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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有云“无错不成书”，说的是不少书质量太差。笔者以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客观地讲，有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而有的错误则是不应该有的。现将随读所见的一些不应该出现的错误，罗列数则，加以辨析，以就教于方家。 在鸡足山，徐霞客写下了17首诗，[1]其中尤以写鸡足山“四观”一组五首最为著名。这组诗的第一首《绝顶四观》为七律，综述在鸡足山绝顶（天柱峰）看到的四种奇观：东日、西海、南云、北雪；后四首均为七绝，分写“四观”各景，即《日观》《雪观》《海观》《云观》。徐霞客对鸡足山“四观”备加赞赏，他认为：日、海、云、雪天下四景，得其一即为奇绝，而鸡足山“一顶而已萃天下之四观”，不能不令人赞美称誉。他在《鸡山志略一》中这样写道：“观之有四”，“内之中，海内得其一，已为奇绝，而况乎全备者耶？此不特首鸡山，实首海内矣”。“四观”之中以东观日出最为壮美，徐诗《日观》即可让我们有所领略： 天门遥与海门通，夜半车轮透影红。不信下方犹梦寐，反疑忘打五更钟。 但是，一本关于云南的诗的评注作品，不知何故，评注者却将这首诗的名称“日观”改为“月观”。虽一字之差，却日月混淆，阴阳颠倒，以后的注、评皆因此而致错。注解中说：“月观——鸡足山著名景观之一，指在鸡山顶峰赏月”。后面的诗评还进一步阐释：“《月观》中，写明月东升，'夜半车轮透影红’一句，准确地描摹出月亮略带红色的情景，比一般地咏月诗更为独到。”[2]读此之后，叫人啼笑皆非。应该承认，注解和阐释的想象力是丰富的。的确，在笔者所读过的许多注释徐霞客这首诗的书文中，这种评介是“独到的”。 令人不解的是，就在该书选印所谓《月观》诗的同一页上，注者还选了《绝顶四观》一首，而且诗题下清楚地标着徐霞客对“四观”的自注：“东日、西海、南云、北雪”。关于鸡足山绝顶“四观”，《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五》明确指出：“南曰云观，指云南县昔有彩云之异也；东曰日观，则泰山日观之义；北曰雪观，指丽江府雪山也；西曰海观，则苍山、洱海所在也。” 新近出版的一本书解释大观楼长联的“唐标铁柱”写到：“唐玄宗统一南诏后，在弥渡立过铁柱以记功德”。[3]言语不多，其误有三。 第一，说“唐玄宗统一南诏”，不确。史实是，在唐玄宗支持下，蒙舍诏（或南诏）统一了六诏，建立了南诏国，而不是唐玄宗统一南诏。 第二，唐标铁柱时间在唐中宗，而不是唐玄宗。 第三，唐标铁柱与南诏铁柱是两回事，这里将其混为一谈。 南诏铁柱在弥渡县太花乡铁柱邑。柱高3.3米，直径32.7厘米，重约2069公斤。柱上铸有阳文题款：“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建极”是南诏第十一世王世隆的年号，“建极十三年”为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年）。南诏铁柱又称“天尊柱。”关于此柱建立的说法颇多。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唐初洱海地区白蛮乌蛮各部落为了统领权长期争斗。相传白蛮部落有一铁质神柱，为诸葛亮征南中时所立，因年久已锈蚀不堪。“白国主”、“云南大将军”张乐进求就重新铸造并举行盛大祭祀仪式，邀请洱海地区有名的部落首领共祭。蒙舍诏首领细奴逻亦应邀参加。祭祀进行中，一五色鸟飞到铁柱顶端，又飞到细奴逻肩上，张和众首领以此为祥瑞之兆，乃天意。张遂将女儿嫁给细奴逻，并“举国逊之”。[4]这个传说映透出当时部落之间解决争斗问题，“和亲”的重要作用。后来铁柱一直被南诏作为权力转移的象征而尊奉。徐嘉瑞则认为：“南诏世隆，立铁柱于弥渡，乃佛教之纪念柱，当时佛教已极盛也。”[5]还有人认为此柱为云南古老宗教祭祀的祭柱。 唐标铁柱则是指唐朝在洱海地区打败吐蕃后立的记功柱。据《新唐书》等记载，唐初吐蕃势力日大，与唐朝争夺洱海地区。公元707年（唐中宗景龙元年），“吐蕃及姚州蛮寇边”，唐中宗李显派御史唐九征为姚道讨击使，统兵反击，累战皆捷，拔除了吐蕃据点，恢复了唐在洱海地区的统治，在波州（今祥云县。一说在湍溪，即今漾濞江畔）建铁柱以记功。唐标铁柱今已不存。 这里的问题有二。其一，唐代贞观年间，南诏不可能封鄯阐侯。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共23年。贞观二十三年（649），即贞观最后一年，蒙舍诏细奴逻立，称奇嘉王，通称南诏。而这时的南诏仅为六诏之一，既没有统一洱海地区其他五诏，更没有统一整个云南，因此不可能封鄯阐侯。因为鄯阐地在今昆明。 其二，把鄯阐侯说成南诏国时期的也不对。据查，鄯阐侯为大理国的封侯，始封于1063年。这时南诏国已灭亡161年。鄯阐侯是大理国王段思廉对高智升的封号，时值北宋嘉祐八年。[8]而传说中的高光兄弟为鄯阐侯位的后袭者，时间更晚。 综上所述，高光兄弟追犀牛建寺的故事，不在南诏时期，更非贞观年间，而应在大理国时期（相当宋代）。 还有一书，既写明筇竹寺始建高氏兄弟的传说为大理时期，又言之凿凿说筇竹寺建于唐贞观十二年（638），[9]更是明摆着的自相矛盾。 这里的分类使人感到似是而非。“最早”与“最古老”有何区别？“最著名”的标准是什么？“刻”、“碑碣”、“石碑”又有什么不同？ 据《辞源》和《辞海》解释，石上镌刻文字称为石碑或碑刻，汉代以后称为碑。最初的碑根据其形状不同名称也不同，长方形的称为“碑”，圆首形或形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的叫“碣”。后来碑、碣名称往往混用，碑碣则成为碑刻的总称。就该书所用“碑刻”、“碑碣”、“石碑”三词来看，其含义似没有古代关于碑、碣的区别。 若以时间而论，孟孝踞（应为琚）为东汉时立，爨龙颜碑为南朝刘宋时立，当然孟碑比爨碑更早，这样爨龙颜碑就不能说“最早”。仅就爨碑而言，云南还有一块与爨龙颜碑并称的爨宝子碑。两碑并称为两爨碑，或大小爨碑。小爨碑（即爨宝子碑）为东晋时立，比大爨碑早。如此，爨龙颜碑也不能称“最早”。 然而不少介绍圆通寺的书籍却不谈此中的原委。有的还这样写道：圆通寺“大雄宝殿地处寺院最低点。大雄宝殿又叫圆通宝殿”。[10]如此表述，很难说是准确的。 据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创修圆通寺记》碑文记载，唐南诏蒙氏曾在这里修建补陀罗寺。“补陀罗”是梵语的译音，也有译作“普陀”、“布达拉”、“补怛落伽”等，意思是“光明”，系山名，在印度南海，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可以说昆明补陀罗寺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观音道场。它比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浙江普陀山早10多年。补陀罗寺于忽必烈南征时毁于兵燹。元延祐年间新建一寺更名圆通寺。“圆通”乃观音菩萨的三十二名号之一。因此，寺名仍继承了补陀罗的原意。换言之，该寺仍为观音道场。 清同治十年（1871），该寺遭淹。俗话说“泥菩萨遇水自身不保”，大殿主尊观音因此倾圮。至光绪年间重修，不知何故，竟在观音座上新塑起三身佛（一说“三世佛”）。于是形成供奉释迦佛像，而殿名却号圆通的名实相异的情况。 笔者以为，了解圆通寺上述史事并向游客进行介绍，应该说是更引人入胜的。 注释： ①见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下册第121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 ②段跃庆等评注《历史诗人咏云南》第143—146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4年8月版。 ③龚正嘉编著《云南旅游》第25、32页，云南科技出版社197年1月版。 ④李昆声、祁庆富《南诏史话》第41—4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3月版。 ⑤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 ⑥《云南旅游之最》第51、53—54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5年12月版。 ⑦王学沛等编《昆明旅游指南》第37页，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石玉顺、吴琳编著《昆明园林名胜》第87页，云南科技出版社1987年10月版；《云南旅游》第3页。 ⑧《云南辞典》（云南大事年表），第68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3年5月版。 ⑨王明生主编《云南寺庙塔窟》第5页，云南科技出版社196年5月版。 ⑩参见王海涛《昆明文物古迹》“圆通寺考”，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原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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