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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古代四川、云南通往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为蜀身毒道，中—印间的各种历史文化因素在这条交通线路上长期而大量地积淀下来，随时代而持续发展演变。古代文明、丝绸文化、宗教文化、古城镇文化、茶文化、玉文化、黄金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抗战文化等构成这条走廊的主要内涵，使它成为一条内涵丰富而具有鲜明特征的历史文化走廊。作者简介：段 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原载于《思想战线》2015年第6期。 
古代中—印文化走廊，是指从成都平原向南，经四川西南、云南、缅甸，到达印度东部、中部和北部以及孟加拉，并进一步延伸到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国际交通线。中—印之间的交通线路曾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主干线，《史记·西南夷列传》称之为“蜀身毒道”，它曾经在古代中外文明交流与互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南方丝绸之路概况、古代中—印文化交通与交流、中—印文化走廊等方面加以论述。一、南方丝绸之路古代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线路，最早是从四川、云南经过缅甸北部通往东印度、北印度和今巴基斯坦的蜀身毒道。这条道路在中国古文献如《史记》《汉书》和《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三国时人鱼豢所著的《魏略·西戎传》里，有一些简略的记载，在古希腊、罗马记述东方地理人文的一些文献中，也对中—印交通有所述及，但多数记载间接而模糊。近世以来，一些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取得若干成果，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料和其他一些条件，在若干方面难以深入探讨，许多结论也未能获得学术界认同。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改革开放大潮的促动下，四川省和云南省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界提出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果。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广泛，到21世纪初，学术界初步完成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基础性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线路走向。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成都，远在公元前2000年前，成都已开始形成一座工商业城市，公元前700年以后，成都逐步发展成为长江上游以至中国西南的古代文明中心，并以其强劲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成为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起点和国际贸易中心。以古代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中—印国际交通线，有西路、中路和东路3条，分别通往印度、中南半岛和南海，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通往印度的蜀身毒道。其走向为：从成都出发，向南分为东、西两路：西路为灵关道(又称为牦牛道)，从成都—雅安—汉源—西昌—大姚—大理；东路为五尺道，从成都—乐山—宜宾—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两道在大理会合后，继续向西，经博南道至保山，而后经永昌道出腾冲抵缅甸密支那，去印度阿萨姆；或出瑞丽抵缅甸八莫，经密支那去阿萨姆。这条线路最长，也是南方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一条线路，堪称古代亚洲的交通大动脉。其次是南方丝绸之路开通的时代。过去学术界认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始于秦并巴蜀之后，而五尺道为秦灭巴蜀后始凿。近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五尺道早在商周之际即已开凿，而四川、云南与印度之间的交通线也早在商代即已存在。第三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性质。南方丝绸之路至少承载着对外贸易、民族迁徙、文化交流3种功能。对外贸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功能，对外贸易的主要货物有丝绸、蜀布、邛竹杖、蜀枸酱、盐、香料、宝石、象牙、琉璃、铜矿、锡矿等，使用的货币通常是一种出产于印度洋的海贝。贸易性质有官方控制的贸易和民间自由贸易，贸易形式有直接贩运和转口贸易两种形式。南方丝绸之路同时是一条民族迁徙线路，它同中国西部南北向的藏彝走廊相互结合并进一步通向国外。由于商业贸易和民族迁徙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往来不绝，因而使南方丝绸之路成为一条跨地区、跨民族、跨国家、跨洲的国际交通线，一条在史前时代就已开拓而在历史时期更加兴盛的国际文化走廊。二、古代中—印交通与交流南方丝绸之路连接了欧亚大陆腹地最古老而灿烂的文明，而在蜀身毒道上，古蜀文明、滇文化、蒲甘文化、印度文明以及一些次级文化，在长期的贸易及民族迁徙往来中，产生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和互动。经由这条国际文化走廊，中国西南古代文明与印度古代文明相互吸收借鉴，促进了古代文明的繁荣与进步。滇文化是分布在云南东部以滇池区域为中心的一支地方文化，其创造者为古代滇人。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上限约为公元前5世纪，下限约为公元前1世纪，相当于春秋末战国初到西汉，前后相续达400余年。比较而言，古蜀青铜文化诞生年代比滇文化更加古远，连续发展的时代也比滇文化长久。固然这两种青铜文化各有优长之处，也互有影响，但成都平原古蜀青铜文化较早渗入和影响了滇文化，却是考古学上的事实。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青铜器中，包含有古蜀早、中期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晋宁在汉代为滇池县，是古滇国故都之所在。在这里出土的青铜器上，铸有若干人物和动物的立雕像，这种风格与三星堆青铜文化有着相近似之处，造型艺术也较接近，仅有体量大小的不同。青铜雕像人物，有椎髻、辫发、穿耳等形式，与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不乏某些共同点。在一件长方形铜片上刻画的文字符号中，有一柄短杖图像，无杖首，杖身上刻4个人头纹。从滇文化发现大量各式杖首来看，其应有发达的用杖制度。滇文化以杖而不以鼎来标志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力，与古蜀文化颇为一致，应是受到古蜀文化的影响所致。滇文化的青铜兵器也含有蜀文化色彩。江川李家山和晋宁石寨山墓地均出土了无格式青铜剑，它们与蜀式扁茎无格柳叶形青铜剑属于同一风格，没有本质性区别，显然存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关系。滇文化的青铜兵器形制也有蜀文化的特征，青铜戈上的太阳纹或人形纹在蜀戈上也是早已有之，表明它在发展演变中显然曾经受到过蜀式戈的重要影响。滇文化青铜贮贝器上的人物雕像，在造型和风格上模仿三星堆青铜雕像，滇文化的用杖制度模仿蜀制，都意味着滇文化长期受到蜀文化的影响，这其实就是《华阳国志·蜀志》所说蜀王杜宇以“南中为园苑”所表达的历史事实。云南自古富产铜、锡矿石。早在商代，中原王朝就大量从云南输入铜、锡，作为制作青铜器的原料。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殷墟5号墓以及三星堆和成都市金沙遗址所出部分青铜器进行的测定结果表明，这些青铜器的矿料来自云南，而古蜀青铜器的锡料必须仰给于云南，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铅也是取之于云南。蜀、滇青铜器合金成分比较接近，也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而蜀、滇都曾使用来自印度洋的海贝为货币，为二者间的金锡交易提供了可能。这说明，滇文化对古蜀青铜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早在5 000年前，纵贯缅甸南北的伊洛瓦底江边的村庄已有人类居住。大约在公元前200年左右，骠人进入伊洛瓦底江的上游地区。公元2世纪之后，孟族进入锡唐河流域。后来，逐渐强大起来的缅族控制了骠河流域，建立起缅甸最早的城市——蒲甘。缅族、骠族和孟族成为对缅甸历史文化贡献最大的3个民族。1044年，蒲甘阿努律陀国王基本上统一了缅甸，开创了蒲甘王朝。蒲甘王朝以蒲甘城为都城，先后征服掸族和孟族，并不断扩展领土，大力推行南传上座部佛教。到12世纪时，南传上座部佛教已经成为缅甸的主流文化，并在13世纪初期达到鼎盛。在蒲甘城周围，陆续建造起400余万座寺庙，至今尚保存有2 000余座，为世界三大佛教遗迹之一。蒲甘文化以有缅甸风格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主体，以形制、意蕴、雕刻、色彩、装饰等独具韵味与特色的佛塔建筑为最显著的标志，以神像、碑文、寺庙建筑、灵兽、宗教故事、神话、民居故事与传说等为主要内容。从古至今，这些文化内容和现象在缅甸几乎无处不在，以各种形态体现于人们日常的精神与物质生活中。蒲甘地处缅北，东与中国西南、西与印度东北接壤，受到了来自这两大文明区域的很大影响。首先是民族迁徙带来的文化交融，缅甸的缅族、克伦族、克钦族等民族，与中国西南的羌族、景颇族、哈尼族、傣族等民族有族源关系。其次是宗教文化影响。大乘佛教经缅北传入中国西南，缅北先是信奉大乘佛教，传入中国西南的也首先是大乘佛教。到了12世纪时，南传上座部佛教才成为缅甸的主流文化，中国西南的云南南部以傣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也逐渐改信南传上座部佛教。而四川的道教传入印度，也是经过缅北地区，密宗的形成之地迦摩缕波国，正是紧邻缅北的印度东部阿萨姆地区。至少在距今3 000年前的殷商时期，由四川进入云南，经上缅甸达于东印度、西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蜀身毒道已经初步开通，由此开辟了中国西南走向南亚并进一步通往西方世界的交通，沟通了中国与缅、印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大乱，黄河流域和河西地区先后被十六国和北魏占领，经河西走廊出西域的中西交通线因此阻断，西域也陷于乱局之中。在这种形势下，中西交通线路便移至南方，除南海道外，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便承担起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任务。这一时期的滇蜀道基本上沿袭汉代的蜀身毒道，从成都出发，中经云南，西通缅、印。这条线路在永昌郡又分为海路和陆路。海路出永昌郡，沿伊洛瓦底江至下缅甸出海，航行于孟加拉湾，在金洲(Khersonese)登陆，这是成都与罗马进行丝绸、黄金和宝石异物贸易的主要商业线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说：“掸国(缅甸)西南通大秦(罗马)”，《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三国时人鱼豢《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又记载说：“(大秦)又常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古波斯，今伊朗)诸国交市于海中。”罗马人在孟加拉湾金洲登陆，获得中国丝绸后，又加工为“胡绫”，再出口于安息诸国。陆路在永昌又分为两道：一条循弥诺江(Chindwan)至东印度曼尼普尔，再经北印度达于阿富汗，进行丝绸、黄金贸易；一条经上缅甸至东印度的阿萨姆地区，再抵孟加拉，进行丝绸、黄金、宝石贸易。通过海陆两路，成都丝绸大量运往西方，成都则从西方获得黄金、宝石以及香料等物品。除大量官方贸易外，蜀地商人亦踏着先秦至汉代的蜀身毒道，出云南至东印度阿萨姆地区进行贸易。《魏略·西戎传》记载说：“盘越国(按：《后汉书·西域传》作'磐起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印度)东南数千里，与益部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盘越国，或以为是孟加拉(Bengal)，以其古音相近，但从道里、风俗等分析，应为东印度的阿萨姆地区，即迦摩缕波国(Kāmarūpa)，也即《史记·大宛列传》所记“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的“滇越”。这条道路是蜀中商人同西方进行各种贸易的传统商道之一，在魏晋南北朝时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隋唐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的政治功能逐渐强化，更多地承担了境内外的进贡回赐和盐、绢丝交易等经济贸易功能。南诏建国后，大力发展佛教，与缅甸建立了密切的交往关系，保持了通往缅甸道路的畅通。南诏南接骠国，北连唐王朝，贞元年间，骠国使团献乐队伍前来中国的路线，就是沿着唐代宰相贾耽记载的中缅印路线进入大理的，“自羊咩城西至永昌故郡……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龙陵)……南至乐城……入骠国境，经万公等八部落，至犀利城七百里。……至骠国(指都城)……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又西北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南岸羯朱嗢罗国……西至摩羯陀国” 。献乐使团到达大理后，经成都到达唐都长安。这条线路正是唐代从蜀身毒道的起点成都经滇、缅入印度的通道。至明清，南方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走向低谷，尤其到了清代，原经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官方贸易多数转向广州和上海，但南方丝绸之路民间贸易仍在进行。关于古代中国西南与印度文明经蜀身毒道所进行的文化交流，这里列举以下几点加以说明。在三星堆遗址的外来文化因素中，来自印度的因素十分明显，尤其是海贝、象牙，其来源均为古印度。（1）从海贝看中—印交通。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来自印度洋的白色齿贝，这种来自印度洋的海贝在云南、四川的多处考古遗址中被大量发现，如云南昆明、晋宁、楚雄、禄丰、大理、曲靖，四川广汉、凉山、茂县等地，均有发现。把这些出土这种海贝的地点连接起来，恰好就是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的走向。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为打通汉王朝与大月氏的联系，派遣使者10余批，“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张骞在蜀郡和犍为郡发间使经由4条道路前往大月氏所在地区(其时大月氏已迁徙到乌汻水地区，即今阿富汗地区)，4条道路中，除冉、駹在岷江上游地区外，徙、邛、僰均位于犍为郡以南。这说明张骞是明确了解并且知道从蜀经由西南夷徙、邛、僰等地区，可以通往大月氏所在地。徙位于今四川汉源，邛位于今四川凉山西昌，僰位于今四川宜宾，这3地恰好是蜀身毒道东西两线的要冲。《史记·西南夷列传》还记载：“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汉武帝派出的使者到滇池地区后，“皆闭昆明”，“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遮挡了汉王朝使者前往身毒和大月氏的道路。巂、昆明的所在，巂位于今云南保山，昆明位于今云南大理一带。巂、昆明遮挡了汉王朝使者的道路，可见汉王朝使者的意图，是要通过大理和保山西去身毒和大月氏，他们所选择的这条早已存在的交通线路，就是蜀身毒道。《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永昌有“身毒之民”，说明从永昌到身毒的道路是畅通的。将蜀、犍为、邛、僰、巂、昆明与永昌和身毒连接起来，正是从蜀、滇通往印度的蜀身毒道线路的全程。（2）从象牙看中—印交通。在四川盆地的考古发掘中，迄今出土了不少大象的门齿、臼齿等，这些大象的遗骸集中发现于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除象牙外，在出土青铜器的造型方面，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座为4个象头，三星堆出土的一件夔龙凸目青铜面具实为凸目青铜人像面具(鼻作上卷的象鼻状)，还有一件戴象冠的立人像。除此而外，在彭县竹瓦街发现的商周之际的青铜器窖藏中出土了一件青铜罍亦有大象的造型。迄今的考古发现似乎说明，从商周之际以后，成都平原没有发现完整的象牙，在青铜器或其他器物的纹饰里也没有发现大象的图形。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一件水陆攻战铜壶，盖和身下部铸有各种动物图像，有牛、羊、猪、狗等，应是当时成都平原所见的动物，其中没有大象，似可说明大象并非成都平原的原产动物。如果说成都平原产象，那么为什么仅在商代和商周之际成都平原出现大象(整只，或象牙)，而西周以后却没有了呢？金沙遗址的象牙出土数量，从地层关系看，商周之际以后大大减少，充分表明了供应不足的情况，这与西周以后大象图像的消失是一致的。从成都平原的气候条件和物产来看，不可能是由于西周以后气候变冷致使大象南迁。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谷物以小米为主，三星堆文化时期小米和水稻并存，金沙遗址则以水稻为主，这从农业气象的角度说明了先秦成都平原的气候，即是新石器时代较冷，商代稍暖和，西周以后是温暖气候。既然在商代的气候条件下大象可以生存，那么西周以后更能够生存发展。但从考古发现来看，情况却恰恰相反，这说明大象并不是成都平原的原产动物。印度自古盛产大象，中国历代史册对此多有记载。在印度河文明著名的摩亨佐·达罗遗址里，就发现了象牙加工工业的繁荣景象，还出土不少有待加工的象牙。把成都平原出土的大量象牙，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成千枚来自印度洋地区的海贝，以及古蜀青铜剑形制的来源等加以联系，不难看出，成都平原大批象牙的来源地不是别的地方，正是古印度。而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埋藏的大量贝币，也应是二者象牙贸易的媒介。佛教传入中国西南的途径，学术界认为主要有南、北两条线路。北路由印度经西域和甘、青地区传入，南路由印度经缅甸、云南传入。由于四川据有形胜之利，既有长江沟通东西交通，又有横断山脉连接南北往来，于是成为江南和西域僧人往来传教的必经之地，并由此深受南北佛教的推动和影响。任继愈先生认为，四川地区广泛分布的早期佛教造像，最大的可能是通过云南输入。东汉时佛教造像南传，从印、缅经云南传入四川的情况，不但有近年在滇蜀道上发现的大量佛教造像予以证实，而且也与《华阳国志·南中志》关于永昌郡居住有佛教来源地的“身毒之民”等记载相吻合，其间关系绝非偶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丝绸之路滇缅道仍是长江流域与印度联系的主要通道，南朝僧侣同西域和印度佛教往来，都要在蜀地中转或暂住。大量高僧南来北往，东进西上，给蜀中佛教的风行增添了很大的激励力量。佛教艺术自东汉经南方丝绸之路滇缅道传入四川后，又继续向长江中下游传播，从而形成了早期佛教的南传线路。中国西南的道教传入印度，对印度的宗教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构成了印度密宗最主要的思想根基之一。中国道教起源于蜀，兴盛于蜀，而蜀地的道教也最早南传至印度。道家的哲学思想自先秦以来就在巴蜀地区长期传播，在蜀中的深厚土壤中长期生长，不断发展，到西汉之世，蜀中大学者如严君平、扬雄等，均以精通道学，耽于《老》《庄》而饮誉中华。宋人所说“《易》学在蜀耳”，真切反映了蜀中道学思想的丰富多彩和源远流长。到东汉时，中国最重要的本土宗教——道教在巴蜀地区诞生。至东晋，道教在四川地区已经相当兴盛，产生了鹤鸣山、青城山、峨眉山等著名的道家圣地，并且还向四面八方传播，向南即传入印度。道教对印度宗教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印度密宗与炼金术上。就如达斯古普塔所说，密宗既非来自于印度，也非来自于佛教，而是来自于远古与玄妙的哲理无关的宗教暗流，这股暗流应该就是中国的道教。道教传向印度是非常自然的事。佛教传入中国，曾长期和道教混杂不清，为了争取大众的接受，顺利传教，佛教僧侣也自觉地学习当地的宗教思想，将其融合进佛教。并且随着印度僧侣回国，以及中国道士赴印，将道教思想传到印度。印度的迦摩缕波国是密宗的形成之地，位于印度东部阿萨姆地区，迦摩缕波国即是中国史籍中所称的滇越，历史文献记载的商旅、僧人在中国西南与滇越间往来不绝，表明其间正是道教传入印度的主要线路。三、中—印历史文化走廊早在古代就已形成并日益繁荣的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呈带状分布的经济文化带或经济文化走廊。这条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其长期不绝的经济贸易、民族迁徙而形成广泛的文化交流，使得整个走廊的各区域文化显示出多种多样的特性，既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有互鉴、交融、创新的文化风貌，大大提升了地域文化的品位。这是整个古道上各区域共有的文化资源，也是将其整体开发、建设、利用的有利条件。中—印文化走廊由历史上形成的9条走廊重合而成。在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走廊中，曾诞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它们是：印度文明、古蜀文明、滇文化、蒲甘文化，以及一些次级文化如爨文化、南诏文化等。这些都是人类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具体表现物为文明遗址、出土文物。早在商周时期，古蜀地区便初步发展了与印度的陆上交通，成都丝绸通过上缅甸、东印度阿萨姆地区传播到印度和中亚、西亚以至地中海地区，这条国际贸易线路便是蜀身毒道，亦即南方丝绸之路，由此引起了丝绸之路的开通。成都平原销往南亚的代表性商品是丝绸。根据《史记·大宛列传》和《史记·西南夷列传》以及《魏略·西戎传》等的记载，蜀地商贾曾前往印度从事长途贸易，贩运“蜀物”。大夏(今阿富汗)人专门“往市之身毒”，在身毒“得蜀贾人市”，购进蜀布和邛竹杖。如果不是因为蜀物在身毒的畅销，就不可能吸引大夏人到身毒购买蜀物。这说明，蜀身毒道贸易是畅通无阻的直接的远程贸易。印度学者Haraprasad Ray教授在他的《从中国至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一篇来自印度的探讨》一文中说道，在印度诗人迦梨陀娑(Kalidasa)那个时代以前，中国纺织品的名字已频繁出现。Haraprasad Ray教授指出，Cinapatta在Kalidasa时代(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400年之间)，通称为Cinangsuka。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的早期阶段，它通称为Cinapatta，印度人对它的织质是不清楚的，因此他们称之为“中国布”(China—cloth)。Patta很可能是用亚麻或黄麻制成，因为整个东印度(inBhojpuriPatua)Pat-ta的现在形式Pat意谓“黄麻”。从织质和外观来看，它类似丝。同样的词Pat，阿萨姆语意指“丝”，这是由于阿萨姆的丝极其普遍的缘故。这种丝可能从中国传入，替换了亚麻丝或亚麻布，Patta这个词便用来专指由蚕茧制造成的中国或阿萨姆的丝绸，Patta(Pat，黄麻)在阿萨姆失去了其原始意义。早在公元前5世纪，丝绸一定已从中国传到阿萨姆。这也可说明，《史记》记载张骞在大夏所见贩自蜀人在印度销售的“蜀布”，梵语称为Cinapatta，这个名称应该就是四川丝绸从阿萨姆传播到印度广大地区后，为印度所接受的阿萨姆语言对丝绸的称呼。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走廊，最显眼的文化遗产是佛教文化遗产。有佛教发源地、南传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其内容之全面、分布之紧凑，在佛教传播路线上具有惟一性。“印度东部—缅甸北部—中国云南—中国四川”就是佛教南传的线路。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寺庙(学校)那烂陀寺遗址、灵鹫山释迦牟尼开坛讲经遗址、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成佛的菩提伽耶等佛教圣地遗址。中国古代的高僧法显、玄奘、义净都到这些地方参拜和居住过。缅甸北部、云南南部，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盛行之地，有世界三大佛教建筑遗址之一的蒲甘佛塔：2 000余座样式各异、高低不一的佛塔散落在蒲甘平原；而云南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寺庙建筑，则具有自身的特点，小巧精致，富于装饰。自云南保山向北，又见大乘佛教寺庙建筑，最著名的是大理鸡足山、成都平原峨眉山。鸡足山的佛教文化，融合了大乘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印度密教、儒家的文化元素，甚至大理地区本土文化的传统信仰元素，也以其深厚的、难以动摇的民族心理因素，融合到大理佛教中。大理佛教文化的这种特色，充分反映出大理在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走廊中所处的重要枢纽位置。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走廊分布着许多古城镇。由于地域、民族、历史等原因，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特色，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具有很高的旅游开发价值。成都平原的古城有成都、大邑、崇州、邛崃等，具有浓郁的川西平原风格。川西南的雅安、荥经、汉源、西昌，尤具古道雄关的风范。云南昆明、楚雄、大理、保山、腾冲、瑞丽，展现滇西风采，文化独特，是为要道枢纽。缅北有皇城曼德勒，第一古都蒲甘，印度东北地区文化发祥地古瓦哈蒂，圣河恒河的入海口加尔各答，印度教最重要的朝圣地之一因帕尔，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孔雀王朝的都城帕塔娜等，都是古道上最重要的交通、经济、文化的枢纽和中心。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走廊的古镇以四川的平乐、上里、新场、黄龙溪古镇，云南的巍山、和顺古镇等为典型，代表了川西农耕文化、水乡文化，大理南诏文化，边疆侨乡文化。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走廊是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茶文化源远流长。南方丝绸之路的成都—雅安段、滇—藏道，还一度承担了汉藏茶马贸易的使命，被后人称之为茶马古道。在蜀身毒道上，印度红茶享誉全球；深受藏民喜爱的云南普洱茶，如今焕发出新的生机；四川绿茶被白居易盛赞为“茶中故旧是蒙山”，产品全面，质量上乘，是茶产品的最高代表。各地各族创造的茶文化丰富多彩，有广为流传的诗歌、传说，传承至今的饮茶、食茶礼仪和习俗，加之茶马古道文化，构成了蜀身毒道风韵独具的茶文化。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走廊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玉文化。玉文化发源于中国，也是东方最古老、最神秘和最具人文品格的文化。云南、缅甸出产的翡翠，以及近年来新涌现出的黄石和其他新产品，与北方的和田玉及其他玉石分庭抗礼，撑起玉产品的半壁江山。以玉为重要元素的玉文化带，极大地丰富了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走廊建设的文化内容，提升了人文品格和艺术品质。中国、缅甸、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文化走廊，人们对黄金的喜好甚至崇拜的习性，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根深蒂固。四川的蜀文化、金沙文化以及云南香格里拉、滇池区域，都有着悠久的黄金文化传统。在印度、缅甸的宗教文化中，黄金文化登峰造极，体现得淋漓尽致，缅甸有世界上最大的金佛塔；缅甸吉谛佑金石头佛塔位于一座巨大的砾石上，而巨砾则坐落在陡峭的山崖边缘，据说与山崖并无接触，是前来祭祀的男子都往上贴金箔，逐渐形成金石头佛塔。缅甸曼德勒还有一座金佛像，前来祭祀的男子也都往佛像上贴金箔，以至于佛像上的黄金日益增加，大大超过建设落成之时的重量。在民众生活中，黄金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因此，在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走廊的旅游文化开发中，黄金文化开发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走廊的民族民俗文化，既是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具有很高的旅游开发价值。在这条民族走廊中，迄今有中国的汉、藏、羌、彝、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阿昌、景颇、拉祜、哈尼、基诺、傣、佤、布朗、德昂、苗、瑶等民族聚居其间。缅甸有缅族、克伦族、克钦族等42个民族，135个支系。其中克钦族跨中、缅、印而居，是缅北的主要居民，而布岛族以女性长颈为美，超长脖颈的习俗举世闻名。据不完全统计，印度东北部地区，共有分属于5个不同种族集团的160个表列部族及400多个部落和亚部落群。各地各民族都创造了与众不同的历史文化，展示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在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走廊建设中，抗击日本侵略的抗战文化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而且保留有很多纪念场所、实物。如史迪威公路、滇缅公路、密支那大捷和保山抗日烈士纪念陵园、畹町抗日烈士纪念陵园等；保山市博物馆中有关滇西抗战之中国远征军事迹、松山战役、腾冲战役、龙陵战役的资料及文物，以及松山战役遗址等内容。中印史迪威公路长1 222公里(从雷多到腾冲600公里)，始建于1942年，1945年初正式通车，其起点正是印度阿萨姆。它与滇缅公路一道，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滇西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滇西至今还保存了一些战争遗址、遗迹，是宣传抗战文化的好资源，它们与博物馆展出的文物一道，构成了抗战文化的主体实物。既是不忘国耻，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主义战争胜利的好教材。以史迪威公路、滇缅公路为纽带，把中国远征军事迹、滇西抗战、密支那大捷、腾冲战役、龙陵战役、松山战役，以及保山抗日烈士纪念陵园、腾冲国殇园、畹町抗日烈士纪念陵园等相连接，形成中缅印抗战文化带，将在中—印国际文化走廊的建设中具有鲜明特色。余论：中—印历史文化走廊建设中—印之间相互重合、多线一体的9条走廊说明，中—印文化走廊的各种历史文化要素，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而内涵深厚的线性文化遗产，完全符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2008年11月制定通过的《文化线路宪章》(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的有关定义。这是至今一份历史上形成、仍然存在于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一条从历史走进现实，从现实走向未来的国际文化长廊，应引起中、缅、印、孟4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建设。中—印文化走廊的建设模式，应在保护、开发、利用的原则框架内，以南方丝绸之路为载体，中、印、缅、孟4国通力合作，线性研究，全线开发，共同建设，利益共享。其建设目标，是将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作为中国西北—中亚丝绸之路“申遗”的延伸，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从而提升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即中—印文化走廊的品牌地位，以便进行更加深入广泛的开发建设。再进一步，开展全面的经济文化交流，建设和谐互动共荣的互惠共进型经济文化走廊。由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延续而来的中—印文化走廊即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走廊，是有着数千年深厚历史积淀的国际文化走廊，是中、印、缅、孟4国共有的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和巨大的历史文化财富。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下，在建设和谐友好邻国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的认识已经日渐被各国人民广泛接受的形势下继往开来，建设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走廊，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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