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大理国与吐蕃及东南亚地区的茶叶贸易初探
摘要：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茶叶生产趋于繁荣，将茶运往西藏销售并出口到以安南为主的东南亚地区成为王国重要的贸易活动。南诏大理国将茶叶产区的诸多民族置于统一的管辖之下，保证了产地与市场之间的有效联系；茶叶贸易不仅维持着茶马古道交通网络的存在，云南也借此强化了与西藏以及东南亚的政治文化交流。本文以茶叶及其对外贸易为媒介进行讨论，旨在揭示南诏大理国的经济与社会状况，深化对中国西南边疆发展历程的理解。
关键词：茶史；茶马古道；民族文化遗产；南诏大理国；农业文化遗产
南诏大理国是中国西南边疆以今日云南大理地区为中心建立的古代地方政权。一般说来，南诏于8世纪上半叶开始崛起，在唐朝的支持下，完成了洱海区域的统一，统治者蒙氏成为唐王朝册封的云南王。随着实力逐渐扩张，极盛时期的南诏控制了今天云南全境、贵州大部、四川、广西以及今缅甸、越南、泰国、老挝的一部分地区，包括位于今云南南部一直到边境一线的茶叶产区。公元902年，蒙氏被权臣推翻，后经过两个统治时间很短的大天兴国赵氏和大义宁国杨氏王朝的过渡， 公元937年， 段思平建立大理国， 一直到1253年为元所灭，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茶叶生产和贸易一直由南诏大理国政权直接管辖。吐蕃王朝（618～842）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史料记载的政权，实际建立者被认为是松赞干布。吐蕃王朝建立后逐渐统一青藏高原各部并凝聚成强大势力， 逐渐走出封闭的内陆高原。通过高原内部人口的流动， 社会交往面的扩大，藏地语言及整个文化层得到相互沟通，在文化上得到整合与壮大。社会生产以农牧业为主，种植青稞、小麦、荞麦等农作物，饲养牦牛、马、驼、羊等；手工业有烧炭、冶铁、制胶、毛织等。吐蕃王朝在唐代末年崩溃后，宋朝、元朝和明朝初年的汉文史籍仍泛称青藏高原及当地人民为“吐蕃”或“西蕃”。近年来，“茶马古道”大有取代此前的“南方丝绸之路”， 成为古代中国西南边疆跨区域贸易网络的通用称谓之势。顾名思义，茶是维持不同地域经贸联系的重要商品，茶叶的运输和交易对茶马古道的存在至关重要。不过，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还是清代以后的情况，有关中古时代的讨论相对较少，而这段时期的贸易情况显然对南诏大理国的存在和延续有着重要的意义。茶叶在唐宋时代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消费品，周边政权普遍接受了饮茶习俗。作为东亚文明世界的一员，南诏大理国管辖下的云南茶叶生产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与吐蕃、安南等地的茶叶贸易可能都比较繁荣，这也是贸易网络中的茶马古道能够长期持续存在的最根本原因之一。滇茶在边疆地区生产，然后运往另一处边疆西藏以及域外进行销售，这与中国南方茶叶产区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同时，云南茶叶的生产和销售也是中古时代全球贸易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目前在西藏和东南亚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中都无法解决的直接史料匮乏的背景下，茶叶是极少的可以同时涉及上述广阔区域历史的极佳观察对象，相关讨论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西南边疆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有关茶叶的植物学研究已经确认云南是茶的起源中心和原产地，世界上已发现的、包括秃茶组在内的茶组植物有47个种、4变种，云南就有35个种、3变种(其中26个种为云南特有种)，占已发现茶组植物的74%”［1］；民族学人类学的调查也表明德昂族、布朗族、哈尼族等至少12个土著民族有十分悠久的植茶、制茶、饮茶的历史，尽管也存在争议，但基本可以确定这些民族中确实有人类最古老的茶农［2］。云南的茶叶培植史应该是从上古以来便没有中断过。除了本身存世极少的汉语文献之外，布朗族的传世古籍《奔闷》记载着英雄祖先倡导植茶的故事［3］，而德昂族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更是将整个世界观几乎都内化在茶叶之中［4］。这些诞生时代可能很早的材料，在云南茶叶种植史的讨论中显然也应能得到正视。茶叶与粮食作物不同， 除了满足本地消费，很多产品都可以销往他处。云南至今仍有多处古茶树资源分布，即便其中野生型古茶树或许因为很难证实是否经人采摘利用而无法直接作为茶史发展的证据，而栽培型茶树的存在确实应该被视作茶叶生产与外销的实物材料。虽然缺乏直接的文献记录，云南茶叶的商品化和长途贸易应该在很早的时代便已开始了。
云南茶叶外销以传统马帮运输为主，以少数民族为主体进行跨区域贸易，这一渠道长期以来都不在中原王朝政府的管控之下， 与此相应，汉族知识分子对它的了解十分有限，以至于相关情况在古代文献中一直付之阙如。《大明会典》中载有各地需缴纳的茶课，其中云南的份额是“银一十七两三钱一分四厘”［5］(P650)，与 四川岁征银“四千七百二两八分”相比，这个数字无论如何都低得令人难以置信。何况在当时普遍使用贝币的云南，用银纳税本身就显得十分特殊。前辈学者据此推测“上缴茶课的地区，主要限于昆明、大理等省内腹地”［6］， 僻处滇南的茶叶主产区可能并未计算在内。清中期之后，普洱茶被视为“大钱粮”，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据了较大比重，其重要性凸显的背后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生产和销售逐渐被官府掌控。所以，此时文献记载的内容与其说是清代出现的新现象，毋宁说其中很大一部分只是刚被官府和学者们掌握的旧“知识”。
明代之后，中原已经普遍盛行以炒青茶为主的散茶，而云南更多沿袭了唐宋流行的晒青和紧压工艺，无论形制还是口味都与和内陆所产茶叶存在明显差异。除了极少数的地方名茶如感通茶受到一些茶人的关注外，有明一代，以谢肇淛为代表的外来官员对普洱茶的评价都不高，“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7］(P691)，显然并不是什么赞 誉之辞；而云南学者李元阳显然十分认同本土茶叶“藏之年久，味愈胜也”的特性［8］(P76)。当然，随着与内陆交往日趋繁密，中原的小叶种茶以及炒茶工艺也逐渐传入，《大明会典》 中所记录的税收，应该是从这一类茶叶中收取的。清代之后，所谓普洱茶“京师尤重之”情况的产生，有可能是受到当时往来密切的藏、蒙民族，尤其是藏传佛教僧侣的影响。根据清宫档案，皇家消费量最大的普洱茶在其他地区并没有受到明显欢迎，此时的汉族知识分子仍认为普洱茶更接近药物，“可疗疾，非清供所宜”［9］(P211)，这或许正是内陆消费者的主流看法。总之，尽管大理国时代便有了向宋出口茶叶 的 记 录［10］(P1095-P1096)，但 以 普 洱 茶 为 代 表 的 云 南紧压茶长期以来都没有以内陆作为主要销售市场，云南在某种程度上一直都是具有不同的加工工艺和消费习惯的单独茶区。它的产销繁荣除了有赖本省的消费外， 似乎一直都十分依仗西藏。这是我们讨论时首先需要明确的。随着饮茶习俗不断向周边推广，茶叶逐渐成为中古中原王朝对外出口物资的大宗。在唐宋时期的茶叶跨区域流动中，对北部草原地带、青藏高原、中亚内陆地区以及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的茶叶输出量可能都很可观。两宋王朝在四川设置茶马司，利用茶叶与吐蕃等民族交换战马，正式确立了茶马贸易制度，更进一步促进了茶叶贸易的繁荣，出现了黄庭坚诗中所谓“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的局面。从唐到宋，四川制茶业经历了一个长久的繁荣周期，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不过，天气炎热的东南亚很多地方至今也只习惯冷饮，茶的推广必然会受到限制。但在那些与东亚大陆关系密切的地区， 以安南为代表，饮茶的习惯还是很早便已存在。茶自“唐代传入越南”［29］基本可以算是学界的共识。按照《膳夫经手录》的记载，湖南衡州所产衡山团饼“虽远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30］(P524)。茶叶有进口记录，说明本土消费力并不弱。
有关西藏与内陆的茶叶贸易，最早的记录出现在唐代。李肇《国史补》有载：
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12］(P66)
这条记载在有关茶马古道以及茶叶史的研究中经常被引用，不过，很多学者习惯将其解释为当时的吐蕃已有茶叶却不知如何品饮。这种理解背后可能带有一定文化偏见，此场景更有可能是吐蕃的统治者在向大唐的使节炫耀自己的茶叶收藏。当时吐蕃的精英阶层已有嗜茶的，通过长途贸易， 吐蕃获得了中原很多地方的名茶。从记录到的茶叶品种看， 确实没有云南茶在其中。不过，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大名鼎鼎的川茶同样没有出现在纪录中，《国史补》提供的可能不是一份完整的输藏茶叶清单。
《云南记》提到：“名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联延数十里，在县西南。”［13］(P417)雅安地区所产的蒙顶茶，几乎可算是中国最早的名茶，价格长期居高不下，一直到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完成的《膳夫经手录》仍说：“蜀茶得名蒙顶，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茶”［14］(P524)。这里地处四川盆地边缘， 自古便是汉藏文化的交汇之处，蒙顶茶向西藏输出同样十分便利。后世的材料能够说明，蒙顶茶很早便受到藏人欢迎。为了保证茶叶的稳定供应以便换回更多战马，北宋朝廷采取了将“吐蕃人特别喜爱的雅州名山茶专控起来”［15］(P100)的举措。蒙顶茶宛如奢侈品般的存在，普通民众可能无福消受，但热衷于此道的吐蕃赞普肯定是有机会得到的。
同样， 云南茶很可能也是赞普的收藏品，只不过使者可能没有留意或者根本不认识云南茶。滇茶一般并不销往中原，况且此时的南诏已不在唐的控制下，大唐的使节未能留下相关记载也是极有可能的。南诏在与唐决裂后，曾经有一段时间被视为吐蕃的臣属国，向吐蕃输送茶叶是最为正常不过的经贸交流活动， 何况两地山水相连，和中国其他茶区的相比，云南向西藏运输茶叶显然更为便利。综上所述，吐蕃地区的饮茶习俗可能很早之前便已存在，盛产茶叶的川滇两地都在向藏地销售茶叶，但《国史补》其时失载应该是源于某种疏漏。
学界一般认为“滇藏茶马古道，确切可考者，形成于明代、盛于清代，其主道以今云南西双版纳、思茅产茶地为起点，向西北经今云南大理、丽江东入四川西昌，北经康定至西藏昌都，或由丽江北上迪庆……然后至林芝、拉萨”［16］。确实，一直到比较晚近的史料，才开始追溯滇藏茶叶贸易的起源。但正如云南的饮茶习惯不可能是从唐人有了记录以后才开始流行一样，云南和西藏的茶叶贸易可能在汉藏文献有记录之前很久便已存在。
近年来，一组出土于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地区的有机残存物被鉴定为茶叶［17］，阿里本地并不产茶，则至迟在1800年前，茶叶已经被输送到海拔4500m的西藏阿里地区①。当时的茶是从遥远的地区运来的珍稀货物。虽然没有任何文献可供参证，但这一发现不仅说明藏族具有悠久的饮茶历史，同时也把中国境内不同民族间茶叶贸易的起始时间大大提前了。主持发掘的霍巍先生推测到“中原汉晋时代甚至更早， 便已经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茶叶进入到西藏高原”［18］， 但此时中原茶业的发展情况也没多少文献可供佐证。尽管无法轻易断定这批茶叶的产地一定会是云南，但两地不仅地理上距离更加接近，而且作为茶叶原产地的云南西南地区至今仍有同时代的古茶树存在，云南茶销往西藏的可能性应该是最大的。
明末科学家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提到“普雨茶蒸之成团，西番②市之，最能化物……”［19］(P138)。今天的研究者多会提到普洱茶又名普雨茶，所谓“雨”可能是民国时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版将“洱”字误排为“皷”，又被进一步错认为“雨”而造成的。无论如何，这或许是现有的汉语史料中最早明确记录藏人消费滇茶的记录。清代之后，类似记录变得十分常见和频密，普洱府的地方文献中基本都保留了类似说法。但是，当时便有学者推断南诏时代的云南便已向吐蕃地区输出茶叶。《滇海虞衡志》提到：“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20］(P220)阮福的名篇《普洱茶记》［21］(P316)对此进行了引述，两位作者都对滇茶产业十分关注，他们的论述不会毫无凭据。
当然，现代也不乏学者持同样观点，郑学檬先生也提出“这里（云南）的茶，很容易成为和吐蕃的贸易商品， 饮茶习惯极易传人吐蕃”［22］(P234)。根据《汉藏史集》的说法：都松莽布支国王将并非吐蕃人的南诏纳入治下，使吐蕃权势大增［23］(P107)。他于29岁时在南诏地方去世。所以， 这位国王“更有可能是南诏银生山茶的享用者和引进者”。对此，另一种藏文史料《贤者喜宴》实际上有更为直接的记载，在征服南诏的过程中，吐蕃赞普都松芒杰隆囊“曾得到茶及多种乐器。权势如神，威力无边，征服边地之王”［24］。赞普的汉译名虽略有差异，但实为一人，而上引的藏文记载也是不多的涉及云南茶销往西藏的史料。
有赖于汉语文献的保全，川茶在宋代的时候产量可以大致估算。云南的情形却相反，现存史料中很难找到有关大理国的茶叶生产和贸易情况的直接记载，但这个仍然控制着云南南部产茶区的王国，其茶产业的发展不会成为当时世界历史潮流中的一种特别反例。实际上，站在向宋出口茶叶、紧压茶技术传统的形成、佛寺种茶习惯的确立、元朝使者的观察以及云南至今尚存的古茶树群落几个角度进行推测［11］，这一时段，云南茶业也同样呈现出繁荣态势。只不过，它的出口市场可能会以临近的吐蕃和东南亚地区的安南最为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应被视为单独的茶叶产销单元。
具体到日常饮茶的方式，西藏和内陆并不一致， 对于茶叶的评价标准自然也会有所差别。云南大叶种茶有其他地区的茶种所不具备的特殊之处，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适合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尽管精英圈可能会偏爱由中原输入的口感更加精细的茶叶；但在民间，可能和现在一样，云南出产的滋味浓烈的大叶茶更受欢迎。元代忽思慧的《饮膳正要》说：“西番大叶茶，出本土，味甘涩，煎用酥油。”［25］(P135)所指似乎便是今天藏族和蒙古地区流行的酥油茶或其前身，叶片较大是云南茶的典型特征，“味甘涩”也可算是滇茶的标志性口感，不过，“出本土”的说法则让人费解，即便是广义的西番，能够产茶的地区也不多，元代所谓的西番大叶茶应该有一部分是云南运来，大概时人看到这些茶与中原茶叶性状差异明显，在不知是由外地贩运而来的情况下便推测产于“本土”。
滇茶对西藏的重要性其实可以从后世的另一个历史侧面看到。明清易代的政治动荡，可能对云南茶的外销造成了巨大影响。在局势尚未完全明朗之际，五世达赖喇嘛便迫切地向清廷提出在北胜州“互市茶马”的请求［26］。不管吴三桂与达赖喇嘛是否有合作反清的政治谋划，毫无疑问的是因为滇茶在西藏持续销售多个世纪，处于某种无可替代的地位，所以一旦云南政治形势趋于稳定，西藏统治阶层马上提出尽快恢复对藏输送的茶叶要求。
除了更好地挖掘古代文献的记载，我们还需利用现有的技术遗存去探索南诏大理国的文化层。从工艺发展史的角度看，普洱茶生产中使用的紧压茶技术是大理国时期从中原引入的。制成的团茶和砖茶，除了可以满足大理国内精英阶层效仿中原地区的饮茶习惯外，应该也与扩大在西藏等地的销售有关。毕竟经过压制的茶叶，所占空间大为缩减，十分便于马帮运到远方出售。学界一般认为中原王朝很早便通过海路对外销售茶叶，但有学者“查遍宋《诸蕃志》和元《岛夷志略》均未见运茶出口的记载”［27］(P205)，从而对早期中国茶叶的对外贸易“用水运”这一问题提出了疑问。在港口集散的商品会被输送到不同国家，中古时代的茶叶更多是销往已经接受了饮茶习俗的日本和朝鲜半岛，所以在重点记载中国与东南亚之间贸易活动的这两本古籍中没有直接记录。不过，根据曾在印度和东南亚学习生活多年的义净三藏的记录，有一些蛛丝马迹表明东南亚地区此时也有饮茶的习惯。如果这一区域的茶叶并非通过闽粤海运出口，那么至少有一部分茶叶是云南茶，通过马帮陆路运到的。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十七《知时而礼》中提到，“若饮浆或水，乃至茶、蜜等汤及酥糖之类，若未漱口洗手，礼同前犯……”［28］(P117)。曾长期侨居南洋的义净三藏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书中所记载的礼仪规范主要流行于何地，但此书讨论的基本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风俗。蜜对于印度文化圈的人民来说一直都是十分重要的饮料， 能和蜜并举，显示茶饮已经被逐步接受。至少在僧侣阶层，可能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饮料。很多研究者认为茶是唐太宗时期因为文成公主的联姻才带到西藏的， 但藏地面积广大，不同地方的饮茶习俗可能会有不同的来源。东汉时期阿里茶叶的发现证明这个一直以来都是以肉类为主食的地区， 由于饮食结构方面的原因，早在唐代之前便已存在饮茶习俗。何况历史记忆通常都是层层叠加而成的，与唐皇室的联姻，作为藏族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活动，在后来的历史记忆中被不断强化，逐渐覆盖了早期的历史事实，才导致了很多文化的起源都被追溯到联姻这单一历史事件上。当然，文成、金城两位公主入藏， 确实会使得当地饮茶的习惯得到加强，尤其是贵族阶层和僧侣可能会接受唐王朝流行的饮茶方法。在安南都督管辖的时代，饮茶肯定已在唐派出的高级官僚中流行。此外，我们同样需要考虑茶文化的传播与本土佛教僧团之间的密切关系。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中并没有域外僧侣饮茶的记载，因为它本来就是中国文化习俗逐渐浸染到佛教界的，而茶的跨文化传播与佛教信仰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学者们早已注意到中原的茶文化会 “随着佛教的交流而被传播到国外的佛教寺院”［31］(P359)。10世纪以后， 中华佛教在安南获得了迅速发展，尤其是禅宗势力很大，甚至一度可以决定统治者的继任人选。毗尼多流支据传为禅宗三祖僧璨的弟子，而无言通自谓得法于百丈怀海［32］。随着中华佛教的传播，饮茶习俗也在安南佛教精英圈中得到普及。“甃石新开井， 穿林自种茶”，张籍的《山中赠日南僧》一诗描述了来自越南中部地区的僧人在内陆的隐修生活，植茶是当时中原佛寺的习惯，但参访学习的日南僧侣一旦返国，可能也会把饮茶和种茶的习惯带回去。根据《安南志略》的记载，“茶，古载出谅州古都县，味苦，难为饮”，此书成于元代，说明当时本土茶叶品质欠佳， 显然仍要依赖外来的茶叶供给。但是同书还提到：“（开宝）八年五月贡金、帛、犀角、象牙、香、茶。”［33］(P282)茶叶更早的出现在安南与宋的朝贡贸易清单之中。既然此时安南本土的茶叶生产显然尚未得到发展，也不可能用原产于大宋的茶叶向宋朝贡，唯一的可能便是利用自身百货云集的贸易港优势，以邻近的云南茶充当贡品。不过，大理国和安南长期不睦，双方的经贸往来可能部分要通过第三方进行，其中生活在今天云南文山地区的壮族先民可能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这个在当时被称为“土獠蛮”的群体在宋、大理和安南三国交界的区域生活，政治归属不定，但同时都被三个政权认定为属民。在元初的记录中，除了刀耕火种之外，他们“常以采荔枝、贩茶为业”［34］(P130)，“贩茶”作为一项经济活动被单独提及，显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而向西藏输送茶叶行业显然早被其他族群垄断，所以此处提及的贩茶业应该主要是指“土獠”族群利用跨境分布的优势，将云南茶向当时茶叶生产并不发达的安南进行民间转运的活动。中古世界对于茶的消费多以唐为标杆，各国的权贵和知识阶层也多以品饮唐宋所产的名茶为荣。但在与滇南茶叶主产区毗邻的安南，获得云南茶显然更为方便，这一区域人民日常所需的茶饮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云南，繁荣的交州港甚至成为云南茶的外销港口都是很有可能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义净三藏记载的东南亚佛徒献茶礼仪中茶叶的来源。通常认为，西藏对茶叶的依赖是因为当地的饮食以肉和乳制品为主，需要借助饮茶来促进消化并补充植物性营养，而泛东南亚地区的情况正相反，“在人们的食物中，对动物蛋白的摄入非常有限”［35］(P10)，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情况无疑也会影响到茶叶的消费量。另外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东南亚是槟榔的传统消费地，很多族群嗜好嚼食槟榔，“昼则就盘更噉，夜则置盘枕旁，觉即噉之”［36］(P235-236)，这几乎发展成一种带有依赖性的习惯，而“客至不设茶，惟以槟榔为礼”的记录，则明确说明在这些嗜好嚼食槟榔的族群中是没有饮茶习俗存在的。所以对于这一区域茶叶流行情况的推测，确实应以谨慎为是。钻研泉州、广州等港口历史以及海外贸易的学者们确实可能把茶叶大量销往东南亚的时间推定过早。从整个区域来看，饮茶多跟僧侣以及知识阶层的社交和礼仪活动有关，可能与中国早期的情况相类似，由于价格高昂， 饮茶习惯最初也只是在上层社会中流行。
南诏长期维持着可观的军事力量，不仅进占了吐蕃和唐的许多领土，统辖着众多的附属国和部族， 在当时的东南亚地区也是强大的存在。此外，南诏大理国的君主还资助了很多佛教方面的大型建设活动， 比如营建崇圣寺等众多寺院，支持绘制图卷以及开凿石窟等。如此“文治武功”显然都需要强大的财富基础，作为地方强国，南诏大理国的国家财政势必要有稳定的来源。
不过，由于南诏大理国始终是研究者心目中的边缘地带，通常会被预先设定为落后和经济欠发达的角色，“南诏在社会性质上，洱海地区和滇池地区大部分地方处于奴隶制，发展的是奴隶制经济，以及受同区域内的奴隶制经济支配的村社农民的个体小经济”［37］(P150)，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此类论述仍然占据着有关南诏大理国经济讨论的主流。另外，传统史学家在讨论南诏国的财政来源时往往会强调其大发战争财，依靠“对唐朝边境的掠夺”获得收入［38］(P213)，但这在古代军事活动中十分常见，很难说有何特殊之处。云南山地比重大，受地貌限制，难以发展常规的粮食作物生产，只在面积不大的盆地中存在中古时代比较先进的农业。或许是受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的影响，以往的研究总是对南诏大理国的农业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视，相对而言，有关这一时期经济领域的其他方面的讨论明显不足。作为茶叶的起源地，虽然有一些学者认定云南茶史发展的时间很早，但由于缺少文献，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制茶、饮茶和贩售即便被提及，多数也只是几笔带过。有鉴于清代普洱茶产业曾有很大发展，认为“清代以前云南仅少量产茶”［39］(P264)仍是部分学者的意见。对于云南来说，茶叶是非常重要的收获物，古茶树的广泛分布说明古代曾有大量人口依靠采茶、 制茶和贩卖茶叶维持生计；各种迹象也都表明云南可能很久之前就开始把茶叶输送到遥远的区域，并从中获取利益。我们并不能因为缺少汉语文献的直接记录，便否定以上情况的存在，而是要尊重历史发展的进程，通过合理和必要的推测， 来重构当时社会文化的图景。一般说来，古代贸易网络的存在往往会以重要的商业城市为依托。早在汉代，永昌便已是中国西南边疆地区著名的贸易城市，大量的中外物产在此汇聚。这里靠近德宏、临沧等古老的产茶地，茶叶从这里出发运往阿里，可能是最为便捷的路线。南诏时期骤得大名的银生城，也有可能是一个以茶叶交易为依托的城市，因为从这里南下，可以迅速进入至今仍享有盛誉的西双版纳茶区。永昌、银生两城的腹地是所谓金齿百夷地区，当地生活的德昂族、布朗族拥有悠久的茶叶栽培历史。茶产业的繁荣，也会强化这两个城市的茶叶贸易管理职能，它们都保持着节度-都督的高级建制，这固然与军事及政治因素有关，但也不能排除经济方面的考虑。《蛮书》提到南诏驱使很多民族的武士进攻安南都护辖区，能够有效动员多个族群参战，应该也有经济方面的因素。王国政权一旦控制了茶叶的收购和外销途径，便能够更加有力地将多个族群凝聚在一起。南诏大理国的面积要比今天的云南省更大，其辖下参与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区域也涵盖了今天缅甸和老挝的一部分毗邻地区。对内而言，南诏大理国将茶叶产区的诸多民族置于统一的管辖之下， 保证了茶叶产地与市场之间的有效联结，而通过茶叶外销，云南成功地融入到当时世界的贸易网络中。南诏大理国对西藏的茶叶供应应该是持续和稳定的，安南也能够觅到云南茶的身影， 繁荣的交州港或许还有云南茶的转口业务，应该说云南在中古时代的世界茶叶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通过马帮和海船的联运，云南实现了与西藏和东南亚的有效连接，这也为双方的文化尤其是宗教领域的交流创造了条件。正如方国瑜先生所言：“普洱茶……不仅是一种名茶和单纯的商品。”［40］(P480)以茶叶及其贸易为媒介，对中古时代云南的经济与社会状况进行讨论，能够推进我们对中国西南边疆发展历程的理解。注释：
①参见中国科学院网页：http：//www.cas.cn/syky/201601/t20160111_4516232.s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②“（狗）西番”在清代的文献中多指与藏族关系密切的纳西、白马藏人等民族，但在《物理小识》中似乎仍应以传统的“西番”即广义的西藏来理解为是。［1］徐玫，等.云南古茶树群落的分布和多样性［J］.中国茶叶,2005,(6).［2］赵富荣，等.最早驯化栽培茶的中国孟高棉诸民族［J］.思茅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1).［3］王仲黎，等.布朗族茶文化词汇与茶文化历史变迁［J］.农业考古,2016,(5).［4］周灿等.《达古达楞格莱标》的茶文化内涵［J］.学术探索,2013,(8).［5］（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A］//《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6］方铁.普洱茶与清代滇南社会［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4,(2).［7］（明）谢肇淛.滇略［A］//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8］（明）李元阳.嘉靖大理府志［M］.大理：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1983.［9］（清）王昶.滇行日录［A］//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10］（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11］张海超.南诏大理国茶叶生产刍议［J］.农业考古,2017(2).［12］（唐）李肇,等.唐国史补 因话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3］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14］（唐）杨晔.膳夫经手录［A］//《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115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5］王晓燕.官营茶马贸易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6］南方丝路与民族文化论坛秘书组.南方丝路与茶马古道研究概况［J］.中华文化论坛,2008增刊,(2).［17］Lu H.Y. et al. Earliest tea as evidence for one branch of the Silk Road across the Tibetan Plateau［J］. Scientific Reports, 2016,（5）.［18］霍巍.西藏西部考古新发现的茶叶与茶具［J］.西藏大学学报,2016,(1).［19］（明）方以智.物理小识（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20］（清）檀萃.滇海虞衡志［A］//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一卷)［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21］（清）阮福.普洱茶记［C］.载张昌山主编.云南文化读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22］郑学檬等.唐宋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23］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24］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四）［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3).［25］（元）忽思慧.饮膳正要［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26］（清）庄士敏.滇事总录［M］.卷上.光绪十四年（1888）刻本.［27］庄为玑.晋江新志（上册）［M］.泉州：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28］（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5.［29］黄小琼.浅析中国与越南的茶文化［J］.西部大开发,2011,(11).［30］（唐）杨晔.膳夫经手录［A］//《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115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31］李斌斌，等.中华茶史·唐代卷［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2］(越)陈文珬，著.黄轶球,译.越南佛教史略（中）——起源至十三世纪［J］，东南亚研究,1985,(2).［33］（越）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M］.北京：中华书局,2000.［34］（元）李京.云南志略［A］//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三卷［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35］(澳)瑞德,著.吴小安,等译.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6］（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37］尤中.云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38］尤中.云南民族史（修订本·上册）［M］.昆明：云南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1985.［39］方铁.边疆民族史新探［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40］方国瑜.普洱茶［A］//方国瑜，等.方国瑜文集（第四辑）［C］.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张海超，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副研究员，常务副馆长，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遗产和农业文化遗产。原载于《农业考古》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