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威 | 异口同声: 从“东京语”到“京城声口”

沈卫威

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02 年，是大清王朝在屈辱中艰难走向新世纪的第二年，也是在日本教育家的启发下，作为“官话”的“京城声口”，被士大夫文化精英阶层中的有识之士，有意识地确立为中国的“国语”，并与国家、民族的统一大业发生重要关联的一年，更是中国的文化教育借助维新变法再起之势，摆脱激进政治的绑架，发生新的稳健的转折的开始。“国语”与国民教育和中国大学的兴起的关系，也由此开始紧紧地连在一起。吴汝纶、严修、王照、袁世凯、梁启超成为“国语”确立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历史性人物。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内，“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大一统”文化观念中，又多了一个“口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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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变法之势再起

晚清大变局下，中国的文化教育在“冲击—回应”的历史转折关口，由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引领，勇敢迈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最初的步伐。1902 年，是大清王朝在屈辱中艰难走向新世纪的第二年，也是在日本教育家的启发下，作为“官话”的“京城声口”，被有识之士有意识地确立为中国的“国语”，在 京、津等地逐步实验推广，并与国家、民族的统一大业发生重要关联的一年，更是中国的文化教育借助维新变法再起之势，摆脱激进政治的绑架，发生新的稳健的转折的开始。星火之蓄势，得变法之劲风，“国语”与国民教育和中国大学的兴起的关系，也由此开始紧紧地连在一起。

1902 年，迫于前一年屈辱的“辛丑条约”(因是针对之前的庚子教案，故又称“庚子赔款”) 的压力，中断三年多的维新变法之论再起，一批受“戊戌变法”牵连的官员重新被启用。特别是在前一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实际推动下，欲变法先兴学的呼声最为高涨。1 月 10 日，吏部尚书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掌管京师大学堂。南京兴学方面，掌管江南陆师学堂及新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的俞明震，受刘坤一指令，在 3 月 24 日，以江南陆师学堂总办的名义亲自护送陈衡恪、陈寅恪、周树人(鲁迅) 、芮石臣(顾琅) 、张协和(邦华) 、伍仲文(崇学) 等 24 人乘日轮“大贞丸”由南京出发，去日本留学，同时考察日本教育¹。5 月 8 日，山西巡抚岑春煊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联合，利用山西省被迫支付英国“庚子赔款”的五十万两白银，成立山西大学堂。

同年 2 月 8 日，因“戊戌变法”而亡命日本横滨的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 同年 11 月 27 日(农历10 月 28 日) ，《新小说》在横滨创刊。该刊附设于《新民丛报》，梁启超在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中国未来记》，在倡导“新民”和“新小说”的同时，极力推崇并践行“新文体”。黄遵宪(字公度，1848—1905) 因此致信称赞说: “《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²与此同时，针对《天演论》译者，“以为文界无革命”的严复，黄遵宪也专门有书信给他，明确提出文界“无革命而有维新”³。黄遵宪在给严复的信中说: “以四千余岁以前创造之古文，所谓六书，又无衍声之变，孳生之法，即以书写中国中古以来之物之事之学，已不能敷用，况泰西各科学乎……今日已为二十世纪之世界矣，东西文明，两相接合，而译书一事，以通彼我之怀，阐新旧之学，实为要务。公于学界中又为第一流人物，一言而为天下法则，实众人之所归望者也。仆不自揣，窃亦有所求于公。第一为造新字，次则假借，次则附会，次则涟语，次则还音，又次则两合……第二为变文体。一曰跳行，一曰括弧，一曰最数( 一、二、三、四是也) ，一曰夹注，一曰倒装语，一曰自问自答，一曰附表附图。此皆公之所已知已能也。”⁴ 黄遵宪和严复都是晚清著名的思想启蒙者，是较早走出国门，放眼看世界的维新之士。严复又是吴汝纶的门生，他翻译的《天演论》出版时，序言为吴汝纶所作。文学家和政治家变革文体的自觉意识，将和变革读音识字方法的国语教育家的“国语统一”思想合流，成为维新改革的重要动力。

也正是这一年，中国教育史上两位杰出的教育家出访日本，考察、学习日本的国民教育: 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吴汝纶(字挚甫、挚父，1840—1903) ; 天津严家学馆(1904 年改为南开学校) 创办人严修(字范孙，1860—1929) 。两人都留下翔实的考察日记，分别为《东游丛录》、《壬寅东游日记》。严修在赴日的船上即对日本友人富士德太郎表示: “近顷，吴京卿亦奉朝旨东游，待其归国当有建白。”⁵两位教育家这次日本之行的收获是巨大的，对中国教育引发的改革更是迅速的。就国民教育而言，这一改革是多方面的，我这里着重关注“国语”这一具体的问题，只在国民教育的大历史中，追寻“国语”推行之前的小细节。

从“东京语”到“京城声口”

1902 年 2 月，管学大臣张百熙向并无实权的光绪皇帝奏荐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获准。吴汝纶虽以不懂西学为由向张百熙再三推辞不就，但皇帝的诏书难违，他又不敢公开抗旨，于是就提出先到日本考察学制，欲取法日本的国民教育模式，为中国教育开辟改革新路。吴汝纶是6 月9 日(农历5 月4 日) 从天津出发，10 月 22 日(农历 9 月 21 日) 回到上海。严修是 8 月 10 日(农历 7 月 7 日) 自天津启程，10 月 30 日(农历 9 月 29 日) 回到上海。

 吴汝纶

对此事，吴汝纶之子吴闿生在《先府君事略》中写道: “壬寅春，天子惩往事之过，发愤图强，参考中外良法，诏行省府州县咸立学堂，首于京师创立大学堂为之倡。管学大臣吏部尚书张百熙，以为学堂之立，首在主持之得人，亲枉驾过先君客邸，坚请出相助，不可，则扶服以请，先君犹不应。张公不待许诺，直奏闻之于上，得俞旨赏加五品卿衔，充大学堂总教习。”⁶贺铸在《吴先生墓表》中详述并衔接事由: “先生既受张公之聘，以谓诸国学制，岁更月修，久而后定，仿其规范而不能得其精意，恐难见功，故有日本之行。日人素信慕先生，及见先生之来，喜吾国有意图新，又感先生之勤于所事而虚己以求也，自文部大臣及以教育名家与凡有事于学之人，争思有以自效，其立学以来文牍，外人所不得见者，皆出之，以备观采。”⁷

黎锦熙指出，1902 年叫出“国语统一”⁸这个口号的正是这位“桐城派”后期作家、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并展示了《东游丛录》所写到的一个细节。吴汝纶此时是曾国藩门下四大弟子中年龄最小也是惟一的健在者，同时也是学问最好、文章最好的一位。同门师兄张裕钊(1823—1894) 、黎庶昌(1837—1896) 、薛福成( 1838—1894) 均未能高寿。相对于薛福成出任驻欧洲英、法、意、比四国公使 4 年，黎庶昌在欧洲多国使馆做文化参赞 5 年、两度出任驻日本公使 6 年的特殊经历，吴汝纶说自己不懂西学是绝对的事实。但从他的日记可知，他对严复等人的译介，对介绍西方或西学翻译著作，如《天演论》、《盛世危言》、《四国志略》、《实学指针》、《学校管理术》有广泛的涉猎，并有详细的阅读笔记。对当时介绍西学的报刊如《格致新报》、《水陆军报》，美国的《学问报》、《学文报》、《纽约喜罗报》，法国的《博学报》、《格物报》，德国的《七日报》，英国的《太阳报》，日本的《邮报》，俄国的《彼得堡时报》等均有阅读札记。

1902 年6 月9 日，吴汝纶奉清廷之命，带领李光炯等赴日本考览学制，行程中的见闻、访谈、书信、日记等合编成《东游丛录》(此书中的时间均为农历) 。在 3 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曾拜访日本朝野各界人士，深受当时日本所推行的国家观念至上的“国民教育”的影响。在他所拜访的各界人士中，先后有四位向他谈到国语统一与文字改革的问题。他们依次是: 山川健次郎、伊泽修二、土屋弘(伯毅) 、胜浦鞆雄。

6 月 30 日(农历 5 月 25 日) ，东京帝国大学总长、理学博士山川健次郎就明确地向他建议要重视“国语”统一的具体问题，说: “凡国家之所以存立，以统一为第一要义。教育亦统一国家之一端。故欲谋国家之统一，当先谋教育之统一。教育之必须统一者有三大端: ( 一) 精神; ( 二) 制度; ( 三) 国语。”⁹山川健次郎又进一步向他解释了推行“国语”的重要性: “国语似与教育无直接之关系，然语言者，所以代表思想，语言不齐，思想因此亦多窒碍，而教育之精神，亦必大受其影响。此事于他国无甚重要，以贵国今日之情形视之，则宜大加改良，而得一整齐划一之道，则教育始易着手。”¹⁰

7 月 21 日(农历 6 月 17 日) ，吴汝纶拜访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著名教育家伊泽修二(曾在台湾兴学，著有《支那语正音发微》) 之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访伊泽修二，留饭久谈，谆谆以国语一致为统一社会之要。”¹¹这次谈话，颇有细节的冲击力量:

(伊泽修二) 又曰: 欲养成国民爱国心，须有以统一之。统一维何? 语言是也。语言之不一，公 同之不便，团体之多碍，种种为害，不可悉数。察贵国今日之时势，统一语言，尤其亟亟者。

答: 统一语言，诚哉其急! 然学堂中科目已嫌其多，复增一科，其如之何? 

伊泽氏曰: 宁弃他科而增国语。前世纪人犹不知国语之为重，知其为重者，犹今世纪之新发明， 为其足以助团体之凝结，增长爱国心也……既而德王威廉起，知欲振国势，非统一联邦，则不足以跻 于盛壮; 欲统一联邦，非先一语言，则不足以鼓其同气; 方针既定，语言一致，国势亦日臻强盛……

答: 语言之急宜统一，诚深切著明矣。敝国知之者少，尚视为不急之务，尤恐习之者大费时 日也。

伊泽氏曰: 苟使朝廷剀切诰诫，以示语言统一之急，著为法令，谁不遵从! 尊意“大费时日”一 节，正不必虑。¹²

接下来，伊泽修二以事实为例来劝说吴汝纶:

即如仆信州人，此阿多君(时席上有此人) 萨摩人，卅年前对面不能通姓名，殆如贵国福建、广 东人之见北京人也，然今日仆与阿多君语言已无少差异。敝国语言之最相悬殊者，推萨摩，初建师 范学校时，募萨摩人入学，俾其归而改良语言，今年春仆曾游萨摩，见学生之设立普通语研究会者， 到处皆是。所谓普通语者，即东京语也，故现在萨摩人殆无不晓东京语者。以本国人而学本国语，究不十分为难，况乎今日学理之发明，哑者尚能教之以操语言，况非哑者乎? 惟不试行之为患耳。苟其行之，假以岁月，其效显著于齐、鲁、闽、粤之间，可操券决也。¹³

这里所呈现的“东京语”对日本各地人与人交往的改变，和学校教育中的“普通语”教学的实际情况，在 24 年前的日本，却是另一种景象: 书面语(国话) 与口语，书面语与方言，州郡之间方言与方言很难沟通，虽本国人也“未能悉辨”，“亦不能解”。这在驻日公使黄遵宪 1878 年(戊寅) 的《与日本人笔谈》中可见一斑。录两段当时黄遵宪与源桂阁(大河内辉声) 的谈话为证。

1878 年 10 月 29 日(农历 10 月 4 日) :

桂阁(我指着北京官话本《正音提要》中的话说) : “老慷慨”、“老四海”，何语意?

枢仙: 老字是北京话中口头语，如“好久”之意。 

桂阁: 是书官话了，不知别有纂北京土话者否? 如那《红楼梦》中话，则照之而好否? 

公度: 其为北音一也。编《红楼梦》者乃北京旗人，又生长富贵之家，于一切描头画角，零碎之 语，无不通晓，则其音韵腔口，较官话书尤妙。然欲学中国音，从官话书学起，乃有门径。譬如学日本语，不能从《源氏物语》诸说入门也。¹⁴

1878 年 12 月 14 日( 农历 11 月 21 日) 又有谈话:

公度: 此间本有翻译冯姓者为之，然仆观之，不译亦知其事也。通西人语言文字者多，通日本语 言文字者少。 

桂阁: 我邦文字之作用有数样，虽邦人未能悉辨，《万叶集》、《源氏物语》、《伊势物语》等数本， 是谓之国语，犹贵邦之官话，然今人寡知之者。邦人硕学鸿儒，读贵邦典籍，又少知之者。其外平生 普通之言异，于其州郡而又异焉，所以邦人亦不能解。¹⁵

因此，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特别强调: “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 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然则日本之假名有裨于东方文教者多矣……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¹⁶此书 1895 年底出版后，此说即为王照所关注并摘录，放在其1906 年重印版的《官话合声字母》中，作为附录合刊发行。

日本教育界人士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的情感和日语改革后“东京语”成为国语的现实成效，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因而他们对吴汝纶“虚己以求”的到来，给予的建议都是很切实、很细化的。土屋弘(伯毅) 在给吴汝纶的信中强调: “盖工业之所以速成，一在用器之利便。教育以文字为利器，文字之简易利便者，莫若五十音图。敝邦普通教育，以五十音图为先，五十音之为用，宇宙百般之事，无不可写者，而其为字仅五十，虽幼童可辄记之，以此施于初级教育，其进步之速，曾何足怪! ”¹⁷ 9 月 23 日(农历 8 月 22 日) ，吴汝纶随即给土屋弘回信，说: “惠书论贵国以五十音施之初级教育，其进步之速以此; 欲令敝国采用此简便之物，以达教育速奏之效……国人王某，曾为省笔字，大意取法贵国五十音，改为四十九字，别以十五喉音配之，可以赅尽敝国之音，学之数日可明。拟以此法传之敝国，以为初级教育，庶几所谓九十九人者皆得识字知书，渐开智慧，是亦与来教之旨暗合者。”¹⁸

9 月 25 日(农历 8 月 24 日) ，东京府第一中学校长胜浦鞆雄在与到访的吴汝纶交谈中得知中国“近有人作省笔字”，大为惊奇，立即向吴汝纶表示: “中国若果行此，普通教育进化必速也。”¹⁹吴汝纶在 10 月 1 日(农历 8 月 30 日) 回复胜浦鞆雄的信中特意解释说: “查新制之省笔，非下走所制，乃敝国王某所为，政府未必遽用。其所制字，仆决将来必须用此，教育乃能普及。”²⁰当然，日本友人所说的“普通教育进化必速”，手段是要用“省笔字”。吴汝纶深知中国教育改革过程的艰难和时势的复杂。所以此时他尚没有坚定的信心和决断的能力，只好寄希望于“将来”。

10 月 9 日(农历 9 月 8 日) ，吴汝纶访问了创办早稻田大学的大隈重信(大隈伯) 。大隈重信的一席话，使他对日本“学校”教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八日乙丑，访大隈伯。其称学校造就四等: 一、造就个人，即德育智育体育是也。二、造就国民， 即普通教育，团结社会，齐心爱国是也。三、造就公民，即使有政治之学，足以领袖平民是也。四、造 就世界人，即交通万国、取长辅短、相与并立是也。²¹

这是晚清以来，追求学校教育中所谓个人“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最为直接和最为明确的借鉴日本经验的依据。

作为曾国藩弟子中文学成就最高的吴汝纶深受刺激，他深明语言作为言志和载道的工具理性，更清楚晚清以来白话、官话对社会变革的实际推动。在他心中立刻产生了如法炮制的念头: 以“京城声口” (北京话、官话) 对应“东京语”。效法日本的国语统一，以加速中国的言文合一，异口同声，进而推动国民教育。这种对日本国民教育的效仿、借鉴的明确态度立即呈现在他的书信中。他 10 月 12 日(农历 9 月 11 日) 将在日本“阅视各学日记”抄呈管学大臣张百熙(字野秋、冶秋，1847—1907，因曾官至多部尚书，通常称其为张尚书) 的同时，还有专门的《与张尚书》。信中写道:

今日本车马夫役，旅舍佣婢，人人能读书阅报，是其证也。中国书文渊懿，幼童不能通晓，不似 外国言文一致。若小学尽教国人，似宜为求捷速途径。近天津有省笔字书，自编修严范孙家传出， 其法用支微鱼虞等字为母，益以喉音字十五、字母四十九，皆损笔写之，略如日本之假名字，妇孺之 兼旬，即能自拼字画，彼此通书。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言一律。今教育名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省笔 字不可不仿办矣。²²

这就是严修之前所预料到的“建白”。信中所说自编修严范孙家传出的“省笔字书”，和在《答土弘伯毅》书中说的“王某，曾为省笔字”，以及对胜浦鞆雄所说的中国“近有人作省笔字”，即是后来颇得胡适褒扬的王照(字小航，号芦中穷士，1859—1933) 的《官话合声字母》。胡适 1931 年为《王小航先生文存》写序时，称道王是“革新志士，官话字母创始人”²³，说王照“主张教育之要旨在于使人人有生活上必须之知识; 主张教育是政治的主脑”²⁴。由于严范孙在吴汝纶之后也到日本考察教育，并在东京、西京与吴相会，还多次一起参加活动的缘故，吴汝纶对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有特别的了解。生于 1859 年的王照，1894 年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与 1883 年中进士的严范孙同为翰林院编修。1898 年，王照卷入“戊戌变法”，遭追捕前即逃亡日本。在日本期间，受日本片假名的直接影响，创制中国官话字母表。潜回中国后，到天津，得到严范孙接济。1900 年，王照受到严范孙送给他的清初李光地《音韵阐微》的启发，知晓康熙皇帝把满语的“合声”之法，让李光地应用于汉文字音，写成《音韵阐微》。于是，他在 1900 年成书《官话合声字母》，并先在严范孙的家学馆中试用。1901 年，此书传到日本江户，被中国留学生翻印。黎锦熙说: “严氏家里，人人都练习得很熟; 丫头老妈子厨子车夫都是能看《拼音官话报》，能用官话字母写信作文的。”²⁵这是缘于 1898 年严范孙在天津自家设立学馆(“严馆”) ，“半日读经书，半日读洋书”²⁶。随后，他与时俱进，办“女塾”(1902 年) 、“工艺学堂”(1903 年) 、“小学堂”(1903 年) 、“南开学校”(1904 年) 。欲维新变法，改良社会，必须先从办教育入手的理念，在他是越来越明确，并成为他后半生的不懈追求。

王照在《官话合声字母》的序言中写道: “今各国教育大盛，政艺日兴，以及日本号令之一，改变之速，固各有由，而言文合一，字母简便，实其至要之原。”²⁷他更是强调: “各国文字虽浅，而同国人人通晓，因文言一致，字母简便，虽极钝之童，能言之年即为通文之年。故凡有生之日，皆专于其文字所载之事理，日求精进。无论智愚贵贱，老幼男女……而吾国通晓文义之人，百中无一。占毕十年，问: 何学? 曰:学通文字耳。钝者或读书半生，而不能作一书柬。惟其难也。故望而不前者十之八九，稍习即辍者又十之八九。文人与众人如两世界，凡政治大意、地理大略、上下维系、中外消长之大概，无从晓譬。”²⁸如何能使语言文字合二为一? 王照积极主张采用已经成为“官话”的“京话”，来统一中国的语言: “用此字母，专拼白话。语言必归画一，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傅于海，纵横数千里，百余兆人，皆解京话。外此诸省之语，则各不相通。是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²⁹在《出字母书的缘故》中，王照更是明确表示: “借着字母，就认得汉字，日子多了，就可以多认汉字，以至连那无有字母的书，也都可以会看了，真是大有益处。以后咱们中国人，都能念书，添点学问，长点见识。这就是我们作字母书的，所很指望的了。”³⁰

1901 年，王照进京拜见李鸿章，李托病(不久即病逝) ，令于式枚代见。于王两人对话，可见王照明世事通大理的改革之志:

（于式枚) 欢然曰: “老前辈! 今从海外归来，亦将有策略以救中国乎?” 照曰: “天下事岂一策一略所能为? 今全国共计二十万秀才举人进士，比日本五千万受过普通 教育的人民少二百五十倍; 以一敌二百五，还有什么策略可说? 中国政府非注重下层教育不可! 欲 去下层教育的障碍，非制出一种沟通语文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³¹

李鸿章 1901 年去世后，王照便让门人王璞乘张百熙出任管学大臣之际，以王璞个人的名义在 1902 年 12 月(农历 11 月) 直接上书张百熙，陈说老师王照所作所为将会对普及教育产生的影响:

惟于民之宜人人能看书，人人能看报，人人能读诏书示谕，知其切要。急思便捷之法……苦心 焦思，惟有之受业师某老先生所作官话字母，拼合自然，无音不备，至为简当。若以之译《圣谕广训》，饬州县遣生贡之无事者，布之民间，虽目不识丁之人，教字母十余日，自能解读，自必鼓舞，欢欣颂扬德意，由此而得作书信纪录簿之能，且有他日读书读示谕等类之益，则转相传授，增添之速，不可思议。³²

其实，吴汝纶在访问日本之前已经读到了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一书。他在 1902 年 3 月 24 日(农 历 2 月 15 日) 的日记中写道:

近年南省多仿外国字母另立省笔字母，用反切拼音，教妇孺识字者。小航用《音韵阐微》之例，别制字母并喉音字，为北方不识字之人便于俗用。其拼音用国书合声之法，缓读则为二字，急读则成一音。其上一字用支、微、鱼、虞、歌、麻诸韵之字，下一字用喉音，谓天下之声皆出于喉而收于喉， 皆阐微例也。其书名《官话合声》，字母喉音十五……字母四十九……凡字分四声，则依声加点于字母，并喉音字之四隅。北人无入声，今但分上平、下平、上、去四声。³³

生于安徽皖江北岸的吴汝纶，他家乡的私塾此时的确是在用反切拼音教学。这在“胡适纪念馆”的档 案中可以找到证据。1903 年，13 岁的胡适和他的私塾老师胡禹臣(观象) ，同学胡近仁、胡观爽在皖南绩溪 家乡上庄开始学反切。老师是一位从江西来的游方学者徐奋鹏，用的课本是《反切直图》。这个课本如今 还保存在台北“胡适纪念馆”里³⁴。而北方，则是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的影响力在日益增大。

袁世凯为官话字母作“护法”

1903 年 12 月 29 日( 农历 11 月 11 日) ，直隶大学堂学生王用舟、何凤华、刘奇峰、张官云、世英、祥懋等上书直隶总督袁世凯，请他“奏明颁行官话字母，设普通国语学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事”³⁵。他们首先说明: “近见自严太史修家所传出之《官话合声字母》，系仿国书合声之法，制为字母五十，喉音十二，转换拼合。凡口中所能言之音，无不能达，且专以京音为主，便利通用，莫逾于此。诚能推行，则亿万众愚夫愚妇，能言者即能文，无用者亦有用矣。”³⁶他们特别强调统一语言以结团体: “夫国人所赖以相通相结者，语言也。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彼泰西各国，类皆文言合一，故团体最固。至于日本，尤以东京语为普通教育，诚握要之图也。我国无事不规仿泰西，步武日本，独于此漠然置之，可惜孰甚。”³⁷这里所提到的日本以“东京语”为普及教育的方式，和吴汝纶在日本所获得的事实完全一致。

袁世凯在批示中明确写道: “据禀已悉，国民普及教育，必由语文一致，而成为东西各国之通例。该学生等所呈《官话合声字母》以及切合音之法，包括一切语文，与吾国古时文字单简假借同音之例，初不相背，果能通行无阻，诚如日本伊泽氏所谓简要器具者。”³⁸但他同时担心社会上层与下层的成见，一时难以接受，无法推广。所以他主张“必先引其端倪而后可收成效，姑候行。学校司体察情形，如何试办，妥酌具复饬遵缴”。结果是本年腊月，经学校司复后，“督批饬保定蒙养半日各学堂并驻保定各军营试办”³⁹。

吴汝纶在日本“阅视各学日记”和以“京城声口”( 北京话、官话) 对应“东京语”的表达，直接影响到了1904 年 1 月 13 日(农历 1903 年 11 月 26 日) 张百熙和荣庆、张之洞起草的《重订学堂章程折》、《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学务纲要》。其中《奏定学务纲要》中的“各学堂皆学官音”，就是吴汝纶的主张:

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恰，实由小学堂教字母拼音始。中国民间各操土 语，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以官话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 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应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将来各省学堂学员，凡授科学，均以官音讲解，虽不能遽如生长京师者之圆熟，但必须读字清真，音韵朗畅。⁴⁰

1903 年 2 月 9 日(农历 1 月 12 日) ，吴汝纶在安徽枞阳老家因急发疝气导致肠梗阻去世，未来得及实际履新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职位，更未能得见他主张的“京城声口”作为“国语”的推广和普及。但他在去世前，要门人把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带回家乡，供新创办的桐城小学堂使用，希望能将其传遍江淮。王照在《挽吴挚父先生联语并序》中评介他“生平谓古文外，必无经济。自游日本，顿悟普通教育之意，乃特命其同乡门人五人习芦中穷士所作《官话合声字母》”⁴¹。“夫能以文章名世者，莫挚父先生若也。而先生独能虚心折节，以倡俗话之学。盖先生心地肫挚，目睹日本得力之端，在人人用其片假名之国语，而顿悟各国莫不以字母传国语为普通教育至要之原。”⁴²

同年(1903) ，王照自天津到北京创立官话字母义塾，木版刻印《官话合声字母》。直隶总督袁世凯长子克定得其书，授其弟克文，克文年幼，能无师自通。袁世凯本人因此高兴，而赞成官话字母⁴³。所以黎锦熙说: “给王照的'官话字母’作护法的，除严修、吴汝纶两氏外，还有一个力量更大的，便是太子少保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⁴⁴这里实际指的是《官话合声字母》对袁世凯所属军人的直接影响。因为从 1904 年初(农历 1903 年底即光绪二十九年腊月) 开始，王照的官话字母教学与袁世凯北洋军系的军事教育相结合。这从王照“光绪三十年九月替常备军第三镇作的”《对兵说话》一书的序言《衍说学官话字母要紧》可以知道: “自从光绪二十九年腊月，袁宫保就商量，教各军营里的人，学习这官话字母。如今商量定了，教咱们军营的人，无论官长头目兵丁，都得学习。”⁴⁵

1904 年 10 月(农历 9 月) ，直隶学务处针对丰润县王金绶等禀，起草了呈袁世凯的复文: “今该生等所呈字母拼音书与日本之片假名略同，而纯拼单音尤为省便。桐城吴京卿所谓妇孺习之兼旬即可自拼字画，彼此通书，盖确有证据之言，非虚语也。此教育普及之说也……今该生等所呈官话字母拼音，虽仅为下等人急就之法，而用意亦隐与暗合，且能解此法，于习官话者尤为捷便。吴京卿所谓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亦非虚语也。此语言统一之说也。”⁴⁶这里进一步明确验证了吴汝纶所说的用“京城声口”统一天下语音，达到语言统一的主张，“非虚语也”。

改革者的命运通常是磨难重重的。也就在 1904 年，王照因受谭嗣同好友沈荩的株连，自行到步军统领衙门投案，狱中生活两个多月。王照的注音字母研究和教学实验由门人王璞继续。

与之同时，另一股民间的势力在涌动，那就是冠以“俗话”、“白话”或“京话”的各种报刊创刊，如 《无锡白话报》(1898 年 5 月 11 日) 、《杭州白话报》(1901 年 6 月) 、《京话报》(1901 年 9 月，北京) 、《中国白话报》(1903 年 12 月 19 日，上海) 、《安徽俗话报》(1904 年 3 月 31 日，安庆—芜湖) 、《京话日报》 (1904 年 8 月 16 日，北京) 等在全国主要城市大量出现，与学堂的“官话”教学形成合力，进一步促使了“国语”的推行。

当然，历史也会给先行者一个回报: 1905 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取士终结，传统的精英教育，向公共的国民教育顺利转型。国语作为普通教育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工具，才有被普遍使用的可能。京师大学堂在民国，由海外留学归来的教育家引领，顺利向具有现代国际视野的国立北京大学转型，而 1912 年新建的民国国立北京大学首任校长正是吴汝纶的弟子严复。1902、1904 年两次赴日本，1918 年又专程赴美考察学制教育的严修和赴美留学归来的门生张伯苓，将一个私塾学馆、小学堂、中学堂，成功转化为民国时期上好的私立南开大学。王照、王璞师徒也在民国新的教育体制下，有为于“读音统一会”、“国语统一筹备会”。如同“小站练兵”一样奇迹凸现，由袁世凯作“护法”的《官话合声字母》曾经“传习至十三省之境”⁴⁷，用这种字母编印的“初学修身伦理历史地理地文植物动物外交等拼音官话书，销至六万余部”⁴⁸。吴汝纶、严修、王照、袁世凯的合力作用，更是将作为“官话”的“京城声口”推进到“国语”的位置。于是“国语统一”才逐步变成现实。1917 年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推动下，“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成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核心问题，“用白话作各种文学”⁴⁹逐步成为创造新文学的大趋势，也就自然成就了梁启超所期待的真正的现实的“新中国未来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共同体内，“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大一统”文化观念中，又多了一个“口同声”。

“异口同声”——所以我说，中国现代语言学、现代文学大历史真正的精彩，是闪现在这个成为现实的关键之中。

注释

¹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 《鲁迅年谱》( 增订本) 第 1 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第 87—88 页。

² 黄遵宪: 《致梁启超书》，黄遵宪撰，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 《黄遵宪集》下卷，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490 页。

^3、4 黄遵宪: 《与严复书》，黄遵宪撰，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 《黄遵宪集》下卷，第 480，479—480 页。

⁵ 严修: 《壬寅东游日记》，严修撰，武安隆、刘玉敏点注: 《严修东游日记》，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8 页。

⁶ 吴闿生: 《先府君事略》，施培毅、徐寿凯校点: 《吴汝纶全集》第 4 卷，合肥: 黄山书社，2002 年，第 1159 页。

⁷ 贺铸: 《吴先生墓表》，施培毅、徐寿凯校点: 《吴汝纶全集》第 4 卷，第 1149 页。

⁸ 黎锦熙: 《国语运动史纲》，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101 页。近有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详论 此事，北京: 中华书局，2007 年，第 23—37 页。

^{9、10、11、13、17、18、19} 吴汝纶: 《东游丛录》，施培毅、徐寿凯校点: 《吴汝纶全集》第 3 卷，第 788，789，797—798，798，749，427，738 页。

^12、21、33 吴汝纶: 《日记》，施培毅、徐寿凯校点: 《吴汝纶全集》第 4 卷，第 714 ，714—715，676—677页。

^14、15 黄遵宪: 《与日本人笔谈》，黄遵宪撰，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 《黄遵宪集》下卷，第 725，746 页。

¹⁶ 黄遵宪: 《日本国志》卷 33，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346—347 页。

²⁰ 吴汝纶: 《答胜浦鞆雄》，施培毅、徐寿凯校点: 《吴汝纶全集》第 3 卷，第 430 页。

²² 吴汝纶: 《与张尚书》，施培毅、徐寿凯校点: 《吴汝纶全集》第 3 卷，第 435—436 页。

^23、24 胡适: 《〈王小航先生文存〉序》，《胡适全集》第 4 卷，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486，488 页。

^{25、31、43、44} 黎锦熙: 《国语运动史纲》，第 101，108， 108，103页。

²⁶ 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王承礼辑注，张平宇参校: 《严修年谱》，济南: 齐鲁书社，1990 年，第 127 页。

^27、28 王照: 《〈官话合声字母〉原序》，《官话合声字母》，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年，第 3，1—2页。此书是根据 1906 年北京“拼音官话书报社”翻刻本《重刊〈官话合声字母〉序例及关系论说》影印。

²⁹ 王照: 《新增例言》，《官话合声字母》，第 9 页。

³⁰ 王照: 《出字母书的缘故》，《官话字母读物》( 八种)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年，第 5—6 页。

³² 王璞: 《宛平县生员王璞谨呈为请用俗话字母广传》，王照: 《官话合声字母》，第 33—34 页。

³⁴ 胡颂平编著: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1 册，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年，第 50—51 页。

^35、36、37 《十一月十一日上袁宫保禀》，王照: 《官话合声字母》，第 73，76，77 页。

^38、39 《十一月十七日督宪袁批》，王照: 《官话合声字母》，第 93，94 页。

⁴⁰ 《奏定学务纲要》，王杰、祝士明编著: 《学府典章》，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57 页。

^41、42 王照: 《挽吴挚父先生联语并序》，《官话合声字母》，第 37，39—40 页。

⁴⁵ 王照: 《对兵说话》，《官话字母读物》( 八种) ，第 79 页。

⁴⁶ 《直隶学务处复文》，王照: 《官话合声字母》，第 67—68 页。

^{47 、48} 《内容说明》，王照: 《官话合声字母》扉页。

⁴⁹ 胡适: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全集》第 1 卷，第 60 页。

〉此文原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2期

文｜沈卫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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