于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等重要将领，毛泽东呼吁组成抗日联合战线，指示中共北方局“一有机会，即须接洽”。并明确强调，“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

9月22日，毛泽东致信蒋光鼐、蔡廷锴称：“为达推动全国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提议十九路军官兵能够根据中共方面草拟的《关于国共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订立协定，并希望对草案中提出的八条建议进行研讨。如果能够取得同意，将互派代表在适当地点正式签订。

10月1日，毛泽东要求负责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力求迅速争取与刘湘建立关系，并指出：刘湘代表如在天津，应留他等候中央代表一同赴川。如该代表要求离津，应从他取得介绍信及各种关系。

在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作用和影响下，“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逐渐被多位地方实力派所接受，他们极力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事变爆发后，西安面临着南京讨伐派军事进攻的严重威胁。担任讨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调集10余万中央军西入潼关，直逼西安，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此形势下，和中共保持一定联系的地方实力派，纷纷表示反对武力讨伐．要求和平解决。当讨伐派准备进军西安时，李济深致电南京政府，反对“豆萁相煎”，要求“号召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李宗仁、白崇禧等16人通电全国，提出五点主张：（一）西安事变用政治解决；（二）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三）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的政府；（四）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

在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三天，傅作义表示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共抗日义举拥护到底；韩复榘称赞张学良的行动是“英明的壮举”；宋哲元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派人到北平安慰东北军眷属。随着形势的日趋紧张，宋哲元和韩复榘于23日联合发表“漾电”，严厉质疑南京政府下达的讨伐令，指出“万不容在困难严重之际，再有自伐自杀之行动”，对事变应“采取沉毅与静耐，以求政治妥善通话解决”。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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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高婉鑫

审核：王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