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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并不像在法国那样，启蒙运动没有在相对短的时期内达到巅峰；启蒙运动的影响也不像法国那样蔚为壮观。社会条件并不相同，并且英国在之前的时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新的观念和新的理想已经渐渐地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几乎所有以洛克的原则为出发点的哲学家都可以称为启蒙者。自然神论者、道德学家、休谟、哈特利、普利斯特里、伊拉斯谟·达尔文、《政治正义论》（1793年）的作者威廉·戈德温、《人权》（1791年~1792年）和《理性时代》（1794年）的作者托马斯·潘恩，他们全都促进了独立思想的进步。 直到18世纪中期，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形而上学依然是在德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体系，那时，英国的思想已经开始通过洛克和休谟的作品的翻译，以及沙夫茨伯里、哈奇森和弗格森等道德学家的作品的翻译发挥影响。结果使得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相结合，一种折中主义或常识哲学，它将宇宙和人类历史构想为具有理性的目的论秩序，这一秩序完全可以被理性理解，因为它是理性的表现。这种哲学的任务在于“破晓”—这是启蒙一词的字面意义—所有的奥秘，破除所有的迷信，以理性之光照亮万物。它提供了一种自然的或理性的神学，着手澄清并证明所有宗教共有的基本原理：上帝存在、意志自由和灵魂不朽。我们已经提到过这场形而上学运动中的领军人物。同样的理性主义方法也被运用到了历史研究中：语言、法律、国家、道德和宗教都起源于人类的理性；比如语言的发明是为了人们交流思想，国家的组建是为了保障福利。既然所有这些事物全都是理性的作品，那么，人们的理想就是让它们变得更为理性，剔除渗入其中并破坏历史进程的非理性的、偶然的成分。正是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促进了德国的政治理论的变革，使得自然权利和平等学说流行起来，甚至在统治者的宫廷之内，也在教导社会分化有悖于自然和理性。 启蒙运动甚至将其清晰实用的标准带到了美学领域；诗歌、雕塑、建筑和绘画开始追随理性主义的准则：格勒特（Gellert）的寓言被有些人称为“以诗歌形式呈现的道德哲学”，而它的宗教赞美诗则是“韵文写成的宗教神学”。戈特舍德（Gottsched）写了一本《论诗歌的艺术》的书以说明诗歌如何必须被创造出来，作为启蒙和教化人类的工具。 这就是在一世纪前就已经在英国洛克的哲学中发出声音的同一种运动；而今，在18世纪最后的25年中，那些使得德国的学术生命进入最光明阶段的伟大的文学和哲学领袖，开始作出回应。康德抨击了启蒙运动的理性神学，赫尔德则攻击对于历史的理性主义阐释，温克尔曼、莱辛以及歌德和席勒则非议理性主义的美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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