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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早期谱系、谱牒与墓志关系辨证 摘 要：中古谱牒已经亡佚，仅有数件敦煌氏族谱残卷得以存世，传世文献同样也保存着中古谱牒的残篇断章。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古谱牒，应该包括近世祖先的婚娶职状，主要分布于墓志的首叙、志尾或志阴等特殊位置；还包括姓氏起源、房支分化等内容，主要分布于墓志的铭序和志铭等正文部分，近世祖先的官职也经常出现在墓志正文。中古墓志在抄录并改写谱牒之时，呈现出“功能分区”的特点。近世祖先的婚宦出现在首叙，还是志尾等特殊位置，与不同地域、不同等级的家族呈现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中古谱牒内容具有“公”和“私”的属性分野。墓志所载姓氏起源、房支分化等内容，史源驳杂：汉代碑刻、前朝姓氏书，抑或先秦两汉的典籍等内容。当然，也有大量墓志没有首叙和志尾，但相当一部分墓志正文都记载家族谱系。中古墓志记载谱牒的形式与内容，与前朝相比，既有因袭，又有变化。 关键词：中古早期 谱牒 墓志 婚娶职状 姓氏起源 士族是中古时期最为显赫最为重要的社会阶层。“符伍虽比屋邻居，至于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区别士庶，于义为美”，[1]士庶是地位悬隔的两个社会阶层，如何区别呢？中古谱牒的作用举足轻重，唐人柳芳论及谱牒对于六朝士族的意义，“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2]，因此，“谱牒之作，盛于中古”。[3]尽管如此，中古时期的谱牒著作几乎亡佚殆尽，唯有数件敦煌氏族谱残卷得以存世，海内外学者在20世纪曾经对此展开比较集中的考察。[4] 学者围绕中古士人谱牒和谱系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两种：一是重在阐释，主要受到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他们考察的重点不是辨析士族谱系的真伪，而是探讨士族谱系何以如此，尤其阐释那些“虚假”、“攀附”的士族谱系或郡望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攀附”和“伪冒”具有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意义。[5]另一种是实证研究，主要受中国金石学传统研究的影响。他们着重考察士族谱系的真伪虚实，去伪存真，勾连世系。[6]其中，学者还试图在中古各种文献中寻找谱牒的“踪迹”。陈直洞若观火地指出，南北朝家谱载于刻石之上。[7]陈爽结合大量墓志资料，予以证实，他指出六朝单体家族的谱牒，竟然以特殊的形式保存于中古墓志的特殊位置，进而复原《陈国阳夏谢氏谱》，并根据墓志辑存二百余份家族谱牒。[8]所谓“特殊位置”，就是指墓志的首叙、志尾和志阴等位置；所谓“特殊形式”，就是指平阙之制和提行缩进等行文格式。通检陈爽辑存的中古谱牒，都是追溯汉魏以降的祖先，绝大多数追溯墓主高祖以内祖先的婚宦职状。 一 中古谱牒内容考实 北齐杨愔批评《魏书》“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而魏收却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15]《魏书》故有“代人作家谱”之讥。[16]魏收所言所行，与挚虞旨趣相同。换言之，杨愔和魏收的互答，印证“枝叶亲姻”是中古谱牒记载的内容。迄于唐代，言谱者咸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等人次之，皆师法路氏，“（路敬淳）尤明姓系，自魏、晋以降，推本其来，皆有条序，著《姓略》、《衣冠系录》等百余篇。”[17]所谓“姓系”、“推本其来”，就是“尽能究其根源枝派”，近代以来，无及之者。[18]韦述曾经利用供职秘阁之良机，抄录柳冲所撰《姓族系录》，“如是周岁，写录皆毕，百氏源流，转益详悉。”[19]这就印证“百氏源流”是《姓族系录》记载的内容之一，也是谱学家必须掌握和记载的重要内容。又如李守素同样擅长谱学，妙识人物，“自晋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诸勋贵，华戎阀阅，莫不详究，当时号为'行谱’。……及言北地诸侯，次第如流，显其世业，皆有援证。”[20]“次第如流”正是指胡汉家族的等级次序，此处的“第”，就是挚虞所言的“定品”。 不仅如此，中古时期的谱牒虽已亡佚，但很可能以另一种形式保存于世。迄今较有说服力的谱牒是唐代河东裴氏的家谱。清人顾炎武路过今山西省闻喜县的裴村，有感于国无强宗而灭亡，遂作《裴村记》云： 余至闻喜县之裴村，拜于晋公之祠，问其苗裔，尚一二百人，有释耒而陪拜者。出至官道旁，读唐时碑，载其谱牒世系，登陇而望，十里之内，邱墓相连，其名字官爵可考者尚百数十人。[21] 无独有偶，顾炎武亲眼目睹的唐碑，很可能就是金大定十一年（1171）翻刻唐代的《裴氏家谱碑》。此碑现存山西省闻喜县裴柏村，碑额题为“裴氏相公家谱之碑”。碑阳、碑阴均有刻文，碑阳比较清楚，碑阴漫漶不清。碑阳文字共31行，首行记载“闻喜裴氏家谱序”，第2行至6行为谱序内容；第7行记载谱名“裴氏家谱”，此后为家谱内容，第8行云： 其先与秦同祖，佐舜帝封伯翳。又赐姓嬴，累世有功。佐殷伐桀，佐周伐纣，至始皇、非衣之后，封裴遂以为姓。自汉有水衡都尉盖，五世至后汉敦煌太守遵。□遵始自云中，居河东安邑。[22] 这行文字包括的信息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裴氏如何受姓，二是河东裴氏如何形成，前者为姓氏起源，后者是房支分化。通览此碑，这份金代碑石所刻文字，从裴氏起源开始，根据不同的眷属和房支，依次罗列冠冕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此碑所载内容，完全没有涉及中古墓志通常包括的婚姻内容。因此，这份翻刻唐代家谱的金代碑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唐代家谱，在翻刻过程中做了哪些“加法”和“减法”，都需要结合其他资料深入讨论。但是，这份家谱所载内容，说明家族的姓氏起源、房支分化和人物冠冕等内容，应该是士族谱牒记载的基本内容。 另一份材料是现藏日本的《汪氏宗谱》收有“唐开元五年重修谱序”： 轩辕受箓，战涿鹿以垂衣，西北居岐，奋戎衣而克纣，周公硕、辅伯禽受祚，界五等之上，公建百里，以诸侯惟分封，于曲阜及食采于颍川，汪氏之繇，实基于此。暨汉建安之世，祖文和，位宰会稽，遂尔淹留，或新都而筑室，或宣歙以开家，迁徙无常，宗支渐远，兹故续书谱牒，庶易寻流，爰自周代，迄于今代，英名婚宦，罔有断遗。[23] 上述两份资料毕竟是后世文献，真伪问题未有定谳，故在证明中古谱牒内容方面，仅有“逆推旁证”的参照价值。接下来，我们再以现存主要姓氏书或类书所录的谱牒残句为例，略加证明。兹以《元和姓纂》所引王僧孺《百家谱》和贾执《姓氏英贤传》为例。[25]先看《姓氏英贤传》，聊举数例： 屠住：芈姓，楚公子屠食采于住乡，因氏焉。 崔：姜姓。齐太公生丁公伋，生叔乙，让国居崔邑，因氏焉。自穆伯至沃、杼、成、良，代为卿大夫。良十五代孙意如，秦东莱侯，生二子，伯基、仲牟。伯基居清河东武城，仲牟居博陵安平，并为著姓。 辛相：楚大夫辛相之后。汉有河间相辛相通。 箝耳：本胡姓，天监初有箝耳期凌，自河南归化。[26] 以上诸条所引，绝大多数都记载得姓之始，崔姓还谈及人物血脉，以及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的房支分化。这些条目证明，姓氏起源是中古谱牒记录的基本内容。形成对照的是，《元和姓纂》所引《百家谱》，几乎都与士人婚姻相关。聊举数例： 皮：苟昭娶下邳皮仁之女。 禹：兰陵萧道游娶禹氏女。 阙：萧远娶下邳阙氏之女。 柏：萧元益娶济阴柏氏；益兄子泉，娶济阴柏齐女。[27] 上引资料仅仅是两书的吉光片羽，但通过这些碎片化的资料，可以清晰地证明，姓氏源流和婚姻情况是中古谱牒必须包含的基本要素。另外，传世文献也保存着相当数量的中古谱牒，注引谱牒者，以《世说新语》为最。潘光旦早已指出，“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旁搜远引，实间接为谱学一大功臣，有不能不特加注意者。”[28]根据潘先生的统计，《世说新语》注引家谱达39种。例如，《世说新语》注引《袁氏谱》云： （袁）悦字元礼，陈郡阳夏人。父朗，给事中。仕至骠骑咨议。太元中，悦有宠于会稽王，每劝专览朝权，王颇纳其言。王恭闻其说，言于孝武。乃托以它罪，杀悦于市中。既而朋党同异之声，播于朝野矣。[29] 刘孝标注引“某氏谱”，与《元和姓纂》所引大同小异，记载内容涉及受姓、郡望、仕宦、婚姻等内容。但是，《袁氏谱》所载有所不同，“太元中”以下内容，是关于袁悦的政治事迹。余嘉锡谓：“自太元中以下，似别引一书，非《袁氏谱》之言。传写脱去书名耳。”[30]此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世说新语》注引的绝大多数“某氏谱”并不记载人物事迹所致。胡宝国认同这种推测，“家传与家谱的差异是明显的，家传中往往有人物活动的具体事迹，而家谱则只是记述人物的婚宦、血脉。”[31]上述两位先生的判断，进而得到陈爽的支持，“墓志中的谱系记录完全符合'无具体事迹，主要记述人物的婚宦、血脉’这一魏晋家谱的基本特征。”[32]果真如此吗？其实，余嘉锡的推测并无坚实的史料根据，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不宜将“太元中”以下的语句视作他书内容。同时，我们可援引其他氏族谱所载内容加以证实。例如《桓氏谱》云“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学博士。道恭历淮南太守、伪楚江夏相。义熙初，伏诛。”[33]末句即为人物事迹。换言之，家族人物的典型事迹，也可能是六朝家谱记载的内容。《三国志》裴松之注、《史记》三家注、《汉书》注、《文选》注、以及《水经注》都征引中古家谱，学者统计达25种。[34]比较各书所引“某氏谱”，以《嵇氏谱》所载内容和方式比较典型，迻录如下： 谯有嵇山，家于其侧，遂以为氏。 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康父昭，字子远，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兄喜，字公穆，晋扬州刺史、宗正。喜为康传曰：“家世儒学，少有儁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尝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伦，可以善求而得也；著《养生篇》。知自厚者所以丧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百一十有九人，盖求之于宇宙之内，而发之乎千载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康兄喜，字公穆，历徐、扬州刺史，太仆，宗正卿。母孙氏。[35] 上引第一条是嵇氏得姓之由，第二条和第四条是婚姻及兄长官职，第三条资料所载，显然“溢出”人物血脉和婚娶职状的记载，属于人物评价，并占有相当的篇幅。相似的内容，也出现在墓志的志尾等特殊位置。例如，天保九年（558）《高荣暨妻牛贵英墓志》志尾云，“夫人姓牛，字贵英，陇西人也。父长，安绫县令。夫人兰芳桂颓，内外称奇，女德妇功，乡闾著美。”[36]牛贵英及其父亲官职的记载，符合墓志记载谱牒的特征，但最后一句关于夫人的誉美之词，属于人物评论的范畴。实际上，墓志首叙、志尾所载内容，经常“溢出”近世祖先婚宦的情形。撰于正始二年（505）的《李蕤墓志》，其志尾云，“亡父承，字伯业，雍州刺史、沽臧穆侯。夫人太原王氏。父慧龙，荆州刺史、长社穆侯。君夫人太原王氏，讳恩荣，封晋阳县君。合葬君墓。”[37]前面所言李蕤父亲官职及母亲出身的情况，符合中古谱牒重视婚宦之标准，但最后一句“合葬君墓”，则是婚宦之外的内容。上述记载墓葬方位、死亡年龄、人物评论等内容，和墓主祖先世系官职一样，出现在墓志的首叙、志尾等特殊位置。 最后，敦煌文书残卷也可提供若干有益的线索。大致有两件文书与本文直接相关：首先是P.2625号文书，又称“敦煌名族志残卷”，记录敦煌大族张、索、阴等三家谱系：张氏残存末尾；阴氏保存完整，但从唐代开始记录；[38]而索氏记载姓氏起源云，“其先商王帝甲，封子丹于京索，因而氏焉。武王灭商，迁之于鲁，封之为侯。秦并六国，庄侯索番，致仕国除。汉武帝时，太中大夫索抚、丞相赵周，直谏忓旨从边。以元鼎六年，从巨鹿南和，迁于燉煌。凡有二祖，号南索、北索。” [39]这印证中古谱牒包括姓氏起源、房支分化、人物事迹等内容，其后详细记载两汉魏晋南北朝索氏人物官职，以及履历。其次，P.3421号文书亦可注意，学者定名“氏族志残卷”，兹录“扶风郡”条目： 扶风郡出六姓，歧州：马、窦、班、辅、曾、惠。 马氏，承颛顼之苗裔，绪伯益之后。 窦氏，承颛顼之苗裔，夏禹之胤。 班氏，承后稷之苗裔，周文王之胤。 辅氏，承姬姓周文王之苗裔，武王之胤，周照王之子。 曾氏，承周成王之苗裔，曾之胤绪，曾伯禽之后。 氏，承姬姓周文王之苗[裔]，鲁周公旦之胤绪，鲁伯禽之别族，柳下惠之后。[40] 上述资料再次证明，姓氏起源不仅是中古私家谱牒的基本内容，也是官修谱牒应该记载的内容。综合上述多种性质的资料，一份相对完整的中古谱牒，至少包括姓氏源流、房支分化、成员官职和婚姻嫁娶等基本要素。[41] 如此，我们再来审视和验证陈爽的研究结论。如所周知，墓志在六世纪初逐渐定型，形成有志盖有志身的固定形制，特别是志身在宣武帝永平年间（508—511）形成了志题、铭序、铭辞皆备的成熟作品。[42]墓志定型以后的基本格式是：“志题+铭序+志铭+尾识”，但在南北朝时期，相当一部分墓志的格式“衍生”出首叙、志尾或志阴等部分。而首叙和志尾等特殊位置所载内容，通常只是简单记载墓主近世祖先或子孙的姓名、官职和婚姻，用词简洁，行文严谨，具有公文性质。陈爽认为这些材料的性质是直接抄自家族谱牒，或稍加改写。[43]中古谱牒重视人物的婚宦，并以近世祖先的官职和婚姻作为记录重点，构成中古谱牒的鲜明特征。此说基本成立，没有疑义。另一方面，概览陈爽辑存的中古谱牒，以及近年新出墓志首叙和志尾所载的谱牒，其内容几乎全部集中记载墓主高曾以内祖先的婚宦。显而易见，与前文所考中古谱牒内容相比，中古墓志首叙和志尾等特殊位置所记载的谱牒，肯定是经过大幅删减或刻意选择的“摘录本”，而“减掉”的部分至少包括姓氏起源、房支分化等内容。这些谱牒内容去哪里了呢？ 二 墓志中的谱系分布 如前所考，姓氏起源和房支分化等要素同样也是中古谱牒应予记载的重要内容。立于北魏正光四年（523）的《王基墓志》，其志尾云： 其先出自有殷，周武王克商，封箕子于朝鲜，子孙因而氏焉。六世祖波，燕仪同三司、武邑公。高祖班，散骑常侍、平西将军、给事黄门侍郎、晋阳侯。曾祖定国，圣朝库部给事、冠军将军、并州刺史、博平男。祖唐成，广武将军、东宫侍郎、合肥子。父光祖，宁远将军、徐州长史、淮阳太守、司州中正、晋阳男第三子也。[44] 这份墓志志尾的书写内容显然与其他志尾不同，即从“其先出自有殷”，至“子孙因而氏焉”，这明显属于王基家族姓氏起源的描述。前文指出，陈爽根据传世文献和石刻资料复原的211份家族谱牒，都是从近世祖先的高祖或曾祖开始追溯，《王基墓志》志尾所载的世系，远远超出了“详近略远”的追祖范围。陈爽指出，这段文字“很可能是谱序原文”。实际上，正是由于陈爽坚持中古墓志抄录谱牒遵守平阙之制，进而将墓志的首叙和志尾等位置所载内容视作家族谱牒，而将墓志其他位置所载的姓氏源流和祖先元素悉数排除。[45]如此，本应完整的家族谱牒，就成为没有受姓源流和遥远祖先的产物。 当然，类似《王基墓志》将姓氏源流载于志尾或首叙的情况，极为罕见。对于姓氏源流，绝大多数都载于墓志的铭序或铭文。更不必说，大部分中古墓志仍遵循一般的墓志格式，即包括志题、铭序和志铭等主要部分，并无“衍生”的首叙和志尾，自然也就没有相应的谱系内容。正如前考，姓氏起源作为中古谱牒的要素之一，但能否成为墓志经常记载的内容，需要进行全面的考察。为讨论的集中性和针对性，本节所举例证，基本以陈爽据墓志复原的211份中古谱牒为参照。经核这些墓志，铭序和志铭没有记载姓氏起源的墓志共有103例，约占48.8%，例如《杨范墓志》，志尾记载杨范的曾祖、祖父和父亲的婚宦，铭序和铭文没有记载杨氏的姓氏源流和房支情况。[46]铭序和志铭明确记载姓氏起源的墓志，共有87例，如下引《韦彧墓志》等；另外还有21份墓志同样记载姓氏起源，但比较模糊，如《杨阿难墓志》。[47]如此，记载姓氏起源的共有108例，约占陈爽复原谱牒的51.2%。可见姓氏起源虽然不是中古墓志的必备要素，但占有较高的比例。 接着来看墓志各个位置所载谱系的相互关系。先以北朝韦氏为例。《韦彧墓志》（526）志尾仅载夫人家世、七子的名字和官职，但是志文所载谱系更为详备： 肇基颛顼，命氏豕韦，翼商周为世禄，历汉魏而朱轩。大丞相、扶阳节侯贤，小丞相、恭侯玄成，即公十六世祖也。七世祖晋太常卿、上禄贞侯，讳敦；六世祖北平太守、关内靖侯，讳广；高祖清河府君，讳谌；曾祖秦姚郎中，讳宣。并缀响儒林，德音清美。祖魏雍州刺史、杜县简侯，讳尚，追体潜龙，利见大人，会太祖武皇帝，添玉凤池，衣锦乡国。考郢荆青三州使君、霸城懿侯，讳珍，字灵智，拥旄三岳，芳誉结路，驱旌万里，童稚湌良，声溢魏齐，功书两史，固以蔚彼北林，隆兹积石矣。[48] 上述谱系文本大概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韦氏的起源（颛顼、命氏），以骈文方式书写；二是志主的远祖，即汉魏祖先（韦贤、韦玄成）；（3）志主的近祖，即高曾祖父（七世祖韦敦、六世祖韦广、高祖韦谌、曾祖韦宣、祖父韦尚、父亲韦珍），穿插有四言或六言的赞辞。类似的赞辞，见于传世氏族谱的残句，如《庾氏谱》云“嶷弟遁，字德先，太中大夫。遁胤嗣克昌，为世盛门。……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遁之曾孙，贵达至今。”[49]我们显然不应将志主的祖先排除在韦氏谱牒以外，仅保留志尾夫人子女的信息。比较韦彧及其子韦彪的墓志，就会发现：在姓氏起源方面，虽然他们都将祖先追溯至颛顼，但命氏方式稍有差异，表述方式也不尽相同；关于远祖韦贤和韦玄成，前者仅载官爵名讳，后者还有四言赞辞，并言“少子”，表明韦玄成和韦贤更加具体的血统关系；近世祖先方面，韦敦至韦宣之间的祖先，被韦彪墓志所简省，韦尚和韦珍的官职几乎相同。这显示两份墓志必有相同的“底本”，撰写时据此加工而成。关于近祖名讳官职的书写方式，与首叙或志尾所载近世祖先基本相同。 所谓“底本”，很可能就是家族谱牒。又如《韦孝宽墓志》（580），志尾记载三个夫人的郡望及子嗣，以及七八个子孙的官职名字；而志文以七字骈文——“商丘盛玄帝之绪”——的形式，追溯韦氏起源至玄帝，即颛顼，同时记录近祖名讳官职。[50]不是所有的韦氏墓志都追溯姓氏起源，如《韦隆墓志》（552），志尾记载夫人子女的信息，志文没有记载姓氏起源，但却记载远祖和近祖云：“汉大丞相玄成君十六世祖，雍州刺史杜县简侯尚之孙，冯翊、北地二郡太守灵祐之子。”[51]韦彧和韦隆是从兄弟。韦贤、韦玄成父子俱为汉代丞相，《韦彧墓志》以“大丞相”和“小丞相”加以区别；而《韦隆墓志》则将韦玄成“误作”大丞相。不仅如此，据学者考订，韦玄成其实是韦彧的十四世祖，[52]但两份墓志均将错就错为“十六世祖”。这些错误恰恰反向证明他们拥有大致相同的谱系知识。《韦略墓志》（588）情形与《韦隆墓志》相似，志尾记载夫人子女等信息，而墓志正文记载远祖和近祖等信息。[53]由此可见，上引5份韦氏墓志均在志尾记载夫人子女的信息，而关于姓氏起源、远祖和近祖的名讳官职，布列于铭序。 不仅如此，京兆韦氏的谱系分布显示，中古墓志记载谱系的位置与家族的地域和等级，呈现某种程度的对应关系。我们再以弘农杨氏为例进行说明。陈爽复原北朝杨氏的谱牒共有7份，都没有追溯姓氏起源，只有隋代的《杨钦墓志》（600）稍显特别，志尾记载夫人家世和子女婚姻，但铭序追溯远祖至赤泉侯杨喜，“昔西汉定封赤泉，则传侯五叶，东京论道太尉，则服衮四世。……祖飏，散骑侍郎、朔州镇将，兰桂遽摧，故不臻远大；父叉，大都督、金城魏兴二郡太守，清水县开国侯，食邑八百户，赠浙州诸军事、浙州刺史。”铭文则云，“赤泉纠纠，禽项宁刘，楼船烈烈，平闽定瓯。”[54]《后汉书》记载杨震祖先云，“八世祖喜，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55]《世说人名谱》所载《弘农华阴杨氏谱》，一世为杨宝，同时载为“赤泉侯喜七世孙”。[56]因此，《杨钦墓志》或另有所据，或者在抄录、改写家族谱牒的过程中，误将“八世”错成“五叶”。志文其后关于祖父和父亲名讳官职的记载，正是家族谱系的有机构成。但是，北朝杨播家族的成员墓志，没有一例将祖先追溯至杨喜，他们追溯的共同祖先是杨震。《杨胤墓志》（516）志尾记载“十二世祖汉太尉公震，六世祖晋仪同三司、尚书令瑶”。[57]不过，《杨颖墓志》志尾仅载曾祖母、祖母和母亲族望和家族情况，却在志文明确追溯祖先云，“汉太尉震之十二世孙，晋尚书令瑶之七世孙，上谷府君珍之曾孙，清河府君真之孙，洛州史君懿之第三子。”[58]志文与志尾所载，正好构成家族谱系上的横向补充。另一种是家族谱系的纵向补充，如前引《杨钦墓志》志尾记载夫人子女，而志文记载赤泉侯杨喜，以及祖父和父亲。更重要的是，北朝杨氏墓志没有首叙和志尾者，却在志文部分追溯杨震为祖者，记载方式基本相同，如《杨侃墓志》（531）云，“十二世祖震，汉太尉；七世祖瑶，晋侍中、尚书令；高祖珍，上谷太守；曾祖真，清河太守；祖懿，洛州刺史、弘农简公；雍州使君播之第二子也。”[59]因此，首叙、尾记与志文所载谱系，属于同一类型的材料，不宜将志文所载谱系排除在谱牒内容之外，更不用说志文对于首叙和尾记所载谱系横向和纵向的补充了。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谱系位置与家族之间的对应关系。前文所见弘农杨氏和京兆韦氏墓志，凡是在特殊位置出现的谱系，几乎都出现在志尾；而公元530年代以降，世系几乎从杨氏墓志的特殊位置全然消失，或与北魏末年尔朱氏的屠杀行动有关。与杨氏、韦氏的谱系出现在志尾相反，南朝琅琊王氏的大多数谱系都出现在首叙部分，徐冲指出，这是“一种与其门第相互对应的家族传统”。[60]那么，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形各有怎样的代表性？ 通览陈爽复原的中古谱牒，北方赫赫有名的高门大族，墓志通常没有首叙，谱系反而出现在志尾。先看赵郡李氏和陇西李氏，陈爽所计李氏墓志17例，如只有《李伯钦墓志》（502）和《李媛华墓志》（524）在首叙记载近祖婚宦，[61]两者都是陇西李宝孙辈，后者又是彭城王妃，其余15例——包括陇西李氏6例：《李蕤墓志》（505）、《李超墓志》（525）、《李彰墓志》（532）、《李挺墓志》（541）、《李稚华墓志》（564）、《李元俭墓志》（577）；赵郡李氏7例：《李宪墓志》（538）、《李希礼墓志》（556）、《李琮墓志》（574）、《李君颖墓志》（574）、《李祖牧墓志》（574）、《李敬族墓志》（586）、《李丽仪墓志》（585）；渤海李氏1例：《李璧墓志》（520）；原州李氏1例：《李贤墓志》（569）——[62]均无首叙，而在志尾记载夫人子女信息。崔氏同样如此。据陈爽统计，清河崔氏3例：崔鸿、崔混、崔猷，均属崔鸿家族，墓志皆无首叙，志尾仅载夫人子女的信息，而近祖官职则出现在墓志正文；博陵崔氏3例，《崔敬邕墓志》首叙记载祖父婚宦，《崔景播墓志》志尾记载近祖官职以及诸子信息，《崔宾媛墓志》则将近祖信息刻于志盖。崔宾媛父辩与崔敬邕是共曾祖（崔懿）的再从兄弟，显示博陵崔氏关于谱系的记载并无定制。[63] 意味深长的是，北方家族世系出现在首叙位置者，多数并非一流高门，如辛氏家族，墓志4例，其中辛术和辛韶是兄弟，前者墓志首叙记载祖父婚宦，志侧记载诸弟名字官职，后者志尾记载夫人子女信息，而近祖则出现在墓志正文。[64]又如渤海高氏，墓志表示，他们还未形成统一的墓志体例，《高琨墓志》（514）志尾记载夫人家世，《高树生墓志》（533）首叙记载祖父的婚宦以及两子信息，而高树生之女高娄斤的墓志则在首叙记载祖父婚宦，以及两个兄弟，高树生父女墓志的首叙记载祖先和兄弟官职，或与高欢的崛起有关。《高雅墓志》则是汉人高门，并无首叙和尾记，近祖信息出现在志文中。[65] 综合前文，中古墓志各个部分记载的谱系总和，基本契合中古谱牒的主要内容。根据墓志撰写的实际需要，进行简化、润饰和修改等各种形式的“加工”，形成墓志所呈现的谱系面貌。中古谱系在墓志中的分布大概是：首叙、铭序、志铭、志尾，还有志盖、志侧和志阴等位置。墓志定型以后，志盖、志侧和志阴等位置的谱系偶有出现，但大幅减少，基本集中于首叙、志尾和志文，呈现出“功能分区”的特点：首叙、志尾或志阴等特殊位置记载墓主近世祖先和子女的婚姻职状，近世祖先通常在高祖以内；而铭序和志铭等位置记载墓主的姓氏起源和房支分化等情形，也经常记载近世祖先的名讳官职，辅以骈文式的赞辞。墓志首叙如果记载世系，通常是高祖以内，极少追溯高祖之前的祖先，简单记述婚宦情形，墓主的夫人子女等信息一般出现在志尾。在谱系的意义上，墓志的不同位置呈现出不同的功能和等级。[66]不仅如此，墓志首叙所载谱系，与家族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南朝不少大族（如琅琊王氏）的近祖婚宦，布列于首叙，彰显门阀之高贵；而北朝一流高门（如赵郡李氏）的墓志，通常没有首叙，具有首叙的家族反而是次等高门。 三 墓志所载谱系的史源 中古墓志首叙和志尾所载祖先的名讳、婚宦等信息，行文简洁，多数有平阙转行等制，正如陈爽所言，系从家族谱牒直接抄录或简单改写而来。这种性质的文本与谱牒关系甚密，我们姑且称作“直接文本”或“一次文本”。需要指出，陈爽复原的211份谱牒，几乎都是在抄录基础上经过简单改写的产物。因为无论墓志、墓碑还是造像记等资料，都是以石刻主人为参照，逆流向上，追溯祖先，因此，纵向血统意义上的父祖曾高乃至某世祖，都是相对志主而言的，更不用说陈爽复原的211份谱牒，往往从祖先直接跳跃至志主的夫人子女，遗漏志主自身。前引《王基墓志》志尾所载的六世祖、高祖、曾祖等祖先，都是相对王基而言。此外，世代、官职等重要元素多据志主葬年情况，加以修改。但是，谱牒的撰述方式却以始祖为参照，顺流而下，如果出现断代，则以“某世孙”进行标识。中古时期赫赫有名的姓氏书，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辩证》，莫不如是。 谱牒内容在中古墓志中的分布问题考辨既明，自然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些姓氏起源的知识或史源来自何处？事实上，上古秦汉时期也存在着多种姓氏书，如应劭《风俗通》、王符《志氏姓》和《世本》等。《风俗通》已经散佚，现存10卷和若干佚文，其中《姓氏篇》保存着若干姓氏残句。较之《风俗通》和王符《潜夫论》，《世本》年代最早，大概成于战国时期，复经秦汉士人尤其是刘向加以编辑和增补。[67]《世本》同样散佚，现存八种辑补本，相当一部分上古姓氏在汉魏以降湮没无闻。这些姓氏书的版本和史源等问题在学界聚讼已久，本文无意参与讨论。在此，谨就与中古墓志所见谱系与之相关的情况，略加考察。大概分为如下两种方式： 一种是继承战国秦汉姓氏书的内容。兹以寇氏和李氏为例。迄今所见隋代以前寇氏墓志，除《寇猛墓志》以外，都是寇讃家族成员的墓志，世系都位于特殊位置的志尾部分，且以夫人子女为主。《寇凭墓志》（519）和《寇治墓志》（526），两人都是寇臻之子，寇讃之孙，他们追溯的祖先元素最为完整，包括后稷、周文、康叔和威侯寇恂，以及因官命氏的因素。寇慰与他们是同父兄弟，其墓志的铭序云，“自履迹肇生，伏翼呈祥，延□周文，遂作司寇，因以氏焉。”[68]总结他们追溯祖先的情形，主要有后稷、周文、康叔、因官命氏，以及汉代祖先威侯寇恂和侍中寇荣等要素。这些祖先元素都出现在铭序和志铭中，其墓志一定是根据寇氏谱牒加以润饰和加工。与此同时，《寇演墓志》（519）铭序云，“锦裔遐彰，绵芳于姬卫”。[69]寇演子寇霄的墓志亦云，“韶起周文，穆举康叔，樊柯后汉，懋叶魏邦。”[70]寇演父寇祖与寇治、寇凭是从兄弟。另外，《寇偘墓志》（526）、《寇永墓志》（536）均载，“开氏起周”，以及威侯寇恂等。[71]寇偘、寇永均为寇臻之子。可见，无论近世祖先，还是姓氏起源，寇讃家族的谱系构造基本是相同的。这些元素在应劭所撰《风俗通》中已有出现，“寇氏，苏忿生为武王司寇，后以官为氏，后汉有寇恂。”[72]苏忿生如何成为寇氏祖先呢？《姓氏篇》又云，“司寇氏。苏忿生为武王司寇。后以官氏焉。”[73]可见，《姓氏篇》具备威侯寇恂、因官命氏两个要素，而康叔则出现于成书更早的《世本》之中。《世本·氏姓篇》记载：“寇氏，卫康叔为周司寇，支孙以官为氏”。[74]据此，北朝寇氏的远祖知识，正是承自《风俗通》《世本》等姓氏书。至于和寇恂、寇荣建立世系的情形，无法证伪，也无法证实。《后汉书》本传记载寇荣被诛杀后，“寇氏由是衰废”。[75]《风俗通》载寇恂而无官职。关于寇恂和寇荣的官职，应当是根据汉代史传，拼接于近世祖先之前，与继承的姓氏书内容组合起来，从而建构起相对完整的家族世系。 如果说寇氏提供了同一家族建构的谱系及其来源，枝繁叶茂的李氏则呈现了另一种面貌。《世本·氏姓篇》“李氏”条则云，“李氏。帝颛顼高阳之裔。颛顼生大业。大业生女莘。女莘生咎繇。为尧理官。因姓李氏。”[76]出自陇西的《李蕤墓志》（505）铭文云“冑延业祉，名族唯李，本系高阳，分命伊土”，从而将祖先追至高阳，而李蕤堂妹李媛华嫁于彭城王元勰，其墓志云，“远冑高阳，遥源姬水，蕴无名于柱下，播奇功于塞上。”李蕤之妹李晖仪卒于永熙二年（533），魏收为其撰写墓志云，“帝高阳氏颛顼之裔也。庭坚言惠以命氏，伯阳隐道以无名。”[77]“柱史”寓指老子，《风俗通》则云，“李氏，李伯阳之后。”[78]引人注意的是，赵郡李氏同样继承这些姓氏知识。赵郡李氏宗党豪盛，史载，“每春秋二社，必高会极宴，无不沉醉諠乱。”[79]兴和三年（541），赵郡李仲璇修建孔子庙碑时追溯远祖云，“其先帝高阳之裔，柱史之荫，左车之绵绪。”[80]李仲璇是李顺族子，于史有传。李顺家族基本遵循这种谱系知识，《李骞墓志》（550）云，“赵相广武君后也。”《李祖牧墓志》（574）云，“伯阳执玄，糟粕存乎关尹。”《李同墓志》（580）载，“伯阳辅周称治，李牧相赵响□。”[81]这三人都是李宪的子孙。不仅如此，其他李氏亦吸收此种姓氏知识，前文所举徒何纶即李纶，于史有传，所载郡望并不一致，墓志记载为“梁城郡”，《周书》记载为“辽东襄平”，《北史》载为“陇西成纪”，[82]无论如何，与一流高门陇西李氏没有血缘关系，其铭序和志铭都记载是“颛顼”、“伯阳”之后。《元新成妃李氏墓志》（517）载，“顿丘卫国人也。……鸿基肇于轩辕，宝胄启于伯阳。”《李璧墓志》（522）云，“勃海条县广乐乡吉迁里人也。其先李耳，著□经于衰周。”[83]中古各个房支的李氏碑志所见姓氏起源，说明李氏远祖记忆呈现泛化和虚拟化的倾向。 另外一种是剪裁和整合战国秦汉时期的姓氏书及其他典籍。兹以薛氏和高氏为例说明。首先看薛氏之情形。《世本·氏姓篇》记载薛氏云，“薛氏，任姓，夏奚仲封薛，周有薛侯，其后为氏。宋有薛居州。赵有薛公。”[84]东汉《平舆令薛君碑》（163）铭云，“我君肇祖。官有世功。乃侯于薛。苗胤枝分。作汉卿尹。七世相承。”[85]北齐《薛广墓志》（565）以骈文和典故，描述其姓氏源流，“河东河东人也。自王官启夏，秉王朝周。宋国出以齐盟，腾侯入而共长。承家命氏，儒默分流。谋子贻孙，珪璋相映。”[86]仔细对照《氏姓篇》，可知这些看似“浮华不实”的辞藻背后，隐含着具体的人物指涉，正是对《世本》姓氏知识的化用。饶有趣味的是，北齐《薛怀儁墓志》（542）云，“昔黄轩廿五子，得姓十有二人，散惠叶以荴疏，树灵根而不绝。造车赞夏，功济于生民；作诰辅商，业光于帝典。令尹名高楚国，丞相位重汉朝，贻训垂范，飞声腾实。”志铭部分云，“发系高阳，才子克昌，奚既赞夏，虺实翼商。公侯袭映，将相重光，击钟罗鼎，曳组垂璜。”[87]志铭的“奚既赞夏”和铭序的“造车赞夏，功济于生民”相互铆合，正是《世本》所载的“夏奚仲封薛”。所谓“黄轩廿五子，得姓十有二人”，最早的史源可能是《晋语》所云，“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纪、滕、箴、任、苟、僖、姞、儇、衣是也。”[88]汉代以降，这则材料即被称引不绝，经史子集都有相当程度的引用，成为士大夫非常熟悉的内容。 最后看高氏例证。《高植墓志》（520）记载，“其先乃帝炎氏之苗裔，昔在虞舜四岳至太公，封齐，其公族有高子者，即为高氏焉。”[89]大概同时，《营州刺史高贞碑》（523）记载，“其先盖帝炎氏之苗裔，昔在黄唐，是为四岳，爰逮伯夷，受命于虞舜，曰典朕，暨吕尚佐周，克殷有大功于天下，位为太师，俾侯齐国，世世勿绝表乎东海其公族有高子者，即其氏焉。”[90]高植系北魏高肇之子，高贞系高肇之侄，他们应该持有相同的谱牒。《高盛碑》（536）亦载，“昔炎帝成于姜水，尚父起于渭滨。”[91]其实，早在墓志尚未定型的永平元年（508），《高庆碑》记载其世系云“其氏族所出□□□□神农道”。[92]这几份北朝碑志，皆可见北朝高氏追祖至炎帝的努力。仇鹿鸣敏锐发现，渤海高氏的谱系具有层累构成的特点：时代愈后，士族的谱系愈长，又指出高氏谱牒将其先世追溯至春秋以前，在唐代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93]这种姓氏源头，其实始于《世本》所载：“高氏：齐文公生子高。孙傒、为齐上卿。以王父字为氏”“齐惠公子公子高祈之后。”[94]需要提醒的是，同时还有高氏家族追祖至黄帝系统，《高㵓墓志》（560）云，“□兹五五，出自轩辕，桐珪命服，丹书誓藩。”[95]汉碑中也有类似的祖先记忆，《汉益州刺史高颐碑》云：“其先出自帝颛顼之苗胄裔乎。逢伯陵者。殷汤受命。……氏采建姓。”[96]其中“逢伯陵”，来自另一个姓氏系统，最早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97]关于姓氏来源，《世本》记载，“逢氏。逢公伯陵之后。子孙氏焉。齐大夫有逢丑父。”[98]《国语》亦云，“太姜之祖有逢伯陵。逢公伯陵之后。太姜之侄。殷之诸侯。封于齐地。”[99]可见《高颐碑》的远祖知识，乃是钞撮诸多典籍中的高氏和逢氏知识，组合而成。 四 中古谱牒的变量与常量 中古谱牒尽管已经亡佚殆尽，但主要内容保存在碑志等石刻文献中。正如陈爽所考，中古墓志的首叙、志尾和志阴所载人物谱系，大多数是墓主近世祖先的婚姻和仕宦，这些资料来自家族谱牒。[100]本文考察的重点在于墓志的主体部分即铭序和志铭，形成以下认识：任何一份中古谱牒，基本由“直接谱系”和“间接谱系”所构成，前者包括近世祖先的婚姻和仕宦，主要分布于墓志的首叙、志尾和志阴等特殊位置；后者包括姓氏起源、房支分化等内容，主要分布于墓志的铭序和志铭等位置，来源驳杂：继承、钞撮和整合战国秦汉各种文献——前朝姓氏书（如《世本》、《风俗通》等）、汉代碑刻，抑或先秦两汉的典籍（如《大戴礼记》、《左传》、《史记》等）——的姓氏知识。“直接谱系”直接抄自谱牒，或据谱牒简化改写；“间接谱系”即关于远祖来源，无论文字还是内容，经历比较明显的“二次加工”，很可能来自《史记》《左传》《世本》等前朝文献。当然，直接谱系和间接谱系并非泾渭分明，通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间或许还有“中间文本”的存在，如行状亦为墓志重要史源。[101]魏晋南北朝的行状，今已不存。唐代行状可作参照。杨炯撰有《中书令汾阴公薛振行状》，行状开篇即以公文格式记载薛振高曾祖父的名号和官职。又如司空图撰写的《故宣州观察使检校礼部王公行状》，开篇以公文格式记载王凝祖先的名字和官职，“曾祖翃，皇任御史大夫，赠户部尚书，谥忠惠公。祖重,皇任河东县令，赠潞州都督。父众仲，皇任衡州刺史，贈司空。”[102]这两篇行状仅载近世祖先官职，未载得姓源流，与墓志特殊位置所载近世祖先冠冕的书写方式，极为相似。类似行状中的谱系知识，本于谱牒，或与谱牒同源。 如果着眼于秦汉以降更长的历史时段，观察古代谱牒“寄生”的物质性载体。我们发现，谱系在汉代是零星地出现于墓碑的首叙、志尾和碑阴中，[103]这种并不寻常的现象，在魏晋南北朝的墓志中变得屡见不鲜。相应地，就谱牒内容而言，中古谱牒中近世祖先的婚姻和职官“派生”而出，经常分布在墓志正文以外的首叙、志尾等位置。陈爽复原和辑存的谱牒印证了这种情形。另一方面，“不变”的因素同样值得重视，谱系的“石刻化”传统一以贯之：汉碑正文关于姓氏起源、房支分化和近世祖先的记载方式，继续被中古碑志和造像记等石刻资料所继承；而汉代碑刻、姓氏书乃至先秦两汉典籍关于姓氏起源和历史人物的知识，亦为中古碑志、造像记等石刻资料所因袭、损益和整合。因此，无论载体抑或内容，中古谱牒发生的种种“变异”，都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变化。 这种变化与不变意味着什么？如所周知，中古谱牒对于士人的婚姻和仕宦都有至关重要的指导价值，《玉海·艺文篇》记载，“其末又载《诸氏族谱》一卷，云：梁天监七年中丞王僧孺所撰，俾士流，案此谱，乃通昏姻。”[104]结合南齐发生的另一件事情，王源联姻满璋之遭到沈约的弹劾，理由是“窃寻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根据正是“索璋之簿阀”。[105]迄于唐代，各种大型氏族谱的编纂，依然具有“通婚指南”的意义。[106]在这种情况下，中古谱牒成为政府和谱牒家的至宝重器，“秘而不宣”。南齐建武初年，谱学家贾渊任长水校尉，“荒伧人王泰宝买袭琅邪谱，尚书令王晏以启高宗，渊坐被求，当极法，子栖长谢罪，稽颡流血，朝廷哀之，免渊罪。”[107]可见士人谱牒具有高度的“机密性”，不能随便示人。既然如此机密，缘何刻于墓碑、造像记等地表资料，随意供他人阅读？这种自相矛盾如何解释？中古士人究竟如何通过谱牒甄别通婚对象的阀阅？大多数学者对此都“语焉不详”，以姜士彬所论为例： 唐代一个人为其女儿选择夫婿时，可以检核这份氏族谱，来判定所选择的人物是否合适。如果所选择的年轻人是鲁国车氏，那么只需要检核“鲁国”郡的条目，察看车氏是否罗列其下。如果是鲁国车氏，那就意味着这个家族是名族望姓，是门当户对的佳偶快婿。[108] 中古大族选择婚配对象，抑或有司选拔官吏，如此稽考就能“验明正身”、核其家世，我们实在难以想象。究其本质，这种判断源于对中古谱牒内容的“迷惑不清”。章学诚谓，“知谱而不知牒”，“谱外有牒，表之注也”，具体记载“其人之字号、历官、生卒年月、妻妾姓氏、子女嫡庶、窀穸方向”等。[109]现存敦煌氏族谱残卷仅仅是“谱”，其外还有“牒”。因此，“谱”只是目录索引，还要核对“牒”的相关内容，即车氏成员近世祖先的婚宦等信息。章学诚所谓“表格”形式的古谱保存于今者，似乎只有《高昌某氏残谱》和《某氏族谱》，[110]其中并无具体的谱牒内容，故本文以墓志所载的文章谱牒为考察对象。秦汉以降，汉魏六朝碑志所见谱牒中“不变”的成分——即碑志正文所载的姓氏源流与房支分化——无论形式抑或内容，持续不断地出现在汉代碑刻、姓氏书乃至读书人唾手可得的文史典籍，故有“大众文化”的意味，公共性、流通性和延续性是其特点。这种知识自然也被中古谱牒所因袭，否则就成为无源之水。与此相反，“派生”于墓志正文之外的首叙和志尾所载近世祖先的婚娶职状，尤其是婚姻对象之家族背景，具有“精英文化”的意义，机密性、垄断性和封闭性是显著特点。可见中古谱牒内容具有“公”和“私”的属性分野。中古大族所选择的婚姻对象是否“门当户对”，稽考的重点就是“私”的内容。章学诚关于“牒”的推测是准确的。这也正是近世祖先的婚娶职状——尤其是婚娶对象的家世——刻于墓志，而极少见于墓碑、造像记等地表石刻的重要原因。例如，西魏大统十四年（548）所立《蔡氏造老君像记》，碑阳追叙祖先官职已极为详尽，起自春秋战国的蔡翟，迄于北朝，凡120余人，大多数担任太守或县令，[111]但毫不涉及婚姻对象以及家世背景。至于一般造像记所载婚姻关系，只是普通民众的婚姻，没有涉及通婚家族的背景。这自然不能与中古碑志所载大族近世祖先的婚宦相提并论。这种具有“垄断性”和“私密性”的谱牒内容，更由于出现在首叙或志尾等“特殊”位置，显得更加耀眼。此种现象始于魏晋时期，比较集中的出现是在《华芳墓志》的首叙部分，其后盛于南北朝，在唐代即便偶有所见，但多数记载子女婚娶，而关于近世祖先，则仅列官职，罕见婚娶。[112]在这个意义上，墓志首叙、志尾等特殊位置所载祖先婚宦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其出现、繁盛与消失，正好与门阀大族的兴衰亦步亦趋，见证了士族社会的变迁过程。 [1]《宋书》卷42《王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18—1319页。 [2]《新唐书》卷199《儒学·柳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77页。 [3] 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3《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8页。 [4] 参见陈丽萍：《敦煌本<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的缀合与研究——以S.5861为中心》，《敦煌研究》2014年第1期，第78—86页。 [5] 比较重要的成果，参见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60—74页；《制作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21—39页。范兆飞：《中古郡望的成立与崩溃——以太原王氏的谱系塑造为中心》，原载《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后收入《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4—274页；《中古士族谱系的虚实——以太原郭氏的祖先建构为例》，《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77—94页；《士族谱系的变奏——基于中古太原白氏的个案考察》，《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4期，第117—148页。 [6] 例如，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7] 陈直：《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8页。 [8] 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探迹》，《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第69—100页；《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年，第55—152、268—536页。 [9] 多贺秋五郎：《中国宗譜の研究》上卷，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刊，1981年，第79页。 [10]《陔余丛考》卷17《谱学》，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20页。 [11]《晋书》卷51《挚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25页。 [12]《梁书》卷26《傅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94页。 [13]《梁书》卷50《文学下·刘杳传》，第716页。 [14]《陈书》卷27《姚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51页。 [15]《北史》卷56《魏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32页。 [16] 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10《南北史子孙附传之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02—203页。 [17]《新唐书》卷199《儒学中·路敬淳传》，第5665页。 [18]《旧唐书》卷189下《儒学下·路敬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62页。 [19]《旧唐书》卷102《韦述传》，第3183页。 [20]《旧唐书》卷72《李守素传》，第2584页。 [21]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5《裴村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102页。 [22] 参见堀井裕之：《唐朝政権の形成と太宗の氏族政策——金刘若虚撰<裴氏相公家谱之碑>所引の唐裴滔撰<裴氏家谱>を手挂かりに——》，《史林》第95卷第4号，第603—634页。刘丽：《<裴氏家谱>的复原及相关问题研究》，《唐研究》第25卷，第573—610页。 [23] 录文参见多贺秋五郎：《古譜の研究》，《東洋史學論集》第4卷，1955年，第96页。笔者另行标点。 [24] 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范兆飞等译，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138页。 [25] 六朝谱牒以《百家谱》为名者，不胜枚举，王僧孺所撰三十卷最为有名，参见《隋书》卷33《经籍志二》，第988—989页。《姓氏英贤传》，又名《姓氏英贤谱》，岑仲勉以为前者是，从之。参见《元和姓纂》卷5“箝耳”，第776页。 [26] 以上诸条，分别见于《元和姓纂》，第308、331、372、776页。 [27] 参见《元和姓纂》，第82、897、1523、1580页。 [28] 潘光旦：《中国家谱学略史》，《东方杂志》第26卷第1号，1929年，后收入《潘光旦文集》第八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0—261页。 [29] 见于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谗险篇》，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82页。 [30]《世说新语笺疏》卷下《谗险篇》，第982页。 [31] 胡宝国：《杂传与人物品评》，《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3—144页。 [32] 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80页。 [33]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规箴篇》，第635页。 [34] 仓修良：《谱牒学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9—111页。 [35] 以上诸条，分别见于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30《淮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11页；《三国志》卷20《魏志·沛穆王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83页；《三国志》卷21《魏志·嵇康传》，第605页；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23《诗丙·哀伤》“幽愤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82页。 [36] 叶炜、刘秀峰：《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6—117页 [37]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8页。 [38] P.3421号文书云，“阴氏，承帝喾之苗裔，商武丁封为阴氏，遂有阴氏兴焉。”参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61页。 [39] 参见池田温：《唐代氏族志研究——关于<敦煌名族志>残卷》，韩昇译，收于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63—720页。 [40]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集校注》，第361页。 [41] 矢野主税：《世説叙録の価値について》，《史學雑誌》第66编第9号，1957年，第71—85页。 [42] 漥添庆文：《墓誌の起源とその定型化》，《墓誌を用いた北魏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7年，第31—37页。 [43] 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69—82、206页。 [44]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138—139页。 [45] 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72—75、111页。 [46]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61页。 [47]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62页。 [48] 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24—126页。 [49]《三国志》卷11《魏书·管宁传》注引《庾氏谱》，第363页。 [50] 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296页。 [51] 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8册，第222页。 [52] 参见《新唐书》卷74上《宰相世系表》“韦氏”条，第3045页；《元和姓纂》卷2“韦氏”条，第126页；周伟洲等：《新出土的四方北朝韦氏墓志考释》，《文博》2000年第2期，第69页。此外，近年发现的《韦乾墓志》《韦辉和墓志》，也是没有首叙和志尾，志文追溯至十八世祖韦玄成。参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北魏北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5期，第21—49页。 [53]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374。 [54] 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444—445页。 [55] 《后汉书》卷54《杨震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59页。 [56] 《宋本世说新语》第5册“杨氏谱”，第63页。 [57]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90—91页。 [58] 杨颖子杨范的墓志，与之同时，谱系内容相同，载于志尾，见于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61页。但是，同样的内容出现在志文中，则省略祖先婚娶信息。 [59] 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139页。 [60] 徐冲：《冯熙墓志与北魏后期墓志文化的创生》，《唐研究》第23卷，2017年，第132页。 [61] 分别见于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58页；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148页。 [62] 陇西李氏墓志，见于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8、160、293、350页，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页；王连龙：《新见北朝墓志集释》，第193页。赵郡李氏墓志，分别见于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328、465页，《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8册，第391页；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219、223、366、374页。《李璧墓志》《李贤墓志》，见于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120、482页。 [63] 崔氏墓志，参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66、98、185、328页；陶钧《北魏崔宾媛墓志考释》，《收藏家》2012年第6期；《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7册，第350页。 [64] 以上两志，分别见王连龙：《新见北朝墓志集释》，第108、185页。 [65] 关于高氏墓志，参见王连龙：《新见北朝墓志集释》，第78页；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322页。 [66] 当然存在特殊的例外。例如，《封魔奴墓志》首叙记载祖父和父亲的婚宦，以及继子的情况。见于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157页。 [67] 参见虞万里：《先秦至唐宋姓氏书之产生与发展》，《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第119—129页。 [68]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213页。 [69]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106页。 [70]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268页。 [71] 分别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203页；王连龙：《新见北朝墓志集释》，第70—71页。 [72]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49页。 [73]《风俗通义校注》“佚文”，第502页。 [74]《<世本>八种》卷7上《氏姓篇》，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05页。 [75]《后汉书》卷16《寇恂传》，第633页。 [76]《<世本>八种》卷7上《氏姓篇》，第277页。 [77] 以上李氏墓志，见于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8、148—149页；韩理洲：《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第339页。 [78]《风俗通义校注》“佚文”，第530页。 [79]《北史》卷33《李士谦传》，第1233页。 [80]《金石萃编》卷31《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 [81] 分别见叶炜、刘秀峰：《墨香阁藏北朝墓志》，第86页；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211页；王连龙：《新见北朝墓志集释》，第199页。 [82]《周书》卷15《李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239页。《北史》卷60《李弼传》，第2129页。 [83]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100、118页。 [84]《<世本>八种》卷7上《氏姓篇》，第246页。 [85]《隶续》卷1《平舆令薛君碑》，第295—296页。 [86]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25页。 [87] 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182—183页。 [88]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四》，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33—335页。《潜夫论》所载与此相似，参见王符撰，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卷9《志氏姓》，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09页。 [89]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金石祛伪》，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54页。 [90]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15，第88—90页。 [91] 韩理洲：《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第65—66页 [92] 韩理洲：《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第61页。 [93] 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第64页。 [94]《世本》卷7《氏姓篇上》第182、185页。 [95]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10页。 [96]《隶释》卷11，第129—130页；《全后汉文》卷105，第2079页。 [97]《春秋左传正义》卷4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549页。 [98]《世本》卷7《氏姓篇上》，第180页。 [99]《国语集解·周语三》，第125页。 [100] 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55—99页。 [101] 卢庠《唐故鄂岳都团练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太原王公墓志铭》云，“遂捧行状见托，是不得让”（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231—232页），刘蟠《大周棣州开元寺故宗主临坛律大德琅瑘颜上人幢子记》云，“让请书而无计，详行状以挥毫”（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6辑，第2—3页），证明行状是唐代墓志撰写的主要依据。两条材料承蒙外审专家提示，谨此致谢。 [102] 《全唐文》卷810《司空图·故宣州观察使检校礼部王公行状》，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523页。 [103] 范兆飞：《士族谱系的构造及其与碑志关系补遗——从<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谈起》，《唐研究》第2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09—540页。 [104] 王应麟纂：《玉海》卷50《艺文·谱牒》，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29b—30a页。 [105]《文选》卷40《沈约·奏弹王源》，第1812—1816页。 [106] 牟润孙：《敦煌唐写本姓氏录残卷考》，《台大文史哲学报》第3期，1951年，第61—74页。 [107]《南齐书》卷52《文学·贾渊传》，第999页。 [108] 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第82页。 [109]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23《家谱杂议》，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37—238页。 [110]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63、179页。 [111] 李凇：《神化的碑文及新样的造像——山西芮城县西魏<蔡洪造太上老君像碑>的识读》，《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1—5页。 [112] 参见范兆飞：《士族谱系的构造及其与碑志关系补遗——从<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谈起》，第529—534页。 补记：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古氏族谱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8AZD025）、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汉魏南北朝墓志笺证”（17BZS041）阶段性成果。本文成稿后，承蒙胡鸿、张达志、凌文超、侯旭东等先生进行有益的讨论，审稿专家亦有宝贵意见，谨致谢意！ （作者范兆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原刊《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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