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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家族传统：丁济南的医学 我们在前一章了解到，丁济南在丁氏家族中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主动放弃了家族医学，通过自己的实践成为了一代名医。其医学风格极大地受到张锡纯的影响，因此中西医结合的理念对他的影响也比对其长兄丁济民更明显。 丁济南最擅长的是治疗结缔组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他成功地用非常规方法治疗一些顽固的疾病，如 系统性红斑狼疮、硬皮病和类风湿性关节炎，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考察丁济南临床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方法，有助于展示他与丁氏医学临床的不同，以及与其他中医流派的关系。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慢性免疫性疾病，有致命的危险，一般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它的特点是病情不可预测，并且会累及多个器官，尤其是关节、皮肤、肾、脑、肺、心脏和胃肠道等。系统性红斑狼疮症状多种多样，而且病因不明，因此很难诊断，并且很难与其他疾病鉴别。遗传、内分泌和环境因素三者结合最有可能导致免疫系统的紊乱，这也是该疾病的特点。病理学方面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反复、大范围的各种血管病变。由于对其病因了解有限，目前医学上仍然无法根治。 在引入西方医学之前，中医治疗的办法是针对具体案例具体对待。但当中医融入以医院为基础的卫生保健系统之后，疾病应用中医治疗变得越来越重要。当今最常用的方法是先确定西医诊断，再进行中医辨证，然后用一个或几个传统药方或经过改进的传统药方进行治疗。这种模式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由肩负中医现代化使命的医生发展起来的。上面提到的丁济民治疗的病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该病例里，他按中医肝气犯胃证或者木旺克土证来治疗，而所治之病属于现代医学内科的溃疡病。 实际上，丁济民工作的上海第十一人民医院（曙光医院前身）内科在推动辨证分型的发展上起到了主导作用。那时，上海中医学院的领导主要是丁甘仁最重要的弟子，其中包括程门雪、黄文东。在北京，这种诊病模式被正式化了，这时丁甘仁的其他几个弟子，如秦伯未和章次公，在中央卫生部下的中医局担任顾问。著名的中医现代化领军人物施今墨（1881—1969）在20世纪40年代创办的北京私立中医学院曾开设了“辨证论治”课程，这是我能找到的第一个此类课程。他在20世纪20～30年代几次拜访丁氏家族，并在他的课程中使用了丁甘仁的医案作为教学材料。 中医改革的一个更为激进的方法是直接针对西医学的疾病进行诊治，而不考虑中医“辨证”。从最基础的层面来说，这种治疗只是利用了中药的药理作用。如使用青蒿素治疗疟疾就是一个众所周知并被广为推广的例子。一个更为复杂的方法是试图把某一疾病的病因学和病理生理学方面的医学知识引入中医治疗之中，然后制订相应的治疗方案。其结果是创建了一个新的药方，然后在临床医疗实践中通过调整药味来治疗个体病例。 丁济南发现的一种新药方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就是这种方法的典型例子。西医认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属于结缔组织病变，该病涉及关节痛、皮肤改变和内部器官的病变。丁济南认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属于中医学的痹症。在对文献详细分析的基础上，丁济南将系统性红斑狼疮归类为风痹。“风”在这里指的是疾病的不可预测性和经常变化的表现形式，中医认为它的特点就像风的特点一样。丁济南对药方做了相应的调整，通过“开腠理”“祛邪气”以及“扶助机体的正气”来治疗。 了解丁济南的辨病治疗方法与辨病和辨证相结合的方法有何不同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后者也将西医学知识纳入其药方构成中。运用此法的医生通常从医学文献中根据辨证分型选择一个药方，然后加入一些效果已知的抗炎药物，这些药物通常药性寒凉。然而， 丁济南的药方是一个全新药方，直接针对疾病而不针对辨证分型。他的药方中的主要组成药物是热性药物——桂枝和制草乌。 虽然丁济南并不代表中西医结合的主流，但他的方法也并不稀奇。这代表了当代中医一种常见的做法，即将家族传统与中医传统联系起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第一个这样做的是张锡纯，他的影响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讨论过。在上海，最有影响力的成员是丁甘仁的弟子章次公，我们将在第十三章中加以更多的介绍。章次公的学生们将这种做法传承下来，笔者第一次了解到这种疗法是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实地考察期间。有意思的是，笔者的考察对象——一位具有创新性的医生却是来自江苏南通的朱良春（生于1917年），现在回想起来，这也并不令人惊讶。朱良春不仅师从孟河的马家，还是章次公最得意的弟子之一。 笔者已经分析了这代医生在中医现代化进程中的革新策略。在这里，笔者将以丁济南治疗腹痛的病例结束本章内容。尽管他的方法接近丁氏家族的其他医生，但读者还是能明显地感觉到丁济南独特的行医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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