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马泽钰：王昶《云南铜政全书》探析

滇史 202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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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方国瑜先生对该书概说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王昶与云南的关系，分析了《云南铜政全书》的成书背景，论述了该书的篇章构成与内容、史料来源情况，并将其和《云南铜志》进行比较，探讨其在铜政类文献编纂与史料记述方面的价值，希望能改变目前学术界对该书认识不深，重视和利用不足的状况。

关键词：王昶；清代云南；《云南铜政全书》

前言

在清代乾嘉时期，铜矿业是云南经济最发达的行业，滇铜的生产规模和产量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均位居前茅。滇铜的生产和运输，对云南、清王朝和东亚地区的金融及社会经济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滇铜与铜政，自然成为云南地方史、中国经济史、清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

王昶所著《云南铜政全书》，成书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是较为罕见的及时反映乾隆时期滇铜盛况与铜政的重要文献。本文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从作者与云南的关系、成书情况、内容、存佚状况、史料来源、与戴瑞征《云南铜志》的异同、史料价值等方面，对《云南铜政全书》做力所能及的探讨研究。敬请老师、学者们批评指教。

一、王昶生平及其与云南的关系

王昶（1724—1826年），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琴德，江苏青浦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二十二年（1757年），王昶奉诏献赋，被钦定为一等第一，赐内阁中书舍人，充值军机章京，步入仕途。先后担任左副都御使，江西、直隶、陕西按察使，云南、江西布政使，刑部侍郎等职，乾隆五十八年致仕。嘉庆十一年（1806年）卒。

王昶是清代汉学吴派中承上启下的人物，上承王峻，下启江藩、戴敦元、王绍兰、汪中。《清史稿·王昶传》在文末评价曰：“工诗古文辞，通经，读朱子书，兼及薛頊、王守仁诸家之学，搜釆金石，平选诗文词，著述传于世。”在金石考证方面，他倾半生心血，收罗商周铜器及上自周秦，下迄宋、辽、金的碑刻拓本，从中选辑1500则，于嘉庆十年（1805年）汇编成《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在文学创作方面，著有诗文结集《春融堂集》六十八卷、《春融堂杂记八种》十六卷；在文学选编方面，辑有《湖海诗传》四十六卷、《湖海文传》七十五卷、《明词综》十二卷、《国朝词综》四十八卷；在方志学方面，主修过《西湖志》《太仓州志》《青浦县志》等。此外，他还奉敕编纂了《通鉴辑览》《同文志》《续三通》《金川方略》《大清一统志》等书。

王昶一生中曾两赴云南。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王昶坐“言两淮盐运提引事不密”罢职。时值清朝征缅，得大学士、云贵总督阿桂保奏，随阿桂军远征缅甸。王昶于三十四年（1769年）春抵达昆明，三月至腾越，八月随阿桂抵蛮暮。在此，阿桂与傅恒、阿里衮会合，三路合兵一处,顺江而发，驶抵老官屯，向对岸的缅兵发起进攻。十一月，清缅双方签订《老官屯和约》，战争基本结束，清军回撤。三十五年正月，已撤至昆明的王昶又奉命返回永昌、腾越，办理战后善后事宜，直至三十六年（1771年）九月才返回昆明离滇。

王昶第二次入滇发生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二月至五十三年（1788年）六月，系被任命为云南布政使来滇任职。详情见下文。两次入滇期间，王昶勤于著述，除《云南铜政全书》外，尚有《滇行日录》三卷、《征缅纪闻》三卷、《征缅记略》二卷、《雪鸿再录》一卷等。这些著作，是王昶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了解、认识清代云南留下了宝贵资料。

二、《云南铜政全书》的成书背景

（一）铜政的发展情况

云南铜矿具有悠久的历史，元明两朝都曾开采抽课，清朝在元明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进入铜矿开发的鼎盛时期。张煜荣在《清代前期云南矿冶业的兴盛与衰落》一文中，依据发展的客观进程，把清代矿冶业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至四十三年（1794年）为初步发展时期，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至六十一年（1722年）为中衰时期，雍正元年（1723年）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为极盛时期和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为衰落时期。这一规律不仅是整个矿冶业的分期，对于在其中占有极端重要地位的滇铜来说，也是适用的。

《云南铜政全书》所载档案的时间范围，上起康熙六十年（1721年），下迄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跨越雍正和乾隆两朝。而彼时的滇铜生产，正处于一个波动上升，并渐渐升至顶点的时期。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下令严禁加长秤头、短少给价、勒索铜税等种种弊端，并固定课额，规定除课额和由官府收买供给本省鼓铸的铜料外，余铜悉听厂民自卖。不止如此，从雍正五年（1727年）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政府又先后五次增加官收价格，铸息每百斤加价至六两四钱，以刺激铜的生产。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更是对矿民做出了“通商铜”的让步，准许矿民自行出售铜产中的十分之一。因此，铜的生产转衰为盛，雍正二年产铜一百多万斤，四年增加到二百一十五万斤，五年更增加到三百多万斤。进入乾隆朝，滇铜生产达于全盛时期。乾隆三年（1738年），户部厘定云南每年运京铜五百七十万四千斤，每百斤加耗铜八斤，余铜三斤，合计六百三十三万一千四百四十斤，从四年起成为定例。“户工两局，暨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九路，岁需九百余万，悉取给焉。……大厂矿丁六七万，次亦万余。近则土民，远及黔、粤，仰食矿利者，奔走相属。”由此可见，以洋铜补充物面貌出现的滇铜，至乾隆时期已经形成了以云南为中心，向全国发散的辐棒格局。

（二）王昶担任云南布政使的经历

王昶以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八月授云南布政使，奉命出使云南，于五十二年二月到任,又五十三年三月调任江西布政使，至六月即出云南。启行之日，百姓感其在滇的仁德，“父老香花杯酒走送者，自城闺至鹅鸠哨兴福寺二十余里不绝”。

布政使是从二品官职，“掌宣化承流，帅府、州、县官，廉其录职能与否，上下其考，报督、抚上达吏部。三年宾兴，提调考试事，升贤能，上达礼部。十年会户版，均税役，登民数、田数,上达户部。凡诸政务，会督、抚议行”，即分管各级官吏之事，还要兼管教育考试选拔人才，均衡赋税、劳役，统计民数、田数等事。

时云南铜政最繁，案牍纷杂，而王昶也在“万里程途喧挽运，四时锤凿众凌竞”的繁荣局面中感到了隐隐的担忧。“剔穴开岩藏渐虚，铜官积弊况难除。”在这里，王昶已清醒看到了云南开采铜矿上的弊端，大量开采使矿藏日见虚空，铜官的中饱私囊现象又积重难返。为“示补救调剂之术”，王昶尽发故籍，耗时日久，纂成《云南铜政全书》，从铜矿的开采、分布、冶炼、用途，在云南乃至全国的重要地位以及清政府所持的政策等问题，提出自己全面而独到的见解。

三、《云南铜政全书》的篇章构成与内容

《云南铜政全书》共五十卷，采用“以门为纲，以类为目”的体例进行编纂。“凡奏疏部议,分门纂录，各从其类。有前后援引，重见叠出，则删其繁复，取便观览，但为节芟，不改易其文。”书分八门，第一卷至第七卷为《抽课收买》一门，追溯铜政政策由“听民开采而官收其税”到“官为经理抽课收买”的变化，通商补交资羡以利水运的情况，铜价供支的拨运协济，“又如归公养廉、耗捐各铜，皆抽课之类，故汇而纪之”。第八卷至第十一卷为《厂地》一门，记录清朝云南铜厂的厂店建设，“序各厂各店所隶之地、子厂之数、岁出之额、历年铜数之升降”。不止于此,厂店的经费、运铜程站、脚费、交关、管理人员也都记录在内。第十二卷至第二十六卷为《京铜》一门，阐释“由四川泸州以至京师委员”一路上“受铜交铜，雇舟易舟，守风守水守冻，引挽增夫，各省启程，沉溺打捞，追赔豁免，回滇报销”等诸多繁琐事宜。第二十七卷至第三十卷为《钱法》一门，分门别类地辑入有关钱法的奏议，兼记赔偿余息的相关案例。第三十一卷至第四十四卷为《采买》一门，总汇各省采买铜数，铜价前后增减。第四十五卷至第四十六卷为《厂欠》一门,分析厂欠愈演愈烈的原因，乃是经费和铜价不能平衡，在此情况下，政府准许预支工本，又导致了厂民“贫不能偿，暨逃亡者、逋负又倍多于前”的恶性循环。第四十七卷至第四十八卷为《考成》一门，提出以“年终考成”之法考察功过，“有获铜加多，专奏升用者，有短铜误运特劾逮治者,统为考成奏销一门”。第四十九至第五十卷为《志余》一门，辑入当时“虽未经奏咨，而亦为省例”或“虽未通行，而于铜政有所考证”的条例，同情厂民、炉户取矿、炼矿、煎铜的艰难辛苦。

《云南铜政全书》现已佚，唯在道光《云南通志稿》和光绪《云南通志》中多有摘录，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上卷后附《咨询各厂对》一文，下卷“程第八”后附有《筹改运道移于剥隘议》，另有《新纂云南铜政全书凡例》收于《春融堂集·杂著》中。

四、资料探源

“采录书籍”中提到，王昶在写作《云南铜政全书》的过程中，曾经参考过《户部鼓铸则例》《大清会典》《云南省志》《吏部处分则例》等书。虽然不知道具体的参考内容，但是通过对以上书籍的了解，我们也许可以对《云南铜政全书》有一个模糊的认识。

（一）《户部鼓铸则例》

《户部鼓铸则例》是清乾隆年间由大学士傅恒总领，由朝廷和地方联合编纂的一部律令则例。开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成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凡十卷，525条，“……将京外各省鼓铸及矿厂各事宜，自雍正元年起至乾隆三十年所有题咨案件，悉行査出，逐款酌定，编纂成制”。《新纂云南铜政全书凡例》中提及：“恭阅《钦定户部鼓铸则例书》，《办运京铜》及《云南省鼓铸》两门内，办铜、运铜之序，固已大纲毕举，始终该备。今将各条于现纂书内分门录入例文，以资援引，未敢妄加增减。”也就是说，王昶在《京铜》和《钱法》二门中收入了第一、九、十卷的则例，而翻检《户部鼓铸则例》，我们也能觉察到《抽课收买》一门的些许痕迹。

1.有关京铜的则例

这些内容包括：对常规数字的规定，如运铜数量、各运铜路线的脚费等；对沉铜的规定，如雇募船只进行打捞、打捞费用的管理、打捞期限、赔偿方法、豁免原则等；对运送过程的规定，如运输的时限、要求出入省境随时奏报、沿途査验等。以上内容或可归入《京铜》门下。

2.与京铜运输相牵连的其他则例

比如铜本的协调、收买的铜价、养廉的银两、运官的委任和节制、余铜的售卖等。以上内容或可归入《抽课收买》门下。

3.有关鼓铸的则例

第九卷和第十卷以“鼓铸钱文”为中心，主要内容包括“搭放兵饷”“搭放铜本”“加给铜价”“炉匠工食物料”“鼓铸工本”“管理局务”“员役局费”“铜铅锡价脚”“加卯鼓铸钱文”等几个方面。提到的铸钱局有省城临安局、东川新旧二局、广西局、大理局、顺宁局。以上内容或可归入《钱法》门下。

（二）清会典

清会典有“清朝宪法”之称，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会典的编纂工作。清朝300年间共编有会典5种，本部分仅以乾隆十二年（1747年）由允陶、傅恒、张廷玉等主持编修的乾隆朝会典为例简单探究。

乾隆朝会典“编纂之体，因官分职，因职分事，因事分门，因门分条”，抛开具有普适性的一般法则，专门针对云南铜政的规定集中在卷十四《户部·钱法》和卷七十三《工部·鼓铸》中，如果将二者的信息结合起来，我们或许可以窥测到《钱法》门的冰山一角。

1.宝泉、宝源二局

滇铜入京，实运入户部的宝泉局和工部的宝源局。乾隆朝会典规定：宝泉局岁用铜五百七十万四千斤有奇，铸钱七十六万千二百八十缗，遇闰加铸四万九千九百二十缗，以发放兵饷为主；宝源局岁用铜是宝泉局的三分之一，铸钱四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十缗百七十文，遇闰加铸二万四千九百九十七缗有八十文，以发放工本为主。此外如运输期限，铜矿损败，沉铜打捞，铜矿勘验等，也都有一系列规定。

2.当地有司的职责

为避免铜矿逾期，经行之地所在有司，有“催促处境”的职责，否则就会遭到纠劾。

3.各省鼓币

在奏准开铸的14个省中，除云南可以就地取材外，其余各省“或收本境废铜，或买云南余铜”。铸币“一面铸清文宝字，并本省一字，其余轻重制度咸如京局。”

4.钱禁

凡犯盗毁、私铸、剪边取熔、用古废钱、私行小钱、藏积私家居奇者，皆依法论罪，失察官员皆遭参劾。

5.洋铜进口

洋铜进口者以符为信，往来于东南、日本诸夷，需按时向政府交纳关税，余下的铜矿还可以售往国内市场。

另卷十七《工部·杂赋》中有如下一段：“承商鸠工必用土著办，奸良四方客民走集者禁，争讼滋事者禁，以牧令、丞停掌其戒令，戍之弁兵。以防奸究。其经理之不善者论如法。”这一禁令与《滇南矿厂工器图略·附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中对碉民、炉民、商民的防范相互呼应。

（三）雍正《云南通志》

有清一代纂修地方志之风盛行，康熙、雍正、道光、光绪历朝，皆有《云南通志》通行于世。本部分仅以雍正《云南通志》进行讨论。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是书曰：“本朝康熙三十年（1691年）始草创《通志》，稍具规模,犹多舛略。雍正七年（1729年），鄂尔泰总督云贵，奉诏纂辑，乃属姚州知州靖道谟因旧志增修。凡为门三十，门为一卷。乾隆元年（1736年）书成，后任总督尹继善等具表进之。……纲领粲然,视原本颇有条理焉。”

卷十一《课程》分“盐法”“钱法”“税课”“厂课”四目。“钱法”记云南府、沾益州、临安府、大理府设炉数量，委监铸官一员。各厂之下详列铜铅、铸钱数量，工本，实获息钱数量，以及每年发放的各项兵饷、官廩、草料钱等支出。“厂课”次记云南通省铜厂课税数目，及与铸钱有关的锡矿的课税，亦在记载之列。对于夹杂其他成分的矿产，也依特殊规定课税。

雍正《云南通志》乃是在康熙《云南通志》的基础上成书，并在内容、体例上进行了改良和补充，唯雍正时期滇铜发展正处于恢复初期，未收到足够的重视，所记内容不及道光《云南通志》详细。

五、佚文散存于其他文献之情况

虽然光绪《云南通志》中称《云南铜政全书》：“原稿钞存藩库，未梓，今已失。”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书就无迹可寻。作为云南史上一部重要的铜政专书，《云南铜政全书》早在成书之时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清代的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将其中的资料引入自己的著作中，这也就为我们今天的研究保存了宝贵的资料。现将有关此书的记录情况列举如下：

一是《春融堂集》卷六十八《书事·杂著》、饶玉成《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十一《户政二十七》中，记有王昶撰写的《新纂云南铜政全书凡例》一篇；二是道光《云南通志稿》中《食货志·矿厂》中的《铜厂》《白铜》《采买》中征引了《云南铜政全书》中的部分内容，光绪《云南通志·矿务》中亦作了大体相同的采录；三是吴其濬的《滇南矿厂图略》上卷后附《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下卷“程第八”后附有《铜政全书·筹改巡店运道移于剥隘议》。此外，道光《云南通志稿》、光绪《云南通志》、光绪《续云南通志稿》的《艺文志》中均记有《云南铜政全书》的提要，在方国瑜先生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也提及了该书。

（一）《春融堂集》

凡例是编纂地方志必须要有的。所谓凡例，就是发凡起例。地方志的凡例是对志书的宗旨、内容、体裁、结构以及编写中一些基本问题的规定或说明。简言之，就是说明志书的宗旨、内容和编纂体例的文字。

《新纂云南铜政全书凡例》收录于王昶《春融堂集》第六十八卷的《书事·杂著》中，记有“恭录上谕”“抽课收买”“厂地”“京铜”“钱法”“采买”“厂欠”“考成”“志余”“采录书籍”等十余则。该文可视为《云南铜政全书》的纲领，介绍了该书各门的主要内容和相关事宜，所记内容的分类标准和记录原则等内容。

（二）道光《云南通志稿》和光绪《云南通志》

道光《云南通志稿》和光绪《云南通志》中的《食货志》是辑录《云南铜政全书》内容较集中的两部书籍。在道光《云南通志稿》中的《铜厂》篇中引用了许多《云南铜政全书》中《厂地》篇的记载，内容如前所述，即各厂所隶之地、子厂之数、岁出之额、历年铜数之升降、经费、运铜程站脚费、管理官职以及封闭之厂的地点、封闭之年等。在《采买》篇中，记录了四川、浙江、湖北、江苏、福建、贵州、广东、广西、江西、陕西10个省份采买滇铜的情况，包括开始采买的时间、数量、价格、釆买办法、采买铜厂、铜的品种、运输路线、停止采买的时间、原因等内容，时间跨度从乾隆五年（1740年）至三十八年（1773年）。

与之相比，光绪《云南通志》中的文字大致相同，但有删节，主要是《铜厂》中有关子厂的部分和《采买》的一小部分。

（三）《滇南矿厂图略》

另一部辑录《云南铜政全书》内容较集中的著作是由吴其濬撰、徐金生绘图的《滇南矿厂图略》。该书上卷16篇后附有《咨询各厂对》一文，据王文韶《续云南通志稿·艺文志》载，此文是由《云南铜政全书》的《考成》篇改写而成的；下卷“程第八”后附有《筹改寻甸运道移于剥隘议》一文，为王昶对于变更京铜运道的讨论。

从《咨询各厂对》的内容看，全篇均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先由省府大员提出有关云南矿务方面的问题，各驻厂官员或厂所在州县的地方长官一一作答，用此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方式，以备日后升迁时有所依据。其咨询内容大致分为找矿、采掘、冶炼、燃料、排水、人员管理几个部分，共提出七个问题，在一问一答中，提问者的问题深入到铜矿生产的各个细节，如矿苗的相度、开采的手段、冶炼的工具、木炭的消耗、排水的方法、如何避免逃犯混入炉户之中，如何鼓励居民报开子厂，等等。可谓面面俱到，而回答者也竭尽所能地给出了答案。通过以上的记录，我们可以对清朝前期的铜矿的冶炼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也可以学习一些当时炼铜中的基本术语，为我们阅读铜政书籍提供方便。

有清一代，虽然各厂所处地理位置不同，但滇铜大体都沿寻甸路转运入京，即先在寻甸将各厂铜矿汇集起来，然后分运至泸州，沿长江上溯至汉口，最后转运至京城。在滇铜开采的鼎盛时期，这是一条最快捷的运道，可是随着滇铜产量日减，这条运道的弊端也渐渐显露了出来。于是，先后有迤东道博明和臬司徐嗣建议改运道为“昆明一剥隘一百色一汉口”一线，王昶在“翻阅旧卷”之时，发现了二人的主张，并结合时势，作《筹改寻甸运道移于剥隘议》一文，设想从汇集于昆明的京铜中“拨一百九十余万由竹园村挽运剥隘以供京铜”，“夏秋将铜运贮广南，冬令转运剥隘”，并用很大篇幅阐明了自己的理由。

六、史料价值试析——与《云南铜志》进行比较

《云南铜志》，戴瑞征撰。戴瑞征，字云章，号华峰，呈贡人。是书凡八卷，分《厂地》二卷、《京运》一卷、《陆运》一卷、《局铸》二卷、《采买》一卷、《志余》一卷，嘉庆年间所作。书前有蒙化张登瀛序谓曰：“（戴华峰）历任方伯，聘勳铜政，凡三十几年。以亲历周知，信今传后者,勒为一书。……其事该而缜密，于制既详而有体，于法亦则而可循。在官为考绩之书，在幕为佐治之典，洵经纬精华之提要也。”可见，《云南铜志》在当时就受到极大的推崇。所以，《云南铜志》和《云南铜政全书》的比较，并不是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对两本书的共同研究。

（一）内容上的异同

在内容上，两书的记载大多数都是一致的，同时也有记载不一致的地方，以江西省为例：

《云南铜政全书》：

十一年，江西巡抚塞楞额请买滇铜二十八万八千斤，经云督张允随以丙寅年停运京铜拨给。

二十七年，改买金钗厂铜三十万斤，又买大兴厂铜十万斤。

二十八年，采买金钗厂铜二十八万斤，大兴厂铜四万斤。

二十九年，采买二十八万斤，内高铜八万斤，以后同。

《云南铜志》：

十一年及十八年，委员赴滇采买二次，每次买金钗厂低铜二十八万八千斤。

二十七年，委员赴滇，买高铜十万斤。每百斤外加耗铜四斤，余铜一斤。又买金钗厂低铜二十八万八千斤。

二十八年，委员赴滇，买高铜四万斤，低铜二十八万八千斤。

二十九年，委员赴滇，买高铜八万斤，低铜二十三万八千斤。

二书因写作背景不同，在记载内容上存在着差异是正常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对其中差异的原因进行一番粗浅的探究。排除一些抄写、印刷中的错误，以下原因也可能导致二书的差异:其一，各省采买滇铜中，所配耗铜、余铜都有成文规定，若无特殊配给，一般的记载都会直接略过这一问题，容易使一些不熟悉铜政的人产生记载不一致的误会。其二，《云南铜政全书》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云南铜志》约成书于嘉庆年间，所据的案册难免散失、模糊。其三，《云南铜政全书》中频频出现“请”“疏”等字眼，可见所据的大多是奏准采买的成案，相较于依据档案做成的《云南铜志》，数字上的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编纂体例上的承袭

体例，是指一部著作内部的组织结构、具体的编纂方法和编纂技巧等问题。刘知几在《史通》中就说道：“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所以，试着从体例着手去研究清代云南铜政史上这非常重要的两部私人专著，进而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的异同之处，一定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梳理其中的传承关系。

在组织结构上，《云南铜政全书》和《云南铜志》均采用了“以门为纲，以类为目”的组织形式，即首先按性质将全书横向平列门目，门目之下再竖向分条类目，形成一种经纬交织、首尾相关的结构方式。在这种组织结构下，横向展开可以更广泛地容纳庞杂的内容，竖向展开又便于系统地说明问题。

在篇目次序上，《云南铜政全书》以“抽课收买”→“厂地”→“京铜”→“钱法”→“采买”→“厂欠”→“考成”→“志余”的顺序展开，无独有偶，《云南铜志》也采用了“厂地”→“京运”→“陆运”→“局铸”→“采买”→“志余”为排列次序。

道光《云南通志稿》谓《云南铜政全书》“钞存藩署，未梓。”并大量征引原文，可以推想道光年间是书应仍保存于官方府库之中。在《云南铜政全书》成书约二三十年之后，戴瑞征写作《云南铜志》，应也参考到了王昶的《云南铜政全书》。所以，尽管没有确切的证据加以证明，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对比中模糊地感觉到，《云南铜政全书》和《云南铜志》之间有很深的渊源关系，王昶的《云南铜政全书》在组织形式、全书内容的划分和编排上，对戴瑞征的《云南铜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云南铜政全书》价值试析

其一，《云南铜政全书》详细地记载和说明了云南铜矿的开采场址、铜斤产量、收铜价格、售铜价格、铜斤运输以及运输中存在问题，运输京铜的水陆线路、数量、运脚、沿途道路的开修以及各省釆买滇铜等情况，为铜政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

其二，滇铜鼎盛时期的反映。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1786年）的《云南铜政全书》择采大量档案，上起康熙六十年（1721年），下迄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横跨雍正和乾隆两朝。而彼时的滇铜生产，正处于一个波动上升，并渐渐升至顶点的时期。所以，以此时段为记录背景的《云南铜政全书》，成为滇铜发展关键期的一个直接反映。

其三，铜政类文献的范式作用。《云南铜政全书》共分《抽课收买》《厂地》《京铜》《钱法》《采买》《厂欠》《考成》《志余》八门，釆用“以门为纲，以类为目”的编纂原则。这种体例为以《云南铜志》为代表的后来铜政文献所继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云南铜政专书的固定范式。

其四，文献研究的重要参考。

一方面，可以用《云南铜政全书》考证其他文献的相关内容。云南铜政书籍，其资料来源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直接抄录档案，另一种是间接引用其他书籍。于这二者而言，《云南铜政全书》占据极大的优势。作为乾隆年间滇铜生产的亲历者和亲临者，王昶接触了大量的原始档案和资料，从而保证了《云南铜政全书》的真实性和原始性，为后来的铜政书籍，如道光《云南通志稿》所大量引用。所以，我们既可以用《云南铜政全书》同其他的文献相考证，又可以比对相关引文的正确性。

另一方面，《云南铜政全书》也补充了其他文献的简略、空白之处。一部书有其独特的叙述风格和编纂方法，由于各个作者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和理解不同，所以对同一事物的叙述也不尽相同。对于滇铜的诸多环节，各铜政书籍作了或详或略的介绍。所以，将《云南铜政全书》与其他的铜政书籍相互参考，成为深入研究铜政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