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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佛教碑刻文献概说 黄正良 杨斯斐 ［摘要］碑刻文献是中国文化的独特形式，是历史研究的珍贵史料。云南佛教碑刻历史悠久、分布广、数量多、文化内涵丰富，是研究云南，乃至中国佛教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云南与南亚、东南亚佛教文化关系的重要文献。弄清云南佛教碑刻文献的发展、分布、类型、特点、内容和研究状况，对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云南佛教碑刻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云南；佛教碑刻；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黄正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佛教文献研究. 中国碑刻历史悠久，数量众多，文化内涵丰富，遍布于名山大川、寺庙宫苑、园林建筑等各处的大量碑刻，不仅是我国石刻档案的大宗，也是祖国几千年文明史中的一枝奇葩，它集历史资料、人文景观、书法艺术于一身，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1〕。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自唐代以来受佛教影响较深。这些影响，在云南丰富的佛教碑刻文献里得以充分记载。云南佛教碑刻虽经历代社会变革和风雨剥蚀，但至今仍留存较多，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是研究云南佛教史以及云南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民族史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在我国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云南佛教碑刻的发展 （一）汉文佛教碑刻的发展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汉文佛教碑刻遗存十分丰富。就现存碑刻所知，唐初，成都人闾丘均撰，圣历元年（公元698年）立的《王仁求碑》，今存安宁市鸣奚乡大石村西山坡上，碑额雕双龙及佛像一龛，这是目前所知云南佛教碑刻中最早有佛教信息的碑刻。继之《南诏德化碑》载：“阐三教，宾四门。”“三教”指“佛、儒、道”三教〔2〕，这是目前所知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云南佛教碑刻。从《王仁求碑》提供的佛教图案信息和立碑时间，可以推知汉传佛教至少在唐初传入云南，佛教碑刻也至少在唐武周以前产生。 宋代，大理国佛教兴盛，佛教意识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无山不寺，无寺不僧”“洱海与苍山，佛教之齐鲁”的盛况，以至于大理国誉有“妙香佛国”之称。自然而然，佛教意识对于大理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习俗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3〕，金石纪事成为必然，数量也不会少。但代远年湮，宋代保存下来的碑刻不多，无疑是一大遗憾。今天尚能见到或碑毁拓存的有：姚安《兴宝寺德化铭》，记述了大理国元亨二年（公元1186年）高踰城光兴修兴宝寺的经过及高氏功绩，是研究高氏世系和当时政教合一情况的重要史料。此碑右侧上部还刻有《褒州阳派郡嵇肃灵峰明帝记》，记述了高踰城光祭祀阳派郡（今姚安）内嵇肃灵峰山神的盛况，背面为元宣光六年（公元1375年）增刻的《重修兴宝寺续置常住记》；大理市挖色乡高兴村出土大理国安定四年（公元1198年）立的《大理国释氏戒净建绘高兴兰若篆烛碑），记述佛教理义，以及信徒广施寺产，为国王及众生祈福情况；立于大理国段志祥天开十六年（公元1220年），楚雄赵佑撰《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并序》，记高皎渊生平及对佛教的体悟〔4〕；立于昆明地藏寺的经幢，该幢呈八棱形，高8.3米，共7层，刻有《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大曰尊发愿》《发四弘誓愿》和《大理国佛弟子议事布燮袁豆光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等，此幢之建，一为幢主高明生超荐圆功，二为建幢者袁豆光表功。碑文内容儒释并存，以儒为主。其中《大理国佛弟子议事布燮袁豆光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为“皇都大佛顶寺都知天下四部众洞明儒释、慈济大师段进全述”。该幢有相当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为国内罕见的佛教艺术珍品。 元代以来，云南正式建立行省，加强了与内陆的联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了更快的发展，反映在石刻档案上也就更为多样，内容更为丰富〔5〕。如元代立于大德三年（公元1229年）的昆明《大胜寺修造记》，碑文中写到元代云南当政者“修葺云南诸寺大小一千余所，特于大胜寺躬为主盟”。可以想见当时佛教的兴盛程度；立于元至大庚戌（公元1304年）杨载中撰《大元洪镜雄辩法师塔铭》，记述洪镜于公元1254年到中原随四位大师学习佛典25年后，回到昆明后“登班集之坛”，以“僰人”之语说法讲经，被尊为“雄辩大师”的经过。同时，各地兴建或重修佛寺，时任“云南诸路肃政廉访使”的李源道撰有《创修圆通寺记》（立于延祐七年庚申，即公元1320年）、《大崇圣寺碑铭并序》（立于泰定二年岁次乙丑，即公元1325年）、《万春山真觉禅寺记》（立于至元六年庚辰，即公元1340年）。此外，还有杨兴贤撰的武定《狮山建正续禅寺碑记》（立于公元1320年），述律杰撰《启建华亭山大圆觉禅寺碑文》（立于公元1344年）、《重修大胜寺碑铭并序》（立于公元1352年）。昆明筇竹寺存有元仁宗丙辰（公元1316年）颁布的白话《圣旨碑》，其背面有蒙文《云南王藏经碑》，主旨讲中央王朝和云南馆员保护寺产，免除差役。立于泰定乙丑（公元1325年）的《元大崇圣寺圣旨碑》，内容与寺产保护有关。当然元代佛教碑刻不止这些，近年来还不断发现。 明清两代，云南佛寺修建面广量大，佛教碑刻也随之大量产生。此期碑文内容较为丰富，原始宗教、佛、道、儒和三崇本主交融的碑刻也大量产生，从碑文内容可以发现此期云南宗教和谐共融的景象。还因碑刻作者有汉族、白族、彝族、傣族、藏族、纳西族等各个民族，所以此期除了拥有大量的汉文碑刻，还有不少白文、梵文、巴利文、藏文等少数民族碑刻。由于明清云南佛教碑刻数量较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二）少数民族文字佛教碑刻 云南佛教碑刻不仅有汉文碑刻，而且还有白文、巴利文、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碑刻，但数量不多。目前所知的年代最早的首推立于贞元十年的《丽江格子吐蕃藏文画像碑》，是迄今为止仅见的唐代藏文画像碑，画像部分有一端坐的头戴莲冠、下穿围裙、双手执吉祥花的女神（佛），这是图像信息所表现的佛教碑刻。元代立于昆明太华寺的椭圆锥形石塔上刻有藏文神咒《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筇竹寺《云南王藏经碑》（正面是汉字白话文，背面是直书的回鹤式蒙古文），大理《大崇圣寺碑》（背面白文，今已不存），这两块碑是元朝保护佛教寺观的圣旨公文。大理喜洲圣元寺《山花碑》（白文），该碑是云南现存白文古碑中最完整的一块。内容主要是歌咏苍山洱海景物和阐扬佛旨，文词精美，是汉白文化交融的典范。此外，《剑川石宝山佛座白文刻字题记》《曼崩寨铜顶塔傣文碑》《大仙人脚佛寺碑》《大寨傣文碑》《蒙古文令旨碑》等也是少数民族文字碑刻的精品，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从总体看，云南少数民族文字碑刻不少，但涉及佛教的碑刻并不多见。 （三）梵文碑刻 较早的梵文碑是南诏汉文碑中所杂梵文石刻，以及大理国时建造的昆明古幢公园地藏寺古经幢石刻，有梵文经《陀罗尼经》。1977年在大理五华楼发现的大理国碑刻《杨俊升碑》，其阴刻有大型梵文5个，横列刻有梵文明行。其次是元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立的《故神功梵德大阿左梨释道宗墓碑》，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立的《明赐国师董贤圣旨碑》，明永乐辛丑（公元1421年）立的《赵州南山大法藏寺碑》，立于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的《大我寺碑》，立于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的《董氏宗谱碑》，还有丽江九河发现的白王碑，牟定《双塔寺塔碑》，洱源《红山塔碑》，楚雄龙川江畔发现的明代宣德三年梵文碑及大姚碧锤塔碑等都有部分梵文。云南梵文碑的兴盛与阿吒力教教派的形成有关。即佛教密宗传入云南后，与云南白族、彝族等原始宗教及汉族的儒家思想习俗相融合，形成云南一种特殊的教派——阿吒力教。该教产生于南诏、大理国时期，元代以后逐渐衰落。由于阿吒力教在白族地区存在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用梵文写经、石刻记事成为必然。 二、云南佛教碑刻的分布、类型和特点 自古以来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各民族聚居区社会发展不平衡，加之佛教传入时间各异，各少数民族对汉文化受容程度的不同，铸就了云南佛教碑刻文献具有历史悠久、分布广、类型多、内容丰富、民族性和国际性较强的特点。 （一）分布 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辖今云南全境，但宗教、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大理，此期佛教碑刻分布全省，但又主要集中在大理、昆明、曲靖、楚雄地区。元代以后，云南建立行省，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大理转移到昆明，加之元、明、清各朝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今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保山市、昭通市、丽江市、大理白族自治州等地汉传佛教盛行，还因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充分融合，以及多元宗教的和谐共融，以致此期云南佛教碑刻分布较广。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虽然信仰小乘佛教，但多以贝叶记载佛教内容，加之汉文化对其影响较少，因此汉文佛教碑刻不多。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虽受佛教影响，但佛教碑刻不多。从总体分布看，云南佛教碑刻主要分布于滇中的昆明、玉溪，滇东的曲靖，滇西的楚雄、大理、保山，滇西北的丽江地区。从藏存地点看，主要集中于佛教圣地和佛寺里。因大部分碑刻立于佛寺里，除了人为损毁外，受自然损毁相对较小，这也是今天佛教碑刻得以大量保存的原因之一。 （二）类型 云南佛教三大派系并存，因各派系传入的时间、地点、民族、语言、民俗、信仰、经济条件等各不相同，所产生的佛教碑刻种类、数量、文字等也就多样化。就民族语言文字看，云南佛教碑刻可分为汉文碑刻、少数民族文字碑刻两大类，其中以汉文碑刻居多。按内容可分为寺记、塔记、幢记、墓志、摩崖等。 （三）特点 因为每一时代的碑，就是该时代历史的真实记录，而每一地的碑，则又是该地的历史见证〔6〕。就云南佛教碑刻而言，无论是汉文佛教碑刻，还是少数民族文字碑刻，碑文中所记载的内容都是反映云南各信教民族丰富的宗教史和民族史，这就注定了云南佛教碑刻具有类型和数量多、内容丰富、民族性强等特点。 三、云南佛教碑刻文献的相关研究 历史上，云南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于一地，是中国佛教传播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板块，但汉文献连同大藏经在内，有关云南佛教的记载相对较少，而云南佛教碑刻却留存较多，时间跨度从唐至今达千年之久。云南佛教碑刻历史悠久、数量较多、文化内涵丰富，它不仅是研究云南，乃至中国佛教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云南与南亚、东南亚佛教文化关系的重要文献，历来为研究佛教史和民族史的学者关注。目前学界对云南佛教碑刻的研究大致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碑刻文献辑录 云南金石文献从宋代开始就有文献记载，宋人的金石学著作中曾收入来自云南的关于益州太守的碑刻，元、明以来的地理志书在古迹、冢墓及山川诸目中，也略有记载，或于艺文中收录佛教碑刻文字。明嘉靖年间周弘祖的《古今书刻》录有《云南碑目》。清代金石学更为发达，著录的云南佛教碑刻也大量增加，如清乾隆年间王昶在云南搜访金石拓片，所作《金石萃编》中有南诏、大理金石专卷，录文并撰题跋。清代中叶，阮福随其父阮元来到云南，留心收集碑刻和有铭文的古器物，编有《滇南古金石录》一书，这可算是云南金石文献有专书之始。由于材料的增多，阮元主编的道光《云南通志》中便设立“金石”一门，开创了云南省志著录金石的体例。此书以“金石”为副编二卷，著录汉至宋金石文字及所知题跋，已初具规模。 20世纪初，云南金石文献研究取得新的进展。近人袁嘉谷博采云南金石辑成《滇南金石萃编》，李根源编《云南金石目略初稿》，又作《续稿》，增补元、明、清时期碑刻及器物达2300余种，为云南最丰富的金石目录索引。1940年，方国瑜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又作增补，编纂《云南金石考》，搜录前人题跋，并逐件自撰跋文，编录前期五卷、中期六卷、后期元代四卷、明清两代五卷，共计二十卷，该书后收录于1944年周钟岳先生主持纂修的《新纂云南通志》（卷五），收录金石碑刻2599种，其中涉及不少佛教碑刻。继之，方树梅、何秉智先生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其中《金石一》《金石二》共著录471种，均属民国初年所见金石文献〔7〕。1957年编印《云南民族史史料目录解题》一书，著录了一部分少数民族金石文字及题跋，后又编成《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三册，著录自汉晋至清的云南文物资料235条，其中涉及云南部分佛教碑刻〔8〕。还有方先生主持编纂的《云南史料丛刊》，对云南各个历史时期的碑碣、摩崖、塔铭、金石文字等多给予收录和介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云南少数民族金石档案史料。1942年石钟健大理喜洲访碑，收集到大理喜洲、邓川一带大量前人不曾发现的白族碑刻，为我们保留下200通珍贵的元、明碑刻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1994年，大理丛书编委会编纂了《大理丛书·金石篇》，可谓是白族的“永乐大典”。此书收录了东汉至民国年间有关大理地区历史文化的金、石、砖、瓦、木刻拓片，总计1000多件，并附有原物的图片、录文和简短的介绍说明。其中涉及佛教碑刻400多通。 近年，县、乡、村一级也陆续出版了一些碑文集，如郑祖荣、周思福主编《宜良碑刻》（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张方玉主编《楚雄历代碑刻》（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张了、张锡禄编《鹤庆碑刻辑录》（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学会，2001），周凤琼主编《玉溪碑刻选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赵家华主编《保山碑刻》（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罗跃岗、施玉兰等主编《江川历史碑刻》（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等。这些成果具有较高研究价值。 （二）碑文考释 20世纪初，方国瑜、石钟健、孙太初、方龄贵、王云等曾对云南碑刻进行过考释，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如方国瑜对唐、宋、元碑刻进行注释和录文，对部分明清碑刻撰写过跋文，其中涉及不少佛教碑文。石钟健著《大理访碑录》，对大理部分佛教碑刻进行过考证和摘录。孙太初《云南古代石刻丛考》，考证较详，影响较大，其中涉及佛教碑刻11通。方龄贵、王云著《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对大理五华楼新发现69通元碑进行了考证和研究，涉及佛教碑刻17通。20世纪80年代后，周祜著《大理古碑研究》，对大理部分汉文、白文和梵文名碑进行了标点、注释和译文，影响较大，其中涉及部分佛教碑刻。其他还有薛琳著《巍山风景名胜碑刻匾联辑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杨林军编著《丽江历代碑刻辑录与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余嘉华、易山主编《云南历代文选·碑刻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14），赵浩如撰《西山匾联碑刻辑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等著述中都收录不少佛教碑刻。 （三）碑刻文化解读 解放后，云南金石文献研究突破了金石学、考据学的研究领域，开始从多学科、全方位、新角度进行文化解读。如方国瑜从民族史料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汪宁生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研究，顾峰从书法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方龄贵从元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代表论著主要有：顾峰编《云南碑刻与书法》（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朱安女著《文化视野下的白族古代碑刻研究》（巴蜀书社，2012）；论文主要有：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沃尔特·利伯索尔撰《云南的梵文碑铭》，谢道辛撰《云龙顺荡火葬墓地梵文碑刻的文化内涵》（大理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大理地区佛教密宗梵文碑刻与白族的佛顶尊胜信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朱安女撰《白族古代金石文献的地域文化特点》（大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杜武撰《大理历代碑刻之书法价值探微》（大理文化，2009年第1期）等。 以上三方面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碑文辑录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二是碑文标点、注释歧义和错漏不少。三是文献所载元代以后碑刻多为题录，不利于参考利用。四是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碑文较多，亟待辑录研究。五是碑文文化阐释少。六是至今还没有系统的云南佛教碑刻整理研究成果面世。 四、云南佛教碑刻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云南佛教碑刻分散藏存，不利于保护和开发利用，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有利于云南宗教、政治、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有利于云南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于拓展中国佛教研究的新领域，有利于边疆民族和谐治理。 （一）有利于云南佛教研究 历史上的云南，佛教传入较早，且与当地各民族原始宗教和民俗融合，兴建佛寺，发展寺产，宣传教义等佛教活动，这些活动在佛教碑刻中均有记载。通过对云南佛教碑文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可以为云南佛教研究提供新的参考资料，以补正史研究资料之不足。 （二）有利于云南民族历史文化研究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佛教问题与政治、经济、民族、风俗、教育文化等相互交织的现象十分突出。这种现象，在各时期的佛教碑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通过佛教碑刻研究，不仅可以为宗教研究提供资料，而且也同时为云南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三）有利于碑刻文化遗产保护 云南佛教碑刻较多，内容丰富，分布较广，保护现状不容乐观。通过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可以弄清云南佛教碑刻的分布、类型、数量、特点和保护状况，无疑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四）有利于拓展中国佛教研究的新领域 云南不仅有汉文佛教碑刻，而且也有少数民族文字佛教碑刻。少数民族文字佛教碑刻数量虽不多，但对研究少数民族文字和佛教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特别白文、傣文佛教碑刻为云南所独有，通过研究可以拓展中国佛教研究的新领域。 （五）有利于边疆民族和谐治理 云南佛教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在许多民族中有着广泛的信仰。汉族、白族、藏族、纳西族、普米族、怒族、傣族、佤族、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布朗族等10多个民族信仰佛教。佛教对这些民族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有许多民族的宗教信仰与民族感情互相交织，融为一体，有的宗教节日或宗教仪式同时也演变成为民族的节日和习俗，从这点上来说，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就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尊重了他们的民族，对促进民族团结意义重大。在云南，贯彻落实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做好民族工作、加强民族团结、融洽民族关系、加深各民族间亲密感情的重要问题。民族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宗教问题往往又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宗教问题处理不妥，就会直接影响到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和边防的巩固。通过云南佛教碑刻的研究，不仅可以挖掘历代云南各民族对佛教的受容情况，而且也可以揭示佛教碑文中有关民族和谐治理的重要信息，为今天我国边疆民族和谐治理提供资料借鉴。 ［参考文献］ 〔1〕杜玥.浅谈碑刻的源流与特点〔J〕.兰台世界，2008（9）：78. 〔2〕张文勋.张文勋文集：第5卷：艺文杂著〔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96. 〔3〕闫峰.佛教对大理国的影响概论〔J〕.前沿，2008（7）：85. 〔4〕余嘉华，易山.云南历代文选：碑刻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3:12-13. 〔5〕陈子丹.云南少数民族金石档案述略〔J〕.云南档案，1996（1）:27. 〔6〕龙显昭.巴蜀佛教碑文集成〔M〕.成都：巴蜀书社，2004. 〔7〕陈子丹.云南金石文献研究评述〔J〕.思想战线，1997（3）：78-79. 〔8〕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4. 原载于《大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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