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章，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太上之治，只是古人的政治理想。按唐玄宗的理解，这时的政治，臣下只知有君，并尊之如天，但君主并不施教有为，臣下对君主也没有任何的吹捧和崇拜。这样的政治，对君主来说，最好不过。因为帝王不用费任何心思，天下就由臣下管理好了。而且臣下还对什么事都不干的帝王尊之如天，丝毫没有背叛之心。帝王当然可以高枕无忧，长享九五之尊。但好景不长，太上之治，未能维持很久，就变坏了。唐玄宗认为，这是由于君主德衰所引起的。其后的政治，即所谓亲之誉之之政。君主要做点事情了，即行善教仁，因为臣下已不能自觉完成其使命了。所以君主要对他们进行仁的教育，并且君主自身还要行善，起模范带头作用。这时臣下对君主则有亲之誉之的反应了。再往后就更不妙了，君以刑罚对付臣下，臣下以畏之侮之对待君主。双方不能同心同德，相互之间没有信用，所以政治状况就越来越坏了。 在宥天下，是庄子的说法。庄子《在宥》篇开头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意思是说，要任由天下的自然发展，不要加人为的约束或干扰。所以宋徽宗就说“与一世而得淡泊焉”。在宥天下的政治观，就是老子所说的太上之治，君主没有任何的活动，让天下自然发展。君主无为，所以他既无乐，也无苦，而别人对他也就没有亲誉和畏侮的反应。这样一种政治理想，是道家思想的基本内容。而其后的一切人为，如泽加于民，法传于世，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赏罚约束之类，都不能带来理想的政治。不过，太上之治，是永远不会回来了，人性中的恶的成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充分地表现出来。所以，政治还是需要法刑仁教赏罚约束等等工具和手段。宋徽宗幻想太上之治，是不顾现实的纸上谈兵。 明太祖注：上等君子，道布天下，人莫知其功，而有功矣。此太上也。中等之人，道未行时，欲人矜其已能，是谓誉之。下等之人，以力服人，将不服焉，是谓侮之。此事古今明验，尚有不信者，故云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即此是也。 明太祖不信什么远古的太上之治，他认为太上之治，就可以实现于自己的手中。他理解老子的思想，是把政治分为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不是在历史上前后出现的，而是根据帝王的统治水平而随时出现于现实政治中的。他说上等的政治，是以道治天下，治理了，但人们没有感觉到被治理。中等的政治，是不能实行道的原则，却企求人民崇拜自己，歌颂自己。下等的政治，是根本不知道什么大道，只知使用暴力。这三个层次的政治，在历史上都有明证，但还有人不相信其中的道理，这是明太祖所感叹不已的。清世祖所看到老子原文也是太上不知有之，而不是太上下知有之。他的理解也与明太祖相仿，把太上之治看作最好的政治，这种政治，使人民不知道有什么统治。其次的政治，则都需要统治者付出相当的精力，才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如何才能实现太上之治，明太祖与清世祖都没有说明白。 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相信教化的力量，所谓神道设教，起到化人心，易风俗的作用，如此一来，人民就会从内心顺从自己的统治了。但这在老子看来，并非最好的统治方法，所以他才提出太上之治的主张，要求统治者在治理天下成功之后，老百姓还感觉不到被统治，还以为自然就是如此的。唐玄宗看到《老子》原文为“太上下知有之”，显然与老子的这种思想不相符合。百姓皆谓我自然，帝力于我何有哉?怎么可说是下知有之?应该是“太上不知有之”才对。 明太祖注：言君子之用事也，事成不欲使人扬其已能，故事遂。若扬能者，必巧其事，将不久必累成功矣。但人不言好而又不言否，则事平而且稳，虽不言久日，百姓将必美之，岂不自然？故自然也。 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这话说得太轻巧。圣人只管体道化道，使天下民众都能自觉地按照道的原则做事，天下就不治而治了。所以帝王的统治只是圣人的余事而已。但问题是帝王如何才能成为圣人?这可是太难的事。简直可说，是难于上青天的事。所以说轻巧话容易，真正成为圣人实难。明太祖理解老子又出新意，老子说“犹兮其贵言”，明太祖则说是君子事成不欲别人赞扬自己的意思。这是一种成功之后保持谨慎戒惧之心的态度。明太祖在夺得天下之后，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看来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是有希望的了。 中国人最注重历史，统治者也最注意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据儒家的说法，太古之时，是政治最好的时代，其后则有三皇五帝，也能保持良好的政治状态。但从夏商周之后，中国的政治就越来越不妙了。这就叫世道日降。等到世道日弊之后，人们就不免怀念起太古之世的政治来了。认为那时实行的是自然之治，君主不用费心，人民都很纯朴，整个社会都处于祥和的气氛之中。后来的政治，虽然帝王及大臣们费尽心机，想了许多办法，也不能恢复太古之世的理想状态，真是可悲!所以中国人常有一种发思古之幽情的爱好，大概就是从这种理论中产生出来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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