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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回族政治家忽辛在云南的改革 曹 相 内容提要：忽辛是元朝回族著名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的第三子。他继其父兄之后出任云南行省右丞（第一副省长），主持全省军政事务。面临云南宗王势力膨胀，行省权力削弱的复杂局面，他不避权势，废除弊政，坚持云南的改革和建设，巩固了行省政权，进一步减轻人民负担，正确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宾服了邻邦，维护了云南的安定局面，对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一个杰出的回族政治家，改革家。 关键词：回族政治家；忽辛；云南；改革 忽辛是元朝历史上继赛典赤·赡思丁和纳速剌丁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回族政治家和改革家。其父、兄先后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他们创建和巩固了云南行省政权，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教化云南各族人民，推动了云南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受到云南各族人民的尊敬与爱戴。1279年，赡思丁病逝于云南任上，史载“百姓巷哭”[1] “远近如丧考妣”[2] “邦之父老，请诸朝刻石颂功，立庙祀之”[3]。1291年，纳速剌丁调任陕西，云南人民按当地风俗“范金为像祀之”[4]。此后，云南政局呈复杂局面，宗王势力重新膨胀，行省面临严峻考验。忽辛此时出任云南行省右丞，主持全省军政事务。他不畏权贵，大刀阔斧地在云南废除弊政，“革而新之”[5]。在困难的环境中继承了父兄的事业，对云南经济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愧为一个政治家、改革家，其作为更具有时代性。然对其政绩专论者少见。本文对忽辛在云南推行的改革及作用进行评述，以使其历史功绩不被淹没，同时对目前进行的改革开放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 忽辛，生年不详。赛典赤·赡思丁第三子，纳速剌丁之弟。元世祖至元(1271——1294)初年，因系功臣世家之子而充任宿卫，由于善言辞，深受忽必烈喜爱。1277年，任兵部郎中。第二年，出任河南等路宣慰司同知，并初显才华。当时，河南一带社会秩序不太安定，有人聚集山林，劫杀过往行人。官府派军队镇压也收效不大。忽辛把招安这些人当作自己的责任，他派人去做工作。不久，就有人前来归顺。忽辛命管理户口的官员把他们的姓名登记在户籍册上并以诚相待。忽辛对他们的信任，使他们很高兴。还留在山林里持对抗态度的人听后，都“相继款附[5]。初露锋芒，便显示出忽辛宽宏的胸襟与过人的胆识。 1284年，忽辛被授云南诸路转运使，第二年调陕西道，又一年，任燕南河北道宣慰司同知，不久，任南京总管。1293年，受两浙盐运使。1297年，任江东道宣慰使，调陕西行台御史中丞，再改云南行省右丞。1304年，忽辛调离云南，出任四川左丞，又改浙江行省。1308年，拜荣禄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第二年，以母老谢职归养。又明年（1310）正月去世。1328年，赠守德宣惠敏政功臣、上柱国、雍国公、谥忠简。 二 忽辛任职云南的时间前后不逾十年，可却是在复杂而严峻的局面下主政云南的，这便是宗王势力在云南的重新膨胀，以及他们在云南的残暴统治。早在1276年，忽必烈为加强对云南的统治，曾封其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镇大理、善阐、茶罕章、赤秃哥儿、金齿等处”[6]。1273年派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建立行省，稳定局势。但为时不久，忽必烈为了监督和限制行省权力的扩大，于1280年续封也先帖木耳为云南王，并于1285年下令：“事不议于云南王也先帖木儿者，无辄行。”[6] 接着，于1290年首封甘麻剌为梁王，其权利比云南王更大。1292年，甘麻剌改封晋王，其子松山袭封梁王。此外，云南还有一些没有名号的“诸王”（元帝宗室）。元代的诸王在其食邑和王府管辖范围内有绝对的权力，保留了蒙古贵族较多的落后因素，并不受行省约束，而是听命于云南王或梁王。王府的开支完全由云南行省承担，成为行省财政上的一大负担。梁王或云南王还统领着云南的蒙古军和各级政权机构的达鲁花赤，经常以皇帝代理人的身份在云南进行统治，他们可以干预和监督行省的一切事务，而行省却无权干预他们。同时，诸王们凭借着特殊权力，在云南广占资源和良田，掳掠人口，仗势欺压人民。弄得人民“室无宁居”[5]。更有甚者，马龙州土酋勾结外人，策动叛乱，也得到梁王的包庇。王府俨然成为行省内的独立王国，行省与诸王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日益尖锐化。 宗王专权自恣，统治阶级对云南各族人民的剥削与压迫加深加重。1301年前后，李京写成《云南志略》，虞集为之作《序》说：“为（云南）吏者，多缴幸名器，无治术，无惠安遐荒之心，禽兽其人而渔食之。甚者，启事造衅，以毒害贼杀。”统治者竭泽而渔，必然引起各族人民的激烈反抗，已经缓和的社会矛盾又趋激化，云南社会面临新的动荡，忽辛就是在这样一种局势下，以右丞身份来主政云南行省的。 忽辛曾于1284年出任云南诸路转运使，但第二年便调任陕西道。当时，他的长兄纳速剌丁以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主政云南，忽辛对云南有了初步认识。1297年，忽辛任陕西行御史台御史中丞，陕西行御史台管“云南肃政廉访司。”[7] 大概是由于其父、兄长期主政云南和他曾历官云南等特殊关系，忽辛对当时云南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一上任便有针对性地提出种种改革措施。《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附《忽辛传》说：“再改云南行省右丞。既至，条具诸不便事言于宗王，请更张之。”不想为梁王拒绝。忽辛资历微浅只有借助元成宗的力量。于是与行省左丞刘正亲赴京师面奏成宗铁木耳，请得圣旨命宗王“协力施行”[5] ，“由是一切病民之政，悉革而新之。”[5] 首先，整顿行省的赋税收入，忽辛“按朝廷原额所无者，悉籍为民”[5]。去掉梁王府“宿卫”三之二，把他们重新编为民户，负担行省的徭役，减轻了国家的俸禄支出。他还划定地方为梁王府的草场，解决了王府随处放马，牧官随意住百姓家食宿的弊政，“民以得安”[5]。同时，忽辛严格按编制军队的花名册，查实军需仓库所在地，采取轮番供应的办法，分批支给军粮，杜绝了官吏舞弊现象。 文化教育方面，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平章政事时，在云南“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书，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1]孔庙落成之日，盛况空前，“仍择官民子弟之秀者以补学生，命蜀士王君荣午充官以董之，使肆业焉”[7]。并为学校“拨田五顷（500亩），以供祭祀教养”[5]，作为孔庙开支费用。后学田被大德寺霸占，忽辛根据庙学原来的田契所数目，全部夺回来还给学校。并下令云南各府州县遍立庙学，选文学之士为之教官，因此“文风大兴”[5]，进一步推动了云南文化教育的发展。 云南是少数民族较多的省区之一，正确处理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关系，对于巩固行省政权和安定社会秩序至关重要。忽辛处理与云南地方势力的关系，并不拘泥于成规，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与对策。马龙州土酋暗中勾结外贼，阴谋策动叛乱。忽辛不顾宗王包庇，将叛乱的头目全部杀掉，以杜绝后患。又有广南头人沙奴，一向强悍，曾授有南宋皇帝颁赐给他的金印。云南各地早已平定安宁了，沙奴一直不肯诚心归顺。忽辛派人邀请他来，待之为宾，对他说:“汝欲还，可纳印来。”[5] 头人没有办法，只好把金印交了。并入京朝见皇帝，至此云南行省才真正对广南行使了管辖权。而对各少数民族群众，忽辛则喻之以理，取信于人。乌蛮等地区的租赋，政府每年都要出动军队催收才能收起。忽辛发出布告，讲明利害关系，于是“不遣一卒而租赋咸足。”[5]实践证明，这些做法对于维护与中央政权的从属关系，巩固行省政权，缓和民族间的矛盾和保持安定的社会秩序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它为以后历代统治者所重视。 妥善处理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事关国家边防大计。云南与东南亚的越南、缅甸等国接壤。赡思丁治滇，实行睦邻政策，在东南亚诸邦有深远影响。但元朝与缅甸的关系时好时坏，波动很大。1301年，缅甸与云南关系一度很紧张。忽辛随即派使臣对缅王说:“我是老赛典赤的儿子，不论什么事，都是按先父教导办的。凡是官府对你们国家做得不对的地方，我统统为你改正。”缅王听后很高兴，亲自与使者来到云南，献白象一头，并说:“这头白象自古从未有过，是今朝圣德广大才有的，特来进献。”他带这头白象进京朝觐，受到成宗优待，“赐缅国主世子之号”[5] ，两国的友好关系得以恢复。 忽辛在云南推行的改革措施，不可避免地触犯了以梁王为首的云南宗王们的权益，他们以种种借口进行阻挠和破坏。不敢公开反对，就耍尽阴谋诡计，欲置忽辛于死地。于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语，甚至利用寺庙和尚的符谶来陷害他，这场新旧势力的斗争终不可调和。忽辛再次到京师向朝廷奏报，朝廷派使臣一同到云南调查案问，凡造谣诬陷的人都被处决了。忽辛于结案后，也离开了云南。而元成宗也命松山不要干预云南行省的事，不久，“指托松山有风疾，夺其梁王印。”[8]在当时条件下，忽辛只能做到这一步。忽辛走后，宗王势力抬头，云南开始走下坡路，但他们不能逆转历史的潮流。 1304年，忽辛出任四川行省左丞，后改江浙行省。1308年，拜荣禄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第二年，以母老，谢职归养。1310年正月去世。 不难看出，忽辛是继赛典赤·赡思丁和那速剌丁后，元朝在云南的又一回族政治家、改革家。他的真正可贵之处在于，当云南宗王势力膨胀，行省政权被压抑政治局势不稳的复杂形式下，不避艰险，不畏权贵，坚持进步，坚持改革，使其父、兄在云南开创的事业得以进行下去。他在云南推行的各种改革措施，有的放矢，成效显著。巩固了行省政权，打击了顽固守旧势力，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发展了社会生产，保持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同时较好地处理了和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巩固了国防和维护了边疆的安宁。忽辛对祖国的统一和云南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应当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怀念。 参考文献： [1] 《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 [2] 《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 [3] 《景泰云南图经》卷一“云南府” [4] 《新元史·那速剌丁传》 [5] 《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附“忽辛传” [6] 《元史·世祖本纪》《元史·百官志》 [7] 郭松年《创建中庆路大成庙记》 [8] 《蒙兀儿史记·梁王松山传》 原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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