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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散文·微刊 天津散文研究会的文学交流窗口  洋芋，记忆悠长的记忆 唐永松 马铃薯，我一直称之为洋芋，包括我出生地上的楼子坝人。 我的出生地楼子坝不生长洋芋，或许是气候的原因，抑或是地理的因素。我能看到吃到洋芋的时候，是我家最为艰难的那段日子。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父亲患肝癌病故，母亲不得不扛起一家的重担，开始走乡串镇做买卖，也就是赶牛溜场。最初只是在太平，盐井，新滩，两碗，石罗……能当天去当天回的集镇、场份买些包谷、麦子、大豆、鸡、鸭、鹅等等，在楼子坝，或者横江，或者宜宾贩卖。到宜宾贩卖，一般都是宜宾城里较为鲜少的鸡、鸭、鹅、蛋。这些短途转手倒卖的买卖，并不能一下见到赚多少钱，日子显得紧巴巴的。 后来，在别人的建议下，鼓动下，母亲远到永善的莲峰，昭通的靖安去买洋芋在楼子坝贩卖。因为距离远，价格差距大，诱惑力也就相当大。母亲一心想能短时间快速地多赚点钱，以丰润枯竭的家庭并发展到富有的渴望得到迅速膨胀。但碍于一个人，一个女人出远门做买卖，有诸多的不便和不安全感。母亲就邀约一个女邻居作合伙人一起到莲峰，或者到靖安整车整车买洋芋，拉回来趸着，然后再零星出售。 从场面上看，整车整车买来零星出售，似乎很能赚钱。可最终算下，收支相抵后，并没赚到预期中的那么多。因为开支多，又大，比如，在靖安买洋芋，人生地不熟的，就必须请当地人帮助收购，还有过境费，运输费也很高。那时从昭通到楼子坝，莲峰到楼子坝，正常的时间也都需要一天。趸放在家里损失也大，主要是长时间沤着，尤其是沾了水的洋芋，腐烂的速度相当快。断断续续做了两年多，母亲再也没做了，还是固守旧业——赶短途牛溜场。 一大卡车洋芋运回楼子坝，首先在另一个合伙人家门前下了后，大卡车又开到我家房屋后面的拖拉机大路上。我家和拖拉机大路只相隔二三十米。我和母亲一背一背蚂蚁搬家一样往家背。我年龄小，母亲要我一次最多背三四十斤，再多，就不让，说是怕压坏我只吃了15年大米饭的腰杆。可是我觉得自己力气蛮大，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每次背上五六十斤不成问题，然而母亲坚决不准。无论我与母亲怎样争执、斗气、怄气，母亲就是不让我多背。如果我争执的实在强烈，母亲就索性不要我背了，她生气地说：“我一个人背得完，你让开。”这个时候我只得妥协，乖乖地只背三四十斤。 母亲呢，则是大背大背地背。她一米五不到的身子，矮小，瘦弱，却能把一百来斤一袋的洋芋，整袋整袋地背在背上，有时还会把两大麻袋重叠在背上。弯弓的身子像是一只瘦小而又刚强的蚂蚁顶着一颗巨大的豌豆，坚韧而又蹒跚地前行。我不知道母亲哪有这么大的力气，或许是她有着三十多岁青春壮年的身体作支撑吧。这样超常超负荷的背运不是一次两次，那几年母亲一直都是这样。除了背洋芋，还有背包谷，背麦子，背大豆等等。最为突出的一次是母亲在两碗赶场。 那天早上，母亲从家里出门，因为太早，因为要赶车，就没来得及吃上早饭（通常做法是母亲把早饭给我和妹妹做好，用碗盛着，放在锅里，锅里再放点水，然后盖上锅盖，灶腔里也留一点余火。这样，我和妹妹起床后不需动手就能得到滚热的早饭吃，和有洗脸水）。到中午，别的同伴都去小饭馆吃午饭，母亲没吃。下午乘上盐津到宜宾的班车，母亲把两千多斤的洋芋、包谷背上客车顶棚的时候，不小心从顶棚上摔了下来。后脑磕出了血。当时司机吓慌了，执意要母亲去卫生院上药。所有乘客也都愿意在蒸笼似的车内等待母亲上完药后再走。可是母亲坚持不去，因为她知道去卫生院上药就要钱。她连中午饭都舍不得买来吃，就是为了省钱。这花钱上药，不就是割她身上的肉吗？ 母亲接过不知是谁递来的一块手巾和一条布巾，在同伴的帮助下用手巾贴住伤口，再用布巾一圈一圈缠着，血就没有流出来了。 到了楼子坝，母亲没有要同伴帮忙，而是坚持把两千多斤洋芋、包谷下下来后又继续背过河到横江集镇一并卖了，最后返回楼子坝刚上河坎时，被母亲本家一个远房的堂姐挡着。堂姐红着眼眶一句话不说，架着母亲就去楼子坝小街上的卫生院上药。卫生院里的医生大都是楼子坝本地人，在得知母亲伤事的由来后，怜悯又心疼地对母亲只是象征性收了两角钱。而这两角钱，还是她堂姐给的。堂姐又还买了两个饼子给母亲吃。 我一直看不出母亲对生活表现出有多劳累，也从没听见母亲对生活哀叹过，埋怨过。她每天都是很早出门，下午四五点钟才回来。如果回来晚了，买的东西又多，她就会站在“盐水”公路上甩开喉咙高喊：“松娃儿——” 高昂的声音穿过刚刚起夜、或是起夜不久、或起夜很久的寂静的空荡的楼子坝上空，箭一般飞射到正在家中或在坝子边静等母亲的我。声音经过五六里地的射程到坝子里或者家里的时候，已经微弱了，但我能清晰听到。听到母亲的呼喊，我随手就操起早已准备在旁边的背篼背在背上，转过房屋山墙旁的小路，跑上拖拉机大道，再跑上小街，最后奔到“盐水”公路上，即道班房旁边焦急等待着我的母亲身边。然后是我看着货物，母亲一趟一趟地往家背。背到最后差不多了，才是我背少部分，母亲背大部分，一起全部背完。 家，其实就是一间堂屋，一间里屋，再加上一个窄窄的偏厦厨房套着厕所。好几吨的洋芋堆放在堂屋，小山一样占据了大半个屋子。堂屋里的桌子板凳全都移开，集中堆放在一个角落，家里也就谈不上坐不坐的。吃饭、做作业全都在檐坎上。 等到楼子坝赶场天，我和母亲又蚂蚁搬家一样一背一背背到小街上零售。幸好我家离楼子坝小街直径距离不到150米，因此减轻了很多的劳动力。 母亲识字又不识字。有时母亲会把一些零星的买卖记一个账，心里才有数。账记在哪里？墙上。那时无论我家怎样困难，到过年的时候，母亲都要带着我把只有一间堂屋，一间里屋的家，先敷上报纸，再贴上白纸，弄个焕然一新，迎接新年。母亲用我做作业的铅笔在白纸上歪歪扭扭写着几月几日“扬玉前23.5元”，几月几日“扬玉前13.5元”……我以为是一个叫“杨玉前”的人欠了母亲的钱，而母亲错把“杨”写成了“扬”。似乎又觉得不对，欠一次可以，两次可以，怎么老是让叫“扬玉前”的这个人欠着呢？心里憋闷了十来天后才问母亲这个“扬玉前”是谁？母亲很惊讶我怎么会把“洋芋钱”问成人。她说：“是'洋芋钱’啊！”我这才倏地释然。然后我教母亲怎样写“洋芋钱”三个字，再不要写成“扬玉前”了，以免闹笑话。以后母亲写字，我不再认“字”，而是拼“读音”。 那时楼子坝的人对洋芋并不是十分爱好，好些人家每次都只买几斤，做简单地炒片片或者炒丝丝来吃。销售最好最多的是谁家做生请客，或者是有大房小事，比如栽秧打谷，才会一百斤、两百斤地买回去。说是洋芋做菜方便，又好存放。他们尤其喜欢鸡蛋大小的洋芋，因为鸡蛋大小的洋芋容易连皮煮熟后，把皮撕掉，再蘸点干碟子（有花椒面、海椒面、味精、盐等），相当好吃。这种做法既方便，简单，又耐饿。既当零食，又当主食，很受欢迎。特别是在栽秧打谷的时候，端一筲箕，或者端一盆洋芋到田地里，一伙人笑呵呵地三下五除二就吃个精光。 洋芋长时间地拥挤堆放，容易腐烂。因为一个洋芋腐烂，没有及时处理（堆放在里面的无法处理），就会直接影响和传染给身边其他健康，或者亚健康的洋芋。一个传染两个，两个传染三个……腐烂多米诺似的蔓延开来。腐烂后的洋芋特臭，还溢出黑色的污水，满屋子都是。这个时候母亲就叫我把洋芋翻一遍，把腐烂的全都捡出来扔掉。 一大堆，上几千斤的洋芋要全部翻动一遍，不是一时半会儿完成得了的，其劳动量相当大，劳动时间也相当长。我内心很是不愿意。说实话，我很想出去和小伙伴们在附近学校里打篮球，很想出去和小伙伴们在楼子坝小街上追逐奔跑，很想出去和小伙伴们在楼子坝的田间地头东游西逛。可是看到母亲一个人整日劳苦着，一个背篼几乎没有离开过她的背。楼子坝赶场天要背洋芋出去卖，不是楼子坝赶场天又要到其他赶场的地方——或太平，或盐井，或新滩，或两碗，或石罗……买东西，她哪里有时间来处理这件事。如果实在要算有时间的话，那就是这些集镇、场份都不赶场的时候。都不赶场就只有逢农历的初十，二十，三十，公历的10号，20号，30号。也就是农村人说的逢十不赶场。即使有农历的初十，二十，三十和公历的10号，20号，30号巧合地重叠时候，也不多。这样算下来，母亲一个月内也就最多有四五天全天在家，不赶场。这四五天全天在家，母亲又要忙着到地里去挖下地，锄下草，种点葱葱蒜苗什么的，方便自己随手可摘来吃。有时还要把我们穿的破烂的衣物找出来缝缝补补。因此，母亲在家不在家的日子都是繁重的，劳苦的，忙碌的。于是我不得不斩断贪玩好耍的念头，拎起撮箕，蹲在地上，一个洋芋一个洋芋慢慢翻弄，又一个洋芋一个洋芋慢慢甄别它的好坏。 几千斤的洋芋，有鸡蛋大小，有鸭蛋大小，有鹅蛋大小，有拳头大小……一个一个经过我小小的手掌，判断完好无损后放在一边，腐烂了的就放在撮箕里。 等待装满一个撮箕后，就端出门，倒在出门不远的河边的垃圾堆上。回来后又继续清理。 看着一撮箕一撮箕腐烂的洋芋端出去倒掉，内心很是心疼。这倒的是钱啊！对于那种一半是腐烂，一半是完好的洋芋，或者大半截还是完好的洋芋，我就用菜刀把腐烂的部分削掉，留下好的部分，自己煎炒来吃。有时邻居看见，就主动说：“松娃儿，给我削两斤洋芋嘛。”我知道这是邻居们对我的怜悯，不，是对我家的同情。我知道，这样的怜悯和同情很大程度上是缘由会木匠的父亲在世时对楼子坝所有人求过他做过桌子板凳，架房造屋，没收取过一分报酬而换来的回报。我感激父亲。 那段时间我家几乎天天吃洋芋。母亲怕我和妹妹吃伤，就换着花样做，或切片片炒来吃，或切丝丝炒来吃，或煮来蘸胡豆酱吃，或炸来吃……不管怎样换着花样来吃，洋芋终归是洋芋，吃得时间长了，还是吃得伤。 洋芋，吃伤在嘴上，吃长在心里。 农忙假，寒暑假，我都帮着母亲在楼子坝的小街上卖洋芋。清晨，我与母亲一背一背地把洋芋背到小街上。我的背篼小，母亲的背篼大。我在前，母亲在后。母亲总是看着我，我却看不着母亲。我总是在半道上偷偷地回头一瞥，看看母亲。母亲总是勾着头俯着身老牛一样默默地驼着压在她背上的重重的洋芋。 一袋一袋的洋芋，一背一背的洋芋，背进家，又背出去。一进一出就有了一分分，一角角，一块块……的利润。也就成了母亲乐观的憧憬，也成了我鲜艳的希冀。 洋芋，伴我一段成长，刻我一层记忆。 唐永松，男，汉族，水富市博爱小学教师，昭通市作协会员。有散文小说入选刊登在《中国文学》《文学月刊》《热土》《凉山文学》《河南文学》《井冈文学》《昭通文学》《昭通作家作品精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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