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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符号与传媒”可订阅哦！ 作者简介 唐小林，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大学符号学与传媒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符号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 摘要:媒介这个有别于传播学的概念，是符号学和符号叙述学的基础。媒介是符号携带意义的感知部分。意义媒介化是符号成为符号的前提，也是文本成为文本的先决条件。媒介特点决定叙述体裁，叙述类型就是媒介类型。媒介隔开经验世界，使纪实与虚构有了可能。媒介范围划定叙述学边界，为有效处理文本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关系提供学理依据。可以说，媒介隐藏着符号学和叙述学的全部秘密。关键词：符号；媒介；意义媒介化；文本化；符号叙述学 一、符号作为媒介 所谓基础，在思辨的意义上，它是事物之所是的前提条件。说媒介是符号叙述学的基础，即是说离开媒介，符号叙述学无从谈起。这首先可以 从媒介是构成符号的基础说起。 符号即媒介，我已在另一处提出(唐小林144)。意思是说，符号的首要功能是媒介。因此“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赵毅衡2013b:6)，也可以说成“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媒介”。这一改动至关重要，它突出了媒介在符号中“第一性”的位置。听《蓝色多瑙河》，首先扣动我们心扉的，是伴随旋律的音符；读《纯粹理性批判》，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文字这个媒介；看不懂新媒体艺术家加里·希尔(GaryHill)的《电子语言学》，并不妨碍我们在屏幕上看到快速移动的图像，即便符号的意义不在，媒介总在。 人类的宿命，正如卡西尔在《人论》中所说，“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人不再能直接地面对实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了。”人的符号能力进展多少，实在世界就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33) 惯熟辩证法的人，也许不太喜欢卡西尔说得那么绝对。但在这一点上，他的确说对了，除非凭借符号媒介，我们什么也不能认知。尽管他在 《人论》中只论述了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等几种文化符号，但推演开去，尤其在当下，这一论断愈加散发理性光辉：随着低头族（英文单词Phubbing，由澳大利亚麦肯和Macquarie大辞典精心杜撰，意指那些只顾低头看手机而冷落了面前一切的人们）的形成和壮大，小小的手机屏幕，正把一代又一代人带离实在世界。他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媒介之中，哪怕不足一尺见方。生活的媒介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思想家、逻辑学家、符号学家等说了一大堆类似的话。奥格登和瑞恰慈说：“我们的一生几乎从头到尾，一直把事物当作符号。我们所有的经验，在这个词的最宽的意义上，不是在使用符号，就是在解释符号。”(Ogden & Richards 50－51)他们的说法有点奇怪，一直把事物当作符号，实际是说，我们一生面对的事物都是符号。皮尔斯也许是考虑到除了符号世界还有实在世界，否则他不会这样说：“整个宇宙［……］哪怕不完全是由符号构成，也是充满了符号。”(Peirce 394)伯克简直绝了：“没有符号系统，世界就没有意义。”(Burke 6)朗格的说法显然是在回应乃师：“没有符号，人就不能思维，就只能是一个动物，因此符号是人的本质。”(转引自赵毅衡2011:5)因为卡西尔曾经说过：“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的开放新路——通向文化之路。”(34) 这些说法无疑论证了一点：符号把我们与实在世界隔开了，使它自身成为联系我们与实在世界的“中介”。正如本维尼斯特所说，这“揭示着人类状况的一个基本的，也许是最基本的事实，即在人与世界之间或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不存在自然的、无中介的和直接的关系，中介者是必不可少的”(转引自利科 354)。换句话说，我们只有经由符号才能与实在世界打交道。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中介”也是“媒介”。符号化的世界，将我们置于符号化的生存。离开符号这个中介，我们一无所是，一事无成，失去人之为人的依据。没有符号，我们不能思考、不能表达、不能交流，整个世界阒寂无声、静默无语，处在意义洪荒。我们直接面对的是符号而不是实在这一事实，改变了我们的一切，也改变了实在世界本身。 先哲们的说法很精彩：我们在实在世界中直接面对的是“符号”。但先哲们并没有明白告诉我们：我们面对的是符号的哪一部分？这个问题并非没有必要，而常常是因为我们对符号熟视无睹，才停止追问。其实无须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我们直接面对的是符号的“可感知部分”。这一部分，在索绪尔那里称为“能指”，在皮尔斯那里称为“再现体”，在叶尔慕斯列夫那里称为“表达层”，在赵毅衡那里称为“感知”，在我这里称为“媒介”。符号的其他部分，无论叫“能指”，还是“表现层”，或者是“对象”、“解释项”等，我们并不直接面对。这些只是符号的“可感知部分”在每个人心中唤起的那些东西。用皮尔斯的话说，是另一些符号。它们并不在场。也因为它们并不在场，我们不能直接面对，才需要符号的出现。是“木瓜”和“琼琚”的相互投报，使男女双方明白“永以为好”。已经“永以为好”的夫妻，再以“木瓜”“琼琚”示爱，难免被视为“作秀”，符号意义大变。注意，符号的意义是解释出来的。 斯图尔特·霍尔真是悟出了这一点：不是符号在“说话”，而是符号的媒介在“说话”。在谈到语言（其实是符号）如何运作，才能生产和传播意义时，霍尔说： ［符号］并非因为它们都是被写或被说的（它们不是），而是因为它们都使用了某些因素去代表或表征我们想说的，去表达或传递某个思想、概念、观念或感情。口语用声响，书面语用词语，音乐语言用调性序列中的音符，身体语言用身体姿势，时装业用制装面料，面部表情语言用调动五官的方式，电视用数码或电子产生的荧屏上的色点，交通信号灯用红、绿、黄色——来“说话”。这些元素：声响、词语、音符、音阶、姿势、表情、衣服，都是我们自然和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对语言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是什么，而在于它们做什么，在于它们的功能。它们构成并传递意义。它们意指。它们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清晰的意义。不如说，它们是运载意义的工具或媒介。因为它们作为代表或表征（也就是象征）我们想要传达意义的各种符号来起作用。换一个比喻就是，它们发挥符号的功能。符号代表或表征我们的各种概念、观念和感情，以使别人用与我们表现它们时大致相同的路数“读出”、译解或阐释其意义。（7） 霍尔的用语特别准确，这些“媒介”“它们发挥符号的功能”，意味着它们还不是符号。至于说“它们对语言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是什么，而在于它们做什么”，作为惯常之见，似乎没错，事实上却大有文章可作。忽视或者学术偏见，正是我们缺乏对称号媒介研究的原因。 上面的引文太长了，但是很说明问题：符号通过它的媒介来生产、传播和构成意义，达成其“意指实践”和“文化表征”。接受者通过符号的媒介来解释意义，并使这个“媒介”因此成为“符号”。显然，媒介是构成符号的基础，当然就是构成符号学的基础，也应该是符号叙述学的基础。 二、媒介化即文本化 正如媒介是构成符号的基础，文本是符号叙述学的基础。没有文本，就没有叙述。 叙述文本与一般符号文本不同的只有两点：一是必须有人物卷入，二是必须有时间变化，“‘人物’与‘变化’缺一不可，两者兼有的符号文本，才是叙述”（赵毅衡 2013a：8）。有人物卷入，才有叙述与被述主体；有时间变化，才有事件发生；人物卷入事件，叙述条件就具备，最宽意义的故事就开讲。我们作为主体存在于世，世事沧桑，瞬息万变，无时无刻不处在事件中，故事便层出不穷。所以萨特说：“人永远是讲故事者；人的生活包围在他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中，他通过故事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他自己过日子像是在讲故事。”（Sartre 12: “A man is always a teller of tales; he lives surrounded by his stories and the stories of others; he sees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to him through them， and he tries to live his life as if he were recounting it”）人的一生就是一个精彩的叙述文本。所以巴尔特也说，种类繁多、题材各异的“叙述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转引自赵毅衡 2004：404）。哪里有人类，哪里就有叙述，人类史就是叙述史，就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叙述长卷。在这个意义上说，“叙述是一种人类共同机制”，是有关“人类学”的问题，是有道理的（刘俐俐 4）。 但无论叙述的面有多宽，叙述的历史有多长，叙述的题材和种类如何多样，也无论叙述文本与别的符号文本有怎样不同，有一点却是确定不移的：文本永远是叙述的先决条件。 文本从何而来？最简答案是：文本是意义媒介化的结果。意义媒介化，既是意义传达之必需，是符号跃升为符号的初始条件，也是文本得以可能的原因。文本是意义的媒介。这看似符号定义的同义反复，实际却道明了意义媒介化的本质特征：它始终是文本化的。意义媒介化即文本化。 倒过来说，更符合今天符号学的潮流。意义是文本解释出来的，文本化即意义媒介化。文本就是“任何可以被解释的东西”，可以是霍尔意义上的任何事物：人、物、事件（霍尔 10）。没有意义不通过文本表达，没有不表达意义的文本。 说意义须媒介化才能传达，很好理解。表达激愤，可以是猛张飞的倒竖虎须、圆睁环眼，也可以是《报任安书》这样的一纸文字。但没有这些媒介，“激愤”这一意义不可能到场。向对方示爱，可以是文字媒介，发短信；可以是声音媒介，直接口头表达；可以是身体媒介，暗送秋波；也可以是实物媒介，送一朵芳香玫瑰，或向古人学习，投以木瓜。至于心中之“志”，既可发言为诗，也可嗟叹之、咏歌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但无论哪种方式，都离不开媒介。 意义媒介化即文本化，已经暗含了这层意思：任何一次意义的媒介化，都一定是一个文本。只有文本才能担负意义传达的使命。原因其实很简单：“完全孤立的符号，不可能表达意义，要表达意义，符号必然形成组合。”（赵毅衡 2011：45）单个符号不表意，应该是符号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正因为单个符号不表意，任何一次意义的媒介化，都必然是一些符号组合，都必然形成符号链，而此符号链必然“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度”（赵毅衡 2011：43），否则，本次意义活动失败。即便是一字诗，之所以被读成“诗歌文本”，依然是由众多符号构成的。比如北岛的诗《生活》，尽管只有一个“网”字，但文本中不忘给出足够的“空白”符号与其组合，就象中国画和中国书法作品中留出的“空白”一样，使其达成“诗歌文本”的样式，将“网”字置入一个“符号系统”。一旦进入这个系统，如乔纳森·卡勒所说，这个系统中早已习焉不察的文化惯例和文化程序（84），就会自动发挥作用，让接收者用“诗”的方式来阅读、来解释。 没有文本，何来系统？没有系统，符号间的差异又如何存在？没有这些差异，表意如何可能？索绪尔的符号学，在这个意义上并未过时。当然任何一个符号系统，都是在“共享意义”的文化社群中经年累月、长期形成的。它靠约定俗成的一系列惯例、程序和规则生成。这不是单纯加之以“结构主义”、“系统论”可以粗暴否定的。人类是“组织”的动物，因此才天天叫嚷自由。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助威呐喊。解构主义是可以理解的。 后期维特根斯坦有名言：意义即用法，可谓深悟其道。符号自身是死的，只有在使用中焕发意义。奥格登和瑞恰慈始终坚持“语境论”，也显然是持守单个符号不表意的立场。所谓“使用”，是将符号置于符号组合。所谓“语境”，不过是一些符号与另一些符号的关系，当然离不开符号组合。且这些符号组合，又都只能被理解为具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度，只能是文本。哪里有表意活动，哪里就有文本存在。哪里有表意，哪里就有文本。文本构成我们意义活动的基本事实。 每次表意必是文本，意义媒介化必然文本化，致使文本成为意义的基本单位，成为人文科学及至文化研究的首要出发点。巴赫金说，“文本是任何人文学科的第一性实体（现实）和出发点”（317），洛特曼进一步认为，“文本可以看作是文化的第一要素。”（转引自康澄 19） 一句话，文本是意义媒介，是叙述文本的基础，“如果不被媒介化为符号文本，不可能成为叙述”（赵毅衡 2013a：92）。 三、叙述类型即媒介类型 符号叙述学，力求找到所有叙述体裁的规律。“‘分节’是任何符号全域获得意义的第一步”（赵毅衡 2014：8）。据《圣经》记载，起初大地混沌一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区分出昼夜。神说要有空气，便有了空气，如此这般，区分出天地、日月、星辰、生物等等。上帝六天的创世，其实就是在“分节”；“分节”的结果，不仅得到了有关人类的宇宙全域，而且形成了整个宇宙的内在秩序。分节的重要可见一斑，难怪符号学又叫分节学。因此分节，也即对整个叙述全域分类，是符号叙述学最基础的工作，整个符号叙述学的大厦就建基于上。 当然，还有比叙述分类更基础的工作，那就是确定以什么来对叙述分类。事实也是如此，如何划分叙述体裁，成为符号叙述学建构的基点和难点。多年来，叙述学科裹足不前，未曾有重大突破，很大程度上就是困于没有找到合理的分类依据，没有找到那个撬动叙述学科的“支点”。不能有效分类，符号叙述学的意义秩序就不能建立，系统理论就不可能不支离破碎。 以媒介划分叙述体裁，可谓触到了叙述的共相，彻底改变了符号叙述学的面貌。叙述学史上第一部符号叙述学——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正是从媒介出发的叙述分类，创开了符号叙述学的新局面。 《广义叙述学》破例将叙述分类，以表格的形式，一目了然地置于全书之首、目录之前。这个开篇，不依惯例，用心良苦，匠心独运，可谓神来之笔：广义叙述学的重中之重，是分类。类分好了，广义叙述学的篇就开好了，基就奠好了，接下来的事儿就好办了。这个开局也说明，作者首先要告诉叙述学界的是，叙述分类是本书的最大创新。叙述学的“创世”，就在恰当的叙述分类。这个分类的核心标准就是媒介。作者是这样谈论叙述分类的方法的：“沿着纵横两条轴线展开：一条轴线是再现的本体地位类型，即纪实型诸体裁/虚构型诸体裁；另一条轴线是媒介—时向方式，媒介与时向在这个分类上相通。也就是说，媒介分类即时间意向分类［……］每一种叙述，都属于某种再现类型，也属于某种时间—媒介类型。”（赵毅衡 2013a：3）叙述类型即媒介类型。 这个分类，看似两条轴线，实则一个中心。或者说两条轴线最终交织在一个点上：媒介。也就是“所有的叙述”，是“按其媒介构成的品质”来划分（赵毅衡 2013a：37）。其分类的结果是，叙述全域由三种类型构成：记录类叙述、演示类叙述和意动类叙述，分别对应构成时间全域的三种时态：过去时、现在时和未来时。记录类叙述，适用的媒介是文字、言语、图像、雕塑；演示类叙述却用身体、影像、实物和言语媒介；而意动类叙述，任何媒介皆可。还有两类叙述，即记录演示类叙述和类演示类叙述，是否作为叙述学的基本类型，还可考究。作为符号叙述学基本原理，有记录、演示、意动三大类叙述“主型”，分别对应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向，笔者认为就够了。记录演示类和类演示类，分别对应过去现在和类现在时向，其实是记录类和演示类叙述的交叉、融合和发展，可以作为叙述类型的“副型”。也许随着人类进入媒介时代，新的“副型”还会出现。当然“副型”并非不重要，恰恰可能是它引领当代文化潮流的叙述样式，比如记录演示类的纪录片、故事片、电视采访等，几乎挤满了时下的荧屏。再比如对类演示叙述中的梦的研究，近一个世纪以来，成了揭开人类心理机制和艺术创作机制的主战场。 之所以用媒介才能合理分出叙述类型，是因为媒介的特点决定了叙述的特点。这与文本意向性作为分类原则并不矛盾。尽管“所有的叙述文本，都靠意向性才能执行最基本的意义表达和接收功能”（赵毅衡 2013a：23），但作为文本意向性的“内在的意义与时间向度”，最终却落在被接收者解释的媒介中。记录类叙述使用“人造特用媒介”，演示类叙述则用“现成非特用媒介”，而意动类叙述“媒介不限”（赵毅衡 2013a：35）。为何记录类叙述必须是文字或图像类“特制”媒介呢？符号大致上可分为“自然符号”和“人造符号”（赵毅衡 2011：29）。特制媒介，指的是人类“为表意而制造的纯符号”，这类符号“是专为记录叙述设计的媒介”（赵毅衡 2013a：45），其所具有的“持久性”，不仅可以反复推敲，再三修改，而且可供反复阅读，长期保留，而其叙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小说、新闻、壁画等是最典型的体裁。 演示类叙述，是用“非特制”媒介进行的叙述。非特制媒介，实际上指的是作为符号的自然物和作为符号的人造物，它们原先都不是符号，是被接收者在使用过程中当场解释为符号的，例如实物、身体姿势、表情等，最集中的表现，“是演示媒介的身体性”，“所有的演示类叙述，都以身体为中心展开”（赵毅衡 2013a：45），简称“肉身—实物媒介”（赵毅衡 2013a：47）。其媒介特征具有“临时性”、“即时性”、“实时性”、“在场性”。所以演示类叙述，有时也说成是“用‘现成的’的媒介手段讲故事的符号文本”（赵毅衡 2013a：38）。比如张艺谋精心打造的大型实景剧《漓江印象》，就是以大地山川、日月星辰为背景展开的。进一步说，演示类媒介何时为符号、何时为物，完全依据语境而定，媒介身份的“此地此刻”性，使运用此类媒介的叙述为演示类叙述，叙述的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代表性体裁有戏剧、比赛、游戏等。演示类叙述媒介使用的随时性和方便性，也使其成为人类最古老的叙述，较之“特制媒介”类叙述，即记录类叙述的历史不知要悠久多少。比如远古部落的巫术、图腾仪式等，后来的皮影、木偶、动画、影视、动漫、电游、播客等新媒介或其他新新媒介的演示叙述，不过是对这类叙述的模仿、复制和发展，或许它们的媒介特征和叙述特征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但依然涂抹不掉其基本叙述类型的某些特质。 意动类叙述，以预言、命令、广告、宣传、祝愿等体裁为代表，“不仅叙述未来的事情，而且预言这种情节将要发生，来劝说或要求接收者采取某种行动”（赵毅衡 2013a：57）。由于文本意向的张力过强，媒介为我所用，不拘一格。正因为没有媒介限制，意动类叙述，是否一定要成为叙述的基本类型，单独成类，还可辨析。也就是说“意动性”主要是一种“文本意向”，还是一种叙述主型，还可从媒介角度再加以论证。如果能够在记录类、演示类叙述中找到意动类叙述的例子，或在意动类叙述中找到记录与演示叙述的证据，符号叙述学的格局，是否还可变动?如果把叙述不恰当地简化为“讲故事”，（ 当然，“叙述”的绝不仅是一个“故事”。《广义叙述学》的突破性贡献，就是颠覆了“叙述必重述”的神话。这里仅为方便起见，才作如此愚蠢的简化。看官高明，自会理解。）那么可以说“记录”了一个故事，“演示”出一个故事，说“意动”了一个故事，似乎有些牵强。但就目前而言，三种媒介，对应三种时间方向和三种文本意向，得到叙述的三种基本类型，所构建的符号叙述学大厦，无疑是最完美的。 到此有必要回顾本节开始时的判断，《广义叙述学》“从媒介出发的叙述分类，创开了符号叙述学的新局面”。“创新”二字究竟落在哪里？一言以蔽之，它突破了“叙述即重述”的神话，将叙述全域纳入了叙述学的框架，勾画出符号叙述学的蓝图。既往的西方主流叙述学，坚持叙述学讨论的对象，是业已发生的事情，叙述学的“过去性”立场似乎不可撼动。这可以追溯到持“模仿与叙述对立”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经典叙述学家普林斯，一直到晚近的新叙述学家费伦和阿博特等，大都坚持“叙述的默认时态是过去时”（费伦 25），“事件的先存在感”是叙述得以可能的条件（Phelan 623）。换言之，他们把叙述限定在“特制媒介”上，认为运用其他媒介不可能叙述。《广义叙述学》一旦将“非特制”类媒介也纳入叙述学，不仅覆盖时间全域，更是覆盖符号全域，“特制媒介”以外的更广大的叙述空间被敞开、被照亮、被呈现，叙述学从一百年的“叙述必过去”的陷阱中突围而出，迈向“符号叙述学”的新境界。叙述学也因此有了一个适应信息浪潮、传媒时代、网络社会的新姿态。 从符号媒介的角度，叙述学从“特制媒介”走向“非特制媒介”和多种媒介的混合，就是它的新发展。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媒介在符号叙述学中的基础地位？ 四、媒介空间隔出纪实与虚构 框架理论，无疑是符号叙述学的重大贡献。它有效地解决了纪实型叙述与虚构型叙述的一系列难题。比如，到底用什么来区分纪实与虚构，是风格标识还是指称标准？是“只有作者能决定”，还是靠“封面标注”？歧说不一，莫衷一是，是叙述学界一直没有解开的死结。框架理论让这些问题不仅变得十分容易回答，而且在实践中还具有可操作性。但让这一理论得以可能的基础，是媒介，是媒介空间隔出纪实与虚构。在这个意义上说，框架理论，实际是空间理论。 框架理论的实质是框架区隔：“所有的纪实叙述，不管这个叙述是否讲述出‘真实’，可以声称（也要求接受者认为）始终是在讲述‘真实’。虚构叙述的文本并不能指向外部‘经验事实’，但它们不是如塞尔说的‘假作真实宣称’，而是用双层框架区隔切出一个内层，在区隔的边界内建立一个只具有‘内部真实’的叙述世界。”（赵毅衡 2013a：73）这个建立在“双层区隔”原则上的框架理论，又可称为“双区隔”理论（赵毅衡 2015：54－60）。 一度区隔是“再现区隔”。它以“再现框架，把符号再现与经验世界区隔开来。一旦用某种媒介再现，被再现的经验之物已经不在场，媒介形成的符号代替它在场”。这个立足于媒介的再现区隔，是双区隔理论的基础。因为“再现的最大特征是媒介化：经验直观地作用于感知，而经验的再现，则必须用一种媒介才能实现，因为符号文本必须通过媒介才能被感知”（赵毅衡 2013a：74）。这也是我前面所说的，可以把符号定义为“被认为携带意义的媒介”的理由之一。说穿了，是媒介在经验世界外隔出一个符号世界，使纪实与虚构叙述既有了一个自主的文本空间，又有了一个可以锚定的实在世界，这样框架理论才有了用武之地。 由于“‘媒介替代’是符号再现的本质”，被媒介一度区隔出来的空间，就“不再是被经验的世界，而是符号文本构成的世界，存在于媒介性中的世界”（赵毅衡 2013a：74）。这个世界就是纪实型叙述所在的位置，是所有纪实性体裁，比如新闻报道、历史、记事画、展览、演示、报告、庭辩、魔术、纪录片、心灵感应等所在的位置。纪实类体裁的共同特点，是直接指向经验事实，媒介的“透明性”既是体裁本身的要求，也是接收者的期待。所谓媒介的透明性，意指体裁追求符号文本与经验世界的最大“象似性”。这种象似性是皮尔斯符号学意义的，既指具体“形象”的象似，也指“关系”和“概念”的象似。当然，这种媒介的“透明性”，在语言学转向以后，尤其在“不是言说者在言说，而是言说在言说言说者”成为主潮、建构主义大行其道、媒介的透明性遭到普遍怀疑的时候，难免被嘲笑与指责。但文化作为“相关表意行为的总集合”（赵毅衡 1994：2），它是解释社群的“共享意义”。它与各种叙述体裁签下的契约，不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且也不是想颠覆就能随便颠覆的，尤其是进入文化实践，更是这样。 二度区隔是“二度再现区隔”，即“在符号再现的基础上再设置的第二层区隔”。它是再现中的进一步再现，也就是说“不再是一度媒介再现，而是二度媒介化，与经验世界就隔开了双层距离”。犹如“画家的床”离柏拉图“理念的床”隔了两层的情况相仿，只是所隔之物的情形很不一样。这个从文本中再度区隔出的空间，是虚构叙述所在的位置，也是所有虚构类体裁，比如小说、神话、连环画、装置艺术、戏剧、相声、笑话、游戏、故事片、梦、幻觉等所在的位置。 关于“一度区隔”与“二度区隔”的区别与联系，《广义叙述学》援引霍尔的例子作了很好的说明，我也不妨在此援引：“意义生产过程，就是用媒介（在他的例子中是心像）来表达一个不在场的对象或意义：我看到某人摔了一个杯子，这是经验。我转过头去，心里想起这个情景，是心像再现；我画下来，写下来，是用再现构成纪实叙述文本；当我把这情景画进连环画，把这段情景写进诗歌小说，把这段录像剪辑成电影，就可以是虚构叙述的一部分，它可以不再是纪实，不再与原先握在手中的那个杯子对应。”（赵毅衡 2013a：76）意思是说，虚构叙述的媒介不仅是不透明的，不仅不是指称性的，而且往往跳过对象，越过指称，直指解释项（赵毅衡 2011：307）。这才是这类体裁的共同特征，虚构叙述就不能在经验世界求证，否则就会犯“范畴谬误”。 但是，无论是一度区隔还是二度区隔，无论是一度媒介化还是二度媒介化，也无论是纪实叙述还是虚构叙述，纪实是其基本品格。在各自的框架内，遵循纪实的规程，是所有叙述文本的共性：被媒介隔出的经验世界，是所有媒介世界的最终锚定点和落脚地。 五、媒介范围划定叙述学边界 媒介的范围，就是叙述学的边界。媒介范围有多大，叙述学边界就有多宽，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而事实就是这样。这又一次显示出媒介的基础作用，它使符号叙述学的边界得以澄明，从混沌中呈现出来。由于一进入解释，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符号，媒介的范围变动不居，广阔无边，在实际操作中，坚持“媒介立场”就至关重要，它是叙述学“守边”行动的立足点。 斗胆说一句：学科意识，其实就是边界意识。没有边界意识，难有学科敬畏，理性与科学，就变得遥不可及。叙述学研究的是媒介化的世界，不是经验世界，因此媒介化是符号叙述学的基础。超出媒介化的行为，对于符号叙述学来说，是越界行动。或者说，看似属于叙述学的范围，但只要不在媒介世界，就不属于叙述学考察的对象。即使在媒介世界，但不用谈符号媒介的方法去谈论，依然可以不认为是符号叙述学。这不是画地为牢，也不是作茧自缚，更不是固步自封，一门学科有它的专业性要求，同时也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样才能对其他相关学科保持足够的敬畏与谦卑。跨学科研究是另一回事，它同样有自己的学科边界。 对于符号叙述学，要做到不越界，还真很困难。比如演示类叙述，《广义叙述学》在谈到为什么它属于符号叙述学的研究对象时，就持守了“媒介立场”。从仪式、戏剧，到足球比赛，到电子游戏，之所以是演示类叙述，是因为它们都是“落在一定叙述框架中的文本，其情节有控制地按一定方式展开：它们不是打架、战争那样‘本来状态’的生活经验，而是媒介替代再现。虽然其媒介（人的身体、手中的武器）几乎与真实经验中的身体与武器相同，但是媒介化的再现与经验有本体性的不同”。再清楚不过了，只有落入媒介、落入文本中的演示，才是符号叙述学考察的内容，不能把经验世界的东西与之混同，因为它们“有本体性的不同”（赵毅衡 2013a：38）。但有些符号学家、叙述学家却没有坚持好这一条。比如麦茨在分析电影的现在时态时说：“观众总是将运动作为‘现时的’来感知。”（20）如果把电影“观众”也看成是电影这个演示文本内部的要素，就相当于把小说的“读者”当成小说文本的构成要件一样，显然是不恰当的。小说读者，同样“感同身受”，同样有电影的“现场感”，林黛玉哭，读者也会垂泪，有关例子不胜枚举，但不能说小说是现在时态的。同理，就不能把作为“接收者”的观众，当作演示类叙述的“受述者”来分析，除非“观众”参与文本建构，实实在在成为这个演示文本的一部分。对演示类叙述之所以是现在时态的考量，在逻辑上应与对记录类叙述、意动类叙述是过去时和未来时的辨析取得一致。 笔者认为，如果从媒介角度观察，记录类叙述与演示类叙述的区别在于媒介自身的静止与运动。只要是静止类媒介，就是记录类的、有关过去的叙述，原因是媒介本身不占用叙述时间。凡是运动类媒介，就是演示类的、有关现在的，原因是媒介本身要占用叙述时间。记录类的“叙述行为是在瞬间中完成的”（赵毅衡 2013a：157），而“演示类叙述的最大特点，是其被叙述时段、叙述时段、接收时段三者的重合”，可谓的论（赵毅衡 2013a：162）。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又比如底本与述本。“底本”究竟在哪里？到底是什么？底本与述本谁在先？等等。回答这些问题，不少叙述学家也越出了媒介世界。有的认为底本是“真正发生的事情”；有的认为底本是“符合现实的故事”；有的认为只要是底本里的，就是“事情本来面目”；有的认为底本到述本的转化除了选择，还需要“被媒介化赋予形式”，也就是将底本视为“尚未被媒介再现的非文本”。即便是俄国形式主义所说的，即底本是“未曾变形的故事”，也与前述诸说法一样，底本容易被理解为“经验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容易被笼罩在底本在先的阴影之下。如果坚持媒介立场，坚持底本和述本是符号双轴运动的结果，那么底本/述本都在符号世界中，不可能一个掉到经验世界里，也当然就都在媒介世界中。而且它们是同时发生的，不存在谁先谁后。叙述无论是分为法布拉—休热特、故事/话语、素材/故事、底本/述本等双层，还是分为故事—叙述行为—文本三层，都不可能“分”到“经验世界”中去。其实“情节”与“事件”也只能作如是观，并不是前者在媒介世界，后者在经验世界。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不进入叙述学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在经验世界中，在文本世界外。不是说他们不需要研究，而是他们自有人研究，自传作家、历史学家，甚至社会学家都可能将其作为考察对象。 此类例子几乎涉及到叙述学的所有关键概念，不再一一列举。好在，只要我们意识到媒介是符号叙述学的基础，就会自觉到这门学科的边界，用符号学和叙述学的方式，处理好文本世界与经验世界美丽与深邃的关系。 本期编辑：唐亚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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