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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本草方药学术体系（中） 作者：王键， 黄辉，蒋宏杰 编辑：看云楼主人 校对：卜菲菲 二、归纳分类，走在本草方药知识的前列 新安医药学家不仅致力于前沿知识的拓展，更注重对知识的总结归纳和分类整理，在不断学习和积累医药知识基础上，以类相从、分类注释，作述各半，独树见地，从而走在了知识的前列。 1.本草知识的总结归类 纵观历代本草，以有限的篇幅对本草知识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和分类整理，以明代《本草蒙筌》最为显著。 陈嘉谟有感有前代本草“旧载甚繁，令人厌目”，而取《证类本草》及金元诸家药性理论之说，在总论中“惟举其要，各立标题，发明大意”，分出产择地土、收采按时月、藏留防耗坏、贸易辨假真、咀片分根梢、制造资水火、治疗用气味、药剂别君臣，四气、五味、七情、七方、十剂、五用，修合条例、服饵先后、各经主治引使、用药法象等18节[2]。 每节短者不超过200字，长者也不过1200余字，合计仅9000字左右，言简意赅，中药产地、采集、鉴别、炮制、药性、配伍、禁忌、剂量、用法、煎服等靡不殚述，全面总结归纳了中药学方方面面的知识。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此之谓也。 除了在药物性味及其具体运用上作了精辟论说外，是书在药材产地、鉴别、炮制等诸多方面都有颇富创意的论说。 关于产地与功效的关系，“出产择地土”一节指出：“草木昆虫，各有相宜地产，气味功力自异寻常”，所谓“一方风土养万民，是亦一方地土出方药也”，如五味子“南北各有所长，藏留切勿相混。风寒咳嗽南五味为奇，虚损劳伤北五味最妙”； 指出何地为胜，强调“地胜药灵”，如齐州半夏、甘肃枸杞、茅山苍术、怀庆山药和地黄、歙白术、绵黄耆、上党参、交趾桂等，在各药条中则把药名与产地结合，甚至将因产地不同而致“功力亦殊”的药物分别论述； 而且认为山谷野生者与家园栽培者功力亦不同，明确指出“宜山谷者，难混家园所栽，宜家园者，勿杂山谷自产”，丰富了地道药材的内涵和种类，也改变了金元时期不重药物产地的观念。 书中对药材的真假鉴别也异常重视，认为“此诚大关紧要，非比小节寻常”，所谓“卖药者两只眼，用药者一只眼，服药者全无眼”，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各药条下对药材真假优劣详加辨析，不吝文字，强调“药必求真，服才获效”。 在本草混淆品种上也颇有研究，如谚云“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六月当柴烧”，人们每误为是一种药，陈嘉谟特加按语纠正说，实则有茵陈与草蒿（青蒿）两种药，叶近似而种不同。 他认为“本草立名，各有意寓”，就如茵陈与草蒿，遇寒冬“茵陈茎干不凋，至春复旧干上发叶，因干陈老，故名茵陈；草蒿茎干俱凋，至春再从根下起苗，如草重出，乃名草蒿。发旧干者三月可采，产新苗者四月才成”，谚语系指两药采收时间有先后，“非以苗分老嫩也”[2]； 再如通脱木、通草、木通三药的鉴别，指出“通脱木因瓠中藏脱木得之，名竟直述；通草藤茎不甚长大，故以草称；木通系俗指葡萄藤茎，且大且长，特加木字”[2]。 他强调药材使用要“详考经意”，对时医仅凭耳闻、“错乱颠倒，莫觉其非”深以为憾。这些论点对于现代正确使用药材、纠正品种混淆现象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草蒙筌》在中药炮制的贡献尤为突出，其“制造资水火”一节对炮制理论作了系统地归类总结：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凡药制造，贵在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炮制原则，被后世竞相引用，敬若神明； 第一次对炮制方法作了概括性的归纳，提出了火制、水制、水火共制的炮制分类方法，并以三类方法为纲统领各种具体方法，即所谓“火制四：有煅、有炮、有炙、有炒之不同；水制三：或渍、或泡、或洗之弗等；水火共制造者，若蒸、若煮而有二焉，余外制虽多端，总不离此二者”，特色鲜明； 第一次系统精炼地总结了药物加入辅料炮制所起的作用，所谓“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脏，仍使软坚；用醋注肝经，且资注痛；童便制，除劣性降下；米泔制，去燥性和中；乳制滋润回枯，助生阴血；蜜制甘缓难化，增益元阳；陈壁土制，窍真气骤补中焦；麦麸皮制，抑酷性勿伤上膈；乌豆汤、甘草汤渍曝，并解毒致令平和；羊酥油、猪脂油涂烧，咸渗骨容易脆断；有剜去瓤免胀，有抽去心除烦”，对经辅料制后中药在性味、功效、作用趋势、归经和毒副作用等方面所发生变化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 且归纳总结中又不泛创见，多有发明。如在各药条的炮制中，从时间的控制到火候的掌握，从辅料的选择到料量的确定，系统地把药物配伍理论引伸为“以药制药”的炮制方法，对后世很有启发； 再如“火候”是中药炮制的核心理论之一，书中吸取古徽州当地烹调用火方式，首倡“紧火”（持续猛烈之明火）的运用[2]； 又如就黄连一药提出了“治诸火邪，依各制炒”的观点，归类出11种因病殊制法：“火在上炒以醇酒，火在下炒以童便；实火以朴硝，虚火酽醋；痰火姜汁，伏火盐汤；气滞火同吴茱萸，血瘕火拌干漆末；食积泻亦可服，陈壁土研炒之；肝胆火盛欲驱，必求猪胆汁炒；又治赤眼，人乳浸蒸，或点或吞，立能劫痛”[2]，通过选用不同辅料炮制而引向“治各种火邪”，其中姜制、酒制、萸制、胆制还一直流传至今。 黄连久用是否“反从火化”，还取决了炮制。他如地黄养胃还是碍胃，也有赖于炮制是否得法，以酒、砂仁、陈皮为辅料炮制，非但不致泥肠，也能减其滑肠之性，而增健胃之效。 书中对紫团参（大支头压制红参）性状的描述是红参及其精制品的首次记载；所述水银的详细制作方法也是首见；所载百药煎的制作方法比瑞典药学家舍勒氏提取没食子酸早200多年[2]。 陈嘉谟集前人成果之大成，对中药炮制理论做了系统完整的理论概括，为后世选择药物的炮制方法、制定炮制工艺提供了理论依据，直到现代也仍以之作为中药炮制的依据和准绳。 2.方剂知识的总结归类 方剂知识主要体现在治法、配伍、功效、主治、分类等方面，其中配伍、功效、主治的思路和原理，方书中以方解方论形式加以论述。 关于方剂的分类，《素问·至真要大论》按药物组合原则和方式分为“七方”，北齐徐之才《药对》、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依据治法和功用分方药为“十剂”。 而从《五十二病方》和《汉书·艺文志》“经方十一家”伊始，汉晋唐宋诸家方书均按病证归类方剂，又有按内外妇儿各科分类者。而新安医药学家在方剂分类上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多有创新发明。 “二十四方”与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对应起来，其中又以参苏饮、五苓散、正气散、十神汤四方为纲，分别调理春、夏、秋、冬四时之“违和”，符合“四时大意”。作为医家临床用药的纲领，特色鲜明。 明代吴崑《医方考》依前代之列，将540首按病证分为72门，词旨明爽，深受后人推崇，清代汪昂即仿其意加以扩充，撰成《医方集解》一书。但《医方集解》却一改按病症分类、以病统方的框架和惯例，代之以功效为纲、以法统方、以证类方，既有治法又含病因并兼顾方治专科的综合分类方法[12，13]。 全书865方，分为补养、发表、涌吐、攻里、表里、和解、理气、理血、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除痰、消导、收涩、杀虫、明目、痈疡、经产等21剂，一剂一法。以法统方的“法”，与功效基本同义，对病证而言可称治法，从方药出发当称功效。 21剂中每剂开言概说该类方剂的效用及其适应证，各方中则首列功效，进而解释所主病症，使功效与病机相对应，结合证治病因进行分析，先详致病之由，次解用药之意，以功效明示“所以当用之理”，从而建立起以功效类分为纽带、以辨证论方为思路的方剂综合分类体系。因便于同临床辨证结合，比较切合实际，而被后世所推崇。 此外，《医方集解》还首次对其中377首主方统一标注归属经络，有归一经者，有归多经者[12，13]，多能切中肯綮。方剂归经的统一标注别出一格，进一步阐明了方剂的功效和作用趋向，解方释义更为顺畅精当，有助于读者理解和掌握制方用药的妙义。 “方从法出，法随方立”，清代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归类创立了《医门八法》，明确提出“论治病之方，则又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医门八法”的归纳构建起了中医治法的模式，一经发明后世即奉为圭臬，成为中医临证立法处方用药的主要依据，至今中医院校《方剂学》教材仍以“医门八法”为治法纲要。 从中药知识的总结到具体炮制方法的归类，从方剂的分类到治法的分类，新安本草方药分类体系比以往任何分类体系都更加严谨，有“中医基本分类法”之誉，本身就是对知识的一大贡献。 三、明体辨用，开创本草方书编撰体例之先河 知识的分类创新往往是通过著作的编撰体现出来的。在编撰出新上，专攻本草、笃志方书的汪昂成就尤为突出。他以非凡的综述才能和明晰的写作风格，编撰《本草备要》、《医方集解》等医药著作，编排形式上创新体裁，思路上匠心独运，布局上连贯呼应，翘然而居群医之首。 1.博采约取，执简驭繁 《本草备要》乃汪昂由博返约编著而成，其“备要博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3]。 一是载药规模适度，选药适当，切合实用。古今临床用药常用者不过二三百味而已，再加上疗效确切而使用频率较低者，总体规模是相对有限和固定的。 汪昂参考大量医药著作，筛选出简便、廉验、易得、使用广泛的品种，其书1683年初刊本402味，1694年增订本479味，加上附注之药共计530味左右。这些药至今绝大多数仍为常用药，与现代历版高校《中药学》教材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相比，药味数量基本相当，相重者均有三四百味，都有70%~80%的吻合。 后世浙江人吴仪洛考订补充而作《本草从新》，载药增至720种，至少在药味数上反不如《本草备要》为美。通过精简突出常用或实用部分，这一点是其他本草远远不及的，即使是篇幅相当的《神农本草经》，与现代临床实际都有很大的距离感。 二是每味药的介绍文字少而精，他从大量医学文献中提取出理论与应用价值最大的部分，执简以驭繁，体现了质的提高。任选一药，短者几十字，性味、功效、主治、禁忌、鉴别、炮制等都清清楚楚；长者亦不过千余字，但涵盖面广，包罗万象而不失精要，类列纷呈而又不失简约。 三是对某一病症用药，因药而论辨，各有侧重，并没有重复的内容。
汪昂《医方集解》收方865首，其选方标准和原则可以概括为“三录三不录”[12，13]： 一录药性正中和平、诸书所共取、人世所常用的效验方，“药味幽僻，采治艰难，及治奇证怪病者”概不选录； 二录药味简洁（大多5～8味）、组方严谨、精当专一、疗效卓著之方，品类庞杂、“药过二十味以上者”概不选录； 三是录方不拘经方时方，以临床效验实用为凭据，“方虽出自古人，而非今人所常用者，亦不选录”。 汪昂荟萃取精、去芜荐菁，从数以万计的古方中精选出疗效确切、临床常用且各科各门都有代表性的方剂，却保存了许多轶失的名方，如治肺痨的百合固金汤、疗遗精的金锁固精丸、祛风除痹的扶桑丸等，就是首次收录，流传至今。 可以说，《医方集解》的编著是方剂学史上继宋代官订《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后，对临床代表方的又一次全面系统的精筛细选。在方论阐释上，本书既荟萃百家、博采硕论，又取精用宏，要言不繁，对“篇章漫衍”不必尽录者予以删节，文笔不够流畅者加以删润，从而不失简约通明之性。 2.编撰出新，书写新意 《本草备要》的编撰出新，更重要的是体现在首创“先言功效、后列主治”的编撰体例上[9，13]。前代本草虽有“七方”、“十剂”的功用分类，但每药功效均混列于主治之中，且语焉不详不畅。 汪昂另定体裁、别开径路，发明功用、高标特行，每药依据其气味形色、所入经络发明功效，在每药药名之下先列出“功效”专项，“冠于诸药之首”，然后以功效为基点，另起一行介绍药物的性能、主治等，“先言功效、后列主治”，“其所以主治之理，即在前功用之中”。 主治是初始用药经验的直观记录，而功效则是对主治内容的理性归纳和高度概括。以“功用”统摄“主治”，无论是临证用药还是对药物应用机理的阐释，均从中药功效中推出，使以往本草没有阐述透彻的内容得以充实和完善，突出了功效的核心地位，为现代《中药学》学科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其实，《医方集解》首创以功效为纲、以法统方、以证类方，每章按功效分类，也是编撰体例上的创新，既是方剂分类法也是方书的编排方式。 《本草备要》与《医方集解》，一为本草一为方书，均以功效为重心论药释方，体现了汪昂“一以功效为重心”的编撰思路。自此本草、方书体例格调为之一新，功效在临床中药学、方剂学中的核心地位从此确立。 这一著述方式主次有序，纲举目张，别开生面，为后世所尊奉效法，形成了方药知识教学体系的雏形，开创了近现代中药学、方剂学编写体例之先河。 《医方集解》的编撰出新，还体现在以正方带附方的配置体例上[12，13]。全书收正方377首，附方488首。每论一方则打破历史序例，先述正方之适应证及其理法方药，而将组成相关、功用相似的附方详列于后，以示前人用药加减之法，既切合临床实用，又避免了重复，裁减了篇幅。各附方则别其异同，在适应证上抓住一两个主证加以识别，药味加减变化一目了然。 以正带附，主方为纲，附方为目，主次分明，加减有法，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灵活性。 《安徽通志艺文考稿》云“是书所分先后之序，极有条理”[14]，《中国医籍通考》谓“是书既出，遂为后世方剂学之圭臬”[15]。其后吴仪洛《成方切用》、费伯雄《医方论》、张秉成《成方便读》等诸多方书均仿其体例模式编次，现代《方剂学》教材和专著仍沿其例，至今我们仍然遵循其方法来指导方剂学的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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