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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佛教文化的特点及其形成 周鸣琦 祖国内陆辽阔的土地和广袤的西藏高原，与云南西部、北部和西北部紧紧相连。当佛教传入云南的时候，传入西藏、内陆的佛教不仅早已彻底地中国化、本土化了，而且已在其传播、发展中形成了各宗各派，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而与云南的南部、西南部为邻的东南亚各国，也早已受到了印度南传佛教的熏染。佛教文化从不同角度浸润着云南，云南就处在这样的佛教文化圈中。 云南佛教来源比较复杂，循其来源，从空间上可以大体构成三个主要的区域。一是以洱海滇池为中心的滇中地区。这一地区主要受密教和禅宗的影响。南诏时期，密教传入云南的洱海地区，这是传入云南最早的佛教。由于密教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巫术色彩，因此很快就在洱海地区传播开来，并且以此为中心，向滇池地区辐射，遂遍及整个滇中地区，至宋元极盛。到了元代，内陆禅宗逐渐传入云南，云南僧人也先后往内陆习法，学成后回乡，分别在鸡足山、太华山和苍山等地结菴传教。禅宗以其完整的理论和组织体系，融贯于中国传统思想而文化中，迎合了士大夫及普通民;&的需要，因此唐宋以来，在内陆一直盛而不衰。它传入云南后，极大地打击了盛行500年之久的密教，不仅占领了密教的根据地洱海地区，而且很快遍及滇中一带，至明清两代进入极盛期。而密教遭到禅宗的打击后，一撅不振，不得不把活动投向广大的乡村，混迹于民间。 二是以迪庆和丽江为中心的滇西北地区。这一地区与西藏高原紧紧相连，其自然条件、人们的生活习俗、生产方式，乃至于宗教信仰，都与西藏接近。长期以来，居住在这里的藏族、纳西族、普米族深受藏文化的影响，自然，这里很容易地成了藏传佛教的中心地区。 三是以西双版纳和德宏为中心的滇南、滇西南地区。东南亚各国是其近邻，生活在这里的傣族本来就与东南亚的掸泰居民族源相同、语言相近、习俗相似，因此，上座部佛教也就自然在这里占有绝对的优势。 在这三个主要区域内，可以说几乎汇集了佛教的各宗各派。它们入滇以后，一方面与民族文化、地方文化以及其它宗教并存，另方面在它们相互之间，进行着长期的相互斗争、相互融合、相互吸收，从而形成了云南佛教文化独特的概貌。 云南佛教与道教、儒家思想，以及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长期以来友好相处，相融互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精采，而又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正是这种相融互渗，各地区各民族又相对形成了各自的佛教文化特点。 洱海地区，七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叶，曾是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佛教未传入之前，居住在这里的白族就有其固有的、相异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信仰——本主。本主是白族人民公认的本地区的保护神，几乎凡有白族人民生息、劳动和居住的村庄都有本主。有的几村供奉一个，有的一村独敬几尊。本主来源极其复杂，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有英雄崇拜、孝子节妇崇拜；也有对历代封建王朝用兵云南的将领的崇拜以及对一些官吏的崇拜。从这些类别中可以看出，本主崇拜的内容是在不断地从原始宗教向人为宗教演变和发展的。自然、图腾及英雄崇拜大约是较原始的本主崇拜,而对历代皇帝、官吏及将领的崇拜，完全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本主崇拜为统治阶级利用的产物。孝子节妇崇拜则是儒家文化浸润的结果。佛教传入以后，本主崇拜中又很快吸收了佛教神。而在佛教神中有一非常奇怪的现象：佛祖释迦牟尼在云南遭到了冷落，而大黑天神和观音菩萨却成了最受崇敬的神。 《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佛教》载；“云南各县多有土主庙，所供之神非一，而以祀大黑天神者为多，塑像三头六臂，青面獴牙，狰狞可畏”。大黑天神被当作本主崇拜，几乎遍及洱海地区。据传说，是他拯救了白族人民，故尊为本主加以崇拜。而对观音菩萨的崇拜，则肇始于《观音古阁碑记》，人们认为观音菩萨在诸佛菩萨中对洱海地区显化最多，对其供奉感应也最灵验，故崇拜最为虔诚。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大黑天神还是观音菩萨，一进入本主崇拜后，从内容到形象都完全白族化了，并且还附会出许多关于这两尊佛神的民间传说。这说明，佛教入滇以后，人们是在按照自己的感情需要和现实需要，对佛教的内容加以取舍，并按照本民族的面貌在改变佛教，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照搬。佛教传入，不仅民间普遍崇信，国君、官吏亦不例外。据记载，大理国22代君王中，就有8人放弃王位，剃度出家。仅明代大理府僧纲司管辖的寺院就已达57寺1庵。真可谓“无山不寺，无寺不僧”。元郭松年《大理行记》载：“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失数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乃已”。足见“洱水与苍山，佛教之齐鲁。"佛教几乎成了大理国的国教。 佛教在洱海地区取得的这个地位，是它在两方面妥协的结果。这一地区佛教教派复杂，名目繁多。仅云南密教就先后受到西藏、中原、四川及印度的影响，当然，主要还是以从天竺古道和土蕃古道传来的为主，内陆的临济宗和显教也陆续传入这里°各派佛教入滇之前都各立山头,甚至相互排斥，而汇聚于此后，却大都能相互妥协，相互融合,与此同时,它们又与道教、儒教、原始宗教相妥协，相融合。你中容我，我中容你，和平共处，自然和谐，最后形成了以佛教为中心、为主体的各种宗教形态并存的局面。大理地区巍宝山，其宗教最初为巫教，道教传入以后又成了赫赫有名的道教胜地。佛教传入后，山上的甘露亭居然又供起了观音像，而两旁却由道教的山神和土地神来守护。洱海县白族民间宗教组织“三教官”，从名称上就开宗明义地道出了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宗旨。该县曲碧区海口乡的佛教庙会更是有趣，正月初一是弥勒会，正月初九就是玉皇会。还有龙王会、灶君会、城隍会、地母会等等，名目繁多，但看得出在宗教信仰上，是以佛教为主的多元宗教信仰。 滇西北地区的佛教是以藏传佛教为主的、融合了多种宗教的、民族化地方化了的佛教。这地区居住着藏族、普米族和纳西族等民族。藏族主要聚居在迪庆藏族自治州；纳西族主要聚居在丽江地区；而普米族则主要与藏、纳西、白族等民族杂居。滇西北地区与青藏高原相连，长期以来，西藏藏族文化习俗对这一地区影响很大，尤其是迪庆自治州的藏族，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都基本上与西藏同胞相同。普米族在语言和族源上也与藏族接近，自然也深受其影响。而纳西族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创造了灿烂文化的，并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他们长期与藏族杂居，也深受其影响。佛教传入之前，这里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原始宗教。藏族信仰的是苯教，这是西藏藏族的一种古老宗教；普米族信仰天、山、龙、祖先和鬼灵等原始宗教，其间还夹杂着很多藏族苯教的成分；纳西族信仰的则是本民族固有的东巴教，而东巴教也与藏族苯教有不少类似之处。 最早传入丽江地区的佛教大约不是藏传佛教，而是从南诏和大理由南往北传来的汉传佛教。据史书载，唐代丽江就有了汉式祠庙建筑。随后，西藏的红教传入，以后的几个世纪中，红教都占绝对的优势。尽管后来白教、花教也先后传入，其影响远不如此。十七世纪以后，西藏黄教开始传入，该教在西藏就集政教于一身，所以，一进入滇西北地区，就大肆排除其他教派，而成为该地区占统治地位的佛教派别。藏传佛教进入滇西北后所经历的由红变黄的过程，体现佛教内部各派别的尖锐斗争。汉族的道教大约与汉传佛教同时或稍晚也传入丽江，儒家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一地区。《明史》载：“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官吏如此，亦会影响民间。纳西族在文化和宗教上都能宽容大度，兼收并蓄，这可以从丽江壁画中把大乘显宗的菩萨天王、密教的三面八臂的佛母以及道教各方神仙放入一堵壁画中看出。 滇西北地区和滇中地区在佛教来源上虽然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相对于中原禅宗来说，较重祭祀，重膜拜，而轻佛教教义及佛经的研习，以祭祀代替禅定思维。崇尚简便易学，即身成佛，不主张苦修行。显然，这适合于广大民众的口味和需要，也是佛教得以迅速流传的重要原因。 滇南、滇西南地区主要以上座部佛教为主。上座部佛教是印度南传佛教，该教派主要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和南亚各国。我国滇南、滇西南的上座部佛教大体是从两条线传入的。一是经缅甸而传入德宏地区，一是从泰国经兰那国而传入西双版纳，西双版纳上座部佛教的传入大概先于德宏。滇南、滇西南地区的傣、布朗、阿昌、德昂等民族，在佛教传入之前也都有着原始的宗教信仰。上座部佛教传入后，基本上在这些民族中都广为流传，其中尤以傣族为最。他们不仅注重祭祀膜拜，也重视佛教佛经的研习。男孩子七八岁就送进佛寺念经诵佛；每年傣历十一月十五日，各家各户都要出钱请佛爷、和尚抄写经书賧献佛主,静居礼佛期间，人们也要纷纷去佛寺听经。上座部佛教初传入期间，曾与傣族的原始宗教进行过激烈的较量。可以说，它得以在这一地区扎下根，是与傣族原始宗教相斗争相妥协的结果。而它的发展以及在这一地区统治地位的确立，又同它与该地区民族文化，尤其是傣族文化全方位的融合分不开。它与之斗争、妥协和融合的结果，使得这一地区几乎全民信教，而上座部佛教文化也几乎成了傣族文化的代名词。正因为它对这一地区有如此深远的浸润，使得今天这一地区成了中国境内唯一完整保留了上座部佛教文化的地区。 从佛教在云南传播的三大主要区域来看，尽管传入的教派不同，传入后在其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又形成了各自的特点，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是民族化、地方化了的佛教。这种地方化和民族化又都体现了云南佛教的多样性和混融性的特征。因此。我们认为，民族性、地方性、多样性和混融性就是整个云南佛教的共同特征。云南佛教正是以自己这种多元的特征既区别于中原、西藏,也区别于东南亚各国及印度，同时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价值。 云南佛教文化特点的形成极为复杂，也极为特殊少见。它的形成几乎与云南各地区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环境、社会习俗、宗教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分不开，它是这些诸多因素揉合的结果。 元郭松年《大理行记》中说到：“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背靠广大的内陆，西连西藏而面朝东南亚各国，离佛教的发源地又很近，因此，既便于接受由南亚次大陆传来的北传佛教，也便于接受其南传佛教。而佛教诸派别的传播和发展，更使这里成了佛教文化的交汇地。 云南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众多的少数民族散居各地，民族与民族之间，甚至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之间由于语言差异，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不尽相同而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基本上形成各自为阵的格局。这种格局在相当程度上局限了人们的生产活动，也局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范围，经济、文化，乃至于人们的观念意识,都相对封闭和相对落后。长期以来，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他们赖以生存的对象充满了期望和敬畏，倾注着无限的复杂情感。而这种情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就是同世界其他古代民族一样，在一定历史时期中自发形成的本民族的原始宗教。尤其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为了摆脱统治阶级的奴役和压迫，人们更是把希望寄托在神灵的保祐上。因此，原始宗教的内容和膜拜的神灵都与其最重要的生存手段和最迫切的愿望密切相关，都充满着超现实和超自然的意味。而且这种原始宗教也与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形态一样，不可能统属，只能是各自为阵，各具形态而不整齐划一。云南少数民族这种神道观念及其特征，可以说是佛教传入之前云南民族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和主要的方面；是佛教得以安营扎寨的土壤;’也是云南佛教文化不可能单一，必然呈现出民族性、地方性、多样性和混融性特色的必然原因。 无论是原始宗教，还是佛教、道教，都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是人类实践的局限性和人类对统治他们的力量无法抗拒和无法摆脱的产物。只是各种宗教信仰的方式和给人以望梅止渴似的“安慰"不同而已。原始宗教一般没有系统完整的神系，而是根据现实需要来供奉。因此，神可以不计其数，甚至万物有灵。但神灵之间一般没有地位高低之分，没有系统的教义，没有大规模的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没有统一的宗教组织。巫师与教徒都多是普通民众，其活动也主要流行^"民间。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祈求神灵的保护。佛教和道教则是人们宗教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这里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佛教与道教几乎在同时，甚至有可能在某些地区道教还先于佛教浸入云南，为什么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在文化上和心理上与云南各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道教，在历史上对云南的影响竟远不如佛教？我想，这大概与一种宗教文化浸入的态势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道教的理论基础是被神化了的黄老学说，而其具体方式和手段则是道术。道术在很多方面与民间巫师的作法非常相似，其中不少就是直接吸收民间巫术的东西而来的。道教对云南的浸入，一开始就完全放弃了理论的武器和一种整体性的进攻，而是走了一条巧取的但是消极的捷径，即把与云南少数民族巫术文化中相同的或相近的东西输入，比如对玉皇、城隍、土地、灶君等神的祭拜以及祭祀的方式、咒语等等。这些既是道教的东西，同时也与原始巫术的东西极为接近，甚至相同。自然它可以非常顺利地完成输入，并可以顺利找到安家落户的窝。但是，这种浸入不是进攻的态势，而是取一种迎合的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道教对云南浸入的无力。因此，它的浸入很快就隐入民间，被少数民族的巫术文化所淹没，至多不过为民族巫术文化增添了一点新的内容，多加进了几尊崇拜的偶象而已。它完全依附于民族文化，而几乎没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而佛教则不然，一开始它就以进攻的态势，进行多方位多层面的浸入。它首先利用僧团的传教活动来扩大影响和站稳脚跟。仅大理地区据传就“环山九百六十寺，寺寺夜半皆鸣钟”，可见僧团规模之大。与此同时，就是大肆兴建佛寺与佛塔。塔寺的兴建不仅使佛教有了传教的专门场地，也便于佛教偶象的崇拜。这与民间巫术和道教不一样，民间巫术和道教几乎都没有象样的祭拜的专门场所，即便如大理地区早期的本主崇拜，场地也是非常简陋而不成规模的。佛教这样做的结果是引导了民众崇佛信佛，吸引了更多的信徒。佛教的偶象崇拜也是传教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之一。在佛教的偶象崇拜中，佛教首先利用了云南一些少数民族的心理需要和现实需要，很快使大黑天神和观音菩萨大走鸿运，并利用在佛教神中地位本不显赫的这两尊神，在云南这块土壤上不仅扎下了根，而且占据了统治地位。 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一方面深入对原始宗教的侵入和对整个民族文化全方位的融合，使这些地区这些民族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等等都深深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另一方面则是向统治阶层的渗透。它以自己的教义和组织体系赢得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阶层的青睐。统治阶层利用佛教来维护其统治地位，而佛教也利用统治阶层来完成了它对大多数云南民族地区完全彻底的浸润。云南对外来佛教的接收，标志着云南各少数民族宗教意识的发展进入了更高一级的阶段；而佛教的浸入在相当程度上又改变了云南民族文化的面貌。在佛教的深浸下，出现了一种新的民族文化——以佛教为主体的混融性文化。这是民族文化中的极为重要的一条支流，是在云南这块土地上融合并生长起来的多姿多彩的“云南佛教文化”。 云南佛教文化的特点及其地位决定了它具有多方面的职能。它除了满足人们种种虚幻的需要外，还利用其偶像崇拜把现存的社会制度、风俗和规范等等神圣化和合法化。在剑川石窟中，南诏王被供进了神龛，成了至高无上的神；傣族地区上座部佛教的组织系统，基本上与金字塔式的领主等级制相对应，而且还要求只有“孟"一级的贵族人员才有资格成为高级神职人员，足见等级森严。佛教使领主等级制及其政治体制神圣化，反过来，领主等级制及其政治体制又使佛教组织体系合法化。另外，云南佛教文化还起到了沟通人的社会关系的作用，并且承担起了人们在求知、教育等方面的任务。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以此为准绳，凡事都要向佛祭拜，以求解答和保祐。佛寺也几乎成了最高的道德权威和教育机构，就连本主与本主之间闹纠纷，都必须请佛神出面才能解决。相传大理县海东下秧村两个本主牛王与得道圣母，因争本主地盘而发生争吵，双方打得不可开交，胜负难分，最后只得请佛寺里的观音菩萨来调解。调解的结果，牛王居主房，得道圣母居厢房，同享一堂香火，这才从此相安无事。尤其在傣族地区，寺庙成了培养人教育人的学校，佛爷成了民族文化的主要传人。男孩子七八岁就要送进佛寺当和尚，不仅念佛经，还要学习一些科学知识和农业生产知识。 云南佛教文化还满足了人们在抒情和审美等方面的需要。傣族、白族、藏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文学都与佛教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寄托着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愿望和审美理想。随着佛教的传入，云南各地出现了一大批石雕、木雕、泥塑、绘画等等杰出的佛教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在内容上大都不象中原佛教艺术作品庄严板滞，而是往往超出佛教的范围，呈现出世态民俗的意韵。可以想见，人们在制作这些作品时，不仅倾注了很深的宗教情感，而且揉进了本民族的审美趣味。大黑天神来到云南后，其造像几乎多是赤脚，大异于中原。为什么？《蛮书》载：“俗皆跣足，虽清平官、大将军不以为耻”。这说明本地民族对这位神灵很有感情，并按照本民族的审美趣味在打扮这位佛神。在傣族地区，画师常常把佛经故事安排在自己民族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剑川石窟里的佛像也往往被着上了南诏大理时代的服饰3《南诏图传》以唐画风格为主，却又带有云南民间绘画的色彩；而东巴画则直接把东巴艺术与藏画艺术熔为一体，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可见，民族的情感和审美追求在佛教对民族文化浸润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佛教及其艺术的面貌，使得佛教偶像原本庄重而不可侵犯的样子，也着上了浓烈的生活味、人情味。 尤其是云南众多的佛寺与佛塔，它们作为云南佛教文化的载体、杰出的佛教艺术作品，更是充分体现了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情感要求和审美倾向。傣式佛塔无论单塔还是群塔，都有锥状的塔身和极尖的塔刹，形象很象竹笋，精致小巧。佛塔是傣族村民的膜拜对象和精神支柱，他们就称佛塔为“诺"，意即“竹笋"。佛塔的这种形制显然融进了傣族人民的审美趣味。而以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和昆明东、西寺塔为代表的密檐式塔，粗看很似西安小雁塔，细看却独具云南特色。这些塔要么丝长秀美，要么中部凸出上部迅速卷杀，显得流畅轻灵。它们不象中原佛塔庄严神圣，而更多地是在追求人情和世俗的意味。在滇西北地区，佛寺建筑更是将红、黄、白、花诸教派的建筑风格与汉式建筑风格要结合,金瓦寺、平顶房和汉式殿堂纷呈。 云南佛教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对这份文化我们应当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和评价。当然，应该看到云南佛教文化中有很多迷信的东西，有很多今天看来是阻碍民族现代化进程的东西。如傣族地区的寺庙教育，这毕竟是一种佛化教育，虽然寺庙的佛爷也讲授一些科学知识，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的延续，它的教育方式、教育制度以及教学内容，对这个民族的后代的塑造无疑是有消极影响的。还有对佛的祭祀和膜拜，不仅要耗费大量的资金用于修寺建塔，还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和钱财去烧香拜佛。有的民族，如傣族，每年竟要花去几个月的时间静居礼佛，这不但封闭了民族的性格，也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但是，云南佛教文化确也有它值得肯定的一面。随着佛教的传入，客观上也带来了外面的先进文化。比如佛塔佛寺的兴建，外地工匠带来了先进的工艺，无疑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民间建筑水平，开阔了民族建筑的眼界等。今天,云南佛教文化不仅为我们保存了古代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而且它本身也作为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留给了我们。留存下来的各宗各派的佛教经典，是我们今天研究云南佛教以及中国佛教、印度佛教、东南亚佛教的宝贵资料；各式佛教造像、雕塑、绘画，已成为中国美术艺苑中极为珍贵的宗教艺术品。尤其是那些多种多样的佛塔和佛寺，不仅标示出了云南佛教文化及其艺术的多姿多彩，而且体现了我国建筑史上的杰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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