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首先以关心国家命运作为出发点，并把这一精神贯彻到学术研究上去 黄侃先生早年曾亲自投入于反清的革命运动中，受清廷缉捕而避难于日本。后来虽然逐渐离开政治活动而专事学术的研究和教学，但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他认为治学是“存种姓，卫国族”的手段。人类的一切学问都应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目的，因此，做学问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他认为今日国家，第一应当保全匡廓；今日学术，第一应当保全本来。研究学术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国计民生的利益。这正是黄先生治学的根本目的。 二、笃学而不趋新，征实而不蹈虚
《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书影 三、治学先从继承入手 四、扎硬寨，打死仗 他读书一定要动笔或加批语。现在看到他存下的批点过的书有百余种（中华书局印行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曾报道过），集录下来，一定对后学启发不少。他批过《文选》，他的学生曾传抄过。所批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几乎等于替郝氏改文。《说文》也批得密密麻麻。《广韵》也是如此。这三部分整理出来就是三部很可传世的名著。他又批过《资治通鉴》，顾颉刚在主持二十四史断句时，曾通过齐燕铭同志在陆宗达处借去一部分采入标点本。
黄侃先生手批《广韵》 五、淹博古今，谨严自守 《颜氏家训》中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黄先生虽然学识精博，无书不读，但谨于立说，自言要五十岁后方始著书。可惜他还未满五十周岁时，病酒中毒，溘然而逝。太炎先生甚为惋惜。因他早年谢世，未能为后人留下更多的著作，但他平生治学的很多优点却留下来了。他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他批评某些初学者之病：“一曰，急于求解；二曰，急于著书；三曰，不能阙疑；四曰，不能服善。”主张治学“当谨于语言”。考据之学有三要点：一曰，不可臆说；一曰，不用单文；一曰，不可武断。他之推崇汉儒，原因之一即“汉学之所以可畏，在不放松一字”。 六、疑事毋质，质而勿有 这两句话，他常常向学生说。他始终能以愚自处，他说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作为一个学者，当日日有所知，也当日日有所不知。当时我们接触过的老师，有的每每说我今天有所发明，沾沾自喜。其实这位老师少所见，多所怪。其所谓发明，未必是发明。这就比黄先生的见地差得远了。 在我接触他的年代，他对他的旧作如《文心雕龙札记》《音略》之类都认为非他笃意之作。他对于自己的疏失，那怕是一个句读问题，只要点错了，就即时改正，对学生也不隐讳。他案头总放着一把剪刀和一根压尺，以便随时改正圈书之误，用压尺压在页内，再用剪刀刮磨。所以他经常教导学生们要“疑事毋质、质而勿有”。苏州朱季海兄曾告诉一件事，即是先生的学生龙榆生，在敌伪时期，在南京，买到过先生藏书《新唐书》一部，圈点到底，中有断句错处，多用纸贴补过。（编者按，原文作“不只用纸贴补过”，据《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2006）改。）足见先生读书，首先在断句方面大下功夫，其有纠正处，亦见到先生体会文义之深。今榆生已早下世，不及再晤，未审此书尚留人间否，为之怃然久之。
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书影 七、对学生要求严格，勖勉备至 五十年前，我在南京始从黄先生学，先生以为可教，遂勗勉备至，启迪甚殷。首先告诫我要打好基本功，不要骛外，要耐心于久坐下苦功。让我先在一年内圈读完《十三经》，此后又增加至二十六种，并要我三十岁以前读完唐以前的典籍。有了这样的基本功夫，再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问，就容易多了。先生告戒我三十岁以前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我严格地遵守先生的教导，以积累自己的知识为先务。记得在一九三二年，我方开始读萧子显的《南齐书》，读到卷四十一的《张融列传》中的《海赋》，便读不下去，我去向先生请教。先生立即为我把这篇赋断了句，并指出其难解之处，如“使天形寅内敷、情敷外寅者，言之业也”句，校出天为夫误，两寅字为演误，正因史避梁武嫌名的原故，其他订正处不少。后来友人王仲荦同志便把这些校正了的误处采入所校点的《南齐书》之内，对一般读者明白文义大有好处，先生之嘉惠后学为不浅矣。当我在一九三一年随从先生避寇北上。与先生同住北京前外上巷上四条时，适闻父丧之讯，不能即归，哀恸无已。先生因以所批郝懿行《尔雅义疏》一书命我移录，我朝夕从事，历时五月方了。每卷末都特记年月，以示不忘。我在移录时得到许多启发，不独专治训诂而已。后于一九三四年，在南京，先生又命我过录清十三家校本《经典释文》，其书批注，朱墨烂然，我亦一点一画，照样过录，经半年之久方始蒇事，以呈先生审阅。先生繙检后，并在封面题了如下的一段话： 刘履芬过录众家本，比孙毓修据叶写本参校段、臧诸人校本所作校勘记尤详密。乙亥七月六日，孟伦携其所迻录刘本就予覆勘，因繙孙记乃知刘本之佳。予与孟伦殷勤誊写，功不唐捐也。量守居士书。  踵武前贤硕儒， 续开训诂新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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