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所周知，唐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无可取代，其发展之繁荣、政治之稳定、科技之进步以及社会之领 先都值得国人为之称赞。但其实远不止于此，正是由于有以上的这些因素，使得金银器生产与制作的繁荣昌盛都属于这个伟大的朝代。
 如果说，将金银美器赏赐臣子，彰显着皇帝的浩荡隆恩和御臣之术，那么，反过来，各级官吏进奉给皇帝的金银器，则成为唐代社会尤其是唐代中晚期官场邀恩取宠之风的催化剂。“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陷入萧条，为皇 室贵 族专 供金银等美器的作坊显然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尽管后来又成立了文思院，仍无法满足皇 室有增无减的奢靡之风，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官吏进奉的金银器便成为宫廷的重要进项。如文宗朝，淮南节度使王播曾三次进奉金银器，最多的一次“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三次进奉的金银器竟达5900多件，而昭宗朝威胜军节度使董昌更是“贡奉为天下最，由是朝廷以为忠，宠命相继，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陇西郡王”。这些各级官吏通过“大手笔”的进奉封官晋爵，而皇帝也尝到了进奉了甜头，不仅不再满足于官员的主动进奉，还公开地以各种名目宣索，如代宗朝，就规定每逢元旦、端午、冬至和皇帝生日，地方官吏都要进献财物，号为“四节进奉”，到了德宗朝，进奉之风更是变本加厉，除“四节进奉”之外，又加入了“月进”、“日进”、“助军”、“贺礼”、“助赏”等名目，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当越来越多本是满足口体之需的金银器成为官员们封官晋爵的“利器”和皇帝横征暴敛的目标，奢华的大唐，最终留给中国历史的，是一声无望的叹息。 唐代的金银器发展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期，这也是与各时期的政治人物与外交政策息息相关的。目前大家认可的时段分别是李渊至李隆基前期，也就是公元八世纪早期，而中期则为公元八世纪末到九世纪初期，第三期则是唐朝末期即汤显宗时期至唐代覆灭。
 隋唐时期，金银器制造彻底摆脱了为其他器物作附属装饰的地位，其制作技术之高超，装饰之精美，品类之繁多，前 所 未 有。隋代国祚短暂，金银器发现不多，重要的有1957年发掘的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的金项链、金手镯，金项链由28个多面金珠穿缀而成，金手镯呈椭圆形，分四节，各节两端较阔，上嵌玻璃珠，节与节之间各以嵌于方座中的青绿饰相连，开口处有一对钮饰，一端为花瓣形扣环，上嵌小珠6颗，另一端为活轴。两件金器均具有浓郁异域风格，为输入的域外金器。唐代金银采矿、冶炼技术的提高和普及，使金银器制造业突飞猛进。各地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数量很多，最为大宗的属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1000余件，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出土956件，以及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121件。 唐代金银器以龙凤为图案的方式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狮子来自西域各国，在百兽中最长寿。"狮子是粟特人信奉的宗教神袛四臀娜娜的坐骑，因此，就为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狮子以其神秘的姿态进入中国，为唐朝金银器制作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纵观中国古代金银器物的发展与演变，我们可以发现，金银器物由小件的装饰品逐渐向实用的器物所演变的，其设计艺术的发展更是多种文明相互碰撞，各种设计思维渗透混合的结果。而中国古代这些金银器物的本身，包括样式风格，装饰纹样，都是时代文化的传承，反映了不同时代审美意识和精神面貌的特色。同时其接受、模仿、创新并逐渐“中国化”的发展演变历程也让金银器和其他传统艺术品有着截然不同的艺术特点，在中国的艺术品发展史上也是别具一格，独树一帜的存在。 “安史之乱”后，南方成为金银器制作中 心，器类增多，工艺高超，纹样华美，民族色彩浓厚，尤以镇江(时称润州)为著。据考古发现，整个南方出土唐代金银器的总数达1100余件，而镇江占九成左右。润州炉火纯青的金银器制作工艺使其成为南方的中 心产地，制品多供奉皇 室，并錾刻“力士”名 牌商标。其对宋元金银器的制作工艺有着深远的影响。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