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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两面政权就是指“两面人”、“两张皮”式的政权。 在中国近代史中一般指在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军根据地和日伪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一些对敌我双方都取应付态度，或者打着一方的旗号实际上暗通另一方的地方基层（自治）政权。 而在抗战中，在中共领导下敌占区内建立了许多“白皮红心”、“黑皮红心”的“两面政权”，打着日伪的旗号为抗战服务。 抗日战争中在晋察冀根据地做政治和地方工作的1955年开国上将王平如此介绍当时的“两面政权”： 王平上将 敌后武工队，因地制宜，机动灵活，经常活跃在敌人的炮楼据点之间。搞得敌人前边挨打，后院起火，顾前顾不了后，顾头顾不了尾，长期军心惶惶，不得安宁，“囚笼”、“蚕食”，“封锁”政策开始瓦解。 武工队在敌占区站住脚以后，积极开展活动，把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结合起来，狠狠地打击敌人。 汉奸、特务是首要打击的对象。对罪大恶极的汉奸头目坚决予以镇压，对胁从分子实行宽大政策，教育他们争取立功赎罪。 群众看到汉奸特务遭镇压，消除了顾虑，便积极主动地协助武工队，参加各种斗争。 各支队和地方专政机关配合；把原来在地方不太出名，敌特不注意的，没有暴露身份的干部陆续派到敌占区去，站稳脚跟之后，安排他们有的当伪保长搞两面政权；有的抓建立党组织，恢复各村的党支部，使其逐渐担负起领导敌占区斗争的任务。 对敌占区的敌伪政权，我们采取政治争取和武力打击相结合的政策。部队武工队配合地方县区工作人员，到敌占区做敌伪政权人员的工作，启发教育他们要有中国人起码的人格尊严和民族意识，要有基本的爱国心，责任感；教育他们起码不能帮助日本人做损害本国人民的事情，不然就会成为被人民永远唾骂的汉奸，卖国贼；同时向他们指明方向，做“白皮红心“，“身在曹营心在汉”。 大多数敌伪政权人员还是有点爱国之心的，经过反复做工作和启发教育，逐渐转变立场成为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我们做事的“两面政权”。 这些伪职人员暗地里为我们提供情报，掩护我方人员，保护群众，为解放区运粮送物，购买药材等等。我们也为他们出主意，制造假象迷惑敌人，给他们的工作创造条件。 有一次，我们的部队带领群众夜里去村子里抢运公粮，等粮食拉出村子以后，安排村长去向敌人报告，八路军把征收的公粮抢走了。 等到敌人接到报告后再出来追的时候，我们的队伍早巳走远，他们只好望尘兴叹了。 对那些少数顽固不化的伪政权人员，我们则给予坚决严惩，使一些三心二意、摇摆观望的人员受到警告和教育。 例如，距完县不远有个甘城村，这个村的伪村长等几个头面人物，自恃离县城近，背靠敌人的炮楼，就拒绝向我军交公粮，甚至不让我方人员进村。我们派人到村里把他们抓出来，警告他们：“你们甘当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敢与人民为敌，我们就不客气了。”他们吓得魂不附体连连求饶。从此，他们就老老实实的交纳公粮，我们的人员住到他们村里，他们也保证负责安全，再不敢和我们作对了。 赵村庄的地主伪保长，凭借着本村有深沟和敌人碉堡相连，而且靠近县城敌人据点，胆敢连续三年拒不向我军交公粮，我们派武工队在一个晚上突然将他抓来，关起来先饿了他两天，然后问他，“你现在最需要什么？”他说，“饿得慌，要吃饭。” 我接着问他：“你还知道饿？！八路军官兵要不要吃饭？八路军为民保国，抗击日本侵略者，你支持不支持？”他听着没有话可说，站在那里直发抖。我让他当下保证，补交所欠公粮，他老老实实写了保证书，签了字，划了押，补交了三年公粮，以后再也不敢拖欠了。 经过坚决的斗争和深入的工作，敌占区的伪政权很多逐渐变成为我掌握的“两面政权”。 在抗日敌后战场，日军与伪军一同行动 我们利用“两面政权“，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打破了敌占区的一统天下，凡是敌人在敌占区，通过伪政权进行的一切活动，我们都能很快掌握，并及时采取对付的办法。敌人在敌占区实行“良民证”制度，我们就能弄到“良民证”；敌占区实行值夜打更制度，武工队哪天夜里活动，“两面政权”就安排可靠的人去打更。 有了“两面政权“，无论敌人玩什么花招，都阻挡不住我方人员来来往往，自由活动。许多在“两面政权”中工作的人员为了民族大义，忍辱负重，为抗战事业作出了贡献。 想要更详细了解的，可以看看拍摄于1958年，由张平主演的老电影《粮食》，很好地诠释了两面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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