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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余非学者，却爱读闲书；余非律师，又爱管闲事。偶尔翻阅艺术史，方知名曰“海上画派”的发明者（或首创者）并非上海人，也就是说，“海上画派”的舞台并非上海人所搭，而是一群以绍兴人为主体的浙江画家所为。名不副实，因而又想包揽一次生意，自告奋勇为这一无人关注的“海上画派”发明专利提出申请，尽管为时已晚。 就国画艺术而言，自徐渭首创，经八大山人、石涛以及“扬州八怪”的发展变化，大写意的艺流一泻而下，从晚明、清朝以至近现代，几乎占领了整个画坛。而影响最大的是著名的画家群体“扬州八怪”。 “八怪”崛起于扬州，曾经风光一时。但是好景不足百年，随着道光以后两淮盐法制度的调整，扬州盐商实力渐衰，失去了支持书画市场的经济后盾。以嘉庆四年（1799年）“八怪”中的最后一“怪”罗聘逝于旧宅“朱草诗林”为标志，“八怪”活动终告结束。此后扬州虽有传承“八怪”画风的余脉，但已乏大家风范者，嘉道间尚有吴让之等二流画家支撑局面，再后则一蹶不振了。但是商业的繁盛和商人的爱好却仍然推动着绘画的发展，只是艺海中心从扬州迁往别处了。 扬州大概不会想到取代它的“画都”神圣地位的，既非南北二京，亦非苏杭两州，而是一个异军突起的新兴城市上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扬州已经是中国大都会的时候，上海还不过是毫不起眼的渔村荻港，曾几何时，上海的地位已经逾越扬州了。 根据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这两个不平等条约，上海成为英国指定的通商口岸之一，并于1843年11月27日正式开港通商，史称“开埠”，这是上海历史上的第三次开放。开埠之后的上海，一跃而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埠，人称“十里洋场”，并逐渐成为国际大都会之一。上海率先走出了与世隔绝的闭锁状态，成了近代科学和西方文化最早落根和传播的地方。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南北文化的频繁交汇，并最终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融合。 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多元性，使上海人的视野变得开阔而广泛，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呼唤着高尚的文化精品，书画艺术呼之欲出。来自两方面的催化剂促进了一种新的“海派文化”诞生：一方面是来自中国14个省的官员和富人，他们都是为了避“洪杨（太平军）之乱”而携带钱财逃奔上海，躲进外国人的租界中。国内各地富豪络绎不绝地汇聚上海，带来的不仅有大量的资金财物，而且还有许多古董书画。另一方面是以江浙为主的各路画坛高手和文化艺术界名流为谋生或因避乱，纷纷携艺流入沪上，各展其才，各淘其金，遂逐渐在“海派文化”中衍生出一支“海上画派”的队伍。 “海上画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绘画流派，一般指的是发生于1843年至1927年，一群活跃于上海地区并从事绘画创作、卖字鬻画的画家。历代文人少有卖画的记载，以画谋生之事始于“八怪”郑板桥等人，但真正以画为职业却肇始于“海上画派”。上海一带商贸发展，经济繁荣，带来了请客送礼、礼尚往来的风尚，商贾与仕绅的交往中赠酬绘画与书法礼品渐成常事。艺术品逐渐成为商品，上海的画风也走向职业性、专业性的画作，促成上海地区艺术活动的蓬勃发展。 在中国晚清画坛上名声鹊起的“海上画派”，不再囿于窠臼，勇敢地向守旧派和复古派挑战。他们在汲取陈淳（白阳）、徐渭（青藤）、陈洪绶（老莲）、八大山人、石涛和“扬州八怪”诸家之长的基础上，吸纳民间绘画艺术和西洋画技法，破格创新，将明清以来的写意水墨与强烈的色彩融为一体，形成了个性鲜明，笔墨清新、浑厚豪放、雅俗共赏的新画风，成为融古今土洋为一体的近代新画派。 为适应市场的需要，“海上画派”画家们的创作内容偏重于具有民俗性而又不失高雅的花鸟画，次为人物画，传统的山水画退居其后。画作风格也多取象征性的手法，以雍容大方、富丽堂皇的牡丹等花卉表示福禄富贵，以桃园三结义等经典故事赞扬诚信道德，以松鹤命名组合的吉祥作品表达长寿意愿。这类画多有深远寓意和内涵，而且由于受西风美术表现法的影响，“海派”的画造型流畅,色泽浓丽，较之以朴素淡雅为基调的传统国画，又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也能迎合市场需求。 然而“海上画派”标新立异的画风，当时并没有为传统势力所认可和接受，甚至直至民国期间还被坚持“正统”的士绅阶层斥为浅薄、混乱。中国美术史家、画家俞剑华曾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绘画史》中说：“同治、光绪间，时局益坏，画风日漓。画家多蜇居上海，卖画自给，以生计所迫，不得不稍投时好，以博润资，画品遂不免日流于俗浊，或柔媚华丽，或剑拔弩张，渐有海派之目。”然而，“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海上画派”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的作用终究被现代人普遍肯定和欢迎。 开“海上画派”先河的两位先驱，都不是上海滩人，而是两位“乡下”画家：一为绍兴府会稽人赵之谦，一为安徽新安人虚谷。在绘画史上他们二人被认为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然而赵之谦实际上并未真正在上海生活过。 赵之谦（1829～1884年）书画皆佳，画以花鸟画为佳，又善金石考据，笔调蕴涵有金石气，即枯湿浓干白，以书法线条为行笔方式。虚谷（1823～1896年）俗姓朱，名怀仁，出家后以卖画度日。善画花卉、蔬果、禽鱼、山水、人物和肖像，尤精花鸟和动物。画作以写意为主，将自然景物变形、简化、书写化，活泼清新，情趣动人。两位画家都属于“海上画派”中的金石画派。 “海上画派”的另一派是民间画派，代表人物中，早期有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朱熊（1881～1864年）和同乡张熊(1803～1886年)以及绍兴府萧山县（今划归杭州）人任熊（1823～1857年），三人又被称为“沪上三熊”。朱熊画花木竹石，脱尽前人窠臼，自出机杼，别开生面；书法多生拙趣。张熊工花卉，兼作山水人物；书宗黄山谷，间写隶书，朴茂入古，亦能篆刻、填词。任熊善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虫鱼、走兽，无一不精，尤擅长人物；书法笔力雄厚，气味静穆，深得宋人神髓。 民间画派中的杰出代表，则是合称“四任”的绍兴府萧山县人任熊（字渭长）、任熏（任熊之弟，字阜长，1835～1893年）、任预（任熊之子，字立凡，1853～1901年）以及绍兴府山阴人任颐（任熊之侄，字伯年，1840年～1896年），他们是“海上画派”的中坚。其中任颐的艺术造诣更达到了“海上画派”前期的高峰，清末市民画家成就最高者，非他莫属。任颐对花鸟、人物、山水、鱼虫、翎毛等多种画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博采众长，转益多师，使其成为集工笔、写意、勾勒、没骨于一身的画家。他以一改清代人物绘画的颓势、成功地融古创新了清代人物画的艺术成就，对中国近代艺术史做出了突出贡献。 “海上画派”晚期则以浙江安吉人吴昌硕（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1844～1927年）为巨擘。出身贫家的吴昌硕，是被清末的农民运动“逼上梁山”的画家，全凭勤学自励，终于成为诗、书、画、印都卓有成就的大家。他在绘画上最擅长写意花卉，特别在晚年时艺技更加娴熟，风格独树一帜，被公认为艺坛泰斗，成为“后海派”艺术的开山代表、近代中国艺坛承前启后的一代巨匠。“海上画派”的晚期成员包括“三吴一冯”的吴湖帆、吴待秋、吴子深、冯超然；“南张北溥”的张大千、溥心畬以及蒲华、吴石仙、吴秋农、贺天健、黄宾虹、徐悲鸿、陆俨少、谢稚柳、唐云、吴青霞、王个簃、程十发等。 这批老一辈的名家在海阔天空的艺术天地开始了新一轮的驰骋，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张大千、陆俨少等光辉名字也从此永垂竹帛。上海向世人捧出了一批在近现代画坛最孚盛名的巨匠，使得这座新型都会在100多年的历史上，始终成为全国书画界的半壁江山。 然而，话归正传，“海上画派”发明专利应归属一群以绍兴人为主体的浙江画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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