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毅衡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对符号这样定义：符号就是携带着意义的感知。并进一步说，没有符号不携带意义，没有意义不通过符号表达，符号就是意义，意义就是符号。 这一绕口令式的解释，让人想起著名的“人择原理”：为什么世界是现在这个样子，答案是，因为我们存在，因为我们在观想。 那么，通过符号的累积，我们最终能达到什么？赵毅衡说：真知。 毫无疑问，在这里，符号的意义就是教育的意义，是人们需要一再回到的教育本质：求真。 尴尬的是，教育作为最初、可能也是最复杂的符号集合，现在却是最混乱的集合。改革、成绩、特色、创新、内卷、鸡娃……各种口号、概念层出不穷，掩人耳目，卷动着人们焦虑的神经。 早在十年前，赵毅衡就指出，世界正走向符号危机、符号消费的严重异化，“因为对符号意义的欲望，总有任何广告也唤不起来的时候，那时对欲望的欲望就会落空”，现在，我们或许才刚刚揭开幕布一角。 那么，怎样走出符号的危机、意义的危机，走出教育、文化的迷局？ 赵毅衡说，未来的世界我们不知道。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必须寻求真知。 赵毅衡，1943年出生于广西桂林，后回上海上学。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英语系，改革开放后，师从卞之琳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八十年代起，留学任教美英二十年，专注符号学与叙述学。现任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创办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任学术刊物《符号与传媒》主编。著有《远游的诗神》《对岸的诱惑》《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等作品，曾翻译《美国现代诗选》，引发巨大反响。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借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回忆往事，从童年时姨妈泡在椴花茶中的一块“小玛德莱娜”点心开始，捻出味觉的线头，织成一副蔚为大观的生命图景，但当我们和年近八旬的符号学家赵毅衡先生一同探寻他的童年时，却无从钩沉出感官的符号，而是首先看见一团雾气。 1943年，赵毅衡出生于广西桂林，不久后和父母回到上海，在上海上学。如果说“桂林属于胚胎记忆”，那么上海呢？除了“九十年代前中国唯一有现代商业的城市”这个印象，幼时家庭、少年成长……当我们尝试厘出一条线索时，赵毅衡先生摇头说：“不可靠，不可靠。” “那时候不像现在，父母非常重视教育，花心思在孩子的学习和成长上，那时能生活就行。”由战乱到和平，百废待兴，整个国家都还在雾中摸索前行。 那时中学外语课教的是俄语。通过语言学习，赵毅衡接触到了俄语文学，这给了他内心最初的安顿。 俄语作家中，相比轻盈简洁的契诃夫，他更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底层人物生活的入木刻画，对人的精神困境和多重人格的感性体验，以及人性最终的复归，这一切让少年时的赵毅衡感触颇深，“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是灵魂，人的灵魂”。这种内心的救赎，在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又一次得到了更为具体的释放：“虽然说的是男女故事，实际写的是社会怎样一步步把人逼入困境，一种悲情感——人只有自己寻找出路。”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的探索，让少年时的赵毅衡感触颇深 高中毕业，赵毅衡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正长身体时，却只能吃到卷心菜边皮、萝卜缨子，身体虚弱的他患上了青春期肺结核。咳嗽、发热，没有营养补充，肺结核成了慢性的消耗性疾病。他无法继续上学，只能暂时做俄语代课老师。 1963年，情况好转，赵毅衡准备考大学。但因为中苏交恶，俄语的地位已不如从前。虽然他的俄语已有小成，甚至能翻译小说，但为了“找一条出路”，只好又自学英语，并报考了南京大学英语系。 这时，文学再一次穿过语言，穿过时代的迷雾，找上了他。 “文学就是文学”，打通这一层，赵毅衡在语言的转换中几乎没有感到不适。他起初读狄更斯的小说，喜欢他“跟老百姓讲故事”的写法，但很快转向，喜欢上更厚重、更迂回的康拉德。这位出生于俄国统治区的英语作家，在《黑暗之心》等小说中探索人的生存困惑、意义的迷失，“这一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像”。 一个少年，就这样尝试着，有最迫切的生存问题，还有更大的理想问题：“盲目乐观是没用的，人生就是要走出一个个困境。” 吴燕子 摄 1963年，赵毅衡考入南京大学英语系。正当他要奋力投入那个语言的世界时，一场文化的革命开始了，“知识成为整肃的对象”。 大学期间，几乎只有大一正经上过课，其余时间都是下乡种田。1968年大学毕业，赵毅衡被派到农场劳动，两年后，又被安排到江苏徐州一个小煤矿接受“再教育”。这一待就是七年。 当时由于资源紧缺，像徐州这样的小煤矿都被开发出来。赵毅衡还记得第一次进入矿井的情景，深入地下500多梯级的矿洞，几乎深不见底。好在，工人兄弟们也不嫌弃这个戴着眼镜的书生模样的青年，叫他挥两下铲子看看后，就让他到一边去了——同情是真，更因煤矿安全干系重大，不敢轻易让新人上手。 废弃的采煤区曲折狭小，赵毅衡找个角落坐下看书，“一坐就很久”。 没有像样的书，化工英语都读得津津有味，《毛选》每天要学习，就在心里默默翻译成英语——“保持对语言的感觉”。好不容易托人借到两本书：一本英国文学史，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更是读得烂熟。 就像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当周围人还盯着墙壁上的影子出神时，赵毅衡感受到了光的涌入。“1978年早春，我从煤窑的黑咕隆咚里攀出来，地面亮得让人睁不开眼，也凉得令人打战。” 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了人生的某种处境，洞穴外的光则代表了理性 这一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将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教育上，继1977年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之后，第二年也将恢复研究生招生。他要抓住这久违的光。 “这一年对他来说，似乎来得太晚了些，就像久旱的禾苗遇到迟来的甘霖。”一篇报道，将那时的赵毅衡形容为“浴火重生”。但其实他根本来不及抒情，很快就投入到紧张的备考中。 赵毅衡选报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导师是他久仰大名的著名诗人、翻译家卞之琳。但是，最大的挑战却并非来自考试，而是当时普遍的单位归属制度。接受组织分配仍是大多数人的出路，“秀才还没考，就想考状元”，通常是不被允许的。 几经波折，赵毅衡以第一名的成绩得到去北京参加复试的机会。人到北京，“不同意”信跟着来了，几乎让他错失这次机会。惶然无措时，卞之琳先生作为社科院英语研究室的主任找到了他，对他说：“你放心。”至今，赵毅衡仍然不知道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只记得卞先生话头一转，泰然地和他聊起了英美文学，这让他渐渐安下心来。 1978年，赵毅衡开始师从卞之琳，从事莎士比亚研究。 “因为中断多年，那一届考生很多，能考上纯属幸运，考上了能走脱，更是绝对的幸运。”赵毅衡回忆道。如果失败了呢？“第二年就别想考了。” 2003年，赵毅衡在教学之余，写作一本名为《对岸的诱惑》的书，将20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悉数道来。写到象征派诗人李金发时他这样说：“历史人物大部分都是幸运儿，但这并不是说不必讨论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究竟是如何得到的，不然文学史只有史而无文学。” 对赵毅衡来说，拨云终见日，与其说“幸运”，不如说“偶然”。和卞之琳先生的一段师生情谊，就是由一连串“偶然”促成的，却成就了他的学术人生。 “卞先生不善言谈，说话声音很低，带着浓重的吴音，”赵毅衡回忆道，“我也来自吴音区，所以比较能懂他。”除了沟通上的优势，赵毅衡感觉，他和卞先生之间似乎还有一股别样的亲近。 在社科院，赵毅衡目睹了一些学界前辈的凄苦晚年，“经过那段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变得不像知识分子了。”因此，他对于卞先生的“一心一意做学问，两耳不闻窗外事”越发感同身受。像两个习惯沉浸于精神世界的人，一眼就认出了彼此。研究生其实比较少见到老师，但他一去，卞先生就很高兴。 赵毅衡觉得自己虚度了太多时日，因此一有机会读书，就泡在社科院读书室里，“饥不择食，急于寻找自己的学术方向。”这时，卞之琳先生通过他做的几篇论文，发现了他的学术特点。 赵毅衡记得，在他研究莎士比亚大半年后，一次卞先生把他叫到家里聊天。那是他第一次听到“符号学”这三个字。 卞之琳先生从自己1929年考上北京大学，坐火车遇到同去北京报到的钱钟书说起，直说到新批评创始人瑞恰慈来清华大学任教，他们都去听课……在看似“漫无边际的回忆”中，卞先生“渐渐切中要害”：原来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学界就出现过一波形式论热，叶公超、朱自清、朱光潜、钱钟书等学者开启了这个浪潮，只是后来中断了，后继乏人。 “你就从我们三十年代中断的事业做起，”卞先生突然亮牌，“我看你的莎学论文注重讲理，恐怕你就适合做理论：从新批评做起，一个个学派，一直做到结构主义，做到符号学。” 卞之琳先生给赵毅衡推荐了一本1963年出版的文集，那是他牵头组织编选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供批判之用”。赵毅衡翻开第一篇，就是卞译艾略特的形式论名篇《传统与个人才能》，接着看下去，是诸位前辈学者译的各类理论名篇，“在'批判’的名义下，举行的一场与老友老同事的聚会。”这本书成了他从事形式论研究的起步材料。 赵毅衡感激老师不拘于学术类别的指点，他自己其实亦有想法。他钦佩前辈专家一辈子研究一个作家，“大开大合，挥斥方遒”，但要他花上一辈子，他不甘心。他曾这样打比方：自己从小怕挤，情愿步行也不挤公交车，学术也一样，“每位知名作家都有许多专家在研究，何况莎士比亚。” 赵毅衡喜欢的是普遍性，“内容是个别的，形式是普遍的，比如银杏树的叶子和大河的出海口，虽然不是一个量级，但都具有扇形的普遍性。”他认为，传统中国文论重视内容，忽视分析和形式。“我们有许多能说会道的学者，教人写读后感，”他则倾向于从最基本的细节开始分析，“无论是局部的词句问题，还是宏大的文化史问题，都要仔细论证。” “卞先生把恢复形式论学术传统的任务交给我，这是一个重托，”赵毅衡记得，那天师生俩从下午谈到晚上，“那是我学术事业的起点，此后四十年，念兹在兹，不敢忘记。” 研究生时期，赵毅衡师从著名诗人、翻译家卞之琳先生，起初学习莎士比亚研究，后经卞先生指点，转向形式论 决定大方向后，赵毅衡意识到，他这个岁数才开始专注学术，如果不把精力集中到一个学科上，“恐将一事无成”。那时，北京各图书馆存了不少三四十年代的书，他天天坐公交车去，把能找到的英文形式论书籍读了个遍，“每天记一摞卡片，饥肠辘辘回到宿舍，兴奋得忘乎所以。” 打捞沉船的同时，他也抬头看风景。1979年，钱钟书先生的笔记《管锥编》出版，赵毅衡立即买来捧读，手不释卷。他知道钱先生是国内最先介绍符号学创始人皮尔斯的理论的学者，因此对于书中引用的皮尔斯的观点有疑惑时，就直接写信向钱先生请教。钱先生很快回了信，约他去家里坐坐。 “钱先生为人一派天真，对晚辈畅所欲言。”赵毅衡回忆道。常听说钱先生对同辈学人颇为“倨傲”，但他感到的是老先生对年轻人的和善。聊到形式论，钱先生来了兴致，问赵毅衡有没有读过某书，一旦他答读过，钱先生就高兴得眉开眼笑，赞道：“在做学问。” 这些书在西方出版不久，赵毅衡是从社科院外文所的图书馆找来细读的。很可能就是钱先生订的书——外文所给钱先生一个“特权”，让他为图书馆挑选外文书。 直到现在，赵毅衡还时常翻看钱先生的著作。“《管锥编》说了许多当时中国学界没有人谈论的问题，使我大开眼界，影响了我的学术转向。” 不久后，赵毅衡完成硕士论文《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文论》。他渐渐感到，形式论是一条风景广阔、支脉庞杂的大河。他决定选择符号学作为航标，开始他漫长的学术求索。 “谈谈形式，再回头谈谈文化，证明形式是'有用的’。”这是当时学界的习惯，但赵毅衡显然更倾向于“刨根问底”。恰好这时，他留意到美国留学项目“富布赖特研究奖金计划”。 这是一个学术交流计划，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产生。因为对英美文学熟悉，且诗人奥登、理论家瑞恰慈等都在西南联大教过书，便于就近取材，赵毅衡于是以“美国诗歌中的中国影响”为题，写了申请。在他之前，还没有刚毕业的学生获得过这个奖项。 那时，他开始隐约意识到，有两个传统，一个来自中国的传统，一个来自西方的传统，透过“现代”，正在他身上交汇。奇特的是，他竟很少感到所谓的“culture shock（文化冲突）”。 在卞之琳等前辈的诗歌里，他分明见到了现代西方形式和传统意境的融合，而在美国，他也同样发现了中国“诗神”在美国现代诗转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卞之琳先生牵头编选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与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都曾对赵毅衡的学术转向产生很大影响 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一书后记里，赵毅衡诗意地回忆起留学生活：“伯克利铺满阳光的街道，通向澄蓝的海滨。傍晚时分，雾气从海湾卷上来，沿着街上的树列往前推进。从海里爬出来的我则开着那辆二手车，赶在翻卷的雾前面开回宿舍。后视镜里，雾的前锋翻滚着。”他感到罕有的快乐：“想通一个问题后的那种爽然，那种触类旁通的乐趣，以后再也没有体验过。” 1981年，赵毅衡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接着又读博士，视界逐渐开阔。但脱离了中国语境，“没有同行的鼓励和压力”，有时也会感到惶然。 1983年，赵毅衡回北京参加中美比较文学会议。钱钟书先生在会上说明了观点后，突然说：“在座的青年朋友，不要做'学’忘了'文’。”在伯克利，他“忙着写报告，忙着教书赚学费，忙着拿高分争奖学金”，无暇专注学术，心里着急，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时间流逝。于是，赵毅衡早早读完博士，把上千册书运回北京，收拾包裹，准备回国。 最后一次去图书馆还书时，他遇到了导师白之先生。白之先生告诉他：“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打电话来，说要招聘教师，你何不去试试？”谁知这一试，把赵毅衡引向了更深远的学术之海。 1988年起，赵毅衡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职，抛却琐事，他潜心做自己的“思想实验”。 赵毅衡说，自己在思想上“独来独往”，但并非因为身在他乡，文化差异所致。从国内到美国再到英国，他的生活重心一直都是“在图书馆看书”。 “除此之外都是细枝末节，”赵毅衡说，“衣食住行都差不多，生活上我没有那么多讲究。”那时他接待中国来的代表团，对每天必须回唐人街吃中餐的习惯，他“恕不奉陪”。“我的感官不敏锐，所以当不了艺术家。”赵毅衡笑着说。 他把全部“乡愁”赋予了那个思想的世界，那些“雾中的花树”“猫的鬼魂”，那个从青少年起，一点点构筑起来的精神堡垒。“如果说有什么真正让我感到高兴的，就是终于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了。” 只要有书，赵毅衡就能潜心做他的“思想实验” “但这并不是说我不食人间烟火。”赵毅衡说。八十年代，国内社会和文化变化巨大，他非常关心，但无奈远隔重洋。 他以不在场的方式“参与”——他花了一年时间周游美国各大学图书馆，查阅诗人们的书信文稿，写成《远游的诗神》一书。这期间翻译的诗歌，结集成八百多页的《美国现代诗选》，传回国内诗歌界，引发巨大反响。 卞之琳和钱钟书等前辈身上传统和现代的交锋，在赵毅衡这得以深化。 九十年代，赵毅衡还写过小说。虽然他一再声称是“闹着玩儿的”，但从小说名《俄狄浦斯在深圳》《<易经>与考夫曼先生》等，即可窥见一斑。2003年，写作《对岸的诱惑》，结合自身经历，讲述学子的异乡生活，探讨文化的交互影响。他还曾想写一本讲童年在中国成长的西方作家的书，取名《中国的孩子们》。 八十年代，赵毅衡一次回北京，见到一位他非常尊敬的学者。这位先生说话直白，说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是自己找题目，而做外国文学的，“外国人说的，再说一回”。这话刺激了赵毅衡：难道我们就只能“贩卖”外国人说的话？从那时起，赵毅衡就认定，中国学者应当走自己的路，“在国际上走自己的路，在时代上也走自己的路。” 他也承认交流的局限性：“艾略特写信给他（瑞恰慈），说西方人要理解东方思想，'就像同时要看到镜子的前后’。西方人看到的，是自己想看到的。穿越镜子，无非落得个'爱丽丝漫游奇境’。” 事实上，他在符号学专业上已经走得非常远，甚或深入到很多西方学者引以为傲的底层架构，当然，“挑战”并不是常常受到鼓励的。 “但平等交流，是最基本的态度。”赵毅衡说。 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借两位法国汉学家毕莱德和于连的论辩，说明了自己在“仰视”和“俯视”间，倾向于平视的态度——“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 有人说，赵毅衡写文章可能都没学会西方的术语，写得“实在”。他却解嘲：“这是极高的褒奖。” 2011年在成都，赵毅衡现场同声传译美国诗人杰克·赫希曼朗诵的诗歌 吴燕子摄 在国外教书十几年，他再次因为“泛而谈之”苦恼。 在英国，赵毅衡教比较文学课，一种一年即毕业的高强度训练课。所有的文学理论、学派讲述，都要压缩到这一年中，赵毅衡的符号学与叙述学，就只能各讲两个单元，泛泛掠过。“这是我回国任教的原因之一，允许我把精力贡献给我喜爱的科目，教出专业学者。” 2002年，赵毅衡开始在四川大学任教，三年后正式回国，放弃英国国籍。 在那个“精英移民潮”里，赵毅衡的逆向举动曾引起不小的“地震”。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要做的事，路还很长。他说自己走了太多弯路，“我们只有半生可用，能入一行，穷毕生之力做出点成绩已算侥幸中的侥幸。” 在川大，他如愿开设符号学与叙述学两门课，带研究生和博士生。教学之余继续著述，接连写出形式论三部曲《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广义叙述学》《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以及普及版的《趣味符号学》，最近又完成《艺术符号学》。同时，赵毅衡还主持创办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并担任学术刊物《符号与传媒》的主编。 回国的赵毅衡依然深居简出。在家办读书会时，学生讨论起来，问道，“赵老师，春熙路的'熊猫爬楼’从符号学的角度怎么看？”赵毅衡说：“对不起，我很少去春熙路。”学生笑成一片。 他的时间大多花在学校，引导出色的学生往学术方向发展，“有个长远规划”，一如当年卞之琳先生的慧眼识人。一般学生呢，“就按他们的兴趣自由发挥，毕竟没有兴趣的学习是很苦恼的。” 赵毅衡喜欢开放教学，常说“三人行必有我争”，鼓励学生与他辩驳，“在学生的'挑战’下，我不得不把自己的想法整理得更加严丝密缝，同时，这种方法也能让我找到'好苗子’。”《趣味符号学》里的很多例子，就是他和学生互动出来的。他还鼓励学生把观点写成文章，所以“与赵毅衡老师商榷”，成了许多学生文章的副标题。 一位硕士生这样总结：“赵老师讲课有上溯、下循、旁溢三条路：上溯是领你探寻原典，找到最便捷的路径；下循是介绍符号学研究所的诸多名师，观点彼此激荡；旁溢则是旁推侧引，传播学、艺术学、文学，随手拈来。” 历经十几年发展，现在川大符号学派人才济济，蔚为大观。有人称赵毅衡“凝结了一个团队，形成了一个学派”，但赵毅衡自己却不这样认为，“我只是坚持了下来。” 和学生在一起。赵毅衡的心愿，是教出一些符号学专业学者 回顾45年的学术人生，赵毅衡说，自己每一次选择都“与潮流相背”。当别人热衷内容时，他选择了形式；当别人关注语言学传统时，他研究起文化符号学；当别人享受学术成果时，他回国从头开始，“往往克服惯性，独辟蹊径，才能有一番作为。” 他欣赏五四时期的语言学家刘半农，“'半路出家’，拿得起，放得开。”在赵毅衡看来，知识分子“就是要专业上立得住，眼光又远越出专业”。 按当下流行的话说，这是不是“内卷”的出路？赵毅衡笑着说，他并不是要大家都来学符号学。“符号学对生活没什么实际帮助，要说有用，还不如学点精神分析，”但作为一种方法论，赵毅衡肯定它的价值：“符号学研究意义的产生、构成、传达，了解符号学，就知道无论神圣还是卑下，都是符合符号规律的。” 赵毅衡在著作中时常提到一个术语，“无限衍义”——符号意义是无限的，解释一个符号需要用另一个符号。那么一直延伸下去是什么？他认为最终接近的是“真知”。“'真’，是所有符号交流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但是，相对于追究什么是“真”，赵毅衡显然更在意求真的过程，“就像科学的目标是不断接近真理。符号学就是文科的数学。” 近年来，赵毅衡在研究一种名为“自小说”的文体。这种小说之特别在于，主人公的名字就是作者的名字。赵毅衡觉得，自己的一生就在写一本“自小说”，迂回曲折几十章下来，他自以为是作者，其实只是叙述中的一个人物，“认真得过分，常把手中的小事当大事来做。” 故事接下来怎么写？我们问作者。——“人生有没有完成任务，要等手里的事做完才算数。”“赵毅衡”说。
2011年在成都，赵毅衡作为嘉宾，与英国领事馆邀请来的三位英国当代年轻新锐诗人对谈 吴燕子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