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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共战略调整与反攻前夕两面政权的再次出现 1941年开始，山东的抗战形势同全国一样，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中共抗日游击队已不可能在敌占区公开活动，1942年中共在敌后的发展出现严重的“敌进我退”现象。原本就为数有限的乡村两面政权大多退回日伪一面，除根据地外，中共已难于在敌占区插足。“中共鉴于1940年以前军事抗战战略的失败，于是，展开了积极的‘政治攻势’，采取使新政权(日伪政权——引者)两面化的政策”，“中共此种战略的目的，显然在于加强‘利用新政权充实抗战力量’的程度，使新政权在平常执行政务时，形成抗战的外围力量，以弥补自身独立抗战力量的不足，而在所谓‘总反攻’时，要使新政权的部队、公务人员与民众成为‘反攻友军’。”(14)如果说抗战初期中共争取利用伪政权只是出于策略上的变通，那么，现在对敌工作就被提到了整个抗战战略的高度。 中共山东军区积极调整战略部署，重点开展对敌占区工作，加强政治斗争攻势。一方面，1942年年底实行“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正规武装力量进入敌占区，扰乱敌人后方，给敌人“兵力不足、前紧后松、前实后虚以有力的打击，使敌的‘蚕食’兵力不得不实行分散，不得不再回师敌后之敌后”，由此，“在开展敌占区工作中，也大大的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便于我在敌占区生息力量”(15)。另一方面，山东分局领导将正规武装力量化整为零，选拔精干武装组成“敌后武工队”(有的地方称游击小组或特务大队，名称不一)，潜入日伪控制区，开始采取隐蔽、昼伏夜出的方式，反击日伪的“蚕食”，并打击敌特的破坏活动。同时建立与统一了敌工部、对敌工作团等各级对敌斗争组织，强化对实际工作的检查督促；宣传组织群众，向群众宣传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鼓舞群众坚持斗争(16)。能否把伪政权争取过来，变一面政权为两面政权，成为中共能否在敌占区站住脚、扎下根的关键，因此特别重视改造伪政权。从1942年冬到1943年麦收前，中共对伪政权争取工作的强化，使山东农村的两面政权又陆续出现。 具体而言，发生这种变化，客观上是因为日伪在华北连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抽调兵力致使其后方兵力空虚，为中共实施“敌进我进”政策打开空间。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共山东分局对敌斗争方策的调整。从技术上来说，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武工队等化整为零的中共武装。“武工队是政治攻势与武装活动相结合，是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17)，其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凭借其艰苦细致和卓有成效的对敌工作，采取打击和教育争取、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催生革命的两面政权。如奔赴莱芜东部地区活动的莱东武工队从1941年下半年开始，就展开对伪政权的争取工作。他们首先处决了一批死心塌地为敌服务的坏分子。这就使一些汉奸和伪政权人员的资敌行为有所收敛，对武工队产生心理恐惧，有的甚至捎信表示不做坏事或托人找武工队表达抗日意愿。同时，武工队还注重对伪方人员的教育争取工作。如对当时群众反映不好却有些活动能力的朋山区麻善乡的伪乡长刘典，武工队经过多方教育争取，刘答应以伪乡长之名掩护中共抗日活动。严惩与教育争取两方面的结合，使得该地争取伪政权的工作进展迅速。到1942年年底，“已争取了9个乡100多个村的伪政权为我服务”。同时莱东县武工队“还与一、四、五三个区的伪区长建立了联系，使其保持中立”(18)。中共对乡村伪政权争取工作显见成效。 中共对乡村伪政权的教育争取工作有时须采取半强迫的方式。如1942年冬，活动在枣庄峄县一带的文峰游击队根据中共鲁南区党委的部署和峄县县委指示，陆续用“武装请客”的方式，把一些伪乡保长“请”到抱犊崮山区集训，对他们进行形势教育，要他们表面应付敌人，暗地里要真心为抗日军队工作。经过集训，收效很好，伪乡保长们都有了一定转变。石家庙伪乡长马景章被强制受训两个月后，改变了原来对日伪和中共都假意应付的态度，暗地里为八路军游击队做了些工作。“马所管辖的以褚楼为中心的铁佛沟、纸坊等十几个村庄，成为文峰游击队隐蔽的游击区，可以半公开的活动了”(19)。 中共地方组织和地下党在争取利用伪政权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与莱芜同处鲁中的新泰县中共党政军领导多出身本地，熟悉那里的环境和各种社会关系，他们利用这一优势，积极开展细致有效的改造、利用伪政权工作。抗战时曾任中共新西工委委员、新西行政办事处主任的曹礼琴回忆说，他们当时几乎是天天对伪政权进行“排队”，及时掌握、了解情况，根据伪政权及其组成人员的不同表现，区别对待(20)。并派地下党担任伪职以控制伪政权。据抗战时期中共新西工委书记李春之回忆，二区“有孙、曹二庄、圈里及前后羊村”，三区“有天井峪、斗沟(三五户人家)、北官村、石河庄”，四区“有张庄、司家庄、东车庄、高孟庄、前高庄、东韩庄”，这些地方都是通过中共地下党掌握着伪政权(21)。 鲁西南地区也有中共控制的两面政权。如金乡县伪二区化雨镇镇长王福祥就是中共利用合法手续安插进去的。而且“经过一番工作，伪二区的乡政权基本上控制住。各乡伪乡长，有的是我们派进去的共产党员、干部，也有的是被争取过来的社会进步人士和有抗日觉悟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都成了抗日两面政权的骨干人员。他们利用各种合法身份，在伪政权内的机关内监视敌人，侦察敌人的行动，掩护群众，为我们进行工作”(22)。再如清河区临淄县南卧石“伪村长”李民源、郑家六端村“伪村长”郑德修等，都是中共安插进去的(23)。 上述情况表明，这一时期随着中共在农村抗日宣传组织工作的深入和与群众关系的密切，自己控制的两面政权数量增加。在可能的地方，中共甚至还主动派人建立乡村两面政权。如中共泰西县三区区委、区政府派张高显任张家楼村伪村长，直接建立“两面政权”(24)。 再如日伪在泰安县境内建立伪区公所时，中共“抗日政府针锋相对，采取以敌治敌的策略，选派我党部分身份合适的干部参加各区选举，求得合法出任区长”。除二区外，一至十区都是如此建立两面政权的。中共泰西县委也没有放过二区政权这个空隙，而是充分利用敌伪政策变化，最终建立起倾向抗日的两面政权(25)。由中共主动建立并控制的伪基层乡村政权对日伪当然是完全应付，办理日伪交付的工作实际是为掩护政权的抗日性质。 由上可见，在日军连续的“扫荡”、“蚕食”面前，中共善于利用其后方兵力空虚之际，“敌进我进”，把武装力量化整为零，潜入乡村，对伪政权既争取又打击，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相结合，还通过各种策略手段，或派中共人员担任伪政权的负责人，甚至主动建立或参与伪基层政权的选举组成，使敌占区或游击区乡村倾向抗日的两面政权重又出现。特别是泰安、新泰、莱芜所在的鲁中区，因山地较多，活动空间、回旋余地大，应是中共对敌工作开展较好的地区，出现了不少革命的两面乡村政权。但从整个山东情况来看，在1943年时，有革命两面政权的村庄并不普遍。肖华在工作总结中说道：“泰山区XX县三八一个村政权中，革命两面派不过四三个村，三一个乡政权中，革命两面派只有四个。”(26)再如冀鲁边区，由于日伪的分割封锁，中共处于极端艰苦的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能开展活动的50余块马蹄三角地带，仅剩10个村庄不资敌，虽然“村政现已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两面派，只其小部分是真正的革命两面派”。这种形势不到反攻时难于改变(27)。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在中共力量还处于弱势时，真正可以依靠的革命的两面乡村政权数量仍非常有限。为此，在反攻到来之前，中共在敌占区农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将绝大部分的一般的两面派政权争取为革命两面派。一向重视并善于做情报工作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对中共的战略调整了如指掌，尽管采取过“清军清政”等举措，但难说奏效。1944年春，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观察判断道，中共在“治安地区(敌占区——引者)农村的两面工作，过去是以‘使我方村政权通敌’为目的，现在则要更进一步，实现像冀东及东进纵队管区内的那种‘村公所共有化’。由于我方县、乡政权的无力，不能改变这种局面，村公所难免陷入敌人操纵之中”(28)。 [责任编辑:王锦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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