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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英雄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People's Heroes)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在天安门南约463米，正阳门北约440米的南北中轴线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纪念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烈士而修建的纪念碑。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1949年9月30日奠基，1952年8月1日开工，1958年4月22日建成 ，1958年5月1日揭幕，196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人民英雄纪念碑通高37.94米，正面(北面)碑心是一整块花岗岩，长14.7米、宽2.9米、厚1米、重60.23吨，镌刻着毛泽东同志1955年6月9日所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金箔大字。背面碑心由7块石材构成，内容为毛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的150字小楷字体碑文。 基本信息
折叠编辑本段建立背景人民英雄纪念碑（The monument to the people's heroes）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个国家级公共艺术工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会聚了郑振铎、吴作人、梁思成、刘开渠等一大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文史专家、建筑家、艺术家。从1949年9月30日毛主席亲自奠基，直至1958年5月1日正式落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耗时最长的大型艺术项目。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不仅聚集了当时的能工巧匠， 其碑石石料的采集场面也颇为宏大。纪念碑由17000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其中采自青岛浮山的纪念碑碑心石是建碑中最主要的大石料，是中国建筑史上极为罕见的完整花岗石，其石坯长14.4米，宽2.72米，厚3米，重达320吨以上，采运工作历时7个半月，于1953年4月1日动工至10月16日大石料运抵天安门广场工地，从开采到运输共计7116名工人参与其中。 据不完全统计，纪念碑从奠基到落成部分耗费就达3亿余元。 1961年3月4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列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项，序号为33号。 折叠编辑本段主要构成折叠碑体平面呈长方形，顶为盝顶。碑身用413块花岗石分32层垒砌而成。正面（北面）碑心是一整块石材，长14.7米、宽2.9米、厚1米、重103吨，镌刻着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背面碑心由7块石材构成，内容为毛主席起草、周总理书写的碑文，共150字，其文如下：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949年9月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立。 折叠碑身由林徽因设计的两层须弥座承托。上层小须弥座的四面刻牡丹、荷花、菊花、垂幔等拼成的八个花环，以示对烈士的崇敬之情。下层大须弥座的束腰部镶嵌着十幅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其中八幅作品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事件，按东南西北的顺序依次为“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和“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此外，在北面正中“胜利渡长江”的两侧还有两幅装饰性作品“支援前线”和“欢迎人民解放军”。这十座浮雕的高度均为2米，宽2至6.4米，总长40.68米，一共雕刻了180个人物，是由刘开渠等人设计创作的。 折叠台基纪念碑的台基也分为两层，上层呈方形，下层呈海棠形，东西宽50.44米，南北长61.5米。两层台基的四面均为栏杆环绕，并设有台阶。整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共用1.7万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石砌成，面对天安门，肃穆庄严，雄伟壮观。它整合了明清以来的汉民族建筑与希腊罗马建筑的风格，并与北京这座城市的中轴线呼应。 纪念碑浮雕石料采自北京房山的汉白玉矿。纪念碑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筒体，将碑座和碑身各部分石块牢固地拉结浇注在一起。碑心石正、背面的题字都有阴文镌刻在石面上，然后采用中国传统的镏金方法，做成钢胎金字镶嵌进去。碑题、碑文共用黄金130余两。整个纪念碑用1.7万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砌成。 折叠编辑本段详情信息折叠总体构想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天安门南约463米、正阳门北约440米的南北中轴线上。它庄严宏伟的雄姿，具有中国独特的民族风格。在广场中与天安门、正阳门形成一个和谐的、一致的、完整的建筑群。人民英雄纪念碑呈方形，建筑面积为3000平方米。 分台座、须弥座和碑身三部分，总高37.94米。台座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四面均有台阶。下层座为海棠形，东西宽50.44米，南北长61.54米；上层座呈方形。台座上是大小两层须弥座，上层小须弥座四周镌刻有以牡丹、荷花、菊花、垂幔等组成的八个花环。下层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八幅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为主题，在“胜利渡长江”的浮雕两侧，另有两幅以“支援前线”、“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为题的装饰性浮雕。浮雕高2米，总长40.68米，浮雕镌刻着170多个人物形象，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28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史实。 碑身东西两侧上部，刻着以红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装饰花纹，象征着先烈们的革命精神万年长存。小碑座的四周，雕刻着以牡丹花、荷花、菊花等组成的八个大花圈，这些花朵象征着品质高贵、纯洁，表示全国人民对英雄们的永远怀念和敬仰。碑顶是民族传统的建筑形式，是上有卷云下有重幔的小庑殿顶。整个纪念碑的造型使人们感到既有民族风格，又有鲜明的新时代精神。 折叠浮雕造型十块汉白玉的大浮雕，镶嵌在大碑座的四周。这些大浮雕高二公尺，合在一起共长四十点六八公尺。据地质学家化验证明，这些浮雕至少能耐久八百年到一千年之久。每幅浮雕里有二十个左右英雄人物，每个人物都和真人一样大小，他们的面貌、性格、思想、感情和姿态形象都不相同。 从碑身东面起，按着历史顺序往下瞻仰。第一幅浮雕是“销毁鸦片烟”，描述鸦片战争前夕，1839年6月3日，群众在虎门销毁鸦片的事迹。浮雕上，愤怒的群众正在把一箱箱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运到海边，倾倒在放有石灰的窑坑里焚烧，一股股浓烟从石灰池上升起。人群后面，有炮台和千百只待发的战船，准备随时还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画面上人物的形象，表现出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坚定决心。东面的第二幅浮雕，是描写1851年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太平天国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平等四大的口号，严重地动摇了满清皇朝封建统治的基础。在这幅浮雕上，一群拿着大刀、梭镖、锄头，扛着土炮起义的汉族壮族人民的儿女，正从山坡冲下来，革命的旌旗在迎风飘扬。 往南转到碑身的后面，看到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庄严画面。深夜，起义的新军和市民，摧毁了湖广总督门前的大炮，正向总督府里冲去。总督府内熊熊的火焰冒向天空；总督府的牌子，被打断在阶前；撕碎了的清朝的龙旗，被践踏在地下。辛亥革命，结束了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接下来的一幅是“五四爱国运动”。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浮雕的画面显示出学生们齐集于天安门前举行爱国示威游行的情景。一群男女青年学生举着废除卖国密约的旗帜，慷慨激昂地来到天安门前，人群高处，一个男学生正在向围着他的群众演说。梳着髻子、系着长裙的女学生，在向市民们散发传单。愤激的青年演说者，怒形于色的人群，使整个浮雕充满了痛恨国贼，激动人心的气氛。南面的第三幅是“五卅运动”。1925年5月30日，上海群众一万多人在南京路上举行反帝国主义大示威，英国巡捕向徒手群众开枪射击，死伤多人。“五卅惨案”引起了全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促使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的爆发。这幅浮雕表现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各界人民坚强不屈地向帝国主义斗争的情景。画面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市民举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小旗，冲破英国巡捕的沙袋、铁丝网英勇地前进；商店关门罢市，戴着礼帽的商人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被打伤的工人，在战友们搀扶下，继续勇往直前。人群后面隐约能看到外滩的海关和银行大楼。 碑身的西面，第一幅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浮雕。画面从一个连队的角度来表现这一伟大起义的情景。1927年8月1日早晨，一个连队的连长，挥着右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士兵们举着起义的信号——马灯，光辉的红旗举起来了，战马在呼啸，劳动人民正在帮助搬运子弹，战士们激昂地高呼着。从这时起，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展开了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武装的斗争。紧接着的一幅是“抗日敌后游击战”，浮雕上显现出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区敌后游击战的场面。远远望去，在一座雄伟峻峭的半山腰里，游击队员们正穿过高大的树林和茂密的青纱帐，去和敌人战斗。画面上，青年男女农民拿着铁铲背着土制地雷；白发的母亲送枪给儿子去打击日本侵略者；年青小伙子站在指挥员身旁，等候命令，准备随时投入消灭敌人的战斗。 来到碑的正面，看到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的浮雕，这是十幅浮雕中最大的一幅。国民党认为不能逾越的天堑长江，被英勇无敌的人民解放军胜利地渡过了。浮雕上，号兵吹起冲锋号；指挥员右手高举，连连向高空发射信号弹，已登上敌岸的战士，踏着反动派的旗帜，向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老巢——南京城冲去。背后，数不清的战船正在波涛中前进。在这幅浮雕的两旁，是两块装饰性的浮雕。左边是渡江前夕，工人抬着担架、农民运送军粮、妇女送军鞋等热烈支援前线的场面。右边的一块表现全国各阶层人民举着红旗和鲜花，双手捧着水果，欢迎解放军、慰劳解放军的情景。 折叠镌刻碑文两层须弥座承托着高大的碑身。碑身是一块长14.7米、宽2.9米、厚1米、重达60多吨的大石。碑身正面（北面）镌刻毛泽东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背面是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此碑文中的“三年以来”是指解放战争；“三十年以来”是指自1919年五四运动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到1949年新中国建国；而1840年则是中国受侵略的开始，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从此弥漫着滚滚硝烟，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三个时间段中，都有中国爱国志士的不屈抗争！ 碑身两侧装饰着用五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浮雕花环，象征人民英雄的伟大精神万古长存。整座纪念碑用17000多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肃穆庄严，雄伟壮观。[1] 折叠碑体巨石1952年5月10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担任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由著名建筑家梁思成担任。8月1日修建纪念碑工程正式开工,“共和国第一碑”的建造,最主要的是选好碑心石,兴建委员会为此进行了三个多月的实地考察,通过反复对比,最后选定了青岛浮山花岗岩石料。 纪念碑的碑心石，是建碑中最主要的一块大石料，称得上是中国建筑史上少有的完整 1953年7月开采出大石料荒料尺寸：长15.3米，宽3.55米，厚2.1米，重300吨。经过第一次加工，将石料上面做平，重量减为280吨。10日大石料由开采地运至山场（半山腰平坦处）行走60米。次日下午石料放下山。经转向、翻身、第二次加工后，石料长14.7米，宽2.92米，中间厚1.0米，两边厚0.8米，重量为102吨。 折叠史诗般的采石运输青岛市人民政府接到采石运输任务后,成立了由山东省联运公司青岛分公司(青岛交运集团前身)及其下属的山东省青岛市搬运公司、浮山料石总厂(青岛市浮山第一石场)、台东区公安分局、铁道部四方机车车辆厂等单位组成的大料搬运委员会。1952年10月2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与山东省联运公司青岛分公司签订了《运输石料合同》,最终确定由下属的青岛市搬运公司起重运输队来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1953年4月11日开始了石料的开采。面对完整开采300多吨大石料的难题,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从南京、上海等地招募来的技术工人也无计可施,开采工作遇到阻力。崂山脚下有个村子叫清石峪,村子里住着一位叫李开山的老石工,被人称为“石神”。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施工组负责人陈志德把李开山请到采石现场,李开山一听,300吨重的巨石,根本不是几排钢楔子能搞定的。他决定用放闷炮的方法,炸出这块巨石坯材。经过数月的努力,巨大的碑心石坯体完整地从山岩上剥离出来后,进行了第一次加工整形后减重至280吨,随后,大石料在开采地半山腰平坦的地方进行了第二次加工处理,重量减为102吨。 7116名工人直接参加了碑心石运输工作，开采用打槽办法，运输用滚木及推土机牵引滚移。 1953年8月19日，大石料由山场起运，经过4个村庄、一个山岭、十余处桥梁及交通最繁华的市内街道，行程15公里，9月27日安全到达车站（空军油库）。15公里巨石走了30天，成就运输史上的经典。 9月28日，在青岛孟庄路车站，采用铁道滑动方式，将大石料装上东北电业管理局丰满发电厂90吨车皮。根据铁道部规定，该车载重为100吨，因此又对大石料进行了第三次加工，将石料中间厚度改为87厘米，两端厚度改为79厘米，重量为94吨，连同束车设备与垫木共重100吨。以直线20公里/小时，弯道及进站10公里/小时的行车速度开向北京，10月13日抵达北京前门西站，一路平安。 青岛起重工人们又用老办法,在路上用钢管交替铺垫,滚动运输,从前门西站到广场纪念碑工地,花了三天时间把石料运到了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工地。 1958年5月1日,当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上高高矗立,亿万人民缅怀革命先烈之时,青岛人心中也升腾着一份独有的自豪。12名起重运输工人在北京受到了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表彰。[2] 折叠其他构造纪念碑浮雕石料采自北京房山的汉白玉矿。纪念碑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筒体，将碑座和碑身各部分石块牢固地拉结浇注在一起。碑心石正、背面的题字都有阴文镌刻在石面上，然后采用中国传统的镏金方法，做成钢胎金字镶嵌进去。碑题、碑文共用黄金130余两。整个纪念碑用1.7万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垒砌而成。 折叠筹划修建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当天下午6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前广场上举行了建立纪念碑的奠基典礼。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政协各单位首席代表一一执锨土，奠下纪念碑的基石。后经全国广泛讨论，确定碑型。到1952年，全国优秀的建筑师和专家们共设计了一百多种图案，经有关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征求各界人民的意见，归纳、修正成最后的图样。[3]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十分关心的事情，是在他们直接指示下完成的。史料中有一份珍贵的毛泽东手书批示。事情缘于朱启钤、章士钊、叶恭绰三位民主人士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后，向毛主席建议，对纪念碑的设计提出新的意见，如：浮雕史料应特别慎选，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图画不可漏略；浮雕用材可考虑铜铸；整个图形宜再行斟酌；各部分纹样宜另行选择，明清两朝纹样纤弱无力，不宜多用等。毛泽东主席看到建议后，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付委员会讨论并邀建议三人参加。” 在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中还有另一份毛泽东主席亲笔修改的纪念碑奠基石碑文草稿。原碑文是彭真同志拟写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毛泽东将它改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在纪念碑建造过程中，毛泽东主席于1955年6月9日为碑心石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周恩来总理书写了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起草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4] 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北京市长彭真任主任委员，郑振铎、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工程处，分设计、施工、采石、美术工作等７个组，进行工作。此外，专设一个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领导下，研究浮雕画片所需的史料题材。纪念碑于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修建，1958年4月22日落成，同年5月1日隆重揭幕。 折叠 |
| 事件 | 介绍 | 浮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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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门销烟 | 虎门销烟（1839年6月）是指中国清朝政府委任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的历史事件。此事后来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南京条约》也是那次战争时清政府签订的。 | |
| 金田起义 | 金田起义（Jintian qiyi） 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领导的广西桂平县武装起义。 | |
| 武昌起义 | 武昌起义是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中国武昌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 | |
| 五四运动 |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 |
| 五卅运动 | 五卅（sà）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在全国范围内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并将国民革命推向高潮，从而揭开了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序幕。 | |
| 八一南昌起义 | 八一南昌起义常简称南昌起义或者八一起义，国民党称南昌暴动、南昌兵变。它指的是1927年8月1日，中国江西南昌，由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军队针对中国国民党的反共政策而发起的武装反抗事件。 | |
| 抗日敌后游击战 | —— | |
| 抗日游击战 | —— | |
| 胜利渡长江 | 渡江战役，也称宁沪杭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的战役。渡江战役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南进，解放南方各省创造了有利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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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国庆，在天安门广场上纪念碑奠基地点，陈列了三个模型：一个是五分之一缩小的大模型，另两个是有坡顶及有群像的小模型。
1950年底，我自美国留学归国，1951年初即随梁思成先生参加一些会议和工作，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其中的一项。关于这件事的具体情况，1978年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20周年时，我曾经写了一篇介绍文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成就——纪念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二十周年》，原文刊于《建筑学报》1978年第2期），时隔35年，仍然感到有事要说，可谓“近史钩沉”。 [5]
人民英雄纪念碑意义重大，通过竞赛，梁思成先生的设计方案被采用。我曾在建筑系馆看到由莫宗江先生绘制的渲染图，非常精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设计竞赛已经定案，但是在1951年初的一次设计工作会上仍旧是众说纷纭。首先，建筑学家和雕塑家的意见就不一致。雕塑家希望以雕塑为主，在碑前或碑顶作群雕，或碑身就是雕塑。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则认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本身是一座碑，要来承载字，如“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当时假定）等。1951年国庆时，却另有一个设计方案的一比五的模型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底下一个红墙台座，有三个门洞，台上立碑。据说这个新方案是陈干同志设计的，背景至今我也不清楚。梁思成先生见后，很是着急，
特意亲自用圆珠笔写了一封信给彭真市长，详细阐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意图（《致彭真信》，见《梁思成全集》第五卷），并对该方案表示反对。这说明即使是方案已经评定，也仍然有不同意见，推想在决策层也不尽一致。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再次确定使用梁先生的方案。
1949年9月30日，第一届政协会议闭幕后，毛主席在夜色中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由于较为匆忙，未顾及整个广场的布局，待到深化设计时发现奠基的位置离天安门和旗杆太近，当时还在酝酿碑身加高，如此就更会觉得空间局促。梁先生告诉我他曾向彭真汇报：要不要向主席请示往南挪？彭说主席那么忙，你们要怎么挪就怎么挪吧。后来经过数次方案设计，最终由北京市规划局的赵冬日同志敲定放在绒线胡同东部路口。这个位置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合适的，即处于中轴线上略微偏南的位置上，为建国十周年规划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选址留有余地，使得这三个建筑物与天安门之间形成菱形关系，不同的位置都有非常好的视角。
碑身的朝向也曾进行过调整，毛主席题字的一面是正面，按照中国传统，要朝向南方，但是在建造过程中发现，主要的人流是从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的，观众多集中在广场的北部，这样就看不到碑的正面，在天安门广场有大型纪念活动时更是这样，因此决定一反传统，调转方向，正面面对北面的天安门。当时，巨大的碑心石已经运至工地南头，而天安门广场原千步廊的长墙尚未拆除（直至国庆十周年期间广场才扩大），因而空间局促，要想把这样长的一块巨石再从南向北转向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最终还是想尽办法实现了。这一举措对后来广场的扩建，特别是毛主席纪念堂的面向问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6]
人民英雄纪念碑要永久长存，因而对于材料的选择非常慎重。当时从全国许多地方采来的石样，都送至清华大学材料实验室进行质量、密度、耐酸、耐蚀性等测定。我记得在市政府的一个会议室四周，有一大排石样整齐摆放在桌子上，最后青岛浮山的花岗石以其质地、色泽入选。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了避免碑身由石块拼接而成为“百纳碑”，必须要有一定的体重与高度的碑心石来镌刻毛主席的题字，这样才能体现出独特的内容。最后选定在青岛浮山开采重达280吨的巨形花岗石，粗加工后净重103吨，在克服了重重运输困难后运至北京，凿成长14.7米、宽2.9米、厚约1米的碑心石，成材重60吨，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己近乎极限了（附带说一句，后来在为毛主席纪念堂选材时，众说纷纭，有人希望用水晶大理石等人造新型材料。我建议还是使用青岛的花岗岩，这样可以使纪念碑和博物馆两个主要建筑物取得协调并且器宇轩昂）。纪念碑其他部分的选材也颇具匠心，月台面用山东泰山灰绿花岗石，散水系周口店花岗石，甬道为昌平微黄花岗石，加上汉白玉浮雕、栏杆，再加上各种石料质地、色泽既统一而又有细致变化，工艺的严谨精致、一丝不苟。这些细节未必引起非专业人员的注视，但给人一种纯洁、朴实的美的感受。[7]
纪念碑的设计方案虽已选定，但仍在不断地推敲改进，在我印象中重要的有若干次变动，例如：原方案中曾设计从纪念碑内部通过电梯直达顶层，向四周瞭望，纪念碑下还有检阅台，内部有陈列室，后来这些都取消了，仅以“纪念碑”为主。我记得当时郑振铎先生曾多次到梁思成先生家，共同讨论设计方案的改动，可惜后来郑先生遭遇空难逝世，梁先生失去了一位共同议事的知音。
纪念碑的建筑细部也经过精细的处理，并博采众长，可谓有古有今，有中有西。台座顺应中轴线，东西短，南北长，继承了中国传统台基的惯用手法。碑身在三分之一处略有收分，使得纪念碑更挺拔、有力，这是吸收西方古典柱式的做法。在纪念碑的纹样设计上，还有些设计者希望要新颖，林徽因先生则着眼于花纹饱满，认为这样显得有精神，尽管林先生的草图未被完全采用，但仍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林先生去世后，梁先生为她设计墓地，被批准将她的一幅图稿试刻，安放在墓碑前。
碑身的题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在设计时是预先代拟的，后来由毛主席信手题写在大信纸上，很洒脱，经过精心放大和修饰，最终镌刻在石碑上。纪念碑的背面是周恩来总理题写的政协赞文，字数较多，由于他平时工作繁忙，难以静心书写，因而特别抽出一两天时间住在北戴河，写了两个稿子供选用。碑身的文字镌刻完成之后，要进行鎏金，再用放大镜检查有无“砂眼”，最后再用玛瑙普遍细致地磨一遍，确定没有瑕疵，以防日后因雨水的侵蚀而变质。这也足见当时发挥了艺匠的传统工艺，施工认真、精细。
雕塑创作在纪念碑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雕塑的内容经由范文澜先生领导的小组认真推敲，并由中央审定，包括八个题材、十块浮雕，分别是焚烧鸦片、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及解放全国（支援前线—胜利渡江—欢迎人民解放军）。由画家勾画草稿，征询意见。最初设计的画面上曾出现洪秀全、林则徐等知名人物，还包括一些当时仍然健在的领袖人物，将来在碑前摆放花圈就非常不恰当，于是转而着力表现群体。现在看来这一决策非常重要，如果用了某个人做了雕塑的主角，在“文化大革命”时也许就会遭遇麻烦。
八个题材的雕塑是由八位精选出来的雕塑家来完成的，他们都是老一代的有声望的雕塑家。其中包括王临乙先生，早在1943年我尚在大学读书时，就在重庆参观过他的创作“大禹治水”；刘开渠先生负责最长的一段，即“解放中国”，其他还有曾竹韶、滑田友、傅天仇等。曾竹韶老兼为雕塑、音乐大家，德高望重，2012年3月12日刚刚辞世，长寿104岁，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专门盖了一座临时工棚，作为雕塑家工作室，早期的创作见解已成过去，大家共同进入理性的思维，互相观摩讨论，在风格上取得协调。在创作过程中，除了借鉴西方纪念碑的典范，还结队赴西安、洛阳龙门石窟等地参观鉴赏中国古代的雕刻遗产，并将一些雕刻精品复制下来，观摩学习，现藏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昭陵四骏”复本，便是那时得来的。
雕塑的实际镌刻，有赖于相当数量的“艺匠”去完成。这类人才难得，最后遴选出一位琉璃厂做假古董的高手，由他授徒培养，那时做了一些放置在台上的毛主席像作为练习，梁先生家还获赠了一座。这批“艺匠”后来成为北京雕塑工厂的骨干。
值得一提的是，在纪念碑建设过程中，梁先生病了，就由我和莫宗江先生代表他参加薛子正秘书长召开的不定时的工作会议。一、两次会后，莫先生对会议内容不感兴趣并不再去，就由我代表参会。最初，我的主要任务是和雕塑家联系，讨论一些设计细则，不时去参观他们的创作，增长了我对雕塑艺术的修养，终身受益，同时我也与雕塑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刘开渠先生邀请我参加城市雕塑委员会，其实渊源于此。[7]
纪念碑的规划设计方案确定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碑南的绿地规划，即正阳门南经中华门（原清代大清门，门匾为林徽因之父林长民所书），通过门洞，规划成一条壮观的甬道。规划吸取了中国传统纪念性建筑（如天坛、太庙等）绿地布局的特点，按5米×5米的方格网种植松林，甬道左右各种植7行44排高低相仿的油松。当时，这些油松花了很大气力从北京远郊山区选定，并艰难地移植而来。纪念碑落成后，这里成为广场，清晨或日落前最为引人入胜。后来建造毛主席纪念堂时这里被拆除了。[7]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谋划之初希望能够尽快完成，当时百废待兴，需要克服重重困难，不断推进。但是，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并没有急躁，在设计和建造的各个环节中，都注重质量、精益求精，历时九年方毕其功。在营建过程中也一直存在争议，在建筑界，基于新古典主义与现代建筑思潮的不同学术观点一直隐隐存在，例如有人批评它太一般、陈旧，这未免难得公允，如前文所述，纪念碑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艰难的探索和创造过程。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之后，有些其他纪念碑加以模仿，如井冈山纪念碑。百家争鸣对学术、对建筑创作是必要的，一时难于下结论，允许充分争鸣，但是有些建设是有时间性的，不能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对于一些具有原则性的问题，在决策后就“定于一是”，这也是必要的。如前所述，在纪念碑的基本方案确定之后，设计也一直在改进中，从战略原则到具体实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进。事实证明，这一系列的改动原则上都是正确的，事后的效果也是很好的。试想如果当时采用了高台基加三个门洞的方案，一个高台基堵在广场的中央，那么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就难于取得现有的效果。
当然，“定于一是”也不能过早，在设计尚未成熟时就匆忙作决定，这难免会造成遗憾。例如，碑顶的方案当时分歧很大，梁思成先生原本的意图是用中国传统的碑顶形式，借鉴了嵩阳书院碑、北海的琼岛春阴等传统碑额，并加以创造，但是一般的反映都认为太古。后来梁先生病了，直到病愈，未再过问纪念碑的事，在刘开渠的主持下，选用了小屋顶的庑殿式的方案，此过程中由阮志大具体设计，还包括梁先生未确定下来的花纹等。在纪念碑落成之后，对于碑顶仍颇有争议，1959年，吴晗副市长主持国庆工程审查时，特意请参会专家多留一天，提供碑顶改建方案，但最终也未作出满意的结果。我写此文时，遐想将纪念碑的碑顶设计为传统的碑额并辅以现实意义纹样，而不是盖上一个一般化的庑殿顶，可能会更加风度不凡。总之，“百家争鸣，定于一是”，直到整个设计过程的完结，这可以说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并蕴含着指挥的艺术。
此外，我还要特别缅怀该项目的卓越领导人薛子正同志。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彭真担任主任，但主要的工作是在薛子正（当时为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领导下一一具体落实的。如前所述，建筑家与雕塑家一时意见不同，薛子正特意将时任杭州市副市长的刘开渠调来，再未开大会，而是遇到问题开小规模的会来讨论解决，推进工作，在一些细部处理上他还曾邀请其他专家参与意见（如曾专门邀请杨廷宝先生来京讨论）。他作为领导非常认真，处事也很得体，既广泛吸收意见，又不乏个人的果断决策。薛子正是我回国后接触到的第一位领导干部，对于作为年轻学人的我非常爱护，我至今感念。薛子正为人爽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梁先生难免见解不一，进行辩论，但是他非常精心地，可以说无微不至地照顾梁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文革中，梁先生几乎已经失去了自由，一个晚上他专门去找薛子正，说：“彭真被划为黑帮，我想不通”。薛子正非常着急，劝梁先生：“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什么都不要说，什么人都不要找，赶紧回去”。第二天，薛自己也失去了自由。文革后期，薛子正被释，杨廷宝、陈占祥和我都曾去探望过他。这件事是他告诉我的，革命友谊之深，实根源于共同的事业。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难得的精品，事隔55年，细细品味，气壮山河的时代巨浪，都凝聚在史诗般的建筑里，气象万千，今日思之仍激动不已，其中所蕴含的创作精神，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值得我们今天继续继承发扬，殷切希望中青年建筑工作者等能从中得到教益。
修缮记录
1971年，纪念碑北面原为镏金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题字被改成红色玻璃钢字。
1980年国庆节前，纪念碑拆除了红色玻璃钢字，更换了损坏断裂的石料，恢复了原有的鎏金字。
1999年6月，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大规模改造时又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清洗和维护。
2006年，修复纪念碑存在的漏水、有裂缝、部分地方错位、风化严重等问题，是47年来首次大规模的修缮。[8]
1958年5月1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揭幕之日，为纪念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成，表达全国人民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尊敬，我国邮电部发行了纪47·1-1（165）面值8分邮票1枚，采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侧面图。主图即为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碑整个建筑，画面为红色。由孙传哲设计。
同年5月30日我国邮电部又发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小全张）邮票面值为8分，图案右上角采用了1958年5月1日发行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整枚邮票；邮票下边刻有毛泽东同志的题词，左边刻有周恩来同志书写的碑文。这是我国建国后发行邮票中唯一一枚展现全部碑文的邮票。
●发行日期：1958.5.1、1958.5.30（M）
●1-1（165）人民英雄纪念碑8分800万枚
●小全张人民英雄纪念碑售价0.12元20万枚
●邮票规格：35×27.5mm
●小全张规格：87X137mm、其中邮票尺寸：35×27.5mm
●齿孔度数：14度、无齿（M）
●整张枚数：90枚
●版别：雕刻版
●设计者：孙传哲、刘硕仁（M）
●雕刻者：孔绍惠
●印刷厂：中国近代印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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