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景观是人类文明的体现，是人与周围环境活动的结果。它有自然形成的因素，也包含人力的创造。元代云南行省的政治中心由滇西的大理迁到滇中的中庆府(即昆明)，在城市人口、水利设施、城市修造、社会文化等多方面进行了建设，使昆明城市景观无论是在自然山水还是人工景物都有了新的景象。元朝统治昆明城期间，是昆明城市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对昆明城市景观的塑造具有重大意义。作者简介：梁苑慧(1981—)，女，四川隆昌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环境史、城市史和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一、引言城市景观，是城市中各种物质形体环境(包括山脉、森林、石头、河流、湖泊等自然环境和文物古迹、街巷建筑、民居宗教等人工环境)通过人类的活动后获得的视觉景象。元代对昆明城市的景观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公元1254年秋，蒙古兀良合台在攻打大理时曾“分兵取附都鄯阐”，鄯阐当时良好的地理区位及城市发展状况引起了元朝统治者的注意。其后，先是“昆明……至元十二年(1275年)，改善州领县二，十一年(1274年)，州革，县如故”[1]，“昆明县之得名，始于元。其于昆明创立云南省治，亦自元始。元置昆明，又置云南诸路行中书省，治中庆路”[2]；再是“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以此，昆明从元代开始有了正式的称谓并成为云南省的中心，开启了省治城市规模的建设。而且，由于昆明当时所处的地理环境、山与水的格局，水文景观就特别成了军事防御的重要手段和城市景观的基础。二、水：城之脉元代的中庆城是一座水城[3]。《元史·地理志》中的《昆明县》记载：“其地有昆明池，五百余里，夏潦必冒城郭”，“……其西南濒昆池，地甚卑湿，昆明池塞，水及城市，大田废弃，正途壅底”[4]。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昆明虽水源丰富，但也受到水的侵蚀，在滇池东北方也就是现在的盘龙江地区经常洪水泛滥，形成了湖滩沼泽，并不利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时任云南平章政事、曾在四川等地办理水利事业积累了经验的赛典赤·赡思丁，决定对滇池进行整治，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采取了疏通海口水道工程的措施。[5]同时，赛典赤·赡思丁把比自己更熟悉云南情况的张立道从大理调来昆明。《元史·张立道传》载，“(至元)十年(1273年)三月，中书以立道熟于云南，奏授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佩金符”，共同制定了整理滇池水利工程的计划。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其一，上游筑松华坝蓄水，用以调节滇池上游水位。盘龙江是滇池的主流，从松花坝开始进入昆明坝区，但从松花坝到小东门以上河低田高，无法直接利用盘龙江水。为了克服盘龙江这一缺点，需疏浚金马山以北一段的盘龙江，加固堤岸使河床固定下来，然后再修筑一座大型的分水坝，把盘龙江水分为东西两支分流，以减杀水势免除洪水对鄯阐城(即昆明城)及其东南地区的威胁，同时利用水分则势弱的自然规律，在坝南两河间分段修堰筑坝。这样，既可保证鄯阐城在洪水季节的安全泄水，冬季又可以关坝蓄水、提高水位，使两河间的较高地区也能得到灌溉[6]18。其二，中治六河分洪灌溉。昆明的金汁河、银汁河、马料河、海源河、宝象河以及盘龙江统称为六河。“元赛典赤·赡思丁经画水利，筑坝分水，一为盘龙江，一为金汁河。并修六河诸闸，以溉东菑万顷。”[7]28为了控制这六条河流的水势，在城南4 km左右的地方修筑燕尾闸，以分减六河水势，又筑涵洞以及长达数里的坚固石堤以灌溉农田，以此保证这些河流在洪水季节能够安全流入滇池，枯水季节也可以封闸蓄水供春灌。这样一来，城南郊外原来为洪水造成的许多沼泽地区也渐渐成了可耕的良田。其三，下疏海口河泄水。当时滇池经常泛滥成灾，经过调查赛典赤发现，这是由于滇池出海口阻塞不畅造成的。因此，他组织民工对滇池周围水系进行疏浚，主要是疏浚螳螂川，并开挖滇池唯一的出水口海口、石龙坝到龙王庙一带的积沙和淤泥，同时把海口河在安宁境内的鸡心、螺壳等几个险滩挖开，使水顺畅流出，以绝夏潦湖水倒灌入城之灾。[6]22通过对滇池地区间流和海口的疏浚，不仅使昆明城和周围的农田不再遭受滇池的水患，而且随着水位的下降还增加了大批良田。大约在至元十五年 (1278年)初，滇池水利工程基本完成，滇池也随之改变了面貌，呈现一片富饶景象。《元史· 张立道传》记载：“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治之，泄其水，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此时的中庆城，滇池水位下降、水面收缩，城周围涸出大量的湿地，留出大批的水塘；滇池北岸田地开垦，城区逐步扩展，加之城内外河道较多，有些河或穿城而过或被引入城域，城市景观呈现出美丽水城景象。特别是，中庆城三面滨水的城边万帆云集，各种船舶穿梭往来运送货物和客商，全省各地的奇珍异货尽皆汇集于昆明，这就是诗人笔下所说的：“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舶蜂屯于城垠，致川陆之百物，富昆明之众民。”[8]4三、山：城之骨昆明在南诏时期就有“山河可以作落屏，川陆可以养人民”的美誉。大理国在昆明增加人口、发展经济，以稳定滇中和滇东局势，在改城名为“鄯阐”后，成为南诏王室的常驻地，其后又成了大理国的主要城市。元兵于1254年秋季由滇西远来，正值滇池水位高涨，故而“城”三面皆水围护，强攻不下，“选骁勇以炮摧其北门，纵火攻之，皆不克，乃大震鼓钲,进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为，如是七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术潜师跃入，乱斫之，遂大溃”[9]。如此坚固的城，原因是其三面临水、一面靠山。良好的地理区位加上城市状况，由此引起了元朝统治者的注意。在元朝确定了鸭池城(即鄯阐城、昆明城)为云南的行政中心后，政府对其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和建设，同时随着城外陆地的增加，也为城市景观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元代昆明城是在修浚滇池和修筑松华坝后修建的，时称押赤城，亦称鸭池、雅歧，又因中庆路治所设于此，所以还称中庆城。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载：“……荣禄大夫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赛公……与夫建省堂、筑驿馆、导水治桥、兴市井、皆候农隙，悦以使民，民忘其劳。”[10]176可以看出，赛典赤·瞻思丁对中庆城的修建，是趁农闲用民工来做的，是在大理国的鄯阐城基础上修筑了学校建筑和桥梁，另外为发展城市经济其城址向西北方向做了扩展，但未移地另筑或彻底翻修。经过扩建的中庆城是一座南北长而东西窄的土城。城南将盘龙江江水引入，从今螺蛳湾双龙桥方向迂回转向西寺塔外，最终回护翠湖一线，成了从南—西一线的护城河。而城北则没有建造护城河，其城墙向北扩展出约一里，延伸至五华山、大德山上，顺山势以五华山—祖遍山作为天然屏障。至于城门，据《新纂云南通志》载“重修大圣寺碑在省城北门内”，康熙《云南府志》载“清真寺凡二：一在南门内；一在城南鱼市街，具元平章赛典赤建”，又有道光《云南通志稿》载“奇灵寺：在城东门内，元时建”。这些记载无不表明，城门在元代的昆明城就已经有所建造。而城市中心则位于布政司所在和作为闹市的三市街；交通要道则是从三市街东经白塔塔洞，东出金马关的通京大道。行中书省之在“城中”，标志着省政新猷，而三市街之“当间阎之冲”则象征着“工商甚众”。从前白塔东西不远处还有三个“小白塔”式的烽墩(民初移到大观楼，构成“三潭印月”)，更可说明这带地方在元代仍是冲要之区。除城区的面积扩大外，中庆城城内外还兴建了许多重要建筑。重要的官府有“梁王府”“行中书省”“梁王离宫”，重要的寺庙有圆通寺、万庆寺、地藏寺、观音寺、大灵庙、文庙、文昌祠、大德寺、大胜寺、清真寺、奇灵寺、五华寺等。城内还有一塔两桥，即白塔、大德桥和至正桥。城西、南两面有护城河，城东有盘龙江，城内有九龙池。不仅城市面积和功能有所增加，中庆城在经济上也有发展。在马可·波罗13世纪80年代来到昆明时，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工商众多”“大而名贵”的“壮丽大城”。善于经商的中亚、西亚人的到来，使昆明商业大盛。人们开始“以街为市”，城内有专门进行手工业制造的“匠户”(有军匠、民匠两种) ，有官办的“惠民药局”、测景所(气象台)、御书(图书馆)等。此外还有专门的居民小区，见诸记载的两个小区分别是利城坊和止善坊。自此昆明城初具规模，已由一个以军事为主的城堡发展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商业大城了。从元代起，昆明城市景观就已经体现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互交叉、相互补充的特色。当时，人们就已归纳出最具昆明特点的八景，即碧鸡山、金马山、玉案山、商山、五华山、三市街、双塔(东寺塔、西塔) 和大德桥(德胜桥)。1334年，元代诗人王升曾写《滇池赋》描绘当时昆明城的秀美和繁华景象：“探华亭之幽趣，登太华之层峰，揽黔南之胜概，指八景之陈踪，碧鸡峭拔而岌业，金马逶迤而玲珑，玉案峨峨而耸翠，商山隐隐而攒穹，五华钟造化之秀，三市当闾阎之冲。双塔挺擎天之势，一桥横贯日之虹。”四、人：城之基从元代开始，昆明地区在人口迁移、民族融合等各方面也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元代以前，云南省内人口的迁徙有时虽也很频繁，但省外人口进入的并不多，见诸史志的仅有庄蹻带来了一批楚人，汉武帝招事了一批内陆汉族人民到云南屯垦。到了元代，这种情况大有改变，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大批流入，大部分人在云南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开发边疆。元代迁入昆明城的人口可分为以下三大类：一是跟随战争而进入到昆明的人口。“师荔扉曰：世祖忽必烈所统兵攻大理，转战于善阐间者二十万人”[11]，“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以忙古带等新旧军一万一千人戍建部调襄阳府生券军六百人，熟券军四百人由京兆府镇戍鸭赤”[12]。虽然缺乏详细的历史数据，但是从相关记载中大致也可看出，忽必烈于1253年南征大理时起，就有不少蒙古和色目人进入云南。忽必烈北归，虽带走了一部分军队，但仍留下兀良合台继续征服鄯阐地区。1259年，兀良合台离开云南后，由于时断时续地镇压全省各地的反抗，元军的调动也是比较频繁。如从至元十一年 (1274年)到至顺元年 (1330年)的五十多年间，军队的调遣不下六十多次，所以先后转战于昆明地区的就不下二十万人。[10]74二是省内核查出及迁进的人口。“至元十一年(1274年)……爱鲁于中庆版籍阅实得隐户万余。”[7]26“中庆路军民屯田：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置立中庆民屯于所属州县内，拘刷漏籍人户，得四千一百九十七户，官给田一万七千二十二双，自备已业田二千六百二双。十七年(1290年)，始立军屯，用爨僰军人七百有九户，官给田二百三十四双，自备已业田二千六百一双。”[13]“大德四年(1300年)，擢中庆路昆明县尹，阶将仕佐郎，用行中书左丞刘公之荐也，省檄虏囚多所平反，在县大兴水利，安集流民，为户百五十有一。”[14]这些记载中既反映出当时昆明的人口数量不少，“隐户万余”“四千一百九十户”“为户百五十有一”，也反映出当时昆明地区的人口数据不准确、来源不详的原因：一部分本地人口是没有真正计入当时的人口统计中；另一部分本地人口的组成有一些是来自于本地土著爨人和僰人，这些土著有可能是昆明本地人，也有可能是其他州府的土著；还有一部分是行省中俘虏和囚犯，这些人因各种原因被释放后无处可去，最终由政府集中统一安排，成了建设中庆城的劳动力量。三是政府派遣人员。除了土著的本地人之外，元朝政府多次派遣人员到昆明做官、做工匠等，同时大批的外省人包括中亚、西亚的一些人种和民族也进入昆明经商或是农垦，回族、蒙古族亦于此期进入昆明，加之随蒙古大军而入的包括各民族成分的“白军”，这使昆明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省会城市，正如马可·波罗所说的“城中有商人和工匠，为杂居之地”。这些人当中有极大的数量是回族，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当属赛典赤·瞻思丁，其后裔也大半落籍在云南。他们从汉俗，改姓纳、哈、马、赛、合、忽等姓，散布在云南各地。当时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记载说“押赤居民皆是回回教徒”。回族发展到后来，据《元代史地丛考》载，其人口已占全省人口十分之一。在元代，由于人口的大量涌入，带来了相应的中原文化、农耕技术和少数民族文化，这不仅发展了当地的农业和经济，还从人力和物力上有力地支持了对昆明城市的建设。譬如：在昆明的回族曾和当地各族人民兴修了松花坝，修濬了金汁河、银汁河以及马料河、宝象河、海源河、盘龙江，形成六河灌溉系统。[15]这些建设增强了昆明的城市景观。可以说，没有外来人口的到来，元代的昆明城市景观还依然停留在大理国末期城市凋敝景象中。五、文：城之印城市景观还有一个重要的体现方面就是在文化环境上。它是城市形象的标志，也是城市风格的展现。元代昆明城市的人文景观受到极大的塑造，主要存在于以下几处：首先是儒学的建设。元代于至元六年(1269年)建立学校制度，颁行全国。至元十三年(1276年)由赛典赤·赡思丁和张立道在昆明建孔庙，立庙学(路学)，置学舍，授学田，正式有了学校。从省城设点，作为培养人才、普及文化教育的中心，再向州县推广。昆明的庙学每期150个学生，各族人民皆可遣子弟入学。史载：“云南俗无礼仪，……子弟不知读书，赛典赤教之拜跪之节，……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16]；“至元十五年(1278年)，除中庆路总管，佩虎符。先是云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先师，立道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岁时率诸生行释菜(奠)礼，人习礼让，风俗稍变矣”[17]；“云南府儒学，在府治东南。……元至元间，总管张立道，复置学舍，建文庙，后平章政事赛典赤拓大之”[10]127；“先是滇之建学在元世祖至元间总管张立道设云南府庙学于五华山右，兼置学舍，平章赡思丁继拓之”[18]。中原文化的强势进入使得当时的孔庙和书院建筑带有浓厚的汉族特点。其次，元代的昆明宗教信仰自由。马可·波罗记载：“城中有偶像崇拜者，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萨拉森人或回教徒，但偶像崇拜者的人数最多。”[19]但统治者竭力推行宗教，特别是佛教。元统治昆明期间，所修的佛寺约30所。公元1280年，元朝政府扶植僧侣在城市西北约7 km的玉案山上建成昆明第一座禅宗佛寺——筇竹寺。其寺宇严整，环境深幽。“至元十四年(1277年)忽哥赤云南王、平章赛典赤公及郁凹麻师谋为保国安民(之计)，于中庆城北隅高阜之上创建五华大殿，匾曰悯忠寺。其他左蟠龙、右玉案，滇池朝于前，商山耸于后，象设五如来于其中，周檐四壁，绘画诸佛菩萨神龙之仪形，范金填彩，绚烂人目。其殿制高爽宏丽，重檐叠拱，奇巧异乎他构，真一方兰若之甲者也。”[8]23此外，还有规模宏大、气势恢宏，内有观音大士殿、藏经楼、钟楼、宝塔等建筑的圆通寺等。道教在昆明也同样被提倡，其著名的道院多是元初建的。另外，由于元初曾扫荡中亚、深入欧洲，所到之处任用其上层参加政权，并吸收大量色目人编入军队从征，因此对于伊斯兰教、基督教也同样尊重。昆明的清真寺就是始建于元代的。最后是各族共居，交流语言的多样化。元《云南志略》的编修者李京在《初到滇池》中对此方面进行了较形象的描述：“嫩寒初褪雨初晴，人逐东风马足轻。天际孤城烟外暗，云间双塔日边明。未请习俗人争笑，乍听侏侗我亦惊。珍重碧鸡山上月，相随万里更多情。”诗句中反映出在民族风俗的环境影响下，无论是城市景色还是人们的表达方式，都使得诗人体验特有的城市诗情画意和别具风情的城市魅力。由于中原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的相互交融，加上这些文化的载体如建筑、语言、文字、色彩等又体现于城市中，使得当时昆明城市的景观不仅具有南方地区水网密布的河流景观，而且还有人工建筑在山脉和平地间体现出来的高低起伏、韵律变化，风格或柔美或雄浑，丰富了城市的天际线。六、小结城市景观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在元代，当时的昆明社会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山水景观要素，它融入了大量的城市景观要素，如城墙、府衙、街市、学府、渡口、桥梁、塔楼、寺庙、道观、民居等。这些景观要素为创造昆明的城市空间环境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虽然从专业理论的角度来看，城市景观的本质是人的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景观的物质形态之间的交互关系的结果，但在800年前的由蒙古族统治的传统社会当中，人们还不能清晰地表达出这样的关系，以及对各种景观要素进行有效和系统的组织，只能是以一种相对合理的排列方式或是参照其他城市的建设形式使城市形成简约、完整、和谐的景观体系以及有序的空间形态。就当时全国城市的发展程度来看，昆明的城市景观已初见端倪，为明清时期昆明城市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从城市规模上来看，元代的城市面积有所扩大，大理国时期城市周长约3 km，到了元代北边则向外拓展了约0.5 km，并且由于治理滇池使得城市水位下降，无形当中可以使用的土地面积也就增加了，而且城市的范围比起在大理国时期更加的明确。另外，从城市建筑来看，中庆城内外的建筑物，如云南行省署、肃政廉访司署、梁王宫、文庙、五华寺、大德寺、大灵庙、清真寺、大胜寺、奇灵寺、圆通寺、万寿寺、地藏寺、安国寺、通济桥、大德桥、至正桥等政治、文化、宗教及公共建筑，不仅形式丰富多样，而且还为今后的城市发展创造了条件。再者，从城市整体景观来看，元代昆明城的景观风貌就已经被世人所颂扬，王升的《滇池赋》是系统描写昆明风景名胜较早的作品，人们把王升颂扬的景观——碧鸡、金马、玉案、商山、五华、三市、双塔、一桥，称之为“元代昆明八景”，后来有人又加了“云津聚艘”和“城垠屯船”二景，凑成了“十景”。这样多样丰富的优美城市空间和景观环境，让人们生活在其中感到舒适、愉快、健康，并有着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内涵，所谓“华夏之风，灿然可观”。当然，此时的昆明城也受到地域的局限，而且由于统治阶级的建设理念和规划手段不一致，导致了城市景观建设没有系统性和连贯性。譬如在城市发展规划上，赛典赤时期城市是在大理国拓东城的基础上进行增置修建，到了大德年间时任云南行省的平章政事伯颜，在昆明城中修桥、造寺、设城防、建码头、修渡口，但是也只是扩大了城市的规模而已，并没有细致而科学的城市景观规划思考。而在城市形态上，城市的外部形态则没有体现中国传统城市的“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对称布局的形式。元朝的昆明城是自由发展的，城墙是城市范围的简单围合，构成城市平面不规则的形式。另外，在城市布局中，除了一条南北向的主干道和两条略为平直的东西向次干道外，其他道路都不明显，城内的王府、平章府衙、昆明县衙、寺庙道观、作坊、贸易行，各自沿路择优而建，参附市井间。而到元朝后期，昆明的城市布局愈加混乱，在各类建筑中，民族众多、宗教信仰众多，城北有大德寺、悯忠寺，城中心有清真寺，城南有东寺、西寺，城外有真庆观、地藏寺，仅是宗教建筑就是见山建寺，圈地修庙。总之，对城市景观的塑造，离不开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深切感受，也离不开人们对理想生活的憧憬。元代对昆明城市的景观塑造让我们看到了，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景观既包含了人们感性的情感，也包含了理性的经验。虽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优美的城市景观，也有不足之处，但其无形当中对明清及以后昆明城市的景观塑造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宋濂.元史：卷61[M].上海：中华书局，19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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