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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革命家、改革家、启蒙思想家、民主主义者，新文化运动发起者，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倡导者，五四运动总司令、思想指导者，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领导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1896年，陈独秀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后来多次赴日本留学。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毛泽东主席评价）。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后任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二、三大）、中央总书记（四、五大）等职务，并任第一至五届中央委员。他于1927年7月被共产国际剥夺中共党内领导职务。8月7日，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汉口主持八七会议，禁止陈独秀参加，在会议上公开批判陈独秀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9年因为在中东路事件中反对当时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被开除党籍。之后，陈独秀思想开始向托洛茨基靠近，对斯大林进行了批判，并于1931年成立中国托派组织，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胡适之、傅斯年等人纷纷出来为其说话，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知名的学者罗素、杜威等人去电蒋介石，请求将其释放，但蒋介石不为所动。大律师章士钊主动免费为其出庭辩护，1933年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判刑后囚禁于南京，在南京狱中，他利用国民党的优待条件，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等，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于1937年8月提前获释出狱。后与王明交恶，王明失势后，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托人劝说陈独秀去延安，均被拒绝。他拒绝蒋介石出资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的邀请去美国，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隐居在四川江津，以教书为生，保持低调，1942年5月，在四川江津（今重庆市江津区）逝世。主要著作有《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陈独秀思想论稿》、《陈独秀著作选编》等。 《题西乡南洲游猎图》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 李都蔚点评： 这首诗发表于1903年8月17日上海《国民日日报》，是陈独秀早期作品，那也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全诗大意：并不拘泥于保皇或革命的形式格套，只要违背心愿的不平之事都要抗争呐喊。再微小的正义都要追求，只求身后没有遗憾，看似长远的委曲求全只会白白葬送人身自由。奋斗拼搏甘愿吃苦冒险，所遇敌手无非猪羊一样。男子立身只要斗争精神，不在乎结果的成败得失。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昔日那位安庆的读书郎，飞腾之象已成，诗中借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来表达自己的壮志豪情（西乡隆盛，是日本倒幕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对于日本建立现代国家具有重大贡献，同时他也是武士道的捍卫者，一位最后的武士，在日本改革武士阶层的时候，他又起来反叛，最终战死）。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刺激了中国精英知识阶层的猛醒，中国开始从谋求洋务运动的技术强国主义之后，在看到自己亚洲第一的舰队全军覆没，开始醒悟，谋求政治体制改革，康梁代表的维新派给清政府开出的一条比较温柔的改良药方，这在当时顽固派那里还是得不到通过，最终戊戌六君子喋血，康梁之后起来的知识分子，开始谋求革命的手段加以解决了。日本既是给中国深重灾难的侵略者，同时也是中国改良派与革命派都争相学习的对象，后来影响中国的一大批精英人物都有着日本留学的经历，那是中日留学历史上的一个盛况空前的时期：鲁迅、陈独秀、蒋介石、郁达夫等人。相对于西方，中国与日本距离接近，同时文化接近，日本的迅速崛起对于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刺激。陈独秀也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迅速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的，“勤王革命皆行迹”，他开始了自己对国家未来的思考与探寻。1903年，24岁的陈独秀已经在家乡创立了“安徽爱国会”，1904年在那个自由办报的黄金时代，他也在芜湖创刊了《安徽俗话报》。一个时代要变了，那些改变时代的人物在痛苦中崛起。 《病中口占》 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 病如檐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 蕲爱力穷翻入梦，炼诗心害猛通禅。 邻家藏有中山酿，乞取深卮疗不眠。 王若水点评：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革命家、改革家、启蒙思想家、民主主义者，新文化运动发起者，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倡导者，五四运动总司令、思想指导者，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领导人。这些说的都是1927年之前的陈独秀，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陈独秀，1927年之后的陈独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试着从他的一首诗作来还原他的晚年人生。 48岁，人生的第四个本命年，本是多事之秋。48岁的陈独秀，在1927年的中华大地，更是暴风雨的中心。 1919年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同年8月，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向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提出关于在东亚民族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建议，他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其重要使命之一是“坚持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的工作”。1920年2月前往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提议在远东局下设外国处。1920年3月魏金斯基被派来华后，帮助李大钊等，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在北大组织成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魏金斯基根据威廉斯基的指示，在上海建立了临时领导革命运动的中心“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朝鲜、日本三个支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5月之后，在中国便出现了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潮。1920年8月在魏金斯基的指示帮助下，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在《新青年》杂志社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吸收陈望道、沈玄庐、李达等加入党组织，讨论研究起草了党章(草案)。至此，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小组成立，名字叫“共产党”。上海小组的建立，开中国建党先河。随后，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如北京小组、济南小组、广东小组、湖北小组、湖南小组、旅日小组。1921年3月共产国际派遣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华帮助指导。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921年7月23日至31日期间，成功召开，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工作圆满结束，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在“一大”期间，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国际代表马林机警地识破了特务的侦探行动，并将大会地点从上海法租界移至浙江嘉兴秘密举行。自五四运动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及其代表准确地估量并充分利用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声威逐步浩大的势头，他们直接参与、指导并给予理论援助和物质（资金）资助，把中国先进力量汇集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加快了组建的步伐。因此，在中国革命新生政治力量形成中，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及其代表无疑起了催化剂作用。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这个决议肯定了共产国际在中共成立中的重大作用。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参加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并成为其底下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作为下级支部必须严格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其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革命事业很多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左右，直到遵义会议的召开，才开始逐渐走上完全独立自主的道路，到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完全脱离共产国际的束缚。中共早期在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唯上的，被动服从的，有时甚至是盲从的。之所以产生这种倾向，一方面固然是囿于共产国际的纪律，另一方面，党在现实的斗争中确实还需要共产国际从精神到物质，从理论到实践等方面的支持，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共被动服从共产国际的不可避免性。共产国际并不完全了解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在领导中共的早期革命中不可避免的发生着错误和偏歧。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后瞿秋白为代表的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再后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否定毛泽东主席的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实践证明的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以至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差一点断送中国革命的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这些使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出现巨大偏差的问题，共产国际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共产国际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而常常是找一个“替罪羊”背起这口沉重的黑锅。中共的早期领导人无疑是最佳人选，于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就犯了右或“左”的错误。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国民党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国际迅速将责任推给陈独秀，他于1927年7月被共产国际剥夺中共党内领导职务。8月7日，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汉口主持八七会议，禁止陈独秀参加，在会议上公开批判陈独秀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一年的7月，陈独秀失去了他的长子陈延年，次年的6月，陈独秀失去了他的次子陈乔年。优秀的共产党员陈延年、陈乔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仅29岁、26岁。 在陈独秀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不公正处理后，托洛茨基则表扬肯定他在大革命时期的做法，并认为他不是机会主义者。托氏的话无疑令被人落井下石的陈独秀十分感动。之后，陈独秀在感情上开始向托洛茨基靠近，对斯大林进行了批判，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陈独秀的理论主张却与托洛茨基主义不同，陈独秀持“二次革命论”，托氏主张“一次革命”，二者南辕北辙。 托洛茨基（1879-1840年）是俄国与国际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具争议的、也是备受污蔑的左翼反对派领袖，他以对古典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独创性发展闻名于世，工农红军、第三共产国际和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926年托洛茨基围绕工业化道路和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批判斯大林的观点。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分歧表现也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上，如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并在遭受国民党右派进攻时，要求中共妥协退让；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则主张中共退出国共统一战线，独立发展。1927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决定，解除了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职务。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无法解释他促成的国共统一战线的优越性，又不敢承担指导方针失误的责任，从而导致苏共党内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部分中国学生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终于在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活动中爆发。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突然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旗帜。这场事件最后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驱逐出苏联而告终，那些拥护和追随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也都被开除党籍和团籍，并于1927年底被遣送回中国。托洛斯基于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被逐出国，1932年被取消苏联国籍。1934年斯大林集团开始准备一连串莫斯科审判，以托洛斯基为主要清算对象，1936年8月举行“托季联合中心”案审判，托洛斯基被缺席判处死刑。1938年9月3日托洛茨基建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即第四国际，起草了该党纲领。1940年8月20日于墨西哥遭斯大林派遣的凶手杰克逊暗杀。（1988年苏联当局已经为苏联托洛斯基派平反）。 1927年底被遣送回国的拥护和追随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之间由于政见与遭遇相同，私底下便开始酝酿成立托派组织。1928年12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我们的话派”。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部分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陈独秀严重低估了农民运动的力量，没有看到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这唯一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9月陈独秀组织的“无产者社”，1930年1月1日由刘仁静牵头组织的“十月社”和1930年夏由赵济等人组织的“战斗社”，中国一共有了4个托派组织。1931年5月1日，在陈独秀的号召下4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后的托派中央，陈独秀为总书记。陈独秀成为中国托派的领袖更多的是反对斯大林的感情因素，而不是理论观点一致，这种理性与感情的矛盾，导致晚年陈独秀与托派集团的分手。 1929年，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政府，决定用武力收回东北铁路路权，苏联因此派军队入侵中国东北，史称“中东路事件”。为了更快地获取胜利，苏联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参与进来。面对苏联的军事侵略，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李立三按照莫斯科的授意，在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下，公开喊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一口号遭到了陈独秀和毛泽东主席等人的反对。1929年陈独秀等人因反对这一口号，被开除党籍。 1932年10月，在上海淞沪抗会战中，陈独秀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而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胡适之、傅斯年等人纷纷出来为其说话，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知名的学者罗素、杜威等人去电蒋介石，请求将其释放，但蒋介石不为所动。大律师章士钊主动免费为其出庭辩护，1933年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判刑后囚禁于南京，在南京狱中，他利用国民党的优待条件，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等，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狱中的陈独秀一直坚持反日反国民党的立场，因此对中共1935年“八一宣言”后的政策转变，开始并不理解，曾作文攻击“八一宣言”是个“丢丑的文件”，“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而“亲英反日”，“是可耻的选择主人的态度”。“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传来时，陈独秀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同狱的人说：我平生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然后，他把酒奠酹在地上。他又斟了第二杯，呜呜咽咽哭起来说，为二位已经牺牲的儿子酹酒。情景十分感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在“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巨大压力下，被迫在8月23日释放了陈独秀。为了保全他们的面子，国民党政府在宣告陈独秀减刑释放的内部“指令”、“训令”和公布的“明令”中，都强调陈独秀“爱国情殷，深自悔悟”。陈出狱后发表声明表示：“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出狱后他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以此撇清与托派的关系。 陈独秀出狱后，面对祖国危亡和国民党被迫抗战的形势，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由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拥护国共合作。尽管如此，但要他拥护中共的全部革命理论和路线，甚至回到党内，没有可能。因为他思想深处仍坚持欧洲马克思主义“城市中心论”的观念，看不起游击队和农村抗日根据地，不承认中共是无产阶级政党，讥笑毛泽东思想是“山上马克思主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时候，托派出于其一贯的极“左”思维，坚守着“教派精神”的立场，左右开弓，批评国共两党，否定统一战线。“中国托派”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受到国共两党的严厉打击与制裁。同时由于苏联斯大林“肃托”的影响，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从莫斯科一回到国内，就秉承斯大林对托派从肉体上消灭的旨意，对凡是托派即格杀勿论。“托派汉奸”是陷害任何一个人最厉害而又“莫须有”的罪名。要杀谁，只要说他是托派，因为托派就是汉奸！这样的看法不仅在中共党内如此，在国民党内也如此，因为国民党政府需要以此来维系它与苏联政府的国家利益关系。王明和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每月向日本特务机关领取津贴的“日本间谍”和“汉奸”，并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杂志上公开散布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此举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抗议，严重影响党的威望。陈独秀也以为这是中共中央的意见，发表公开信，说了一些很激烈的话语。从此陈独秀与党的关系就彻底决裂了。 陈独秀这时对国、共及托派都失望了。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又专制独裁，不发动民众抗战，致使正面战场一败涂地，他觉得靠国民党来夺取抗战胜利是无望了；对中共又有偏见和恩怨不可能合作；中国托派口头上支持抗战，而把主要矛头攻击国民党和共产党，特别抨击共产党再次与国民党合作是对国民党“投降”，对无产阶级的“背叛”。他们主张直接搬用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策略，在战争中引发革命，即变国外战争为国内战争，对本国政府实行“革命的失败主义”，促使其在战争失败的危机中垮台，以造成革命形势，乘机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条极左路线实际上是破坏抗战，有利于日本侵略，遭到当时全国正派舆论的强烈谴责，使“托派即汉奸”的宣传在全国流行开来。陈独秀极端痛恨这条路线，并与推行这条路线的上海托派中央“极左派小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多次公开宣布自己与这个集团脱离关系。托派中央却反过来多次作出决议，强烈谴责陈独秀坚持“机会主义”，背离“托洛茨基主义”。双方也因此决裂了。托洛茨基得讯后，为了解决双方的矛盾，曾多次要求格拉斯设法把陈独秀弄到美国去，参加第四国际的领导工作。但是，陈独秀表示祖国在危急中，自己应该留在国内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拒绝赴美。 陈独秀于1938年7月，带着几多怨恨、失望、不满、挫折和空前的孤寂，沿长江而进入了四川。入川后，贫病交加，生活十分艰苦，唯有傲气不减。中共王明失势后，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托人劝说陈独秀去延安养老，均被拒绝。他拒绝蒋介石出资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的邀请去美国，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蒋介石曾派戴笠和胡宗南去他家拜访，见面后，拿出那次王明、康生诬蔑陈独秀是“汉奸”事件时国民党要人为其批驳的剪报，煽动他起来反共，陈独秀虽然对中共满腹怨气，耿耿于怀，但终不为所动。他在四川江津，以教书为生，保持低调，经济拮据，生活清苦。陈独秀晚年，在《实庵字说》和《识字初阶》的基础上，继续从事文字学研究，写了一部《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出版，并两次预支稿酬共1万元。但是，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小学”二字不妥，要他改书名，如《中国文字说明》。陈独秀则认为，“小学”是音韵学与文字学综合的古称，正反映了他研究文字的特点：形、声、义统一，而不是别的学派那样，将三者分裂。因此他拒绝改变书名。于是，该书直到他逝世也没有出版，他也一直不准家人动用那1万元；在遗嘱中，他还嘱咐家人他死后不要拿它卖钱。 这首诗就是陈独秀晚年百病缠身时所作。冬日天色渐暮，更感慨自己来日无多，风烛残年。身体的病如屋檐的冬雪难销一样不能痊愈，心中的愁绪似池中的寒冰越结越坚。一生的革命，现在已经竭尽全力，只能梦中再翻起波澜巨浪，现实中唯有做些学问，写写诗篇。邻居家中还有上好的美酒，去多多叨扰来一些吧，喝下它或许可以安然入睡。该诗反映了诗人烦忧集结，百病缠身的痛苦境遇，同时也表达了他对自己曾为之奋斗过的革命事业无限眷恋的情感。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寂寞病逝。 陈独秀是一个书生、一个学者，也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一个革命家。他和毛泽东主席一样，深刻了解中国的革命必须走中国自己的路，他只是没有找到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唯一符合中国的国情的路——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对月忆金陵旧游》），他走的早了，没有听到这可以惊醒他梦的歌声，注定了他最后的凄凉与孤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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