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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日有关科研项目资助，笔者有幸于2004年6月至8月赴日本东海大学作短期访学研究。东海大学地近东京，东京为日本主要图书馆所在地。访学之余，得日本友人渡部武先生、唐立先生、立石谦次先生并增田厚之先生等热心指点，又先后访书于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国家公文书馆和日本东洋文库等。除所习专业明清史学文献之外，亦倍加关注云南地方文献之访读。唯时间太短，故访寻效果实在有限。仅就访寻见闻，略具书讯一二，以为后贤续访者参考。此次访书唯限汉籍文献。众所周知，就立馆级别和藏书总量而言，日本公共图书馆所藏汉籍之多首推国会图书馆，次为东洋文库或公文书馆。始建于1948年的国会图书馆是日本唯一的国家图书馆。其总馆设在东京都永田町，下辖国际儿童图书馆（地在东京上野公园）、关西分馆（地在京都市精华町）等支部。国会图书馆的地位比较特殊，其馆长须经日本众、参两院协商并经国会批准后任命，享有国务大臣的特殊待遇。国会图书馆的藏书来自原帝国图书馆和原帝国议会贵族院、众议院的藏书，因此，该馆除了为公众服务外，也具有从资料信息方面协助国会立法决策的特殊作用。经过不断的扩充，其馆藏图书无疑居日本第一①。但由于该馆兼储不同语种的新旧图书，故其所藏汉籍珍稀版本则未必居日本之首。位于东京市竹桥附近的日本公文书馆，与东京御所（皇宫）隔街相望。学人习称为“内阁文库”。该馆始建于1873年，以当时接管的德川大将军的“红叶山文库”为其基藏，1884年，定名“太政官文库”，实为日本明治时期的国家图书馆。1885年日本废“太政官”，改设“内阁”，始称“内阁文库”。1959年，日本学术会议会长致函总理大臣，为防止政府日益增多的公文档册的丧失，更为方便公众利用，建议成立“公文书馆”。经多年筹划准备，1971年经国会批准，正式设立“公文书馆”，隶属总理府。同时将原属“内阁文库”的旧藏并入该馆。也就是说，该馆不但藏有明治维新以来大量古籍善本，又兼储日本现代公文档册，故名“公文书馆”。由于其建馆历史最长，其所藏汉籍珍稀古本也最称宏富。据有关专家统计，该馆现藏汉籍18.5万册，其中宋刊本29种；元刊本75种；明写本11种；明刊本4678种。其中约有1500种已不见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②。东洋文库位于东京市驹込駅附近，门面极小，貌不惊人，如果无人指点，料想不到这就是号称“亚洲文献宝库”的重要图书馆。东洋文库的第一批藏书原属中国北洋政府的英国顾问莫里逊私人收藏品。莫里逊1897年以《泰晤士报》通讯员身份来华，工作之余，他锐意收集有关中国、远东和南洋各国的文献资料，共得两万五千多件，藏于北京私邸。1916年前后，他决定出售这批东西，曾先后商诸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荷兰公使馆。当时中国学术界也主张买下这些藏品，但却无能为力。消息为日本横滨正经银行总裁井上准之助得知，他与日本三菱财团巨头岩崎久弥商定，于1917年夏由岩崎派东洋史专家石田干之助等人来华与莫里逊当面砍价，最后以三万五千英磅成交。从天津塘沽起运日本。岩崎以此为基础，又拨巨款充实馆藏，遂于1924年设立东洋文库及相关研究部，成为日本独特的藏书兼研究性质的图书馆。顾名思义，东洋文库以亚洲各语种图书为主要特色，计60多万册。就其汉籍文献而言，又以唐宋写本、历代书目、方志族谱等图书为其主要特色③。从以上三馆所编汉籍书目观之，涉关云南古代和近代的书籍当首推东洋文库的种类最多。本文按云南地方文献在日本汉籍中的几种著录形式介绍，这也是我此次日本访书的基本思路和工作路径。原刊原抄本。我们能从日本各大图书馆及著名高校图书馆所编藏书目录中直接检出涉关云南的一些文献。但前提是作者、书名、刻抄单位的著录情况比较明显，使人一看就知道这书属于“滇学”范围；其次，我们必须大体熟知该书在云南或国内的存亡情况，以免重复劳动。我在访书时手里随时翻检方国瑜先生《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一书，并核之以《云南省图书馆馆藏地方文献目录》等相关书目，虽然如此，仍不免出错。据东洋文库馆藏汉籍书目，该馆著录直接涉关云南之书约37种，但大多数省内、国内也有，只是有的版本不同而已。属省内亡佚者或有数种，举说一二，有待大家研究证实。如[清]庆宝等《奏稿残》，抄本。该书残存其奏稿之卷九～卷十六，共六册。封面题“云贵总督任内”，时间署道光元年三月中旬～六月上旬。考庆宝其人，一作庆保，据《清代职官年表》知其任云贵总督时间与该书吻合，则此《稿》出庆保不误。其内容大多涉及大姚、永北、川黔军事、治安及土司问题。如《片奏俟移交督篆仍赴永北督剿事竣赴京》、《片奏裁革土司》、《奏筹办永北大姚善后事宜分拟条款》等。该书对研究晚清云南社会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又如，[清]雪渔氏《鸿泥杂志》四卷，道光刻本，笔者早年曾于北京图书馆读过此书之残本，此当为足本。内容广泛涉及滇中、滇西北丽江等地社会文化及自然风物。如记云南贡院一条曰：“省城贡院在五华山北麓，地势极高……号舍坚固高敞，为天下最。内层（按：即内簾）衡鉴堂（按：阅卷处）有鄂西林相国题联云：'文明当极盛时，亿万年声教不须润色尽属太平；赏识在风尘外，廿三郡人材一经品题，便成佳士’。盖滇省从前原系二十三府，今始定为十四府也。”这对于研究云南贡院或有所补益。再如记马龙某茶馆联语一条云：“马龙州西凉浆塘，有庙在路旁，僧人于庙厦卖茶。有额云：'冷然善也’。联云：'尽可逍遥，忙什么，得坐且坐；何须烦燥，渴急了，有茶吃茶。’庙周围竹树荫森，爽人心目。”可证当时滇东北文化逸事。又如《滇司出入款目》，一函四册，光绪抄本，属晚清云南政府档册，用朱丝栏稿纸直接填写而成，内容主要涉及云南当时兵制，驻军防卫情况，官员养廉银、盐井、金厂、银厂、书院、科考支出等。其中尤详于兵制和军费支出等。例如，据该书知，当时云南各地绿营兵丁共三万九千七百六十二名，每年支银六十三万五千七百余两。笔者注意到其中用于热武器（所谓“造药铅”费）的开支却极少。如督标支银仅二百两左右；抚标支银仅一百四十两左右。而总督个人的养廉银高达九千一百两；巡抚的养廉银也高达四千两左右。足证晚清云南军事设备的落后和经费分配的不合理。又如，东洋文库共藏有云南昆明、大理等地刻印的伊斯兰文献17种。大多数是中、阿文对照的宗教经典或传教宣传品，也有少量可供历史研究，如《咸阳王抚滇绩》，光绪时昆明马万选增刻本，初刻于嘉庆年间，首序又收录康熙年间昆明教谕刘发祥序文一篇，该书记赛典赤治滇历史，别录杨—清赞赛氏诗一首。看来是云南编刻的关于赛典赤的系列著作。经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唐立先生指点，在日本内阁文库，访得明人闵洪学著《抚滇奏草》一书。方先生《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曾据天启《滇志》引述此书，因未见原书，故语焉不详。此书之复制本云南大学陆韧老师已先见读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但原本藏于日本内阁文库。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不著录此书。此书原铃有“佐伯侯毛利高标字培松藏书画之印”一方，朱文，篆章。考毛利高标其人，为日本丰后佐伯藩藩主，他擅长古籍版本，富有藏书。1828年（日本文政十一年）其孙子毛利高翰将其祖父珍藏之汉籍数万册献给江户幕府，明治维新后，归内阁文库。内阁文库书目著录该书为：天启刻本，有误，因检读该书第十二卷《叙功》一文中有“崇祯元年二月初九日奉旨……”一语，是知为崇祯后刻本无疑。书共十二卷，装为一函十二册，保存完好无缺，刻工亦称精良。书前有刑部左侍郎沈演、云南巡抚朱泰祯、同邑朱国桢三序。为作者抚滇时奏疏、文告汇编，时间起自天启二年四月初八日，迄于天启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正文）。每《疏》下注明年月日，颇便检读。考作者闵洪学，字周先，号曾泉，浙江乌程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其先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天启初年，滇黔地方动乱，道路堵塞。天启二年十月，特将闵氏由福建布政使擢为云南巡抚。闵氏临危受命，间道来滇。他不但以剿抚兼施的方法迅速平息了动乱，而且在此后长达六年的任内（大约天启七年卸任）为稳定边疆和发展云南社会经济作出了不少贡献。（天启）《滇志》卷一《总部沿革》和卷五《建设志》有关于闵氏行政活动的零星记载。卷二十二《艺文志》著录其同僚云南巡抚朱泰祯等与闵氏唱和诗作。或由于闵著《抚滇奏草》流散较早，该《志》之《疏奏》类仅著录闵洪学《请开粤路疏》一通，其余如《请滇路粤路并开疏》等八《疏》均著录为“前人”之作，今特为正名④。1、当时滇东北军事活动；2、吏治整顿情况；3、官吏的迁升罢黜；4、土司活动；5、沐氏与流官之间的矛盾；6、作者自己的政迹；7、城建与教育；8、铸币与经济问题；9、自然灾变纪实；10、云南一段时期的总体情况（类似今天的工作总结）；11、涉关明中央宫廷活动（如皇太子诞生等）。总之该书不但广泛涉关这一时期云南诸多社会历史问题，而且较为完整真实地记载了一位地方大员的工作历程，内容十分丰富。如能将其整理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例如卷二《议移平夷右所建城疏》，建议将原属曲靖卫的平夷右所衙门移建至川黔要冲交水旁边，“凭险筑城”。并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新筑卫城的好处，有益于研究当时云南设立众多卫所新城的普遍原因和特征（如新据点、省兵、安全、招徕流人等），又如《参沐副总兵疏》记载了沐氏家族与流官之间的种种矛盾，又如，《地震疏》记载了昆明、大理先后出现强烈地震的具体情况，又如卷九《条答钱法疏》，时间署：天启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详记当时作者等在云南铸造钱币、废换贝币和推行铜钱的过程等。限于篇幅，有关此书之详细情况笔者将另撰专文讨论。大型丛书本。我们知道，中国古籍大多以丛书的形式著录，因此，访寻云南地方文献必须对丛书这一文献群落倍加关注。由于多钱善贾，日本各大图书馆也藏有台湾、香港以及大陆出版的不少大型丛书，这些丛书中也自然有不少涉关云南的好书。只是访寻这些书比较困难，需要充裕的时间来认真检读。因为收入丛书中的不少书，虽然与云南有关，但未必能直接从其书名上看出来。笔者这次主要在东海大学图书馆检读了台湾印行的几种大型丛书，得到一些零散的信息。例如，由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从1978年开始，分年分编影印的大型丛书《笔记小说大观》，用台湾公私藏书为底本（含大陆出版的笔记）编为正、续二编，收书约230多种；又，台湾广文书局有限公司用同样的方法影印出版的《笔记丛编》共六编，每编收书10～30种不等，这就使我们能看到不少大陆亡佚的笔记。笔者通观上述两大丛书，访得涉关云南社会历史的笔记131种。归国后核之《中国丛书综录》，初步发现其中明人笔记如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⑤、清人笔记如李澄中《艮斋笔记》、伊园主人《谈异》、卢秉钧《红杏山房闻见随笔》、童槐《今白华堂笔记》、柴萼《梵天庐丛录》、胡源祚《採异录》、陆云锦《芝庵杂记》、许叔平《里乘》、高承勋《松筠阁抄异》、王兆云《白醉琐言》、周晖《二续金陵琐记》、芝秀轩主人《酒阑灯烨谈》、吴元相《松尘燕谈》等并未著录于大陆主要丛书之中，足证其并非广为流传之书，值得进一步研究。上述笔记作者或宦游云南，或读书所及，皆于其著作之中记有滇云社会史事。我们又略可将其内容大体分为以下两类。其一为纪实性内容。它们大多根据作者亲身经历或依据资料写成。如晚清柴萼《梵天庐丛录》卷九《蔡锷》条，记蔡锷某日本同学混入护国军，欲密谋破坏护国军事行动而为蔡锷所除之事，似不见于他书所记。卷二十一《判》之八记录晚清云南蒙自县令惩处某贪酷虐妻罪犯的判文，声情并茂，实属难得一见的优秀公文。卷十八记曹树翘与《滇南杂志》一条云：“上海曹树翘《滇南杂志》二十四卷，成而未梓……汪瑶庭令上海，曾访得其旧稿，字皆工楷，无一笔苟且，亦可见其致力之勤矣。唯十八、十九二卷阕，十四卷亦蠹食过半，句读不可属。瑶庭令人重行编补，将鸠工梓之，而忽卒于任所，事亦以罢。其稿为一书吏携去。今不知在何许也。树翘于清代颇有声沪渎垒。尚有《续滇考》、《滇小记》、《苗蛮合志》等若干卷，则早已亡佚。”这段材料对于研究《滇南杂志》和确定曹氏其他著作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⑥。又如卢秉钧《红杏山房闻见随笔》卷二十记云南气候物产、记滇黔地区的苗、仲家、倮倮等少数民族婚俗歌舞；卷二十四据《隋书》等考释“八诏”，称“矣川”、“罗识”二族并“六诏”合为“八诏”，可备一说。又如吴元相《松尘燕谈》卷十一记清初云南书法家虞世璎（虞山）的遭遇和兴衰史，同卷记云南石屏张汉（月槎）以七十高龄应乾隆“博学鸿词”特科之事⑦，同卷记吴揩官保山及中缅战事、记晋宁李因培（鹤峰）联语等等。其二为传说性内容。它们大多根据前人之说或民间传说改写加工而成。其所记内容虽不免具有荒诞的成分，但如作者亲历云南采集而成，不少内容亦可概见当时社会民风等。如《三家村老委谈》之《云南巡按》条记明代某御史巡按云南贪脏枉法而遭天谴的传说。又如，伊园主人《谈异》卷二《牛蹄泉》记说昆明西山“孝牛泉”故事原型；卷一《科场题目豫定》六则之一涉及云南乡试内幕；卷三《某太史》记云南白盐井人居官北京与某伶女的爱情故事；《墙有手痕》、《泥沙帽》记云南杨林等地的慈善义举人物等，皆有一定参考价值。又如《里乘》卷三《徐霞客》记徐霞客旅行传奇和嫁妾生子之事；卷八《张静山观察折狱》记云南名宦张其仁在四川等地侦破审断奇案为民伸冤的故事。又如《採异录》中《矣烈妇》记云南㠄峨某少数民族佃农之妻矣氏不畏强暴、忠贞不屈的故事；《杨娥传》记明末清初黔国公幕下杨鹅头、杨娥和张小武夫妇三人抗清及刺杀吴三桂的传说等等。此外，台湾刘兆祐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共三编，影印台湾各地珍善图书而成，1986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其中第三编第一辑影印《闽禀底稿·滇禀底稿》二种，稿本，原书藏台湾所谓“国立中央图书馆”，不著撰人。收录光绪七年至光绪二十三年之间福建、云南二省地方官信函、折子共600余件，内容广泛涉及当时政治、经济、近代工业、中外关系、世界局势、边疆民族等。省内有关研究论著尚不见称引此书，故对于研究云南近代史无疑十分重要。又如，台湾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影印坊间稀见明人传记数十种，分学林类、名人类、遗逸类、艺林类、综录类编排，对于检索明代难检之宦滇或地方历史人物的传略极为方便。又如，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亦有不少涉及云南历史的内容。和刻汉籍本（含朝韩刻本）。众所周知，日本、朝鲜和韩国很早以前曾使用汉字刻印书籍。由日本编刻的汉籍书世称“和刻本”，数量不少。对此，前人已有编目可按，如日本西村元照编有《日本现存清人文集目录》（东洋史研究会，1972年朋友书店出版），[中国]王定平编有《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等。笔者所见到的和刻汉籍分为二种：一种全部用汉字；一种是汉字旁标注日文，但基本上不碍阅读。前者如[日本]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籍文集》，丛书，收录日本所刻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国重要诗文集。如第十七集录清初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十六卷，其中卷三《冶山堂文集序》一文，涉及作者与滇人肖絧若之关系；卷十四《蟒将军传》，涉及宦滇名将蟒吉图生平。后者如《和刻本汉籍随笔集》，大型丛书，收录日本历代（主要是近现代）来华人士旅行见闻笔札，以及中国历代（以明清为主）重要笔记等。这些著作也有不少涉及云南的内容。例如，[日本]米内山庸夫著《云南四川踏查记》一书，收入日本《明治幕末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0卷。作者自序称明治四十三年，经上海、香港、河口入滇川旅行。全书分为两编：第一编纪行（按时间记旅途经过）；第二编调查，以类编方式记滇川山水、交通、人文、艺术、碑刻等。另附河口、滇池、昆明等地形风俗图片。该书关于滇越铁路的记叙也很详尽。[日本]上塚司著《扬子江之上》，收入日本《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12集。据卷首各《序》得知，作者为南满铁路职员，任职期间曾游历扬子江各省。该书卷首有孙中山、张謇、唐继尧等名流题词。其中《蜀滇路道中记》、《云南记》两章涉及民国初期滇川历史、地理、交通、民风等内容。同时也附有当时云南昭通、昆明等摄影图片。笔者回国后，蒙云南大学潘先林老师告之，上述两种笔记中的一种云南大学已有藏本，可供研究。此外日本图书馆也藏有不少韩国出版的汉籍图书。如韩国林基中编辑的大型丛书《燕行录全集》，100巨册。2001年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影印出版。收明初至晚清，朝鲜国使臣出使中国经历北京（故称“燕行”）等地的自撰著作，主要涉关明清时期北京、东北、山东等地史地风物和两国关系等，但亦间有关于云南之记涉。如第60册录朝使柳得恭《热河纪行录》，记咏乾隆时云南普洱茶作为贡品招待外国使臣的事实；第71册记涉“滇铜”运京、制钱等历史。因为时间关系笔者没有对这套大书认真检读一遍，此诚憾事。最后，笔者想顺便说一下日本访书最深切的一点感触。那就是日本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大学图书馆，其服务功能和态度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首先体现在入馆手续非常简便。例如，其国会图书馆明文规定（实际亦然）：凡年满十八岁的人皆可排队入馆读书，并无国籍、职业乃至等级身份之限。所有图书馆凡看书一律不收费。其次，他们的工作人员也大多业务娴熟，尊重读者，热情周到。给我的东瀛读书时光留下了极好的印象。① 参见日本国会图书馆编印《日本国会图书馆简介》折页（中文版），该馆编有不同语种的《简介》折页，入馆读者可自行取阅。②③ 参见严绍璗先生《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又，日本公文书馆、东洋文库入馆简介折页等。④ 检读（天启）《滇志》卷二十二《艺文志》第十一之五《疏奏》类，计有《请滇路粤路并开疏》、《条地方事宜疏》、《条滇黔事宜并庄田照旧归有司疏》、《条上卫事疏》、《极言滇事疏》、《处置夷情顺逆疏》六通之作者署为“前人”，实为闵氏之作。而《条答钱法疏》、《援黔请饷疏》二通之作者亦署“前人”，但其起首语有云：“准抚臣闵洪学会稿……”云云，则为其同僚转引之奏稿，非闵氏原文。识此待考。⑤ 检《中国丛书综录》著录徐氏《花当阁丛谈》、《三家村老曲谈》二种，后者按分类属戏曲类著作，与此书无关。⑥ 方国瑜先生《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二册621页著录曹氏《滇南杂志》甚悉。惟于该条下附说《滇小记》、《续滇考》、《苗蛮合志》、《滇南笔记》、《南游杂录》、《重订滇考》六种，称：“并见《滇南杂志》，不言作者姓名。”今据柴氏所记，则《续滇考》、《滇小记》、《苗蛮合志》仍为曹氏所著，识此备考。⑦ 按，清朝共开三次特科考试。其一为康熙十七年至十八年，称“博学鸿儒”科，取中五十人为翰林官，不闻有滇人与试。其二为乾隆元年，称“博学鸿词”科，取中十九人，云南石屏张汉中式。其三为光绪二十九年，称“经济特科”，取中云南石屏袁嘉谷为状元。可证清中叶以后云南文教发展之一斑。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朱端强，男，汉族，1951年1月生。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学史、云南地方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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