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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然而在喜忧多变的人生经历中，有时也会接到从天而降的百万英镑，就如老电影《魔术师的奇遇》那样，线头掉到针眼里，碰巧了。 你能相信吗？一对素昧平生的日本年轻夫妇，为了日中友好事业，带着资金来到北京，希望找一家出版社合作创办日中友好刊物。在中国留日学生的推荐和带领下，他们找到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找到了我。 那是1988年初春，年轻的辻川公子及其丈夫招启中，在两位中国留学生——哈尔滨的黄平及另一位青岛留学生陪同下，从日本大阪来到北京。怀着发展日中友好事业的美好愿望，他们想出资与中国朋友以民间形式合办一本宣传介绍中国的中文杂志，在日中两国发行。 坐井观天，少见多怪，我对这件前所未闻的新鲜事颇感疑惑，何况来的两位年轻人都不像豪门阔少。然而在交谈中，辻川对我谈了一个感人的故事：原来她父亲在临终前，交给她一笔钱，对她说：“这笔钱是我为日中友好事业准备的，现在我不能完成这件事，只能交给你去做了。记住钱一定要花在日中友好事业上，不得挪作他用。”遗风馀泽，一诺千金。辻川将父亲的遗嘱铭记于心，找到了在大阪留学的黄平等人，经他们建议，决定办一本宣传介绍中国的杂志。 留学生们热情不谓不高，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煞费精力，利用课余时间，在大阪创办了一本名为《明天》的杂志，但在办了第一期后就难以为继了。因为在日本办刊不仅费用十分昂贵，而且留学生们既无时间也实在力不从心。几经商讨后终于作出了移师北京的决定，“众里寻他千百度”，经过一番咨询了解，最终把望远镜头聚焦到了我和“国际文化”的身上。为什么找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许是我在创办《科技导报》时浪得虚名，而且余温犹热的缘故吧。 辻川父女的一片真诚令人感动和钦佩，而他们对我的信任和重托更是不容推辞，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在我看来无异于“神圣”的使命。在对方充满期待的焦急目光中，我对他们许诺三个月内出试刊。许诺是轻轻一句话，实现目标却是谈何容易，说要花千钧之力那是言之过分，但总也得用上八百斤力气。尽管有了办刊资金，而且公司也正巧有一个闲置不用的刊号，然而却一无办刊人员和班子，二无任何稿件准备。要在短期内使杂志问世本非易事，而最大的难题则是设法使这本杂志获批，因为中外（日）民间合作办刊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创举。 为此，我沿袭了创办《科技导报》的经验，通过曾是我作者的孙晓燕，联系到他父亲、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在听了我的汇报后，孙平化对这一中日合作项目深表赞赏，而且为我们争取到国家副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王震的题词，正在与我策划去日本办画展的国画大师李可染，听说此事后也为杂志送来题词。 为恪守对日本友人的承诺，我迅速组建了一个第三编辑部（《明日》杂志编辑部），大胆起用一位毕业不久的日语研究生许红海担任常务副主任，具体负责编辑部业务。编辑部人员连他在内仅有三人，其中主任由总编室主任赵小琴兼任，另一编辑则是编外的临时工阿林，这三个人均无办刊的经历和经验。 自分配到公司工作后一直无用武（日文）之地的许红海，十分热爱新工作，而且不负使命，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咨询请教、组稿编辑、寻找印厂，一切都是现学现卖，以最快的速度编辑、印刷和出版了尚无刊号的《明天》（内部试刊号）杂志，“国际文化”顾问、在日本威望很高的前中国驻日大使宋之光，为杂志写了题为《明天充满希望》的开篇语。 辻川和留学生们收到这本试刊号之后，十分惊异和振奋，杂志的规格之高和质量之好远超他们的预期，并因而引来了一段令人唏嘘的插曲：曾带领辻川来京的那位青岛留日学生，在听到这一消息后惊喜若狂，以为自己完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刹那间上演了范进中举的一幕——兴奋过度而神经错乱了！他口口声声说自己就是赵紫阳（总理），而在他心目中“谢总”就是邓小平，据医生诊断他得了狂想症。由于病情比较严重，中国驻大阪总领馆决定让他辍学，并派人将他送回老家治病休息。在他的强烈要求下，途经北京时我们见了一面，遵照总领馆交代不谈杂志事，只是叮嘱他回家好好养病——其实他并不承认自己有病，而以后治疗的结果也不得而知了。 由于《明天》是一本未经批准的内部杂志，因此我向新闻出版署和中宣部出版局递交了关于中日合办杂志的申请报告，同时送去了王震题词。在听取了我的当面汇报和说明后，两个部门负责人都为情所动，加上又有王震题词，相继对申请作了批复，于是编辑部就进入杂志正常出版的工作程序。 首先是刊物同名核查，结果发现《明天》之名已被山东一本杂志所用，在与日方沟通后，双方决定将刊名改用《明日》。在一番紧张的筹备后，《明日（双月刊）》创刊号于1989年6月按时问世，并在中日两国发行。由于这是第一本中外合办的综合性社科刊物，内容和文字就显得特别敏感，尤其是与时政形势有关的话题，因此我特聘一位刚退休的新华社驻美高级记者为杂志审校把关。 鉴于合资的《明日》杂志破例准予出版，其敏感性不能不引起我的担心，因此尽可能地使之低调操作运行。但还是引起了一些媒体的注意，北京电视台捷足先登，抢先对我及“国际文化”进行采访并作了报道。在杂志顺利出版发行年余后，一天我接到中宣部出版局的电话，叫我抽时间过去一下，并带上关于《明日》的批复件和全部已出版的杂志。我心情沉重地放下电话后，就带上所要求的材料匆匆走了。 出版局的上下干部差不多都与我熟识，在热情地打招呼后，一位处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端来一把椅子让我坐下后客气地说：“谢总，今天请你来也是奉命办事，不知道哪张报纸对你们的《明日》杂志作了报道，其中提到这是一本中外合办的杂志，让我们的主管副部长看到了，打电话问我们：中国怎么会有中外合办的杂志？你们查一查这本杂志有没有经过审批？另外再仔细审查一下已经出版杂志的内容，是否登有违反规定的文章？” “没关系，你们是奉命办事，我也是按规做事。中外合办《明日》杂志是正式报批后经新闻出版署和中宣部批准的，在内容上也不应该有什么原则错误。”我充满自信地回答，并递上了申请报告、批复文件以及一整套《明日》杂志。 “看来你们的审批手续完整而规范，应该没有问题。”处长将审批材料交还给我后，指着一堆杂志说，“杂志先留在我们这里，等我们审读完后再还你并将意见告诉你行不？” “好的。如果没查出大问题，给我来个电话就行了，杂志也不必还了。”我说。 我的信心是有根据的，后来出版局告诉我，在已出版的杂志中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希望我们今后继续严格把关。 辻川父亲留下的基金毕竟有限，她已经倾囊而为了。仅仅依靠内容受到严格限制的《明日》杂志发行，收入不足以长期维持杂志的出版费用。在出版三年后，1992年12月30日，《明日》杂志编辑部发布了《告读者信》，宣告： 在癸酉年金鸡即将报晓的时刻，我们寄出了最后一期《明日》，同时也寄出了我们编辑部全体人员向您们的衷心感谢和深切问候。 《告读者信》中还向读者发布了另一个消息： 《明日》虽然也在中国发行，但主要面向日本。发行三年来，《明日》在东瀛之国已拥有众多读者，日本朋友渴望通过这座民间杂志的友好之桥，更多地了解中国。但是文字的障碍使大多数日本人无法问津这本刊物，日本日中友好出版社社长中川真一先生愿意出资创办《明日》日文版。 《明日》杂志在完成了它的使命后不再继续出版了，在杂志即将停刊的当月，我趁赴港办事之便，在台湾朋友段桓家里与时在香港打工的招启中、辻川公子夫妇见面。老朋友异地重逢，大家都感到特别喜悦，我对他们为中日友好事业所作出的奉献和努力表示敬意，并祝贺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辻川告诉我，《明日》杂志在日本已经是发行量最大、寿命最长的中文杂志之一，受到许多日中友好人士赞赏，他们对此感到十分欣慰，也足以告慰先父之灵了。 一本杂志，带来几年忙和乐的日子，更留下了一段情与心的佳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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