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他并非最后一位美国“士大夫”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辉”，1979年的秋天兴冲冲地赶来了。主宰美国人精神世界的上帝，将美国的林木秋景定格为吐着欢乐的红。每年9月之后，当美国中东部的满目翠绿逐渐蜕变为苍黄时，一种鲜亮的红色就脱颖而出，构成了秋天的崭新靓点。一颗颗、一排排的枫树尽情吐艳，与夹杂在其间的槭树、桦树一起，共同点燃了世界上最鲜艳的秋色。

与中东部很多地方一起，俄亥俄州也在这时候进入了枫叶争俏斗艳的季节。位于首府哥伦布市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同样被秋天的热情所感染和撩拨。紧随着第一阵秋风匆匆来访，遍植在校园中的枫树，相继举起一把把红艳艳的火炬，映红了一碧如洗的蓝天，也以帜热的气氛驱散了悲秋带给来自世界各地留学生的伤感。“秋不醉人人自醉，最忆俄大枫景美”，从一位中国留美学生写下的诗句中，足见“俄大枫景”给人留下的记忆之深。

1979年秋天对于俄亥俄州立大学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季节，随着中美之间冻结了整整三十年的厚厚坚冰开始融化，第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如一股涓涓细流，络绎不绝而又小心翼翼地流进了这所美丽的学校，缓慢却坚韧地融合于这片陌生的土地，秦晓斌也有幸成为这次破冰之旅中的一滴水。

一切都像在梦中一样，因为在此前不久，秦晓斌与百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宠儿还在北京语言学院集中学习，同时进行着制装和购物准备。做西服的两百元大钞自然是公家发的，而制装的厂家——虹都服装厂也是上面指定的。贴着“虹都”标志的西服，是一种英国绅士礼服加上大清官员朝服的中西合璧款式，本质上是西方“体制”，却又带着明显的中国特色，其特点是宽松肥大，尤其是袖管和裤管这两个部分，足以收藏两只鸽子或一只公鸡，供魔术师变戏法倒是蛮合适的。西服的后摆也被剪裁成不开衩的，从后面看过去好像无缝钢管。不管喜欢不喜欢，一人两套西服都已制备完毕，其他应购物品，从内衣内裤到牙膏手纸，也一应备齐。终于等到一天早上，三辆大轿车把百余名留学生送到首都机场候机大厅。 

首都机场的候机大厅空旷、冷清而落后，实在不值得恭维，而在一群土里土气即将赴洋留学的学子中，居然还引起了不少赞叹声。不过走进厅内，想到即将就要奔赴人地两生的大洋彼岸，踏上一片没有被共产主义阳光照耀的黑暗大陆，大家的心境陡然变得紧张起来，严峻的细胞也聚集到脸上，描绘着凝重惶恐的表情。当随着登机的长队缓缓行进到安检口时，秦晓斌甚至感受到一种“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的悲壮气氛。

中美之间还没有直通航线，破冰之旅就成了一条斗折蛇行的曲折路程。承担着破冰重任的留学生们要去美国，需从北京经由卡拉奇国际机场、巴黎戴高乐机场和纽约肯尼迪机场三度转机。当秦晓斌一行最终晕乎乎地抵达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后，立即被带领到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中国使馆大巴上，在中国大使馆招待所的领地上度过了第一个美利坚之夜。华盛顿休整三天，在使馆办妥了一切手续后，旅伴各行其道，群雁分飞各地。

秦晓斌成了独行客，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孑身一人乘机前往目的地哥伦布市。对目的地的情况一无所知，对将要从事研究的课题心中无数，对导师的态度、要求无从了解，而到达人地两疏的哥伦布后是否有人准时来接，更成为迫在眉睫的悬念……此行对于秦晓斌来说，尽管不能跟哥伦布远航的探险精神和胆略相提并论，却也堪称一次大胆冒险的举动了。（摘选自谢善骁的长篇小说《红色工程师》）

来函邀请我作为访问学者的导师是赫斯（J.P.Hirth）教授，但在我到留学所在的俄州大学冶金系之前，对他却是一无所知。不过有几件事却让我对这位未来的导师感到敬畏，乃至有点恐惧感。在我即将出国时，曾向赫斯推荐我的浙大导师徐纪楠教授给我打来电话，要我赶快放弃到他门下的机会，因为赫斯名气太大，要求太高，恐怕我会半途而废或者交白卷而归，为此他给我另选了一位导师。但为时已晚，我还是奔着赫斯去了。

当我飞抵俄州大学时，才听说赫斯不仅是国际著名的材料科学家，也是学校本年度的最优秀教授，早在不惑之年就被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他的一幅大照片当时正竖立在校图书馆前。在美国大学，一位优秀教授的名声要比校长大得多，要到他这样的大牌教授门下当弟子是很不容易的。他在第一次布置课题时告诉我，需要的仪器我都可以以他的科研经费直接订购，不需要他签字批准。同在冶金系的几位中国大陆学者都羡慕我，他们说赫斯名气太大，因此得到各方资助很多，出手宽绰。

听说我成了赫斯的访问学者，国内著名的学部委员（院士）、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的材料科学家及金属物理教授肖纪美，特地捎信给我，要我转达希望赫斯能接受他儿子作为研究生。赫斯对这位在建国初海归的同行长辈也早有所闻，自然欣然接受并嘱我复信，但此后却杳无音信，赫斯还问过我怎么回事。直到我归国后访问肖纪美时才获悉，他不知何故没有收到我的信，以为赫斯无意接收，就不敢再次提出要求。在感到遗憾的同时，我更了解到赫斯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之高。

赫斯从未和我谈及过他的荣誉和学术成就，也没见过他接受什么采访、专访及电视上露面。仅仅应当时同校的北京广播学院访问学者要求下，我们师生接受了一次他们的采访并在学校电视台播出。从不谋求系主任或工学院院长等职务、更不要求成为明星和公众人物的赫斯，平凡、低调、埋头于对学问孜孜以求的探索。直到回国多年后我才从电脑浏览器中查询到，赫思是美国工程院、科学院的两院院士，还是挪威科学和文学院院士，而且屡屡担任国际专业会议主席，获得过很多美国及国际的奖项和荣誉称号。

赫斯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一个“严”字：严正、严肃、严谨、严格；还有一个“慈”字：慈爱、慈恺、慈温、慈恕。这位保留着欧美学者传统风格的大牌教授，着装十分整齐。每当我去见他，看到那一副眼镜和一绺短须，总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一个人，那就是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尽管在外表上高大魁梧、一头金发、穿着整齐并总带着领结的赫斯与黑瘦、八字须、穿衣服模胡而会忘记带领结的藤野有很大差异，然而我觉得赫斯对于我就如同藤野对于鲁迅：“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在冶金系最受学生们推崇、尊敬并引以为荣的赫斯看来，科学是神圣的，不容政治污染。当听说他的一个台湾弟子在校园内策划、组织台湾留学生反华游行时，就立即把此人叫到办公室予以严厉批评。另一件更令我毕生难忘的事：一天两个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不顾系秘书朱莉（Julie）阻拦，闯入冶金系特来调查来自中国航空工业部的学者，是否有偷窃美国国防机密的嫌疑。其中一个是来自西北工业大学的副教授金石，另一个就是当时以北京航空研究院名义派出的我。

我当然并不知道此事，后来还是朱莉告诉了我事件经过。她把他们领到赫斯办公室，赫斯听说来人的意图后，断然拒绝见面。可是FBI的人不甘心无功而返，非要闯进他的办公室，教授听到吵闹声勃然大怒，打开门后在走廊上狠狠教训了来人。他明确地告诉他们：大学是学者的神圣领地，不容许政治来污染！说罢就砰地一声关上了门，弄得FBI的人十分尴尬。

在我从事科研的第二年，赫斯带着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大学生，走进我的实验室，对我介绍说：她是即将毕业的本校学生，成绩优秀，我决定收她为研究生，先在你这里当个助手进行实习吧。我当然表示欢迎，于是我们二人开始了新的合作。殊不知数天后，她突然消失了，我正在诧异时，赫斯又一次踏入我的实验室，神色凝重地对我说：她不来了，弃科经商去了！从不谈政治的赫斯，却在这一次与我谈起了积压在他心中对未来美国的三大忧虑：一是怠懒的黑人生育力很高，人数不断增加，而勤奋的白人却晚婚不婚或不要后代，长此下去美国或许成为第二非洲。二是美国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就不求继续深造上进，急于求职赚钱，而亚裔和中国学生却成批来美留学，日后学术高地必将为他们所占领。三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会严重损伤美国民主平等的价值观。

这几件事一直印在我的心中，我又想起了鲁迅对其导师藤野的评价：“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尽管同处一楼，但我与赫斯难得一见，只是在布置课题任务、汇报试验进程、遇到困难问题和探讨研究结果时才能一谈。不过有两次与他自由相聚接触的机会，一次是中国留学生于1980年12月29日在市区日升饭店举行新年招待会，赫斯不仅接受了我的邀请前来参加，而且还带来夫人，使我深感荣幸。又一次在一个周末之夜，赫斯邀请包括我在内来自各国（地区）的十余位弟子到他家聚会，赫斯夫人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自助餐。席间赫斯要求每人唱一首本国歌曲，使我十分尴尬，因为我只记得数首文革歌曲的歌词，搜索枯肠最终唱了一曲高中学的俄文歌曲《在遥远的地方》。那夜赫斯兴致很高，拿起吉他为学生们边弹边唱了数首美国乡村民歌。

赫斯给我的学业指导、自由思考和无声鼓励，是我闻所未闻的经典美式教学。当我艰难地完成第一个研究课题并取得他所预期的结果后，他特地请我与他一起在学校大体育场观看了一场“Big Ten”（Big Ten Conference，即创立于1896年以体育为中心的十所美国大学联盟）橄榄球开幕式。这一赛事票价昂贵，而开幕式更是一票难求。赫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给予我奖励，令我内心深感温暖。

当我继续完成了又一课题，并以我为第一作者、赫斯为第二作者署名，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两篇论文后准备回国时，赫斯特地抽出时间为我饯行，亲自驾车带我到哥伦布郊区位于德国村的一家“红龙虾”餐厅吃波士顿龙虾，餐后又陪我到最有名的31风味冰淇淋店吃甜食。一向受人尊敬的赫斯，以这种亲切隆重的方式，表示对弟子的深情，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在我回国前赫斯送给我的一份厚礼是，答应我去北京做一次学术访问。邀请赫斯访华并非我个人心血来潮，而是柯俊（学部委员、北京钢铁学院教授）、肖纪美（学部委员、北京钢铁学院教授）、陈昌麒（北京航空学院金相教研室主任、教授）等国内金属学、腐蚀学领域的领头人，以两所大学名义发出的邀请，委托我向赫斯转达。与此同时，来自台湾的那个弟子也向赫斯发出恳请，并许以由台方承担包括国际旅费在内的全部费用，和至少由“副总统”接见的高规格礼遇。相形之下，大陆方面既不承担旅费，也谈不上受高层接见（实际上后来连两校领导也不予“接见”和宴请的礼遇）。但赫斯拒绝了台方邀请而选择来中国大陆，并在我回国后的第二年偕夫人一起，如期来到“国际大乡村”北京。这也是他唯一一次来华访问，后来中国学术界虽又多次向他发出邀请，却一直未能如愿。

当我临行前向赫斯告辞时，他从抽屉里取出一部厚厚的由他写前言的《国际腐蚀学会年会文集》，郑重地签名后赠送给我，还有数十篇特别为我精选和复印的氢脆论文，勉励我归国后继续在“氢脆”领域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个久违的“士大夫”名词，现在成了网上时髦用语。士大夫原指古代中国对于社会上的士人和官吏之统称，以东晋末期南朝宋初“五柳先生”陶渊明为代表人物。而他的一句话：“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晋书·陶潜传》），则成为士大夫精神的精髓。“古代中国”与“现代美国”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然而不管是异曲同工还是东风西渐，士大夫精神却在美国老一代大学者身上得到传承，赫斯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殷殷期许，浓浓师恩，赫斯给了我太多的关爱和期待。然而国内体制的限制和部门的割裂，使我无法再有从事氢脆研究的时日。不过我应邀在各地做了十余次学术报告，科学出版社还给了我出版一本氢脆专著的机会。我请赫斯为此书写序言，赫斯在1984年3月5日给我的复信中说：“我十分高兴为你的书作序，请告诉我你需要多长时间写完此书和什么时候需要这篇序言。”然而由于我担任室主任并接手了创办《科技导报》的艰巨任务，使这本氢脆专著就如同泥牛入海再无指望了，实在有负导师的殷切期望。1985年底我赴美联系造访《科技导报》编委，顺道去俄州大学看望赫斯和冶金系主任舒曼（Shewmon）。师生重逢，分外欣喜，尽管我未能如导师所期从事科研，但他依然对我勉励有加。

别后第四年赫斯来信告诉我，他应聘到华盛顿州立大学任职，但继续兼任俄州大学教授，欢迎我有机会西雅图去玩玩。美中师生之间一直保持着从信件到邮件的联系，每年圣诞赫斯都会给包括我在内的亲友们写一封长长的信，只谈自己的生活和家事，不谈工作成就和其他无关的事。每次读后总令我闻到一股温馨的亲情，也总会激起对他的深深思念。2012年圣诞前夕（12月19日），我照例又收到赫斯的邮件，除了一封给他所有亲友的信函外，还另行特地为我写了两行字：Happy Holidays and New year to you!!!!It ha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we saw you in Beijing, but we remember it well. Marty & john（祝你圣诞节和新年快乐！！！！自当年我们在北京见到你，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我们依然记忆犹新。马蒂和约翰——马蒂和约翰是赫斯夫妇的名字）

赫斯及其夫人应邀来京作学术讲座是在1983年，至2012年底已经快三十年了，而他还记得那么清楚。在京期间，赫斯及其夫人在他们下榻的友谊宾馆，特地宴请了我一家人。在这封邮件的附件中，除一张圣诞卡外，更有一张十分珍贵的赫斯伉俪合影。细细看着严肃而慈祥的赫斯，和善而快乐的赫斯夫人，仿佛又让我回到他们来京的那一幕。

年岁愈大，思念愈深。到2013年，我已逾越了古稀门槛，而比我年长十余岁的赫斯早进入耄耋之年。这一年我们之间有三次邮件来往，在2013年圣诞前夕，我照例去信祝贺和问候，赫斯也于12月22日来信向我祝贺新年。到2014年感恩节前夕，我又给赫斯夫妇送去热烈祝贺并祝他们健康长寿。赫斯于11月26日回函中写道：“Hello Shanxiao: Nice to hear from you.We are slowing down but still going.All the best,John”（善骁好：很高兴接到你来信。我们正在慢慢老下去，但还健在。祝一切都好。约翰）

在收到我于12月20日的去函并得悉其中记叙有他的小说《红色工程师》出版的消息后，赫斯在次日就复信给我：“Hi Shanxiao: Happy Holidays and New year to you both.It is great that so much of your work is being published.I attach a few photos.Best wishes,John”（祝你们夫妇圣诞和新年快乐。你为出版的新作品做了很出色的工作。附上一些照片。祝好，约翰）。

老化的时间是从按年到按月计算的。此后的2015、2016两年，我连续给赫斯及其夫人发去圣诞祝福和问候的邮件，却是不见回音，使我心中不祥的阴云愈来愈浓。2017年圣诞前夕，我写了一封长长的邮件发给赫斯，并附上我的全家福。然而邮件却被无情地退回，如一块沉重的巨石落到我的心中，使我的心坠到最低最低。我凭窗遥望西天，敬爱的导师，我美国的“藤野先生”，你真的悄悄地走了吗？

又一位美国“士大夫”走了，尽管他并非最后一位，但“士大夫”在美国却在年复一年地减少，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