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学人合力出版　旧时文献今露真容

《天津图书馆藏稀见日本文献》，全120册，主编为李培（天津图书馆馆长），副主编为张宝三（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林登昱（台湾古籍保护学会会长）、李国庆（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

天津图书馆所藏日本文献达6万余册（专置于“日本文库”），其类别涵盖文学、语言、历史、传记、哲学、宗教、天文、地理、政治、法律、军事、社会、文化、科技、工业、商业、医学、物理等，种类繁多。这套丛书选出文史哲类（两岸均未见著录者）1000余种（近2000册），作为整理出版的重点。

上海师范大学石立善教授在《天津图书馆藏稀见日本文献》首发式上，对这套丛书的价值与意义有如下评述：第一，该丛书所收书籍稀少珍贵，有不少书现在即便在日本也很难找到，比如高木八太郎的《支那哲学讲话》和斋木延次郎的《支那批评哲学史》，这两部书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连其母校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也没有收藏。总体来讲，的确配得上书名中的“稀见”二字。第二，所收文献具有社会思想史意义。他认为，该丛书中有很多是“教养类”书籍，用中文讲就是“公共教育类”（台湾称作“通识类”）书籍，如《女子汉文读本》《支那历史问答》《帝国汉文读本》《朝鲜文学选集》等。此外，还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书籍，如《独逸史》《罗马史论》《英国文学史》等，这些普及性、教育类书籍反映了当时在津日本侨民乃至明治、大正时期及昭和初期日本人的价值取向和关注点，无论从教育史还是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而言，这套丛书都给近代日本研究领域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天津图书馆藏稀见日本文献》序（节略）

□天津图书馆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1895年，清政府派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订的这个《马关条约》，确定在天津设立日本租界，经过勘查和交涉，直至1900年才建立管理机构，1903年后日方开始管理日租界。

坐落在日租界的天津日本图书馆创建于清代光绪三十一年（1905）8月，是供在天津居住的日本人使用的公共图书馆。1945年日本投降，日租界被中国政府收回，该图书馆被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移交给天津市教育局。天津解放后，该馆藏书入藏天津图书馆。由于诸多原因，天津日本图书馆的藏书自1945年后的50年内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一直没有进行编目整理和对外公开。

1991年天津图书馆新馆建成，这批原天津日本图书馆的藏书一并搬入新馆，这为整理利用这批藏书带来了转机，天津图书馆着手开展整理工作，国内外研究中日关系史的专家学者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1995年和2001年，天津图书馆先后两次与日本万国博览会基金会合作，双方投入专项资金，彻底整理原天津日本图书馆旧藏的4万余种8万余册旧版日文图书。一期合作项目包括“日本文库”藏书整理及编制出版书目。我们编辑出版了一套“天津图书馆日本文库书目资料丛编”三种，包括《天津图书馆馆藏旧版日文书目》《天津图书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和《天津日本图书馆馆史数据汇编》。执行项目期间，我们把原天津日本图书馆的藏书，定名为“天津图书馆日本文库”藏书。二期合作项目包括“日本文库”藏书书目资料建设，其成果分别在天津图书馆网站和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简称NII）网站上发布。经过双方两期合作，完成了天津图书馆“日本文库”藏书基础整理和书目数字化建设工作。全部藏书对外开放，供广大读者使用。

原天津日本图书馆旧藏的7万余册旧版日文图书，数量大、种类多、价值高。日本万国博览会基金会派来的日本文献学专家进行抽样调查后认为，在这批藏书当中，有近30%属于在日本难以见到的稀见图书。现仅举一例进行说明。 

天津日本居留民团为我们留下了一批记述天津日本居留民团情况的详细资料，包括天津日本居留民团编印的年度事务报告书、居留民会议记录、居留民临时会议记录及纪念册等。我们将这些资料汇编成一部《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正式出版发行，受到学术界欢迎。

《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汇集了“日本文库”珍藏的天津日租界行政管理机构——居留民团的年度事务报告书、居留民会议记录、居留民临时会议记录及纪念册等，起止年代为1908年至1945年，中间略有缺失，年度事务报告书缺11个年度，会议记录缺3个年度。据初步考察，1915年、1921年和1922年皆没有编写年度事务报告书和会议记录，因此总共仅缺少8册。难得的是，2004年有关研究者在日本多方寻觅，又查到了3册，现已归入其中，使其基本完善。居留民团年度事务报告书和居留民会议记录均为铅印本，每年1册。居留民会议记录是当年历次会议的详细记录，涉及广泛，具有连续性和诸多细节，十分生动。《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还收录了日租界不同时期的法规制度、行政管理条例、税收规则、预算决算书，以及附属于居留民团的天津公益会的相关数据和档案等。这些原本散存的数据与档案，经过专家的编辑整理更为完整和系统，且具有唯一性。天津图书馆有关人员集以上资料之大成，经过编辑整理后交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洋洋数百万字，汇编为精装11册。

之所以称其具有唯一性，是因为经过图书馆和专家多年在中国和日本查找，天津图书馆保存的天津日租界居留民团的年度事务报告书、居留民会议记录和居留民临时会议记录等，无论是中国或者日本的国家和地方档案馆，还是日本国会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及地方和各大学图书馆都没有收藏，更谈不上系统性。迄今为止，仅从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的《在支帝国专管居留地关于杂件—天津ノ部》和《支那国内事情关系杂件》中艰难地查阅到十余册事务报告书，估计是当时天津居留民团上报给日本外务省的文件。因此，天津图书馆“日本文库”所藏以上资料数据，在系统性、完整性和数量方面都可以说是世界仅存，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目前，学术界十分注重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视角研究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制定背景、演变和实施，研究各个时期日本在华的活动。然而，对日租界和在华日侨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系统完整的档案数据，尤其是日租界管理机构和反映在华日侨思想、言行的原始资料。天津图书馆“日本文库”的前身是日租界的公共图书馆，其主要服务对象是在天津的日本人，图书来源除了购置外，还有机关、团体和个人的捐赠。当时的天津，是日本对华侵略的基地。与其他城市相比较，天津的日租界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管理机构最完备，基础设施最健全。在这里居住的日本人身份繁杂，既有中国政府顾问、军事教官、外交官员、军事情报人员、军人、商社银行和企业代表、工人职员、律师报人，也有娱乐服务业的裁缝、厨师、艺妓、佣人等，从事着各种活动。所以该馆的藏书中有相当数量是针对中国的，包括日本人在中国的游记、调查，中国的经济和物产等各方面的介绍，以及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等，反映了日本人在海外的工作和生活等各个层面。

值得重视的是，《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为中外学者研究中日关系史，特别是为研究在华日本租界和日侨作出了颇具开拓性的贡献。在日租界，居留民会议类似于议会，其委员由居住在这里的居民选举产生，每年召开多次会议研究和议决日租界的管理事务，制定各种法规和制度，必要时还要召开临时会议，议决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历年的居留民会议记录详细系统地记录了每次开会的会议议程、各位委员的发言内容、讨论情况和议决内容。而居留民会议的委员以日侨为主，他们将租界视为本土，尤其是在天津从事经济活动的日侨，具有相当的移民意识，一旦遇到触及日本国家、侨民荣誉和利益的事件，都会积极行动起来，采取较为强烈的举动；他们无论从自身利益考虑，还是从日本国家的立场出发，积极参与租界的管理。因此，研究和分析历次会议的全部过程，可以展现日侨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的真实态度，了解各项决议的形成过程，系统分析他们的政治见解、经济活动、思想和生活情况。居留民团是日租界的行政管理机构，是居留民会议所形成决议的执行机关，设立了庶务部、财务部、学务部、土木部、卫生部等，相当于日租界的“政府”。天津居留民团年度事务报告书，是每年的年度总结，并上报日本外务省。早期的事务报告书是根据其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分门别类地对当年工作进行总结，并附有收支统计总表、日本人负担统计表、在此居住日本人人口和职业的统计等。上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务报告书，除了保持原来的附录部分外，内容逐年增加，对历年居留民团作出的决定都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如日租界与英法租界在巡捕、税收等方面的比较，天津事变的经过和处理，历次抵制日货运动的对策，日侨的示威活动，地价的统计，公共设施的建设，公营事业的契约，预防传染病和灾害赈济等，也就是说，所有行政管理事务都有记录，成为研究日租界的权威性珍贵文献。

天津图书馆十分重视馆藏“日本文库”藏书的基础整理、文献开发和宣传工作。早年与日本万国博览会基金会的合作，为以后开展各项工作打下了基础。编纂出版的“天津图书馆日本文库书目资料丛编”3种7册和影印出版的《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均为学术界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检索手段和原始资料。    

最近，我们与台湾经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合作，深度系统开发“日本文库”藏珍贵稀见学术著作，拟分集编辑出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系列丛书出版发行后，会受到中日学术界的普遍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