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毛泽东一出手就能抓住问题的要害？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中日民族矛盾空前严重的大环境之下，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付出了许多心血、采取了许多行动，尤其是大力做好了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在这个过程中，有5件事情足以证明，毛泽东一出手就能抓住问题的要害，迅速解决了许多问题，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蒋介石仍在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铆足了劲追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所以，当时对蒋介石的口号是“抗日反蒋”。把工作重点都放在了有可能联合的东北军，以及西北军方面。

当时形势极为复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在这个复杂的局势中，毛泽东首要的工作重点放在了东北军和西北军方面，这就抓住了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的要害，因为东北军和西北军是被蒋介石派来直接围剿红军的，争取他们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言而喻。这是证明毛泽东一出手就能抓住问题的要害的第1件事情。

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其实就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经过几个月卓有成效的工作，红军同东北军和西北军初步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秘密协议，开始形成“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的三位一体的新格局。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来同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他们派代表来陕北，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人当即向他们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5项要求。1936年3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毛泽东作了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全民要求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因此，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就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对民族反革命派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各个争取，争取民族改良主义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

在党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个全新的课题，没人有经验，为此，毛泽东很清晰地分析了东北军的特点是失去国土，抗日情绪高，愿意与我们合作。因此，对张学良的东北军要实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派出全权代表同张学良直接谈。不管对任何派别都可以进行谈判，但基本原则不能让步。

瓦窑堡会议（油画）

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东北军做工作的目标绝不是要瓦解和分裂东北军，也不是要把东北军变成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成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我们所有的言论和行动都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这是证明毛泽东一出手就能抓住问题的要害的第2件事情，亲自指导该怎么做东北军的工作。

这次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赴延安同张学良会谈。此次会谈非常成功，张学良明确表示，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他愿意在里边劝蒋介石，再由共产党从外边逼，两方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给扭转过来（答应抗日）。

1936年5月5日，红军东征山西胜利回师后，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向国民党当局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在《通电》中毛泽东非常高明地释放了一个信号：没有再提“反蒋和讨蒋”的口号，把以往的旧称“蒋贼”改为“蒋氏”。

毛泽东释放的这一信号，马上就在全国社会各界中产生了巨大反响。这是证明毛泽东一出手就能抓住问题的要害的第3件事情，这个信号很强烈，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主动放下仇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自然是社会各界最希望看到的，一下子就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主动。

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出兵湖南，这就是两广事变。毛泽东对此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时局已经发展到了新阶段：日军入侵华北，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中国内部起了很大变化。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

红军东征大败阎锡山，毛泽东又通过东征中俘获的阎锡山部团长郭登瀛去做阎锡山的工作，表示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派出彭雪枫等人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山西同阎锡山联络。此外，毛泽东还致信给宋哲元、傅作义等人，争取他们实行合作抗日。这是毛泽东在努力建立真正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学良与杨虎城

为了同步推进同杨虎城的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亲自致信杨虎城，对杨虎城同意联合战线的态度表示赞赏；并同时致信西北军总参议杜斌丞，希望杜斌丞继续推动杨虎城下决心联共抗日。毛泽东的信和一片赤诚令杨虎城非常感动，他表示诚恳接受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