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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的那个地方我还记得，是刘南堡村最后的那一排。 刘南堡村位于西安辛家庙矿山东路的北侧，是一个中型的自然村。当时我们厂里职工住房非常紧张，所以很多职工成家后都租住在刘南堡村的农民家里，因为这离我们厂最近，走路不会超过10分钟。 我们家住在一个叫“红红”的家里，他家有四个孩子，三男一女。我之所以能够记得这些，是因为1967年文化大革命“武斗”时，我们不敢在厂里的家属区住，都住在刘南堡村的农民家里，所以对过去出生的地方才有这些印象。 听母亲讲，我出生两个多月，她带我回老家，结果就病了，是腹泻，非常严重。老家在河南农村，生活条件很差，各方面都很落后，根本谈不上“医疗条件”，而且家离县城还有十几里路，都是土路，只要一下雨，满地泥泞，根本无法行走。 那次病来得很急，我很快就进入了几乎休克的状态，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倒气儿”，已经不会哭了。家里人很着急，但是确实没有办法，父亲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实在没有办法就放弃了。 六十年代在中国的农村，孩子出生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活的大概不在少数，多数都是因为一种叫“脐带疯”的病夺取的生命。那时生孩子，接生的都是我们过去常说的“接生婆”，剪脐带用的剪刀就是用开水煮一下就算消毒了。我前面还有两个哥哥，都是因为“脐带疯”没有成活。 我当时是在母亲的老家，那个村里有差不多一半的家庭都行“逯”。村里有一个叫逯忠良的中医（我要把他叫外公），看着我一个劲的摇头，他知道我们家的情况，我前面两个哥哥没有成活他也清楚，觉得如果我也死去了真的可惜。他对我父母说：这个孩子要是能哭出来就好了，我就能把他救活！大家面面相觑，因为一个已经休克了的“月月娃”，无论怎么样也没有办法让我哭出来啊！ 刚好那天有一位老奶奶（我应该叫她外婆）来看望我，一听说这话，当即就说：我可以试一下！在场的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她，因为没有人能相信她一个农村老太太能让我哭出来。 她让我母亲找十根针，我外婆急忙就在做针线活的篮子里找出十根针，她在开水里烫了一下，就拿起针往我两个手的指甲盖里扎，家里人就那么看着她把针一根一根地扎进我幼小的指甲缝里，直到扎到第七个指头，我才“哇”的一声哭出来！ 忠良外公二话没说，急忙赶回家，开了药方就赶快配药（那个时候农村医生的家里都备有各种的药品，特别是中药），熬好后就急忙送到我外婆家里，然后就撬开我的嘴，给我一口一口地喂。
后来就不用说了，我被忠良外公救活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1976年我回老家，我外婆才给我讲了这些事情，我听完就让我的小姨带我去见忠良外公。小姨带我见到忠良外公的时候，他不认识我，当我小姨说起我母亲的名字和我的小名，他就想起来了，非常高兴的对我嘘长问短，与我聊了一个多小时。临走的时候，我从口袋里掏出30元钱递给了他（我回老家的时候，母亲给了我40元钱，我留了10买回西安的火车票和零用），他说什么都不要，我非常坚决地让他留下，他拗不过我，把钱收下了。其实对我来讲，我给他的不是钱，是心，一颗感恩的心。
2005年我再次回老家的时候，有一天清晨与我大舅、二姨、三姨在村子里散步，走到一个院子门口，大舅告诉我这是忠良外公的家，我当即说我要进去看看，大舅说忠良外公中风了，现在躺在床上不能动了，连话也说不出来。我坚持要进去看他，大舅就敲开了院门。
开门的是忠良外公的老伴，我叫她“外婆”。“外婆”领着我们来到忠良外公的床前，他还认识我的大舅（我大舅家在西安，因为外公外婆都去世了，所以很少回老家）。
大舅把我介绍给忠良外公的时候，他咧着嘴，微微地点头表示认识。我坐在他的床前，双手紧紧地握着他干枯的手，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心里非常的酸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我不记得对他说了些什么，大概应该都是嘱咐、问候之类的话。因为是早上出来散步，口袋里只装了300元钱，我掏出来放到他的枕头下，告诉他吃点好的，补补身体，争取早日恢复健康，他一边摇头一边流泪，让我心里非常的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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