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百年诞辰：“有思想的学问和有学问的思想” | 此刻夜读

杨柳依依bnachr 20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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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报 · 此刻夜读

睡前夜读，一篇美文，带你进入阅读的记忆世界。

今天是学者王元化先生百年诞辰。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十二年，但他的道德文章依然影响着一代代的读者，他不懈反思、探索的生命历程依然启示着后来人，并愈来愈彰显出独特的思想魅力与精神风范。

今天的夜读，我们重温王元化先生的弟子吴琦幸教授撰写的《王元化晚年谈话录》，走近这位沉潜自在的思想者。

王元化（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生于湖北武汉，祖籍湖北江陵，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论著结集有《清园文存》(三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及《全集》十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王元化晚年谈话录

文/吴琦幸

刊于《文学报》2013年8月9日

前言

在王元化人生的后二十二年中，作为他的一名学生，我深切地感到，他首先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模范老师，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和启发，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师生之间学业上的收获。无论是从人格、道德、社会关怀、正义感，还是他深刻的反思精神及其内容，王元化先生都无不成为影响我人生道路、治学和为人的支援力量，这种力量，也鼓舞着我在他去世之后，比他在世的时候花更多时间关注、研究他的学术和思想。

王元化一生的学术成果涉及文艺理论、古代文论、哲学、思想史、文化史及国家政治学说，博大而精深。现在对他的学术生涯和他对学术界的巨大贡献进行总结，时机似乎还不成熟——而且我本人也未必胜任。但我觉得他的研究同学院派比较起来，却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为时代而作，为中国的命运而作。他自述的三次反思特别是第三次反思的成果，学界研究颇多，不少论文论述相当深刻，有的论著在王元化生前就得到他的认可，也使我从中得到教益。

这样一位思想敏锐的思想者，在晚年放开境界，开始思考整个世界和人生的终极关怀，令他对于现代化产生的物质无限丰富、人的消费主义欲念无穷膨胀而感到担忧。他的晚年是孤独的，先生跟很多人说过，而在他人生最后阶段则是悲观的。一向崇尚19世纪人文精神的王元化先生，当看到当今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影响下的社会，亲情和友情在物欲下的淡漠，职业道德和人文底线渐趋消退，悲观笼罩着他的整个心灵。他的这种悲观心情，在跟林毓生先生的通信中表露无遗，当看到林毓生翻译的史华慈的临终遗言一文，在王元化心中更产生了巨大共鸣，东西两位哲人在迎接物质无限丰富的21世纪的到来，居然用的都是悲观的心情和声音。

王元化作品系列上海书店出版社

王先生2007年6月因病住院之前，在庆余别墅中写了一幅书法长卷，赠送给林毓生先生。他托我7月份赴美时把这幅长卷带回，寄给林先生。这幅长卷摘录了林毓生先生写给王先生的信，译介韦伯关于人类前途将会由于丧失价值理性而视工具理性为其目的，导致整个世界“专家们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却在想象中以为自己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平”。这种担忧在史华慈先生临终遗言中描述成为实实在在的“堕落”——“针对失控的消费主义所激发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欲望，市场经济这门‘科学’可以提供种种使之快速满足的办法。”而大多数没有机会变成名人的大众则从各种明星和所谓的艺术家的炒作上取得认同。这也正是王元化先生从青年时代就鄙视的庸俗、无聊的文学、艺术乃至人格，如今却当红于世。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世界，太需要这样一颗社会的良心来护持、来批评了。

《王元化晚年谈话录》是我在2007年7月陪伴瑞金医院中的王先生时做的录音和笔记。当时先生病情已经不容乐观，他也已经考虑到了自己的不久人世，虽然我们都瞒着他，但是他的悟性早就告诉了他时间不多了。于是，他希望我多花点时间跟他促膝漫谈。由于他的三次反思及一生都在他著作中详细分析和做过论述，所以他这次谈话的风格是提纲挈领的漫谈，特点是无话不谈，从理论、人情、学风、考证、历史事件以及用王元化最后的语言来反思这三次反思的主要意义，清晰地画出他的心路历程。其中有他关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的真实情况，也有他对于第三次反思的高屋建瓴的俯瞰，更有他对于当今学风和学术脉络的精彩分析。遵照他的要求，我没有采用完全对答的方式，而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与他对谈，并写下了我的心情和理解。我希望这次完成了先生交给我的最后的一个任务，也是我写的最长的一篇读书报告。

吴琦幸著《王元化传》

该作是一部反映著名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先生生命最后岁月里思想状况、文化心态以及友朋往来情况的书稿。全书共计八万余字，由作者吴琦幸与王元化先生在2007至2008年的十余次谈话整理编辑而成，内容涉及王元化的家世旧闻、问学经历、革命工作、政治起落、学术研究、著述交游等，对王元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三次反思”、与海内外学术界的思想往还，他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学术风气、思想方法的认知和批评等，都有较为详尽的叙述和总结，并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材料。同时，本书也记录了王先生晚年的家庭生活的一些情景。

7月21日

治学精神我们还是要研究老一辈的方法，他们具有朴实的治学风格，坚守学术独立。

回去之后，我整理了一下王先生的谈话，除了谈他的第三次反思的内容之外，我觉得还应该加进一些学风问题，治学的方法问题。以前在王先生的著作中有这方面的论述，但是比较零碎，我希望能够集中谈一下这些问题。

到了瑞金医院之后，看着王先生吃完早饭，我让他坐到沙发上，便主动提出了这个问题：你觉得在目前应该提倡什么样的学风？外界总是说目前中国学界浮躁，沉不下心来做学问，很多都是喜欢搞大理论，建立体系。但是究竟是哪些人这样做，而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纠正这种学风呢？

王先生毫不思考地说，治学精神我们还是要研究老一辈的方法，他们具有朴实的治学风格，坚守学术独立。我说道，就是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先生说，除了陈寅恪之外，我还要举一个人物，杨树达。他是我们中国搞训诂小学的一个前辈了，陈寅恪称他“赤县神州文字、训诂、音韵第一人”。他后来到了日本，对于语言学也有研究，主要是搞文字训诂之类的，音韵他倒不一定搞太多。但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大学时候看的这个大学文法，大学国文，都是由他编在商务杂志丛刊里面的。他这本书应该是很可靠的。所以我说《论语》难读就是证明。杨树达这样的人都觉得难读。这里面有一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这里就是意象状，君子对朋友的一种态度。这个“乐”是不是与朋友为乐就很难讲清了。“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就是从这个思路上去讲。《孟子·梁惠王》中跟梁惠王谈“乐”的问题，这个乐是什么乐？需要分清上下文。所以孟子将大王的“乐”跟百姓的“乐”分开解说。我觉得都有争议，它到底什么意思，很难说，它没有固定的环境条件，具体的对象。孔子的学生或者弟子问他的什么语言上下文都没有，“有朋自远方来”，这个“乐”到底是讲学问的乐，还是与天下同乐的乐？我觉得这个解释就很难通。所以我觉得就这一类的，杨树达先生解释的我觉得还是很严谨的。

陈寅恪（左）、杨树达

先生说，他倾向排比说这几样事物都是有朋友，那么孔子就是好学什么的，朋友来都快活，不是在一种人情，亲情或者友情上面的，而是一种读书探讨的快乐。但我就质疑，我不能说这个不对，我就觉得这个解释难以让人折服，没有确切证据，你怎么解释它。我插话说，对，证据最重要，而且有三个以上。孔子说了很多，绝不仅仅只是《论语》这些话，只是为什么记下这些，他里面到底有什么含义，具体何所指，针对什么问题，对象又是哪些，这个就很难了，你就很难分析，这是一点。再一个我主张你不要用自己理解的方式来解释，这种方式，很容易加进自己的意见。像最近这样我们谈了很多问题。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理解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出你的见解。但是我的意见就应该忠实于我的想法。×××在记录我们的谈话，记的还是不错，应该说没有歪曲我的意见，他很认真的，但是就是过分呆板了，有些话把我简略下去了。

我知道先生对于他人记录他的话，失真是第一忌讳的，第二就是减缩，便说，我不会把你的话简略的，搞考据训诂就是要讲究忠实原文，发掘原意。我知道这一点。最近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很火爆，很多学者都上讲坛，但是据说有的人在百家讲坛上讲过之后，自己的学术名声却受到了影响。社会上有人批评说有点哗众取宠，或者是把学术浅薄化了。

先生就说，我们现在就是反传统，凡是传统的都不对，要把诸葛亮拉下神坛。当然前人的一些东西不一定对，但是你要有论证论据，把前人的东西纠正过来，很虚心的，纠正过来不是一个意在求胜的商榷，不是为翻案而翻案，你真正是学术上很好的一个探讨才行，那么你得出的结论才可以说有点意思。你这个全没有，就是凭你的这点理解，这不是独断吗？杜甫写诸葛亮的那些诗，我每次读的时候都很感动。杜甫对诸葛亮难道也是个人迷信崇拜吗？那时候比你现在这时候离诸葛亮要近很多年啦，对不对啊？还有一个例子是文天祥。文天祥被抓在牢里，他已经是两次被捕，一次逃出来，一次被金兵打败了，没办法，他就被抓来了。文天祥以忠烈名传后世，受俘期间，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文天祥宁死不屈，从容赴义，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想到了前人的一些典型，用《正气歌》这首诗一一道来，其中有:“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王先生在背诵这段古诗的时候，虽然节奏、声调都不像以前他给我们上课时候大段背诵古文那样激越昂扬，抑扬顿挫，速度也比较慢，有的时候还停顿一下，但是仍能全部准确地背出来。里面就有一句讲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传统，都有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在里面，有人却一定要把他说成不对的。当然对历史人物说不对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用那种现代派的轻薄，所以我说荀子称稷下的“轻薄少年”。他当然是说纨绔少年啦。

我说，你的“轻薄”这个词用得好，有人对待历史人物甚至对待历史有点像开玩笑的意思。现在有的学者说历史就像说书人说大鼓书，或者是王少堂说“水浒”那样的，只以情节用来取胜。中国传统的文化变成了情节化的故事而已。

先生说到这里也有点不满，这在他现在是很难看到的情绪，他有点升高语调地说，我说你把中国传统的东西毁灭掉有什么好？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文学评议组成员合影

右六为钱锺书，右四为王元化

我继续说下去，传统文化中有糟粕，但是好的东西一定要发扬，但是很多人偏激起来就把好东西一锅端了。

先生说，不一定是偏激，而是一种功利吧。他明明支持杜甫这些人对诸葛亮人格的崇敬，我读那个“丞相祠堂何处去，锦官城外柏森森”，都是很感人，很真诚的，都是对诸葛亮的，我每次读到最后要落泪了，你说这个都不对。把诸葛亮也说成是在那里待价而沽。那么刘备和诸葛亮成了一个是买方，一个是卖方。这两者的关系把诸葛亮丑化了。

我知道先生指的是当下某些学术明星在讲一些历史的时候，为了迎合听众、观众的心理，对一些历史人物作了不必要的解释或加进现代社会的庸俗看法，就说，是的，用现代的观念来解释，或者以现代的商业观念来迎合。

先生说，这都不对，这就是荀子说的稷下的轻薄少年。

我觉得先生用这个比喻非常恰当，于是说，我也觉得这样来谈中国传统人物不好，为了引起老百姓的注意，求得收视率，而哗众取宠，是不是有点这个感觉？

先生这时候已经感到有点疲惫了，用眼睛看着我说，还是要用一个多么严肃的态度来做，要很虚心，很谦恭的从事这个学术才对，你这样对学术是什么态度，玩，玩学术嘛！（咳嗽）我插话道，对这个历史人物评价不能有种轻薄少年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