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方国瑜：从秦、楚争霸看庄蹻开滇

云南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云南的局部和祖国的全局，从来就是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我们只有从全国的历史发展来了解云南的历史动态，才能把实质问题讲清楚。庄蹻开滇也不例外。从这角度，我对这个问题，提一些意见。

一、庄蹻率兵来滇是秦、楚争霸于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战国时期，社会经济急剧变化，各地区联系不断加强，七雄都在作“臣使诸侯一天下”（《荀子·王霸》）的努力，逐步形成秦、楚争霸的局面。楚怀王、顷襄王时，国势衰弱，在强秦威胁下，由进攻转为防御，力图自保。

在春秋时期，楚、巴相攻，巴为楚逼，逐步成为楚的附庸。战国时形势大变：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楚怀王十三年），秦司马错灭蜀（《史记·秦本纪》及《六国表》），严重地威胁着楚国的西南境。前313年，张仪说楚怀王：“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不至十日而拒捍关，捍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伐，则北地绝。”（《史记·张仪列传》，参见《楚世家》）这样的钳形攻势，楚国是受不了的。张仪从战略形势进行威胁，又以商于地诱楚亲秦绝齐，达到了目的。前298年，楚怀王被虏入秦，“秦因留楚王，要（要挟）割巫、黔中之郡。（《史记·楚世家》），这是秦国要向东南扩展的战略意图。前285年（楚顷襄王十四年），秦蜀守“张若取笮及江南地”（《华阳国志·蜀志》），先取南中地区，是向东南扩展的战略步骤。前280年（顷襄十九年），秦“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史记·秦本纪》）。是向东南扩展的战略行动，此时长期为楚附庸的巴地已为秦所有。前277年（顷襄二十二年），秦蜀守张若又攻拔巫、黔中（《史记·楚世家》，并见《秦本纪》、《六国年表》）。说明楚、秦在巴、黔中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前280年、前277年，秦对黔中攻占再攻占，但《史记》未记楚国的反争夺。《战国策·燕策》有“楚得枳（巴地、今四川涪陵，在乌江口）而国亡”的话，可能就是这次反争夺。因在公元前280年以前，巴附庸于楚，不存在“楚得枳而国亡”的事。早在春秋时期，“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捍关、阳关及沔关”（《华阳国志·巴志》），阳关即在枳地。此后巴为楚逼，远引阆中，还是楚擅中夏，秦还不得参加诸侯盟会的时候。楚怀王时，秦国再三侵凌，只有招架之功，同时也还出现“夺枳”的问题。因此“得枳”或“夺枳”应在顷襄王时，这是关系到楚国命运的战略争夺，时间或在前280~前277之间，或在前276年，顷襄王组织大反攻时，夺得乌江口，又为“循江上，略巴、（下有蜀字，《汉书》无是对的）黔中以西，……至滇池”（《史记·西南夷传》），露出了线索。蒙文通作《庄蹻王滇辩》：“张若取江南固在先，庄蹻入滇反在后。”“秦人卧榻之侧，竟容其酣睡，揆之情事，殆未必然。”他认为“楚顷襄王时庄蹻入滇之说，未必可信”，“史公取世俗无稽之论”。但我认为，正由于秦已得巴和西南，而楚必争之，“蹻至滇池，以兵威定，属楚”（《史记·西南夷传》），是为当时形势所决定的军事行动，也不能把庄蹻来滇看作是脱离全国形势的个人活动。

二、开滇的庄蹻是楚将，不是农民领袖庄蹻

战国后期，楚国有两个庄蹻，一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又一是著名的将军，二人活动的年代不同。关于农民起义领袖的庄蹻，他是什么时期的人呢？《韩非子·喻老》说：“楚庄王欲伐越，庄子谏曰：……王之兵自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此兵之弱也。庄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按：楚灭越在楚威王六年（公元前334年，事见《史记·越世家》，时间据《通鉴目录》），庄子（周）与楚威王同时，庄周谏楚王伐越，以及“庄蹻为盗于境内”，必在楚灭越以前，而“庄王”当为“威王”之误。《史记·西南夷传》：“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开滇，以威王时有“为盗”（农民起义领袖）的庄蹻，误为顷襄王时使将军庄蹻开滇。《后汉书》、《华阳国志·南中志》，都把开滇的时间改在楚顷襄之时，从秦、楚争夺巴、黔中的形势看是对的。又高诱注《淮南子·主术训》，亦从《史记》谓“为盗”的庄蹻在威王世。高注《吕氏春秋·介立篇》云：“蹻在成王时”，成字应为“威”，形近传钞误。卢文弨校《韩非子·喻老》谓：庄王与庄蹻不同时，或此庄王亦谓威王也。《古今人表》下有严蹻，与威王相接。又《史记·越世家》齐威王使人说越王伐楚（即楚灭越之役），“齐使者曰：……吾不贵其用智之如目，见毫毛而不见其睫也”。庄周谏楚威王伐越也这样说：“臣患智之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两书的记载，语相同，事相类，对话的人则不同，传闻异辞，但可作为楚威王灭越的旁证。则“为盗”的庄蹻应在楚威王时。

《荀子·议兵》：“故齐之田单、楚之庄蹻、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所排比的是“善用兵”的“名将”。这里的庄蹻如果是“为盗”的庄蹻，不应与“名将”们相提并论。如果就“善用兵”而言，这些“名将”的用兵之道是：“招延（从杨倞注改）募选（即悬赏招兵），隆势诈（崇尚威势变诈）、尚功利（以功利鼓舞士气）”，所帅领的是一批”庸徒鬻卖”，即为别人卖命的雇佣兵，这和农民起义军为了反抗阶级压迫剥削，而自动结集、自觉奋战更不相同。荀子对这种“用兵之道”是不满意的，认为这样的兵“胜不胜无常，代翕代张，代存代亡，相为雌雄”，因此贬之为“盗兵”。

《议兵篇》的主题思想是“以法治军”，才能战无不胜。“世俗之所谓善用兵”的“名将”，以利治军、以诈治军，是不能常胜的。因此就举楚兵为例：楚国的军队堪称“坚甲利兵”，“然而兵败于垂沙，唐蔑死，庄蹻起，楚分为三四”。结论：“是岂无坚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韩诗外传》四所载与《荀子》相同，但“庄蹻起”作“庄蹻走”，同时“起”也有“走”之义，这样来理解《议兵篇》的前后文就贯通了。即唐眛、庄蹻都是楚国的名将，由于“统之者非其道”，虽有坚甲利兵，唐眛终不免于兵败身死，而庄蹻一走，楚国就四分五裂了。庄蹻“走”到哪里？这就可以联系“得枳”、“开滇”来考虑。在巴、黔中的争夺战中，庄蹻奉命远征枳，再沿乌江入滇池，虽然取得一时的胜利，而国力消耗，兵力分散，不久秦又占巴、黔中，截断了归路，无法“还报命”。对楚来说，是“楚得枳而国亡”，对滇来说，则又树立了开滇的功绩。庄蹻，《韩非三·喻老》“为盗”的庄蹻在楚威王时，《荀子·议兵》“为将开滇”的庄蹻在楚顷襄王时，其活动时间相隔五十多年，断非一人，因此我认为是有两个庄蹻。

三、庄蹻入滇是循蜀、楚商人频繁往来的通道而来的

战国晚期，蜀守张若、楚将庄蹻经略西南夷地区，是循着蜀、楚商人入滇通道而来的。这条通道就是我国很早与天竺以及西方各国贸易往还的“蜀身毒国道”。张骞了解到蜀经滇往印度有商贾通道；汉武帝才锐意经营西南，推动了这个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加速发展。

这条通道以滇池地区为枢纽，其西经叶榆（大理）、嶲唐（保山）、滇越（腾冲）、敦忍乙（缅境太公城）而至曼尼坡入印度；其东出邛（西昌）、僰（宜宾），至蜀地，又出夜郎（安顺）、巴（重庆）而至楚地。开辟这条通道的时间？有人推论在公元前4世纪、前5世纪以至前11世纪，比较可靠的是前320~315年。印度旃陀罗笈多王朝的记载有：“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可以对证。解放后发掘战国时楚墓，出土有“料珠二件”，梵语称为“壁琉璃”，意即“宝石”，多见于佛经。琉璃传入中国，以楚墓出土的为最早，时间当在前四世纪中叶，是楚国商人从这条古道运进的。由此证明，西南地区和蜀、楚很早就有经济文化的联系。

庄蹻入滇的路线，《史记·西南夷传》说，沿长江而上，至巴踅入黔中以西到滇池，这就是通滇的古道。庄蹻率领的士卒有多少人，《史记》无明文。《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二庄州说：“或曰楚威王（应作顷襄王）时，遣庄蹻将军士二万人入牂牁”。此推测之辞，而事属可能。《史记》载汉武帝时（约公元前120年）“拜唐蒙为中郎将，将千人，食重万人，从巴符关入（从王念孙校）”。古代行军，辎重兵不能少，庄蹻远征而来，与秦张若争战，所率领的士卒有二万人，并不算多。大部队行军要走通衢？只有由楚而巴而滇是大道。至于《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楚顷襄王遣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的沅水，应为“延水”之误。《汉书·地理志》牂牁鄨县说：“不狼山，鄨水所出，东入沅，过郡二，行七百三十里。”洪亮吉《贵州水道考·延水考》说：“沅为延之误”，是对的。延水即乌江，流至涪陵入长江，则《史记》、《华阳国志》两说可以互相补充，即全程为“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溯延水，出牂牁以伐夜郎，至滇池”。二书同出一源，所记各有详略，互相补充就得其全了。

这些意见很不成熟，提供大家商讨。

本文原载1975年10月《思想战线》第5期，页64至66。当时《思想战线》刊有好多位学者写的文章，提出不同的论点。我发表自己的意见，有人反对，但我保留原来的见解。1977年在昆明编印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二篇《庄蹻入滇》，没有提到已经争论的不同意见，应该讨论。我在1954年编撰《云南民族史讲义》第二编《上古居民分布的“古滇国》一节里，已写过《庄蹻开滇事迹》，可供参考。附原稿如下：

庄蹻开滇事迹

《史记·西南夷传》说：“楚威王时（公元前339至328年），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公元前613至591年）苗裔也。蹻至滇池，池方三百里（下池字通行本作地，兹从百衲本改），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是有关云南历史最早的纪录，两《汉书·西南夷传》、《华阳国志·南中志》，都记载这件事，只有些字句不同而已。先解释关于庄蹻的几件事情：

一、庄蹻的名字

《后汉书·西南夷、滇王传》作“庄豪”，《汉书·人表》作“严蹻”，《文选》卷四十三丘迟《与陈伯之书》注引《史记》作“庄缟”，用字不同。按：蹻、豪、缟三宇，古音读舌根破裂声母，萧豪韵母，如“gao”，音相同，可通用。杜佑《通典》卷一八七说：“庄豪即庄蹻也。”倪蜕《滇云历年传》卷一，把庄蹻和庄豪待作二人是错误的。又称严蹻者，庄字避汉明帝讳而改（如《史记》庄熊，《汉书》作严熊)。

又楚国有两个人同名庄蹻，其中一个被称为“盗”(见《韩非子·喻老篇》、《吕氏春秋·孟冬纪》高诱注、《盐铁论·诏圣》)，与“盗跖”(亦作蹠)并称(见《慎子》佚文、贾谊《吊屈曲赋》、《淮南子·主术训》、又《齐俗训》。《史记·游侠列传》、《盐铁论·力耕》、《论衡·本性篇》)，是反抗统治者的领袖。又一人为将(见《荀子·议兵篇》。《商子·弱民篇》、《吕氏春秋·季冬纪》、《韩诗外传》四、《史记·补礼书》)，与唐蔑并称(蔑字亦作眛)，是捍卫楚都的军事首领。二人在楚国统治势力之下，所表现是不同的。但《史记·西南夷传》司马贞《索引》说：“庄蹻，楚庄王弟为盗者”，把两个庄蹻误为一人。其实《史记》说：“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不能是楚庄王弟。从楚庄王时(按：庄王卒于周定王三十六年，公元前519九年)到威王时(按：威王卒于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328年)，相距约二百年，司马贞的错误是显然的。王应麟《困学纪闻》已有一条辨庄蹻有二人。天启《滇志·补遗》说：“正德间，巡抚议祠庄蹻，或言蹻与跖并为盗，遂止。”这也是没有考证先后有二庄蹻而误。来到滇池的庄蹻是后一个，《荀子·议兵篇》说：楚国“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蹻起，楚分为四参”。这是在楚怀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01年)，齐、韩、魏三国大败楚兵于垂沙，杀唐蔑之后，庄蹻离开楚都，把楚国政权弄得零落不堪了。

二、庄蹻来滇的路线

《史记》说：“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汉书》无蜀字)《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沂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后汉书》同)这是不同的两条路线，如果溯江而上，即是由荆州上航到重庆，再向南进发。如果是溯沅水，那是由常德航行到镇远登陆，两条路在贵阳相会。夜郎在贵阳西平坝、安顺、普定等处，不论从哪一条路线来，都要过夜郎，再到滇池，所以庄蹻先到夜郎的话可信。但楚都郢(即荆州，今江陵)，庄蹻原驻守楚都(见《吕氏春秋·孟冬纪·立介篇》)，且巴、楚交涉频繁(见《华阳国志·巴志》)，庄蹻出兵循江而上的可能性较多。若趋沅水，就要折道洞庭湖，迂回路远了。王崧《道光志钞·滇世家》既说循江上，又说从沅水，并采两说，是不对的。

三、庄蹻来滇的年岁

《史记》说在楚威王时(《汉书》、《华阳国志》并同)，《后汉书》作顷襄王时，二说不同，杜佑考订年代说得很对。《通典》卷一八七《边防典》载庄蹻来滇事，说，“楚自威王后，怀王立三十年(从公元前328至299九年)，至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地，若庄蹻自威王时：降兵略地，秦陷巫、黔中郡道塞不还，凡经五十二年，岂得如此淹久，或恐《史记》谬误，班生因习便书，范晔所记详考为正。”从年代考订是很对的。据《荀子·议兵篇》“唐蔑死，庄蹻起”文句，唐蔑死在前，那时庄蹻还在楚都，《史记·楚世家》：唐昧之死在楚怀王二十八年，所以庄蹻离开楚国，应在楚怀王二十八年以后。隔两年怀王被秦国诱俘而去，顷襄王嗣位了。《通典》说：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取巫、黔中郡，是根据《史记·楚世家》，又见《秦本纪》，事在昭襄王二十七年，当顷襄王十九年，早着三年，但距楚威王死后四十九年了。《后汉书》所载事迹，大致与《华阳国志》相同，只有《华阳国志》作楚威王时，与《后汉书》异。但许多书里引用《华阳国志》原文作楚顷襄王时(如《史纪·西南夷传正义》、《汉书·地理志》牂牁郡注、叶梦得《玉涧杂书》、《北堂书钞》卷百三十八、《艺文类聚》卷七十一、《太平御览》卷百六十六、又卷七百七十一、《蜀中广记》卷六十七)。大概唐、宋时期《华阳国志》本子作顷襄王时，而后来被改作威王时。常璩作书，很多是根据巴、蜀古代纪录，或故老相传，所以与《史记》不同的记载，也多有可取。

楚国在威王时期，国势还算振作：到怀王屡次战败，以至被执入秦而死，已经是衰弱时期，可以分兵来侵略黔、滇，这是令人疑惑的。但另一方面，当楚国强盛时期，志在问鼎中原，不屑经略西南夷；到了衰败时期，又想到寻找退路，庄蹻出兵先占黔、滇预为地步，这是可能的。不料他的任务完成，就要回报，路已不通了。楚、滇的联系不是从庄蹻才开始，《史记·西南夷传》司马贞《述赞》说：“西南外徼，庄蹻首通”，并不如此，在庄蹻以前已有交通了。丁山著《吴回考》，列举荆楚文化所受印度影响，例证颇详，说楚、印文化交通，至晚当在公元前六世纪以前(载齐鲁大学《国学季刊》一卷二期)。这条路线经过滇池，楚、滇间之交通早已发达，丁山所举例证，有许多解说是适当的。又1953年北京历史博物馆主办楚文物展览，陈列长沙出土战国文物有琉璃珠，有人推测琉璃是中国发明，非自外来，但在北魏以前还没有中国自造琉璃的明白记载。并且战国时期已发明，不至汉时重视外来的琉璃作宝物，所以战国楚墓中的琉璃，外来的可能性多，而且经过滇池运到楚国的可能性也大，楚、滇间早已有交通，庄蹻不是贸然而来的。

四、滇区域在滇池附近，可以无疑

《史记》所说滇池方三百里，就是现在的滇池，庄蹻故事就在这里。滇地以滇池得名，《说文》：“滇，益州池也。”何以称为滇?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谯周《异物志》说：“滇池在建宁界，有大泽水，周二百余里，水乍深广，乍浅狭，似如倒流，故曰滇池。”《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作：“所出深广，下流浅狭，状如倒流，故曰滇池。”《史记·西南夷传正义》引《括地志》作：“其水源深广，而更浅狭，有似倒流，故谓之滇池。”(《册府元龟》卷九五七同)若此解释，似颠声训，但滇池水似倒流，没有这种现象，只是望文生训的解释。袁嘉谷《滇绎》卷一说：“庄蹻由楚沅水诉流而南，及最高境，因号曰滇池。”亦以巅为声训洲，《文选·上林赋》李善注引文颖说：“颠，益州颠县，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颠县即滇池县，同音界写可通用。滇池地势拔海1890米，附近水源分四面流，成为金沙江、南盘江、礼社江诸流的分水岭，地位是高，但古人旅行，爬山越岭，既上又下，还不至有测量的知识。其他还可以说，如先零羌的大长名滇良、滇吾，羌族有以滇为名号。又庄蹻庄字，《广韵》读照母，古音当读端母，与滇音近，以庄为号，后写作滇。但若此之类，妄作揣测，毫无根据。总之，“滇”字当是土语译音，并不必从字面附会解说。

五、至于“滇”区域，当初只会是一个部落的名称，后来部落联结，用此称号，而区域扩大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庄蹻留王滇池，分侯支党，传数百年。”《史记·西南夷传》说：“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那是后来以滇部落为主，发展部落联结，应比当初的区域扩大多了。

在这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当庄蹻来时的情况如何，不详见于纪录，不过说“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可能为数十里之误)，似已开辟相当广大的农田。又说，“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似已有相当的文化。当然，楚的文化比“滇”要高得多，其所以变服从俗，是由人口数量多寡的比例，不得不如此。庄蹻率众有多少人?不见纪录；但为用兵而来，想来都是男子，不会有眷属随来的．他们既回不去，要在滇池住定下来，就与当地土人结婚，第二代就混血了。后来过分强调庄蹻来滇事迹，说在滇池建立“小楚国”，如《史记·西南夷传赞》：“太史公曰：楚之先，岂有天禄哉！在周为文王师，封楚。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把滇待作第二楚国，只能说楚国统治者后裔有滇王，滇的人民就不同于楚的人民了。又如桓宽《盐铁论·论功》说：“今西南夷，楚庄之后”，楚庄即指庄蹻。《新唐书·南蛮传》说：“自滇池夜郎以西皆庄蹻之裔”，未免张大其词。在庄蹻来后，从种种方面来说，不容许这批楚人孤立起来，保持他们固有的形式，当然要融合在当地土人里面。所以庄蹻率领了很多楚国人民住在滇池，并且他们都有后裔，当是事实。但过了一代，在滇池找不着楚人而都是滇人了。所以强调庄蹻故事，还要指出后来的哪些人是庄蹻后裔，这一定是错误的。

但可以推测庄蹻来了以后，“滇”区域的经济文化一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楚人都参加了劳动生产．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应有改变，生产力得到提高，这是必然的。不过提高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不可能一跃而变为楚国那样的经济文化，这也是必然的。究竟有了怎样的提高?从汉朝初年的纪录推测，庄蹻未来之前的社会受到楚人影响，所以《南中志》说庄蹻来后分侯支党，就是进到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六、远古西南部族的分布，不可得而详，全面记载，始见于《史记·西南夷传》，虽然简略，而很要领，由此推上沿下，都得到很好的依据

在司马迁时期，汉朝刻意经营西南，一般的了解西南情况当较正确。而且司马迁本人“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参与其事，他一定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他的纪录比较可信。

《史记·西南夷传》说：“南夷(原作西南夷，《汉书》无西字，李笠《史记订补》有说)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汉书》作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在这一段话里，把西南部族的经济文化分作不同类型，一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夜郎、滇、邛都，二是以牧畜经济为主的嶲、昆明；还有半耕半牧的徙、筰榨。从政治生活来说，所谓君长以什数某最大者，就是部族联结阶段。只有嶲、昆明无大君长，是分散的部族，比较落后，而所有的政治结构，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摘录自方国瑜著：《滇史论丛》（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