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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其实是一门对年轻从业者很有前途的学科，因为，在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要推翻一个已知的定理或学说那是相当的困难，但在考古学领域，很可能一次不经意的发现，就会把多少代前辈的学说轻易推翻。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三国时期吴国的赤乌十四年款青釉虎子，就具有这种推翻权威的神奇力量。 
赤乌十四年款青釉虎子，国家博物馆称为青瓷虎子，器高15.7厘米，长20.9厘米，1955年在江苏南京出土，2013年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名录。2013年看到的这件虎子，口朝右，正好能看到器腹上那道侧刻的非常重要的13字铭文：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
把拍的照片竖起来，再放大了，就看得更清楚了。“赤乌十四年会”这六个字能直接看出来，下面的字要对照资料上的说明，也能认出来。
赤乌，是三国东吴孙权称帝后所用的第四个年号，赤乌十四年是公元251年。
会稽上虞，是地名，在今天的浙江绍兴一带。 师，应该是制器人的身份，当时称为师。 袁宜作，可能是制器人的名字，也可能是名字加制作的意思。 根据资料，在另一侧上部的提梁下面，有“制宜”的两字铭文，有的说是三字铭文，不过仔细看过几次都没有看到。之所以要非常重视器身上的铭文，因为证明了这件瓷器的确切断代。越窑青瓷最早出现在东汉，三国时期以胎质坚致细密和胎骨呈淡灰色为特点，到唐朝时以秘色瓷出现而达到到高峰。这件虎子通体覆盖青釉，属于南方越窑青瓷，因此国家博物馆将它称为青瓷虎子。青瓷是表面施有青色釉的瓷器，主要是胎釉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铁，在还原焰气氛中焙烧所致。
因为赤乌十四年的铭文，它是中国目前有纪年款铭的古瓷中年代最早的，因此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因为证明它是孙吴时期的文物，成为三国时期瓷器的标准器。
三国时期虽然因为《三国演义》而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个时代，但这个时代时间太短，不到一百年，而且之后经历了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几百年的大动乱，所以留下来的东西很少，这件文物也就非常珍贵了。除了年代的历史意义，这件青瓷器的造型和制作工艺也很高超，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器身通体浑圆呈茧状，两端略膨，中腰微凹，底部有四个堆足，器颈斜上呈圆口。最精彩的是器身上弓背奔虎形提梁，虎首昂起，但头顶有一个尖角，张口露舌，目视远方，腹下有缩状四肢。全身饰淡青釉，精巧而又不失质朴。目前已知存世和出土了上百件东汉到隋唐期间的同类器，但都以国家博物馆所藏的这件虎子最为精湛和珍贵。
此外，这件经科学考古出土的青瓷虎子，还解决了一个多年不解的历史问题。
中国古代有很多物品没有传下来，后人很多时候只能用主观想象来约定名称和猜测用途。在两汉和隋唐文献中，就多次提到过一种叫虎子的便器，但没有图像也没有具体描绘的很清楚。
后人通过考古，发现有一种起源于战国、风行于汉及六朝、到唐代没落的器具。这种器具器形似虎，而且后期常用虎头装饰，又多次在古墓的男主人脚下发现，所以曾长期认为这就是文献中记载的虎子，也就是古代的夜壶。不过，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虎子形象比狰狞，要在古代没有电灯照明的漆黑夜晚用这个起夜，其实挺吓人的，特别是从正对着器口的角度。还有人认为，出土的一些虎子施以重釉，应该不是普通的行清用具。
1955年，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南京光华门外大校场赵史岗4号墓进行清理，在墓主人头前的砖台上发现这件青瓷虎子，器腹上有“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和“制宜”的铭文，字文是先划在器坯上，然后再涂上青釉烧制成型，说明是特意精心制作的。研究人员认为，赤乌年间是孙吴的兴盛时期，南京正是孙吴都城，因此难以想象有人敢在帝制时代的国都里使用刻有皇帝年号的亵器。而且，器上还有瓷工的姓名，也很难想象有人会愿意把自己的名字放到夜壶上。此外，这件青瓷器放在墓主人头部，与其他生活用具放在一起，因此也应该是一件日常生活用品。在山东沂南北寨汉墓石室画像发现了一幅涤器图，图中一个仆人正手持扫帚在庭院内清扫，身旁有一个大水缸、一个簸箕和一个虎子，图上还有一个带栏杆的精致小房子，显示虎子应该是用于盛水和洒水的水器。如果虎子真是水器，那就不是文献所说的那个虎子了。不过，因为虎子的说法流传已久，而且又确实呈似虎的兽形，所以还是延用虎子的名称了。不过也有看法，认为那间小房子就是汉代的厕所，所以虎子就是文献上所说的那个虎子。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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