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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迪庆地区作为藏彝走廊的核心区的重要部分，这里自古成为滇、川、藏各民族沟通交往、迁徙流动的重要区域，各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也由此发生交汇和传播。并且，由于迪庆处于吐蕃与南诏的中间地带，与吐蕃地理位置最为接近，因此受吐蕃影响较深，在宗教领域尤其表现明显。 纵观西藏的宗教发展史，最为闻名的宗教当为藏传佛教，但是该地最早流行的是“苯教”，该教因教徒头裹黑巾，俗称黑教。清人张其勤言：“藏卫古惟有黑教。黑教者，不知始于何代，亦不知创自何人，以镇压禳祓，炫神奇，近于幻术，非佛教正宗也。迨至三十七世祖聂直簪布，以红教自印度东来，王藏地，与黑教若冰炭之不投，干戈相寻，几无宁岁。  数传至四十世祖第结，逐将黑教全行驱灭，余者惟三十九族之噶鲁等处而已。”这段话阐述了三层意思，一是苯教为藏地之原始宗教，早已有之；二是藏传佛教之红教自印度传入藏地，与苯教相较而言，乃为藏地之外来宗教；三是藏传佛教之红教势力与原始宗教苯教势力之间产生了矛盾争斗，苯教受到藏传佛教的打击而趋于衰败。 实际上，当苯教在西藏流行的时期，其已传入滇西北迪庆地区。7世纪，吐蕃势力南下，在今迪庆一带屯集重兵，在军中推行“苯教师”制度，苯教开始在迪庆发展。到了8世纪，如上述张其勤所言，当西藏苯教受到藏传佛教红教的抑制时，苯教在西藏的势力逐日衰落，不得已转移到滇西北一带发展，客观上推动了苯教在云南迪庆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纳西族的东巴教与藏族的苯教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有学者指出，东巴教是纳西族原始宗教吸收大量的吐蕃苯教文化而逐渐形成的。时至清代，清政府在迪庆兴黄教、排挤苯教等其他宗教和教派，苯教日渐衰走向衰落，但其在迪庆地区几百年的传播发展积淀，已经深刻融入到各族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对藏族、纳西族、普米族等各族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深刻影响，成为具有典型迪庆地方特色的宗教教派。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成为云南迪庆地区最主要的宗教。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传入我国西藏地区后，与藏族固有的苯教长期斗争、逐渐互相融合后形成的具有藏族特色的佛教。据文献记载，吐蕃王朝实行“兴佛抑苯”宗教政策后，将康区列为吐蕃四大佛教传播地区之一，吐蕃赞普赤热巴巾广修寺院，其中相当一部分建在康区。吐蕃王朝末年，因达磨赞普灭佛而遭到迫害的吐蕃僧人纷纷向外逃亡，其中有的僧人逃到康区。  这段历史在《汉藏史籍》的记载亦有反映：“从朗达玛阴水猪年灭法开始，整个吐蕃特别在乌斯藏四如地区连释迦牟尼教法的声音也不存在，戒律的传授中断，各个寺庙成为孤狗的巢穴，荆棘丛生，讲经院成为荒屋……”大量吐蕃僧人被迫逃往边远的康区，史载贝吉多杰在刺杀朗达玛后，“带上《对法藏》《堵哇卧顿》《勒呷玛辖达木》三部经书，逃往康区去了。”他们不仅坚持按佛教徒修行方式加强自身修行，而且还带来大量佛法经书，在当地收徒传教，客观上推动了藏传佛教向康区（包括滇西北迪庆地区）传播和发展。正如石硕所言：“这一时期康区佛教的发展，可视为由朗达玛灭佛而产生的文化转移”。 大约在10世纪，藏传佛教宁玛派传入迪庆地区。元代，宁玛派和噶玛噶举派在迪庆拥有较大势力。明代，丽江土知府木氏势力扩充至迪庆、康南地区，木氏土司为了加强对迪庆地区的统治，推崇藏传佛教，不少藏传佛教高僧往来与藏、川、滇之间弘法传教，带来了滇西北、川西南地区藏传佛教的一度兴盛，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噶玛噶举派二世、六世、七世活佛、八世、九世活佛均曾受木氏土司邀请弘扬佛法。其中，八世活佛曾与木氏土司达成协定，木氏自此“十三年内不发兵西藏，每年选送五百童子入藏为僧，且度地建一百寺庙”。而后兴起的格鲁派帕巴拉二世和帕巴拉三世也曾应邀到丽江传教。木氏土司此举深得藏族民心，有当地藏族将木氏土司称作“萨当王”“木天王”或“卓贡玛”（意为纳西帝）。随着藏传佛教在滇西北社会的广泛传播，藏传佛教也逐渐为一些纳西族民众所信奉。 在上层，木懿幼子噶玛米旁丹碧尼玛出家，并筹建建塘大宝寺。在民间，纳西族信仰藏传佛教，“以地近吐蕃，喇嘛教亦颇有势力……墓葬之用喇嘛教仪，亦意中之事，且所见骨灰朱书，悉喇嘛文（即藏文），立墓碑，亦多刻喇嘛文，有多至数百字，则墓葬由喇嘛主持，此为可知者也。”反映出明代纳西族民间已盛行藏传佛教。纳西族民众对藏传佛教尊崇至极，“土人家家供佛，信喇嘛僧”，“丽之夷人，凡有二三子，必令一子为喇嘛”。  居住在维西地区的纳西族，也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据时人观察：“喇嘛之长至，则头目率下少长男女礼拜，视家所有布施。家贫，虽釜俎之属，取以奉之。西藏大喇嘛至，礼拜布施益甚。得其片楮只字，以数十金计。贫者得其粪溲，奉之家中佛龛，焚香而拜”，喇嘛“归则踞坐中庭，父若母皆拜”。这些详细描述了维西的纳西族无论贫富，均对西藏大喇嘛极为尊重，竭尽家财对喇嘛礼拜布施的场景。这里的“喇嘛”即为噶玛噶举派高僧与活佛。当时迪庆地区各族民众对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信仰及膜拜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东巴教、伊斯兰教等信仰在迪庆地区传播发展。纳西族历来全民信奉东巴教，随着纳西族大量迁入迪庆地区，东巴教随之向对迪庆社会传播。另外，13世纪，兀良合台蒙回精兵从川西经中甸乘革囊渡江抵达维西、丽江等地，伊斯兰教随此传入迪庆地区。此外，迪庆境内其他少数民族大多有本民族信仰的原始宗教，如傈僳族尼扒教、彝族毕摩教、普米族汗归教等，这些原始宗教主要表现为祖先崇拜、自然崇拜或鬼魂崇拜等形式。  综上所述，云南迪庆地区的民族宗教如同其地理环境一样多元复杂，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在此共生，以藏传佛教为主的多民族不同宗教在此同存。这些不同民族、宗教之间虽然有时难免冲突和碰撞，但总体上显现出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交融性特点，从清朝以来经历数百年的发展，促进了该区域逐渐发展并形成了多民族和谐共生的格局，并一直延续至今。在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迪庆高原形成了以藏族为主体，傈僳族、汉族、纳西族、彝族、白族等多个民族大杂剧、小聚居的民族结构和分布状况。 在2016年的一次田野调查中，香格里拉民族宗教事务局办公室有关工作人员进行访谈，据介绍，香格里拉多民族、多宗教、多教派并存，境内居住着除主体民族藏族外，还有汉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白族、苗族、回族、普米族等9个世居民族和其他民族共25种。  香格里拉全民信教，除主体信奉藏传佛教外，还有信奉纳西东巴教、彝族毕摩教、傈僳族尼扒教、汉族佛道混合教、回族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在藏传佛教中，有格鲁派（黄教）、宁玛派（红教）、噶玛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此外还有少量的原始苯教等五种教派。“藏传佛教在这片地区的藏族、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长期的传播过程中，既影响也融合了纳西族的东巴教、摩梭人的达巴教、普米族的汗归教，使他们的原始宗教逐渐藏传佛教化。 这些原始宗教中的地方神、湖神、泉水神被藏传佛教所吸收，并被藏传佛教化，因而丰富和充实了这里藏传佛教的内存、形态，使之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经历漫长历史时期，藏传佛教在滇西北各族中广泛深入传播，对各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产生了很大影响，藏传佛教与各族的原始信仰不断交融，既使这些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逐渐藏传佛教化，兼具藏传佛教的元素，同时客观上也使藏传佛教形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不同表现形态。  正因如此，云南迪庆地区多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社会形态，共同形成和发展了云南迪庆地区民族宗教文化的多元融合特征。由此可见，藏传佛教在滇西北各民族中的传播和发展，是形成滇西北地区民族宗教文化多元融合、各具特色的一个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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